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四方 著《吴派与清代的今文经学》出版暨序言、后记

书名：《吴派与清代的今文经学》

作者：赵四方

出版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11月

【作者简介】

赵四方，男，河南开封人。复旦大学历史学学士、博士，浙江大学历史学博士后。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讲师（晨晖学者）。研究领域为中国学术思想史。在《史学理论研究》《学术月刊》《史林》《中国经学》《新经学》等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上海市社科规划年度青年课题等。译有《诗与人格：传统中国的阅读、注解与诠释》。

【内容简介】

吴派与今文经学是清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惠栋所揭橥的“师法”“家法”观念，上承晚明由“道统”复归“学统”的思潮，下开有清一代经学新局，对常州学派以及常州之外的今文经学都产生深刻影响。从惠栋到廖平的经学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师法”“家法”观念在清代的变迁史。对这一脉学术开展研究，有利于重新反思吴派经学的意义，也有利于促进清代今文经学的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目录】

【序言】

《〈吴派与清代的今文经学〉序》 邓秉元

在近代，吴派经学不能说不被重视，早在章太炎1904年出版的《訄书（重刻本）·清儒》，便已指出，清学真正“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

假如清楚章太炎早年曾心仪墨辩、名家之学，并欲以此融摄近代西方学术，便可知章太炎对皖派的判断是极为精审的，何况章学本来就以戴震一派为底色。所谓“综形名”，大体也就相当于近人所说的，建立在逻辑学基础上的科学方法。这一判断后来基本被梁启超、胡适所继承，在后者看来，“这三百年的学术，自顾炎武、阎若璩，以至戴震、崔述、王念孙、王引之，以至孙诒让、章太炎，我们绝不能不说是‘严刻的理智态度，走科学的路’”。（《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但《清儒》对吴派惠栋之学评价却并不高，此时的章太炎似乎仍未跳出前人窠臼，特别是戴震一系对吴派的批评。所谓“好博”，意味着缺乏统纪；所谓“尊闻”，意味着缺少裁断。前者也就是他所说的：“初，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熹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清儒》）

因此，尽管在《清儒》中章太炎注意到惠栋与“尚洽通”的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等人的差别所在，说他“揖志经术”，撰写《九经古义》、《周易述》等书，“始精眇，不惑于謏闻”，但却依然“泛滥百家”，“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对于此派的较高评价，只是说其著作“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相比之下，“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㐱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之学殊矣”。

作为对清代学术加以全面评价的首出著作，章太炎的《清儒》显然影响很大。十六年后，梁启超作《清代学术概论》，便说：“戴学所以异于惠学者，惠仅淹博，而戴则识断且精审也。”所不同的则是对惠学立场的判断：“惠派治学方法，吾得以八字蔽之，曰‘凡古必真，凡汉皆好’。”这一观点在二十世纪影响甚广，几乎成为定论。

不过，章太炎的古文经学立场与戴、段、二王终究有别，关键的一点便是，通过晚清今古文的论战，章太炎反而彻底理解了刘歆。大概正是这位在《訄书》中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人物，令章氏理解了九流出于王官的真正含义。作为章学诚笔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典范，刘歆的《七略》建构了汉代以前最为完整的知识体系。可以说，章太炎之所以从一个纯粹的考据学家演变成一位心仪“一往平等之谈”（《齐物论释》）的哲人，刘歆的意义不可小觑。关于这一问题，此处不拟申说。

正是通过对知识体系的理解，才能明了章太炎在后期何以对惠栋的学问看法发生变化，甚至还提出“就惠、戴本身学问论，戴不如惠”（《国学概论》）之说。章太炎对清学的最新理解，集中体现在1924年为支伟成编写《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所作的指导之中。从这个角度来说，惠栋所提倡的汉学便不止是一般意义上的学术史，而是在晚明以来对宋学不满的潮流中，率先尝试去恢复汉代的整体知识体系。这个工作其实也是章太炎欲保存国粹的核心问题，只不过章太炎所欲保存的不止汉代，而是整个传统。就此而言，即便戴震学术的精审与裁断真的堪称清儒第一，与惠栋的工作依然不无河海之异。惠栋的博学，显然不能再以“无纪纲”的泛滥、博洽视之。

总之，民国之后章太炎的学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一个欲冲决网罗的革命家，变成对传统学术具备同情理解的学人。章太炎之所以删改《訄书》，重作《检论》，便不难理解。但在新一代青年领袖看来，却是其晚景“渐入颓唐”（鲁迅语）的表现。这或许也是章氏后来的学术变化不太为世人所重的原因之一，其有关吴派的最新理解也是如此。在这一问题上，同辈学者中早执先鞭的当属廖平与刘师培，而新一代学人中与章太炎真正堪称同调的便是蒙文通。我曾想，身为太炎的得意弟子，黄侃何以还要为了学习经学，拜师与己近乎同龄的刘师培？现在看来，刘氏通达清代经学所重的师法与家法，才是关键原因。而这一学术进路其实并不为早年的章太炎所重。

作为廖平的学生，蒙文通是对惠栋至廖平一系的学术进路具有最清醒认知的学者。关于这一点，蒙氏在其1932年发表的《廖季平先生与清代汉学》这一简短的文字中，早已清晰地作出阐明。其中反复致意的便是由惠栋便已开启的“家法”或“师法”观念。九十年代我读书时初见此文，便曾慨叹，何以这样目光如炬的论述竟然长期得不到重视。后来方始释然，蒙文通先生之所以有此见地，与他十五岁便抄读《四库总目提要》、张之洞《书目答问》等书，并因此接近“辨章学术”的道路有莫大关联。而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界早已脱离这样的训练，最为流行的不过是建立在各种“科学”名义上的外缘式研究。即便有人以“内在理路”之说相倡，却也仅止于树一赤帜而已，其问题意识本身依旧是外来的。因为真正的内在理路，只能是在对整体知识体系予以通观的基础上，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后可。在二十世纪学者中，除了蒙文通以外，一直对“考镜源流”抱有浓厚兴趣的还有周予同，他对经今古文学的基本分判，主要便来自廖平的《今古学考》。可惜因为种种原因，周予同先生一生关于经学的学术抱负远未实现，但其学术眼光不应被历史所埋没。未来的史家，或许未免以著述的成败论英雄，却不知开风气本身的重要意义。

我个人的学术兴趣尚不完全在清代，虽然存在上述疑问，却并未对此展开研究。只是通过开设“清代思想史专题”等研究生课程，令自己保持对清学的关注。但04年前后，因为参与北大《儒藏》中《九经古义》的点校工作，还是与惠栋学术发生了一点实际关联。此次点校，除了正式出版的各种文本之外，关键是使用了上海图书馆所藏惠栋本人的《九经古义》稿本。我非惠栋研究专家，恕我寡闻，此前未见有学者对此稿本加以使用。在对校这一稿本的过程中，我才突然意会到家法观念在惠栋心中的自觉过程，以及何以要在惠栋这里划一条分界，以与清初乃至晚明的博学风潮区隔开来。从以“识小编”、“九经会最”相继命名，到正式定名为“九经古义”，表明惠栋的关注点由最初的散殊考据，到对相关问题的渐趋综汇，再到呈现早期经学的内在条理，这一完整过程。最终在撰写序言时桶底脱落，直接点明“汉儒通经有家法”。可以说，惠栋乃至整个清学的家法观念，其实是伴随《九经古义》的成书而逐渐形成的。相关结论我在2013年所撰的《九经古义》点校前言中已经指出，此处不再赘述。

传统学术与乡邦地望关系密切，具体学派常被赋予不同的地域名目。如西汉时的齐学、鲁学，魏晋之间的荆州学术，乃至两宋时代的濂洛关闽之学，都是学术史上的显例。而集其大成的则是黄宗羲《明儒学案》，用地域与师承相结合的方法，为明代学术建立了严整的体系。学术贵乎“心通其意”，黄宗羲的理想是像“大禹导山”一样从事学术史研究，其实与刘歆《七略》的精神是相通的。黄宗羲笔下的不同流派，即便以地域为标签，但学术精神实以代表人物的“宗旨”为依归。问题是，并非所有学者都能具备类似的学术自觉，仅就乾嘉汉学而言，对于吴、皖、扬州、常州等地的学术关联便产生种种争议。以地域作为学派的符号，固然可以凸显地方社会及家族网络等因素的影响，但往往也令概念的使用不够周延。换言之，许多争论看似热闹，其实是不明概念边际造成的。譬如，钱穆先生1981年所作《再论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一文，指出常州与扬州之学分别与吴、皖的内在关联，这里的吴、皖两派，便并非只是地域学术的代言：“乾嘉经学诸儒，分吴、皖两派。然吴派不限于吴，皖派不限于皖。尤其如皖派之戴震，北上至京师，终老不归。吴派又分有常州派，诸儒踪迹，更遍国内。而皖派亦分有扬州派，如阮元，仕宦所历更广。”

不仅如此，扬、常两地学者众多，观点互歧，同样不可一概而论。譬如扬州的汪中，常州的张惠言，都与吴派的精神更近。由于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曾主张“吴皖非分帜”，许多学者藉此否认吴、皖学术的内在判分；但事实上，这并不妨碍他同时指出，常州学者刘逢禄“论学主家法，此苏州惠氏之风也”。简言之，作为学派的吴、皖所指并非地域，不过是惠、戴两大学术宗主的代称。二家一主师法，一重裁断，乾嘉学者无论地域，凡讲究师法条例者则为吴学，凡综形名、重裁断者入皖派，如是而已。

廖平、刘师培与章太炎本身都是经学大家，其相关判断皆是内行人的指点之语，自然弥足珍贵。蒙文通受三家影响，同时又具备史家的通识，论说虽简，但深中窾窍。从这个角度来说，赵四方的这部著作不妨视作从学术史角度对诸家判断的重新检视。歌德有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只要进入具体情境，历史总会展现其不完全受理论部勒的一面，并因此表现出二者的张力。但好的理论同样不会被历史情境的丰富性所推翻，这是历史与理论各自的魅力所在。

在对惠氏家学的回溯之后，本书首先对《九经古义》稿本作了细致的梳理。通过“详细校对《四库》本《周易古义》《尚书古义》《毛诗古义》与稿本异同”，并对相关增订条目加以分析，由此可以看出“惠书最初的散殊面貌逐渐褪去，古义古音的考求方法日渐成熟，今古文的文字异同多得以考见，汉儒经说的内在条理已呼之欲出”（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不仅如此，通过分析惠栋对何焯、沈德潜的看法，大体可以看出他与此前博学派学者的分道扬镳，以及对唐代经学的扬弃，由此呼应了前述章太炎在《清儒》中所揭示的问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本书通过对顾炎武、惠士奇与惠栋有关汉史研究的观察，揭示出惠栋本人具有“一种以‘汉义’诠‘汉史’的史学思想，这种史学思想与他的经学研究相一致，共同展现出力扬‘汉帜’的特征”（本书第三章第四节）。这使得本书能够跳出现代经、史分科的立场，从整体视角把握惠栋学术。当然，假如由此拓展到惠栋对文学的研究，或许可以提出更为全面的观察。

第二章讨论吴派家法之学的内在传承。总的来说，既然要回溯汉代的整体学术，第一步便是搜集材料。但一方面由于郑玄、王肃的变乱家法，一方面也因为宋学兴起后整体注疏之学的式微，曾经“一经说至百余万言”（《汉书·儒林传》）的汉代章句之学早已百不存一。也正是因此，吴派学者最先重视辑佚之学，惠栋的《易汉学》、其弟子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虽无辑佚之名，而有辑佚之实。到了余萧客再传弟子黄奭的《汉学堂经解》，可谓集其大成。近代以来，清学研究者常常把辑佚、校勘并举，作为乾嘉汉学之能事；这一点固无不可，却不知辑佚与校勘两路学术背后，大体有着吴、皖之分。由辑佚更进一步，便是吴派学者的家法条例之学。本书择选余萧客、江声、王鸣盛三位吴派重要学者及其著作，讨论其具体著作中隐含的师法或家法观念的自觉；同时兼顾吴、皖两派学术之异，从传统经学师法与自得两个角度分别加以概括，还是颇有见地的。

对吴派与常州之学的讨论是本书的一个重点所在。两派的关联早有学者注意，但相对于吴派家法条例之学的自觉，以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术，路数显然更为复杂。晚清以降，由于康有为、梁启超一派今文经学主要把自身的学术渊源上溯到常州庄氏，并对继承乾嘉汉学的古文经学严辞批判，从今古文对垒的立场理解常州学术，成为二十世纪的主流。近年来，有关常州学术的家族网络及与地域社会的关系，以及常州学者追求圣人微言大义的特殊指向，等等，学界已经做过不少探讨。此前那种今古文对垒意义上的线性理解逐渐被超越。不妨说，尽管同样号称经学，但乾嘉汉学主要意在古义，因此实际表现为考史；而常州之学则一直没有丧失“执古之是以御今之有”的经学诉求。但是否能在既有研究基础上抉发新义，仍然是一个巨大挑战。本书通过对庄述祖、刘逢禄、宋翔凤等的研究，一方面试图揭示吴派汉学渗入常州的深度，一方面彰显诸家学术的独特旨趣。其中，说刘逢禄由最初把吴派师法观念当作“一种工具性手段”，到“以《公羊》‘家法’说群经，则是‘家法’观念的一种‘变异’形态”；论证宋翔凤对今古文分派的首倡之功，以及与刘逢禄在郑玄评价上的对立，等等，皆能立论平允，信而有征。第五节《从“刘歆批判”看清代“今文”意识的兴起》，把晚清今古文相争的学术源头上溯至江声、刘逢禄与宋翔凤，则是一个颇为重要的创获，关于晚清今文经学的形成史或可以因此改观。本书最后一章，以陈寿祺、陈乔枞、陈立、廖平等人的学术为例，探讨“师法”观念在清代中晚期的延续与整合，在各种纷繁复杂的经学问题中清理出具体头绪，表现出探赜索隐的能力。从宏观的角度看，尽管整部书稿还可以补充对某些关键人物（如钱大昕）的研究，以使立论更为完整，但有关清代家法条例之学的学术史脉络已经大体呈现出来。

必须一提的是，本书在讨论惠栋学术时，还特别注意到其《荀子微言》一书。作为孔门传经之儒的集大成者，早在荀子那里，已经在反复使用师法概念。这表明惠栋对荀子的推重与自身学术倾向是一以贯之的。相较而言，戴震对孟子的推崇与宋儒偏重自得的学术倾向更为接近。不仅如此，书中还把吴派学者重建学统的努力与晚明“道统论崩溃”这一思潮结合起来，在在都显示出作者的理论关怀。这使得本书已不止是一部“考镜源流”的学术史著作，而进入到“辨章学术”的义理论域之中。当然，关于这些问题，似乎还可以进一步申说。

六月中旬，赵四方把一叠厚重的书稿寄到我的案头。此时我才突然意识到，他已经博士毕业八年了。大约08年前后，四方和同班同学金菊园因为申请学校的“曦源计划”，希望我担任他们的指导教师。我的硕士专业是明史，由于研究大礼议的缘故，使用过杨廷和的《视草余录》，当时觉得此书尚有不少材料可供发掘，于是就与他们商定，以此为题目开展研究。他们俩不仅顺利完成了报告，而且提出不少新见，就在不久前，这项研究经过修改后还得以发表。

本科毕业后，金菊园去复旦古籍所深造，而赵四方则随我继续读硕士。四方为人明敏好学，肯于发愤，虽然也曾对未来心存疑虑，但一旦确定方向，便一往直前。2011年下半年，学校的提前攻博计划启动，当时业师朱维铮先生还健在，四方于是报考了朱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哪知就在面试前一天，朱先生却遽归道山。但尽管如此，系里依然保留了这一招生名额，由于当时专门史教研室并无教授，因此挂在治近代思想史的章清教授名下。四方通过考试后，承系里的好意，尽管我当时尚无带博士生的资格，依然由我承乏指导。就这样，四方成为我实际上完整带过的第一位博士生。

近年的博士毕业生数量，倘用过江之鲫形容似乎也不为过。许多人在“日理万机”的同时，还能获得博士学位，可谓云淡风轻，挥斥八极。但至少在人文学科，想要真正拿出一篇像样的博士论文，恐怕都要受一番破茧成蝶之苦。记得当时曾和四方讨论过三个选题，一是晚明易学，一是清初明史学，一是清学吴派以降直到廖平这一系的经学。古典性命之学在晚明发生过重大调整，特别是在易学中具有集中体现，但相关问题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而有关清初明史学的探讨虽多，似乎仍有深入的空间。只是这项研究不仅需要对明史本身有通贯的理解，也需对清代前期的政学关系具备深入探究的能力。两个选题一偏于高明，一偏于沉潜，相比之下，第三个选题不仅要高明、沉潜兼顾，而且需对几乎所有主要经典都下一番苦功，无疑是最难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思考后，四方还是选择了后一题目。结果则正如预料，尽管也能不时体会到读书为学的自得之乐，但四年中的常态其实是继晷焚膏、苦思冥索。在我的记忆中，四方从最初常“忽忽若有所亡”，到双目重新焕发神采，大概经过了一年多时光。四方最终的论文颇受评审及答辩专家的好评，毕业之后，先是赴德国图宾根大学访问一年，回来又在浙大历史系跟随陈新教授从事两年的博士后研究，不仅开拓了视野，在理论素养方面也有不小的提升。出站之后，四方进入华东师大历史系工作。说起来，当年他论文答辩会甫一结束，担任答辩主席的严佐之先生就因欣赏其论文，有意邀他去该校古籍所工作，但因为赴德日程已经确定，只好忍痛割爱。不意兜兜转转，最后还是来到华师大，这也是他的因缘。如今八年过去，在修改后的这部书稿中，虽然原稿的骨架尚在，内容显然充实了不少。不仅论证更为精审，视野更为宏阔，而且相较以前，理论上更能自圆其说。在二十世纪以来有关清学研究的大量学术积累面前，仍然能够作出不乏宏观视野，又鞭辟入里、富有新意的研究，实非易事。当然，就目前所呈现的样貌而言，结构仍存可以改进的空间，立论依然有待学界的检验，也是自然的。期待他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继续有所深入，作出更好的成果。在著作即将出版之际，四方希望我能写几句话，说些什么好呢？略题赘语如上。

是为序。

【作者后记】

本书的初稿是我在2016年6月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吴派与晚清的今文经学——“师法”观念下的〈尚书〉学变迁》。当时由于学力有限，主要以《尚书》学视角展开论述，对吴派与今文经学的其他诸多关联，尚未能深入探讨。博士毕业后，尤其是近几年间，我对论文进行了系统增补与修订。与初稿相较，除删去若干章节外，主要增改了余萧客、刘逢禄、宋翔凤、陈立、廖平等人的相关章节。若从涉及的经典而论，则主要增补了《尚书》学之外的内容。增订篇幅约占最后成书的三分之一。

记得是在2006年秋季，我从复旦大学的选课表上第一次知道了“中国经学史”这门课程与学问。当时望文生义，猜测是关于中国“经典”的历史，不禁心生向往。在了解经学史的内涵后，更加确信这就是我想要学习的东西。如今，将近二十年的时光倏忽而逝，面前的这部书稿终于即将付梓。每当我念及最初的那种求知热情，内心就会充满对命运的感恩。

首先要感谢的是邓志峰师。我从本科二年级起，就在邓师指导下开展课题研究，此后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的硕士研究生。邓师学问宏通渊雅，引领我一步步走入学术研究的殿堂，让我认识到经学与经学史研究的广博与高深。2011年末，我向院系提交了硕士转博士的申请，并在邓师的支持下，报考了朱维铮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朱先生是经学史研究领域的一代大家，能够跟随他学习是我梦寐以求之事。然而天不遂人愿，就在次年春季面试的前一天，身染沉疴的朱先生遽归道山。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永远失去了向先生面聆教诲的机会，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在博士阶段继续跟随邓师读书。正是在邓师的建议下，选定了《从惠栋到廖平：吴派与清代的今文经学》这一题目。我至今还记得，在选题过程中，邓师一再告诫我要选择那些“堂堂正正”的“一流”题目来做。这对我而言既是压力，也是动力。初期的写作过程很是艰难，如同在一个黑魆魆的山洞中缓慢爬行，处处碰壁，挫败感十足。但邓师循循善诱，常常在关键时刻给予我光亮和希望，有时他的一两句话，就能让我重拾信心。在我提出调整思路、变更计划时，邓师总是多加勉励并惠以新的指点。待论文初具雏形后，他又逐字逐句审阅，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可以说，如果没有邓师在前方指引，我绝没有足够的胆气、见识和毅力来完成这样一项研究。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章清老师、高晞老师、王维江老师和姜鹏老师，审阅过我的博士论文初稿。论文最终定稿后，有幸得到严佐之教授、陈居渊教授、李天纲教授、王维江教授、宁镇疆教授、郜积意教授、吴通福教授以及两位匿名评审人的评审，他们的意见使我受益良多。严佐之教授在我答辩结束多日后，还通过短信赐示一些史料，令人铭感。陈居渊教授和李天纲教授多年来一直关心我的学术成长，在我需要帮助时更是有求必应。博士毕业后，我先后于图宾根大学、浙江大学从事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工作，在讲座和读书会上宣读了本书中的一些章节，蒙闵道安（Achim Mittag）老师、陈新老师提出意见和建议。此外，台湾学者蔡长林教授的许多论著对本书写作影响甚大。我在2017年末与蔡老师取得联系后，得到他的大量帮助和指点，于平日交流中获益匪浅。谨向以上诸位师长敬申谢忱。

在本书撰写过程中，有许多友人曾给我以温暖和力量。同窗金菊园、张涛、王维佳、张轩赫、归彦斌、季培刚，多次耐心地听我表达论文中的想法，与他们的共同探讨极大地促进了我的思考和写作。张钰翰、苏正道、李骛哲、徐立、崔庆贺、邓盛涛、钱奕冰、成棣、余一泓、杜倩倩等学友，或寄赠资料，或惠予高见，或代为校核文献。他们的深情厚谊让我难以忘怀，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初稿在2021年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有幸获准立项。五位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已被吸收进本书之中。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给予我优良的科研环境，与同仁们的愉快交流是本书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助缘。特别是李孝迁老师、王应宪老师、裘陈江老师在我初来乍到时曾施以援手，让我心生感激。此外，复旦大学出版社在申报基金时鼎力推荐，胡春丽编审更是为本书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这些都是我应当亟为感谢的。

最后，感谢我的父母和姐姐，他们无条件的支持让我在求学和工作时没有后顾之忧。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我的人生伴侣王婕姗女士一直以来对我无尽的理解、慰勉和照顾，让我得以在舒适的生活环境中安心写作，在漫长的学术道路上勇毅前行。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