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很可能绘于宋神宗时代，而非徽宗时代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原载于 《同舟共进》杂志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一

如果今天我们要评选出一幅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大、而且又最具代表性的宋画，相信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一定会得票最多。但与《清明上河图》无人不晓的知名度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画家张择端的存在感非常低，史料中关于他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所以我们对他知之甚少，既不知道他身世、生平的详情，也不知道他是在什么历史背景下画出了《清明上河图》。换言之，《清明上河图》究竟绘于宋代的哪一个时段，目前还不能下一个定论。

一般认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大致创作于北宋徽宗朝宣和年间，因为此图卷尾所录历代鉴赏家的题跋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如金代郦权的题诗：“车毂人肩困击磨，珠帘十里沸笙歌。而今遗老空垂涕，犹恨宣和与政和。”张公药题诗：“通衢车马正喧阗，祗是宣和第几年。当日翰林呈画本，升平风物正堪传。”都提到了宣和。所以，按目前的主流意见，《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北宋宣和年间的东京繁华景象。

北京故宫研究馆员余辉则认为，张择端应该是在宋徽宗崇宁中后期完成了《清明上河图》的绘制。余先生进而提出一个新见：张择端之所以要画出《清明上河图》长卷，是为了向宋徽宗进谏，因为他画的并不是盛世繁华，而是盛世危机：“画家在描绘徽宗朝初年商业繁荣的明线背后，交织着另一条看似热闹却令人心悸的暗线：他通过生动地表现惊马闯郊市为伏笔，层层铺垫出全卷矛盾的视觉中心，即船与桥的险情和桥上文武官员争道交织成的矛盾高潮，还有前后出现的军力懈怠、消防缺失、城防涣散、国门洞开、商贸侵街、商贾囤粮、酒患成灾等诸多场景”。

余先生说：“张择端充满了善意，以曲谏的方式作画，向宋徽宗告诫种种社会危机和国家隐患，以求及时挽回败政。遗憾的是，徽宗已经深深地陷入了蔡京、童贯给他设计的‘丰亨豫大’的物质享受之中，因而这位讲求精绘祥瑞和吉兆的皇帝画家对该图的思想内涵是不会感兴趣的。”

这样的解释当然是余辉先生的创见，不妨当作一家之言。如果从另外的角度解读，可能会得出完全不同、乃至恰恰相反的结论。

另一位宋画研究者曹星原女士对《清明上河图》的解读便与余辉先生大异其趣，按她的分析：《清明上河图》的创作时间大致是熙宁十年，在此之前，北宋有一个叫做郑侠的官员画了一幅《流民图》，对神宗皇帝支持的王安石变法提出尖锐批判， “《清明上河图》有可能是神宗授意下对《流民图》不指明的回应。作品不动声色地表现了东京的百姓在清明时节的富足祥和之情，而非潦倒贫困之窘境。也或者《清明上河图》是由某个揣摩透了神宗心思的大臣令人所作，以讨神宗欢心。无论如何，十分关注自己‘上善’形象的神宗，在一系列上善措施实施之后的熙宁十年，终于松了口气，那一片对变法批评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

我的看法是，这两种试图“还原”出画家绘制《清明上河图》动机的解读方式都是比较冒险的。图画与诗文不一样，文字可以清晰地表达作者创作一首诗的初衷，图画则未必，从一幅山水画、风俗画，恐怕很难准确地还原出画家的曲折意图——除了那种意图非常明显的图画，如北宋郑侠的《流民图》。《清明上河图》的创作者究竟是为了讨皇帝欢心，还是向皇帝提出曲谏，都是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问题。所以我不支持深究张择端为什么要画《清明上河图》的动机。

但我们可以根据《清明上河图》的画面，结合史料的记载，考证张择端笔下的北宋东京景物背后藏着一段怎样的历史。

我以前为了写《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一书（一本通过宋画解读宋朝社会生活的图书，已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侥幸获评为2018年度“中国好书”），对《清明上河图》颇多留意，因为这卷写实主义的图像杰作就如宋朝人拍摄的纪录片，是我们欲了解1000年前的宋人生活不能绕过的视觉材料。从画卷上汴河的舟楫往来，我们可以发现宋代汴河漕运的繁华；从市面中的酒旗招展，也可以想见北宋东京酒楼业的发达；画家画出的毛驴与骡子比马匹多得多，亦是宋朝缺乏马匹的真实写照……将这些隐藏在图像后面的历史信息组合起来，便是一段生动的北宋历史。

近年来，我对宋史的关注重点放在熙宁—元丰变法上，又参阅了大量宋神宗朝的史料，以我个人对《清明上河图》及北宋历史的粗浅了解，我觉得张择端此图绘于宋神宗朝熙宁末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至少我们有依据提出这样的猜测。依据之一便是《清明上河图》上的东京城门形制与城墙状况。

二

我们展开《清明上河图》，沿着舟楫繁忙的汴河往城里方向走，便可以看到一座不是很雄伟、华丽的城门，城门上挂有题名的匾额，但匾额的字迹画家作了模糊处理，看不出是什么城门名。这应该是张择端有意为之，因为他要画的可能并不是东京城的具体哪处城门。但张择端不可能凭空涂抹，必定是根据他观察到的东京实景进行艺术创作，因此，我们不能斩钉截铁地说，《清明上河图》的城门就是东京的新郑门，或新宋门，或上善门，但我们相信张择端笔下的城门、城墙必定是当时之现实情况的写照，宋画的突出特点也是强调写实。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我们看到，《清明上河图》中的城门洞开，没有城防机构，也未建瓮城，城墙为土墙，未修箭垛，也没有其他防御工事，有一段土墙还坍塌了，杂草丛生，矮树成荫。按余辉先生的说法，张择端这么画，是为了向宋徽宗反映京城门禁制度的涣散、防范意识的日趋淡漠。但我们认为，张择端应该是以写实主义的态度，将当时东京的城门与城墙实况如实捕捉入《清明上河图》之中，因为在元丰元年之前，东京城的外城就是这个样子的。

史料记载说，宋神宗时，东京城的外城墙因年久失修，不少地方已经坍塌，熙宁初，朝廷曾派人整修，但因工程浩大，财政不堪重负，反对者众，那次修缮草草了事，很快又颓圮如故。直至熙宁八年，神宗才重新下诏修筑城墙。当时王安石担任宰相，神宗皇帝给执政团队发了御批，提出修完都城的建议：“都城久失修治，熙宁之初，虽尝设官缮完，费工以数十万计。今遣人视之，乃颓圮如故，若非选官总领，旷日持久，不能就绪，可差入内东头供奉官宋用臣提辖修完，有当申请事条具以闻。”

这次为了修缮城墙，宋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修完京城所”，以内侍宋用臣提辖修完京城所，主持修城。但修城的消息刚传出，御史蔡承禧便上疏反对：“闻近日朝旨欲修新城，外议喧传，以为日役万兵，财用所糜，其数不少。……以陛下之德，何啻金城汤池之固？而乃过计以为此，外议纷纷，臣所未喻。”

不过宋神宗与王安石似乎没有理睬蔡承禧的意见，修城工程于熙宁八年九月初七兴工，在宋用臣的指挥下按计划推进。宋用臣是北宋的工程师型宦官，主持过多个大型工程项目。他调动万名厢兵修城，并通过发行度牒筹集“修完都城诸门瓦木工直之费”，“财力皆不出于民”；还创造性使用“机轮”运土，节省了大量人力成本，修城用度比预算节省了十分之三。

元丰元年十月，修城工程毕工，历时三年整。重修后的东京外城墙，周长五十里百六十步，高四丈，广五丈九尺，并筑有敌楼、瓮城、壕堑等防御工事。神宗命知制诰李清臣撰《重修都城记》，刻石于南薰门上。

修完京城所的机构还保留着，负责对都城公共建筑物的维护与修筑。但在不惮于言利的熙丰变法时代，修完京城所很快就发展成营利性的经济部门：元丰二年九月，修完京城所申请“赁官地创屋，与民为面市，收其租”。经开封府相度、神宗批准后，修完京城所在城西、城东的公地上建造了一批房廊（商铺），租给磨户及熟食人经营面粉业，形成“面市一条街”，宋政府每年从面市课利十二万缗左右。

如果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元丰之后，这幅写实主义神品应该不会画出一段颓圮的城墙，而应该将修整一新的城墙及敌楼、瓮城、壕堑等防御工事绘制出来。

（明仇英仿本《清明上河图》局部）

三

《清明上河图》的主题，正如画卷题签所标明，画的是清明时节北宋东京汴河的“开河”景象。这一点也是学界的主流意见。

那么，为什么北宋东京会有“开河”的做法？这里面也藏着一把破译《清明上河图》创作年代的钥匙。

北宋时期的东京城，水运网络十分发达。汴河、惠民河、金水河与广济河流贯城内，并与城外的河运系统相衔接，合称“漕运四渠”。来自陕西的物资可从黄河—汴河运至汴梁，蔡州的物资直接由惠民河入汴，山东的物资可通过黄河—广济河抵京，东南六路的物资，可以借道大运河北上，转入汴河，运达京师。其中汴河是北宋最重要的一条水运线，北接黄河，南连江淮，汴水贯穿东京城，自外城西水门入城，流经州桥、相国寺，自东南方向出东水门，流往江淮。

由于北宋时，经济重心在南方，东京赖以生存的物资主要由东南供应，而东南的物资进入东京，主要就靠汴河，用宋人自己的话来说，“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上看到的汴河船只，便是从江淮运货而来的漕船、货船。

但由于汴水承自黄河，河水浑浊，泥沙俱下，沉淀于河床，河道特别容易淤塞，必须经常浚疏。北宋初，汴河每年浚疏一次，但浚河需要投入大量人力、财力成本，难以为继，真宗朝改为三岁一浚；仁宗朝之后，“治沟洫之工渐弛，邑官徒带空名，而汴渠至有二十年一浚，岁岁堙淀”，以致河床越堆越高，汴河变成了悬河，东水门外，“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余，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

每年冬季枯水期，汴河淤浅，难以航行；而且，黄河上的冰凌通过汴口（汴河与黄河连接之口）冲入汴河，对汴河的船只、堤岸、桥梁带来破坏性。所以每年十月左右（冬至前三十日），宋政府干脆关闭汴口，停止航运，等到次年春天（清明节前后）才重开汴口，这便是清明开河的由来。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汴口每年启闭，要投入大规模的人力物力，“辄调数州之民，劳费不赀”；黄河又经常改道，“向背不常，故河口岁易；易则度地形，相水势，为口以逆之”，成本更巨大；开汴口之时，还非常危险，“役者多溺死”；而且，因为冬季闭河，汴河一年通航时间才二百余日，航运资源得不到最大化的利用，也非常可惜。

神宗与王安石决心驯服这条坏脾气的汴河。

熙宁四年，宋政府在汴河上游的孤柏岭下开訾家口，试图作为永久性的汴口，但仅过几年，便因黄河改道，訾家口成了废物。

熙宁六年，神宗又依王安石之议，下了一道诏书：“今冬不闭汴口，令造栰截浮凌。”试行冬季不闭汴口，但试验以失败告终，当年十一月，“汴水凌牌拥遏京城中”，神宗只好发出批示，派人赶往“汴口监督，连夜闭塞”。

熙宁八年，宋政府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疏浚汴河工程，“自南京至泗州，一概疏深三尺至五尺”。但是，只要汴水接自浑浊的黄河，河道便不可能没有泥沙，迟早又会淤塞。

也是在熙宁年间，朝廷讨论了绕开黄河、引洛水入汴河的方案。洛水，流于黄河之南，发源于陕西，于荥阳县广武山（邙山）北麓注入黄河，水流清澈，若能导洛通汴，便可一举解决汴河易淤的问题。

宋政府曾派人勘探洛水至汴河的地形，相度导洛通汴的可行性，却发现黄河紧贴着广武山北麓奔流，如果要引洛水入汴河，必须沿广武山开凿引水渠，以一千年前的技术，这是异常艰巨的工程，所以导洛通汴的计划很快就搁浅了。

直至熙宁十年七月，黄河荥阳段发生改道，往北退出七里嫩滩，也就是说，在黄河与广武山之间，形成了一片宽约数里的退滩，正好可以用来开挖水渠，引洛水入汴。导洛通汴最大的天然障碍消失了。

所以元丰元年五月，有官员向神宗提议：“汴河口岁岁闭塞，又修堤防劳费，一岁通漕才二百余日。往时数有人建议引洛水入汴，患黄河啮广武山，须凿山岭十五丈至十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为。自去年七月，黄河暴涨异于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广武山麓有七里远者，退滩高阔，可凿为渠，引水入汴，为万世之利。”

六月，权都水监丞范子渊也上奏：“乞于汜水镇北门导洛水入于汴为清汴通漕，以省开闭汴口功费。”并提出了一个具体的引水方案。神宗对引洛入汴工程十分重视，不过此时因重修都城工程尚未完工，神宗不想仓促开辟第二条战线，所以手批“候来年取旨”。

当年十月，修城工程毕工，神宗不候来年取旨了，先派范子渊实地勘探引洛工程所在地势。十二月初六，范子渊回奏：洛水至汴水地段，“地形西高东下，可以行水”。神宗又派直学士院安焘、入内都知张茂则同往实地考察，再评估引洛工程的可行性。第二年，即元丰二年正月，安焘等人向神宗提交了可行性报告，称范子渊的引洛入汴方案不具可行性。

但神宗认为，范子渊的方案未善，不代表引洛入汴工程不可行，所以又于二月份命宋用臣“案视导洛通汴利害”。三月，宋用臣回朝，向神宗报告：引洛入汴是行得通的。他在范子渊方案的基础上作了改良，提出一个更完善的引水方案。

神宗批准了宋用臣的引水方案，并成立导洛通汴司，任命宋用臣为都大提举导洛通汴司，主持引水工程。因为洛水清澈，导洛通汴工程又称“清汴”。

四月，清汴工程兴工。六月，清汴大功告成，总共用工四十五日。七月初二，汴口闭断黄河水，导洛水入汴。次年（元丰三年）六月，参知政事章惇进呈《导洛通汴记》，神宗诏以《元丰导洛记》为名，刻石立于洛口庙。

清汴后，“波流平缓，两堤平直，泝行者道里兼倍，官舟既无激射之虞”；且河水较之前清澈得多，大大延缓了河道的淤积速度，二十年不必浚河；且冬季亦不用关闭汴口，汴水“四时行流不绝，遇冬凌结，即督责沿河官吏，打拨通流，并无壅遏”，于是“江淮扁舟，四时上下，昼夜不绝”。

也就是说，元丰二年“引洛入汴”工程竣工之后，由于冬季已不用关闭汴口，也就不存在每年清明时期开河的做法了。如果《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元丰之后，张择端会将画卷的主题聚焦于已成历史陈迹的“清明开河”吗？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四

如果《清明上河图》绘于元丰之后，画家大概率还会画出汴河上的水磨，因为元丰后期，宋政府在汴河边修建了多个水磨坊，由水力驱动、吱呀转运的水磨是汴河一景。

元丰二年“引洛入汴”完工，原来的导洛通汴司更名为汴河堤岸司，职责转为维护汴河及堤岸。同修完京城所一样，汴河堤岸司很快也发展成一个营利性的经济部门，业务包括房廊租赁、水磨作业、茶场交易、沿汴船渡，以及四壁花果场、冰雪窖、菜园、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垛麻场、肉行的经营，等等。

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就是水磨业务了。水磨，即利用水力驱动磨轮的机械设备。宋初设有水磨务，使用水磨磨面，以供内廷使用。但在元丰年间，水磨务被废置，宫廷日常食用的面粉主要来自市场采购。与此同时，一种商业性的官营水磨茶作坊在京城兴起。所谓水磨茶，指用水磨研磨出来的茶叶末。宋代流行点茶，点茶须用茶末，茶末越细越好，烹茶方式类似现在的日本抹茶，因为日本抹茶便是从宋朝点茶演化过来的。

东京城内外河道纵横，包括汴河在内的河流不仅可以用于农业灌溉与交通航运，宋政府与民间富商还热衷于利用水流建造水磨坊，用于磨茶或磨面。元丰时期出现的水磨茶作坊与北宋前期的水磨务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部门，水磨务是自给自足的皇家磨面机构；水磨茶作坊则是对外营业的官营磨茶工厂。都提举汴河堤岸司还计划在京城通津门外的汴河上“置水磨百盘”，并获得神宗的批准。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个王朝像宋政府这样对水力机械的运用及其商业化表现出如此热切的兴趣。

（《闸口盘车图》中的宋代水磨作坊）

由于水磨研茶要比用人力、畜力拉磨高效，且磨出来的茶末非常细腻，所以深受茶铺与市民的欢迎。据都提举汴河堤岸司的报告，“自兴置水磨后，其内外茶铺人户各家，免雇召人工、养饲头口诸般浮费，及不入末豆、荷叶杂物之类和茶，委有利息。其民间皆得真茶食用，若比自来所买铺户私磨绞和伪茶，其价亦贱。兼贩茶客人亦免民间赊欠钱物，赴本司入中茶货，便请见钱，再行兴贩，甚有利润。沿路往来所收商税不少。”

但我们在《清明上河图》的汴河边看不见一处磨坊，画家根本就没有画出水磨，原因很可能是画家创作时，“引洛入汴”工程尚未动工，宋政府也未在汴河上设置水磨坊。换言之，《清明上河图》很可能绘于元丰之前。

画面的其他细节也显示《清明上河图》不大可能创作于元丰之后的宋徽宗时期。比如，据研究者统计，《清明上河图》出现的驴有49头，马只有21匹。宋朝前期，京师中马匹极少见，但自熙宁五年实行“保马法”，京城的马逐渐多了起来，到了徽宗朝，京城人的日常交通已普遍使用马匹，多名生活于北宋后期的宋人的记录可证：“京师人多赁马出入”；“寻常出街市干事，稍似路远倦行，逐坊巷桥市，自有假赁鞍马者，不过百钱”；“京师赁驴，途之人相逢，无非驴也。熙宁以来，皆乘马也”。所以，有研究者提出：《清明上河图》中有骑马者，有骑驴者，马比驴少，反映的正是熙宁年间的情景。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再比如，北宋东京城外的汴河堤岸长期未修防护墙，人们在堤岸上行走，一不小心就会掉入河里。元祐中，御史方蒙建请在汴河堤岸上修建防护墙：“今汴堤修筑坚全，且无车牛泞淖，故途人乐行于其上。然而汴流迅急，坠者不救。……欲望降指挥，京城沿汴南北两岸，下至泗州，应系人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并流修墙，以防人跌马惊之患。”获朝廷批准，人们行走于堤岸，“遂免淹溺之患”。但《清明上河图》中的河岸并无防护墙，所绘显然是元祐之前的汴河。

综上所述，我倾向于认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应该绘于宋神宗朝熙宁后期，大约为熙宁八年。当然，即便《清明上河图》不是绘于那个时候，也不要紧。作为看画的人，我们可以通过画家的细腻笔触，看到那么真切的宋朝城市、街道、商铺、酒家、桥市、河道、船只，看到如此充满烟火气的宋人生活，看到定格在画面上的历史却好似活了过来一般，我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