何以中国

——明太祖奠基中华之道

作者：刘怀岗

来源：”春耕园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冬月二十日戊午

          耶稣2024年12月20日

春耕园学校教授经学，亦求诸史学，经史合参也。盖论经学不贯史事，则不足以知时。知经，知史，于以立己，然后可与于三才矣。甲辰冬至，礼乐嘉会，寻温大明洪武之治，意在斯也。

中国之中，以及当中国不中之时

“中国”之“中”，有两个涵义，一是天下之中，一是义理之中。所谓天下之中，并非偏指统治天下，而是建立天下各国得以遵行之通法，所谓“建中立极”。天下因其法可遵，因而遵王。此即王道。

维持此王道者，是义理之中，中道是也。继体之君未必皆有德，当其德行不足以维系天下时，天下体系就有崩解之忧。因此，天下之中非永恒，所谓“皇天无亲，唯德是与”。唯有义理之中永恒，而赖君子代代相传不绝。尧命舜曰“允执其中”。舜亦以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一中道根于中国人之人心，历代圣贤大儒前赴后继以传之，即使王朝有更替，而中国恒不失为中国。

及至孔子，将此中道更进一步具体化，通过作「春秋」，使之落实为“大一统”。即春秋经开首所揭示之“五始”之道：元者，气之始也；春者，岁之始也；王者，人道之始也；正月者，政教之始也；公即位者，一国之始也。此“大一统”义法，将中道制度化，使得王者必须遵循“继天奉元，养成万物”之天道。及至荀子，复提出礼三本，即：“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经由“大一统”与“礼三本”之义法，义理之中得以具体化，因乎大一统而隆尊王，范乎礼三本而准中道，除此之外皆是虚无之道，不足以治天下。

无论天下之中抑或义理之中，宗旨皆在于奉天以安民。安民之道，自尧舜以来亘古不变，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唯此五伦之道，能切切实实安民养民，颠扑不破。今日之种种问题，即在于伦常败坏，人情断烂。无此根本，一切尽如海市蜃楼，或有所得亦沙滩高楼，不可久固也。是且不论物质经济科技之合行否，贤者当志乎久大博厚之根本也。比于世界，中国之优势正在于有此深厚之历史根本，舍此而他求，安之哉？「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根本既立，则凡物质经济科技皆所必虑也。根本不立，则物质经济科技之强，将以反噬其本矣。今日可谓物质文明极度发达，然而人心无处安顿，圣人所以安民之人伦五常让位于经济权衡，民众戾气随经济曲线之波动而时隐时现。“父子有亲”已然沦为父子失亲。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相形之下，只有中华古圣人之教才是中正之道，「中庸」称之为“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中庸”。王道理想，便是“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

现实中，天下之中与义理之中可能会因历史变化而割裂。而对于君子，虽恒守义理之中不失，然而亦恒知无天下之中，则义理之中亦无所着落，因此，天下之中与义理之中合一于君子之志。孟子云：“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是故天下虽有时而无王，君子必力倡尊王之道。王之不尊，则中国不中之时也。「群书治要」云：“中国所以常制四夷者，礼义之教行也。失其所以教，则同乎夷狄矣。其所以同，则同乎禽兽矣。不唯同乎禽兽，乱将甚焉。”无君无父，沦为禽兽，便是中国不中之后果，殃祸莫甚于此。

今天之思潮往往谓：中国数千年之历史无非死循环。果真如此？盖彼辈之意，深恨中国数千年开不出科学民主，必欲改造中国固有之文明乃可。所谓左派、右派、新儒家，莫不以开出民主制度为最终目的。君不见泱泱中华尽洋风，穆穆宗庙苦追思，真可谓“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矣。所幸盘山蒋先生出，本乎春秋大义，揭明政道中国固有，曰：“先严夷夏之辨，元年自有统，不与夷狄主中国；且缓西东会通，公器本无方，宜将西学益群生。”蒋先生依据春秋大义，建立“政治儒学”宏论，力阻异端邪说，天下方知有此正道。

“政治儒学”于内是复归根本大道，于外是尊王攘夷。其实，中国历史实际上就是不断攘夷以确立华夏正道之历史，绝非如别有用心之辈所谓之历史循环论。三代以后，秦汉以来，两千多年之历史，当如是看。

经历战国以至暴秦三百余年动荡，汉代终于底定天下。董子起而倡天人感应之说，而遇明主汉武帝，义理之中与天下之中在三代之后首次合一，而开创大汉文明。汉末政衰，魏晋之际，五胡乱华，三百余年之中，是秦汉以来第一波中华文明之难。所幸天祐中华，隋末文中子复倡王道之说，而遇明主唐太宗，义理之中与天下之中再次合一，劫难得以中止，而造盛唐之治。唐末，五代十国之乱近百年，而有宋肇立，濂洛关闽，文风大盛。宋以后，蒙元入侵，中华文明再遭大难。明太祖起而力行朱子之学，义理之中与天下之中三度合一。

由前所述，三代以来两千余年之历史，实际是中华文明频频夷于蛮族又顽强尊王攘夷以复兴之过程，确非简单之王朝更替，更非所谓之历史死循环谬论。然而亦须知，中国历史之抗争，在于攘夷，非阶级论者所谓之反抗阶级压迫也。以今语言之，攘夷即文明与野蛮之斗争，此即国人具有深刻夷狄观之原因。

明乎中国历史，便知“天下之中”与“义理之中”断不可分离。今人好为虚妄大论，即使谈论义理，多不敢切于实际，照此放纵下去，哪还有中国可言？今日所谓之中国，不过是西风洪流中之编外。无坚定之“天下之中”信念，中国断难为中国；无“义理之中”之持守，王道亦无由呈现。中国与王道，一而二，二而一，必致天道、历史、人心达至大一统，方可谓中国也。

洪武之治奠基中华之道

自古圣贤，言必称先王，而有正统观。因此，历朝历代，举凡前代正统王朝，莫不尊崇有加。蒋先生曰：“宣圣立元正始，统天统史统人，王道通三归一统。”正统王朝，莫不是统天、统史、统人，具备三重合法性。今则于三重皆弃置不顾，任由私学家言风言风语，导致前代历史体无完肤，对于明代尤甚。然而，循顺历史脉络，自古言古，则三代以后未有如明祚之正者。孟心史先生谓唯汉与明得国为正，然则唯有明一代自始即纯用儒术，虽汉唐宋不可比也。有明自太祖高皇帝未践祚之前，便极重视古道儒术，践祚后更是身体力行，多方推动政教之落实。由是观之，汉宋重文章性理，有明则重在致用，此则究心明代学术所不可不知者也。

孟心史先生「明史讲义」云：明太祖“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故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

欲知明祖立国之正，则不可不知蒙元致乱中华之故。孟心史先生「明史讲义」于此深有揭示，谓凡一朝必有一朝之制度，唯元无制度，其享国乃在绝世之武力，于制度文物虽有因袭前代，而绝不行用。“顺帝至正三年，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死则妻其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上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云：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人、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人、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奏入不报。”“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尔多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

元朝之无法度，亦见于放纵各国之野蛮无礼，横行霸道。据「元通鉴」：“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诉于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髪，捽诸地，棰扑交下，拽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几，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语侵上，事闻，亦释不问。时宣政院方奉诏，言：“殴西僧者断其手，詈之者截其舌。”

总之，蒙古据有中国，不法之大端有二：不奉行古圣先王之礼教，败乱纲常；放纵四夷野蛮之行，败坏民风。建立在如此基础之上之国家，竟至于视汉人为雠仇，必欲尽灭之。数十年之内，尽屠汉人之论不绝。「元史耶律楚材传」载：“太祖之世，岁有事西域，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赀至巨万，而官无储偫。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元史顺帝本纪」：“伯颜丞相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孟心史「明史讲义」论之云：“是为宰相起意屠戮汉人，先就人数最多之姓为始。以姓分应杀不应杀，设想已极不道，帝虽不从，此风声已不可令天下闻矣。”此“其时中国之不能不反元者”，“非轻逞一时之忿者也”。

由是自元入主中原七十余年，群雄迭起。然群雄之中，唯太祖高皇帝为能深谋远虑。「明史讲义」：“当微弱之时，不无以身试验之事；逮规模稍定，即纯以法度裁之，无儌幸求济之事，此为数百年基业所由奠，非奸雄规一时之利者所能及也。”能虑大事者必能爱人以贤。“太祖起自南方，所至礼其贤隽，得徽州后，邓愈荐徽儒李升，召问治道，对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语，太祖善之。就此三语，即可见非当时群雄所能了解。高筑墙，则非流转飘忽之劫盗；广积粮，则非妨农旷土随地因粮之饥军，必如此而后可以救离乱；再以缓称王为不窃名号之表示。”太祖所遇贤，多能进正言。又如遇李善长，“太祖略地滁阳，善长迎谒。知其为里中长者，礼之，留掌书记。尝从容问曰：‘四方战鬬，何时定乎？’对曰：‘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太祖称善。”

为国农为本，一以足用，一以安民。然农获未可遽得，其时群雄岂有此耐心？唯太祖为能急倡农务。元至正十八年春二月乙亥，以康茂才为营田使。「明太祖实录」：“比因兵乱，堤防颓圮，民废耕耨，故设营田使，以修筑堤防，专掌水利。”重农必重民，重民之制则在户籍。「食货志」：“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有司岁计其登耗以闻。及郊祀，中书省以户籍陈坛下，荐之天，祭毕而藏之。”可见太祖之重户籍如此。盖太祖起自贫寒，亲历饥疫之苦，其爱民之心实出于真诚恻怛。

平治天下，必有制度，无制度则难为久计。三代以降，能为制度者，实唯汉、唐、明三朝，其所奠定制度，非唯纲纪本朝，实亦泽及后世。有明三百年之根本制度，完成于洪武三十余年之中，史称“洪武之治”。太祖所定法度，纲领有二：一曰恢复汉家法度，一曰重民亲民，甚有合于古圣奉天养民之道。尤其重要者，太祖不止于制度之制定，兼重制度之落实，每项措施皆有具体落实之方，使天下有一民即一民知此法度而行之。故太祖甚重乡里基层之教化。而有明一代注重实学之风，更是因此而兴，各项技术皆获大发展。

一代之所以立，必有一代之根本。有明一代，洪武朝太祖呕心沥血，奠定大本。具体制度文为，史籍备载。兹举其根本紧要者四端：重建汉家信仰、推行大明律、讲求朱子家礼、广布圣谕六言。

重建汉家信仰

今人李天纲在「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一书中，甚为重视明太祖对汉人信仰之重建，以“洪武改制”称之。该书指出，五胡乱中华以来，中原信仰严重缺失。元朝之宗教政策延续五胡乱中华，废弃以儒教祭祀为主之中原宗教。朱明王朝以“恢复中华”为号召，格外用心排斥胡人礼法，重建汉族王朝礼典。太祖虽起于田垄民间，然其礼臣立志恢复汉代祭祀礼义，力图使之符合经义。太祖将诸多民间信仰列为祠祀，以经义之名将民间祭祀合法化。「明史礼志」：“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广征耆儒，分曹究讨。洪武元年，命中书省暨翰林院、太常司，定拟祀典。乃历叙沿革之由，酌定郊社宗庙仪以进。礼官及诸儒臣又编集郊庙山川等仪，及古帝王祭祀感格可垂鉴戒者，名曰「存心录」。二年，诏诸儒臣修礼书。明年告成，赐名「大明集礼」。”「洪武礼制」改革历代祭祀，厘定儒教祭祀体系，谓之“礼典”。

据「明史礼志」，载于礼典之祭如次：“五礼，一曰吉礼。凡祀事，皆领于太常寺而属于礼部。明初以圜丘、方泽、宗庙、社稷、朝日、夕月、先农为大祀，太岁、星辰、风云雷雨、岳镇、海渎、山川、历代帝王、先师、旗纛、司中、司命、司民、司禄、寿星为中祀，诸神为小祀。后改先农、朝日、夕月为中祀。凡天子所亲祀者，天地、宗庙、社稷、山川。若国有大事，则命官祭告。其中祀小祀，皆遣官致祭，而帝王陵庙及孔子庙，则传制特遣焉。每岁所常行者，大祀十有三：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皆祭昊天上帝，夏至方丘祭皇地祇，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四孟季冬享太庙，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中祀二十有五：仲春仲秋上戊之明日，祭帝社帝稷，仲秋祭太岁、风云雷雨、四季月将及岳镇、海渎、山川、城隍，霜降日祭旗纛于教场，仲秋祭城南旗纛庙，仲春祭先农，仲秋祭天神地祗于山川坛，仲春仲秋祭历代帝王庙，春秋仲月上丁祭先师孔子。小祀八：孟春祭司户，孟夏祭司竈，季夏祭中霤，孟秋祭司门，孟冬祭司井，仲春祭司马之神，清明、十月朔祭泰厉，又于每月朔望祭火雷之神。至京师十庙、南京十五庙，各以岁时遣官致祭。其非常祀而间行之者，若新天子耕耤而享先农，视学而行释奠之类。嘉靖时，皇后享先蚕，祀高禖，皆因时特举者也。其王国所祀，则太庙、社稷、风云雷雨、封内山川、城隍、旗纛、五祀、厉坛。府州县所祀，则社稷、风云雷雨、山川、厉坛、先师庙及所在帝王陵庙，各衞亦祭先师。至于庶人，亦得祭里社、谷神及祖父母、父母并祀竈，载在祀典。虽时稍有更易，其大要莫能踰也。”

除诸正祭外，太祖鼓励民间祭祀。“洪武元年命中书省下郡县，访求应祀神祇。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国家及惠爱在民者，着于祀典，令有司岁时致祭。二年又诏天下神祇，常有功德于民，事迹昭著者，虽不致祭，禁人毁撤祠宇。三年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革去。天下神祠不应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毋得致祭。”凡官员到任，亦须先行祭祀。朱国桢「涌幢小品」有记：“太祖最虔祀事，到任「须知册」，以祀神为第一事。”地方官上任首事，需依「须知册」所列当地致祭名单，一一行祭。

祭祀是宗教信仰之根本，自古历代圣王所重。上自天子庙堂之祀典，下至民间百姓之崇拜，皆是延续道统血脉、巩固根本之大经大法，又是安顿人心、建立良风善俗不可替代之根本保证。中国人之根本信仰，便是以儒教信仰为主之各种祭祀体系，一旦此一体系不能维持，则人民于国土国族皆无所顾恋，外牵于物欲而无所止，人心何处安顿？李天纲在「金泽」一书中指出：中国宗教绝非今人所言之个人信仰，事关族群。“早期儒教围绕魂魄祭祀，构建了‘祖’和‘社’的崇拜，树立祖先（血缘）和方域（地域）的文化认同。”“置汉族人的宗教生活于不顾，想要说明整个中华文化传统，或者说改造出一个现代精神文明体系，肯定是不可能的事情。”

洪武改制奠定此后六百余年礼乐基础，而祭祀为礼乐大端。祭祀之合法，在朝廷依礼经编纂祀典，官府依法祭祀。如是则人神相和，民安物阜矣。此一代王朝所立根本之根本也。

推行大明律

三代以上，礼不下庶人，礼乐之行，统在君师，大夫君子莫不知礼，失礼则灾祸必至。犹恐礼之不行也，故设五刑以辅之。帝舜命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乐记」云：“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三代以下，四方之民皆帝王之后，知义之类，其势必达乎庶人。“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明太祖虽起于草野，然志在恢复中华，深知礼乐刑政之道，惟明刑所以弼教。故方平武昌，即命左丞相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以议律令。律令成，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

太祖制律之意，据「明史刑法志」载：“太祖谕太孙曰：‘此书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太孙请更定五条以上，太祖览而善之。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观太祖、太孙所论，一曰重礼，一曰弼五伦而屈法以伸情，一曰刑罚世轻世重，可知也。

“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虑精，一代法始定。”可见太祖制律之慎重。大明律是传统伦理纲常之有力保证，是中国自古以来最能保守传统而又最完善之法律体系。大明律准于六部体制，而分列吏、户、礼、兵、刑、工六律，无所不包。

太祖不仅重视制作，尤其重视实行。「明史刑法志」：“又恐小民不能周知，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曰「律令直解」。太祖览其书而喜曰：‘吾民可以寡过矣。’”「律令直解」，开有明一代注律之风，其后解律著作，有影响者不下二三十种。

律例既定，一扭蒙元纵弛之弊，民赖以安。三十卷律令并非束之高阁，亦非待讼高堂，而是命官民定期讲读于乡里，使民知法勿犯。每乡里均设申明亭，选有德老人召集民众讲法。

大明律承续汉唐律法明刑弼教之旨，散在诸条例中。然教之大坊，在使民知所畏。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孝经」云：“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要君者无上，非圣人者无法，非孝者无亲。此大乱之道也。”皆在于使民知所畏，而不敢犯。具载于大明律，则十恶是也。

“大恶有十：曰谋反，曰谋大逆，曰谋叛，曰恶逆，曰不道，曰大不敬，曰不孝，曰不睦，曰不义，曰内乱。虽常赦不原。”十恶不赦，乃道德之底线。此大坊不立，则道德徒具空文。今人多论废除死刑事，不知根本在民无天则不生也。十恶之坊，即民德之天也。

讲求朱子家礼

中国自古儒教仪礼发达，洵为礼义之邦。日本人吾妻重二在其「朱子家礼实证研究」一书中如是说。孔子作「春秋」，严夷夏之辨，以有礼义为中国，无礼义为夷狄。是以中国历代皆重礼义，而多方讲求仪礼。唐宋以降，礼渐下庶人，家礼由是作。

吾妻重二指出，今人偏重儒教及朱子学“哲学”层面，而忽视儒教须以仪礼呈现。“哲学”难以普及于大众，唯强大之仪礼能深入百姓日常生活，千年不绝。融入生活之仪礼，实为百姓所依，而朱子家礼克致其功。

礼义实为士君子性命，自夫子讲学，有教无类，天下之人皆知士君子可学而至。宋代性理之学兴起，文风大盛，科举盛而门阀败，仪礼得行于士庶人之家。「朱子家礼」成，士庶之家，冠昏丧祭有法可依。及至有明，太祖定鼎，乃列朱子学为官学，「朱子家礼」得以大行天下。今人赵克生着「明代国家礼制与社会生活」谓：“太祖开国，孜孜以礼乐求治世，上自郊庙大典，下至士庶婚丧，无不斟酌古今。制度之兴，必有所宗。就士庶家礼而言，明朝一开始就取法于「朱子家礼」。”该书指出，至永乐十五年，「性理大全」与「四书五经大全」正式刊布天下，「朱子家礼」由宋元以来士人之间私相传授，转变为官修礼典，成为影响明代家礼传播之权威文本。之后，本于「朱子家礼」，多种私修家礼书在民间广为传播，其书目已知者高达一百三十余种。

除私修礼书外，有明一代「朱子家礼」传播之另一形式为刻图。明代最早之家礼图当属行唐县知县胡秉中所制之“祀先图”，明太祖以为“其意甚好”，命礼部刊刻，使地方官依图教民。「性理大全」所载之「朱子家礼」即载有多种礼图，如丧服图、五服图、大小宗图、家庙图、祠堂图等。

童生得以依于遍布天下之社学、乡塾习礼，「朱子家礼」得以更广泛实施。“社学、乡塾不以举业为首务，而以明伦化俗为目标。对于童生来说，习礼从人伦日用处指示下手，使之有所持循据守，渐次有得。”“成、弘之际，辽东名儒贺钦教门生行祭先之礼，每四时仲月，课其背诵文公礼文时祭礼义。”“嘉、隆之际，浙江提学副使屠羲英在浙江兴复蒙社，编「乡校礼辑」，以童子礼、冠婚丧祭、相见等礼为核心，令诸生‘童而习，长而思。即洒扫应对，见尊卑上下之等；即冠婚饮射，究身心性情之则’。叶春及在福建规定，乡民冠礼行于乡校。在广东等地方，社学多设‘习礼堂’,作为讲习家礼之所。社学、乡塾处于广大乡村，诸生习礼就可能使家礼知识直接传播于乡民之间。”

至于府县儒学，更是化民善俗之所在，将习礼作为所学之重。嘉靖时，薛应旂提学浙江，督促辖区学校习礼：“婚丧二礼虽难演习,亦当讲明「仪礼」、「家礼」，务求至当。其冠、祭、士相见之礼，限期演习，务在熟娴，庶几仪文节制，防卫检束，动罔不中，而可以为齐民之倡矣。”

可见，有明一代，家礼传播之盛，无所不至。政府冀于以礼治民，民间亦乐于以礼造族，国家与民间相互推动，朝野相得益彰，礼义之邦灿然大盛。

广布圣谕六言

有明一代，极重复古，以恢复中华之道于蒙元乱俗。典礼之外，尤重乡里庶民教化，此太祖之出于民而复于民之至宝贵者，圣谕六言是也。

洪武三十年，太祖命户部传令天下，每乡每里各置木铎一个，于本里内选年高者，持铎循行本里，其辞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如此者每月六次。

孝顺父母六言，即圣谕六言，直接古训，罗近溪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数言，直接尧舜之统，发扬孔孟之蕴。”是故有明一代，上至太祖，下至士庶人，皆乐于讲习之，三百年来蔚然成风，经久不衰。

赵克生于其另一书「明代地方社会礼教史丛论」一书中指出：“传播朱子家礼，宣讲圣谕，是明朝在地方推行的最主要的两种社会礼教形式。”朱子家礼与圣谕六言，行之明清六百年，其所根于民心之深，前所未有，至今中国之人霑有遗泽。

赵书备述有明一代六言宣讲盛况。里老人持木铎于乡里之情状，如明代小说「石点头」所描述：

却值胥老人正在村中，沿门摇铎说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还不曾念到第三第四句，被刘五一扯……说犹未了，只见前边一伙人，鸦飞鹊乱的看相打。走过仔细一看，却是周六卖芦席与人，有做豆腐后生说了淡话，几乎不成，为此两相口，遂至拳手相交。旁边一个老儿解劝，就是后生之父。胥老人从中挨身强劝，把竹片横一横，对那老者说:“你平昔不曾教导令郎，所以令郎无端尚气，这是你老人家不是。”又对那后生说“周六就住在射阳湖边，与这北神堰原是乡党一样，又不是他州外府来历不明之人，可以吃得亏的。况且他是卖席子，你是做可腐，各人做自家生理，何苦掉嘴弄舌，以至相争，便是非为勾当，不可，不可!”后生与周六听罢，两家撒手。胥老人就摇起铎来高声念道:“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众人听了一笑而散。

嘉靖以降，圣谕宣讲渐行于乡约。于城市或乡村画分乡约，指定约所，聚众会讲圣谕。据张福臻「圣谕讲解录」载：

凡初二、十六日日出时候，地方即催该管居民齐赴乡约所，听乡约赞唱礼，齐向圣谕牌前，行五拜三叩头礼，然后肃班站立，静听乡约讲解。讲毕一条，即往自己身上嘿想一想。如听讲“孝敬父母”，即往身上想一想，我有父母，我果孝顺否？如听讲“尊敬长上”，即往身上想想，我有长上，我果尊敬否？其余俱照此往身上看，往身上行……每次止讲圣谕二条，周而复始，少则愚民易记也……司讲讲毕一条，童子遂歌诗一首。通毕，各一揖而退。即举善恶，登簿中，乃逐各点卯。

乡约会讲既兴，各宗族皆行之，每于宗族聚会之时宣讲乡约。如「休宁范氏统宗祠规」首揭“圣谕当遵”，曰：“凡为忠臣、为孝子、为顺孙、为圣世良民，皆由此出。无论贤愚，皆晓得此文义，只是不肯着实遵行，故自陷于过恶。祖宗在上，岂忍子孙辈如此。今于七族会祭统宗祠时，特加此宣圣谕仪节，各宜遵听理会，共成美俗。”范氏一支林塘范氏宗规中，规定“新正三日入祠展谒礼毕，奉龙牌，宣圣谕”。于斯可见当时民风，上下敦化如此。

不唯宗族，民间会社亦讲圣谕。万暦年间，高攀龙于无锡设立同善会，行慈善救济，劝善教化，设“六谕牌”，以讲圣谕。

只看这牌上写着六句，一生也做不尽，一生也受用不尽……高皇帝就是天，这言语便是天的言语。顺了天的言语，天心自然欢喜。逆了天的言语，天心自然震怒，我辈岂能当得上天震怒。他的言语原是我们家常日用，最安乐的事。人人有父母，人人随分孝顺他；人人有长上，人人随分尊敬他；人人有乡里，大家要和气些；人人有子孙，大家要教训他。生理是该做的，人人做自家该做的事……从今日这一点念头上起，原是好念头的人愈要坚固，原是不好念头的人就要转变。

伴随乡约会讲，圣谕演绎之学渐趋形成。为圣谕演绎者，多为当时大儒，如阳明后学邹东廓、罗近溪等。当时解圣谕者，无虑数十百家，视六言如圣人经典，加以注疏、演绎。罗近溪曰曾告诫族人:“我太祖皇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六言，直浑然尧舜之心，而今日把来合之「论语」、「孟子」，以昌大于时时处处，则真是熙熙同游乎尧舜之世矣。”关中学者马伯循曰:“六言甚简，然「易」之理，「书」之政，「诗」之情，「礼」之体，「乐」之用，「春秋」之法，无弗备焉。”。郝楚望谓：“伏惟我太祖高皇帝天挺生知，要言不烦，六语二十四字，古今天地民物之蕴，礼乐刑政教化之源，毕举矣。”崇祯年间，郑潜庵曾着「圣谕直讲」，曰:“我太祖高皇帝圣谕二十四字，直与虞廷十六字并着天壤。”

圣谕重在实行。吕叔简任山西巡抚时，制作“圣谕格页”，教约众逐一检点实行。如“第三格尊敬长上，填一‘常’，不尊敬填一‘不’字。乡里和睦填一‘常’字，不和睦填一‘不’字……第四格子孙教训，填一‘常’字，不教训填一‘不’字。”至年底十二月二十日以后，约正送格页册单至县府掌印官查处遵违情况，以纪善恶。

日本人中岛乐章在「明代乡村纠纷与秩序」一书中谓：乡村自治之下，解决乡村纷，以是否符合礼来区分，有排难解纷与武断乡里二途。“宗族尊长对卑幼、乡村耆老对民众、地方社会士人对庶民进行教导和戒谕，在这样的文脉延伸中进行的纠纷处理，就是‘排难解纷’;脱离礼的秩序、凭借弱肉强食的实力介入纠纷则是‘武断乡里’。”受朱子学影响之士人，是乡里排难解纷之主力。“明初政权想要在彻底打压南宋至元代以来‘武断乡里’的豪民势力的同时,将「教民榜文」中有名望人士式的‘排难解纷’在法律上制度化即乡村‘耆老’阶层的纠纷调停和秩序维持，在里甲制下以各里老人为中心来编制。这不仅是‘六谕’所代表的‘礼’之教化，还赋予其民事诉讼的排他性管辖权和用‘竹篦、荆条’执行惩罚、受理诉状等‘法’的权限。因此,在理念上,当地有势力者的土豪式‘武断乡里’被排除，有名望人士进行的‘排难解纷’被整合于老人制范畴之中。”

可见，朱子学与圣谕六言于社会治理良有功焉。

克立制度规模：

明代所以成为“天下之中”

大乱之后，需有圣哲之人出世以臻大治。孔子作「春秋」，以“张三世”渐进于天下太平。先治其国而后诸夏，而后及于四夷。洪武之治似之。「明史太祖本纪」：“太祖以聪明神武之资，抱济世安民之志，乘时应运，豪杰景从，戡乱摧强，十五载而成帝业。崛起布衣，奄奠海宇，西汉以后所未有也。惩元政废弛，治尚严峻。而能礼致耆儒，考礼定乐，昭揭经义，尊崇正学，加恩胜国，澄清吏治，修人纪，崇风教，正后宫名义，内治肃清，禁宦竖不得干政，五府六部官职相维，置衞屯田，兵食俱足。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太祖实身兼之。”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太祖三十年之中，而能致为天下之中者，以其克立制度规模也。其所立制度规模，其所依者概如前述，其详则备载史册。所谓制度规模，必有力焉，一足以行于后世，一足以覃及遐方。

太祖所立制度规模，非维有明立国之基，实亦承于清季。清朝一仍明旧，故亦能立国几三百年。孟心史先生「明史讲义」：“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

前述大端之四，清代皆有所承而不敢更改。如大明律，清代用以以为大清律；圣谕六言，清代延之而为康熙圣谕十六条。至于讲法之方，皆如明季。此是清季赖以立国之基也。

洪武规模，奠定中华六百年国基。亦日本、琉球、朝鲜、越南诸国所效法。如大明律，为列国律法之蓝本。

洪武元年，宣谕各国：“朕肇基江左，埽群雄，定华夏，臣民推戴，已主中国，建国号大明，改元洪武。顷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统，方与远迩相安于无事，以共享太平之福。惟尔四夷君长酋帅等，遐远未闻，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太祖所立「皇明祖训」，告诫后世，忌以“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因列“不征诸夷国名，开列于后”，共计十五国。

是故欲求为中国者，不可知“中国”之“中”。“天下之中”存诸史，“义理之中”寓诸经。“天下之中”合诸“义理之中”，乃为中国也。

甲辰冬至春耕园学校礼乐嘉会主题讲稿

刘怀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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