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胜：让生育自身成为幸福人生的一部分

来源：“中山大学人文学部”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腊月初四日壬申

          耶稣2025年1月3日

陈立胜：让生育自身成为幸福人生的一部分

陈立胜老师在讲座中

2024年12月23日下午，“标识性概念”系列讲座第二十讲“生育”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期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立胜主讲，中山大学人文学部主任、哲学系教授陈少明主持。

陈少明教授在开场白中表示，“生育”作为日常普遍用词，“生”与“育”各有指向。“生”有着时空中的两种含义，一是时间向度的“续生”，是生命连续不断的传承；二是空间向度的“共生”，不止于个人，而是有众人，更还有以人为核心的整个生命群体。但“生”并不意味着“育”，以人类经验而言，生命之“育”可能才是更艰巨的任务，补充了“生”，与“生”从更丰富与深刻的意义上共同构成“生育”。而“生育”这一内涵丰厚而深切的重要命题，也将在本次讲座中得以进一步讨论与阐发。

一 “责任的落寞”时代之生育

讲座伊始，陈立胜教授指出，在当今时代，谈论“生育”成为一件冒险的事情，现代社会中关于“生育”讨论的诸多观点往往引人深思。陈立胜教授由林语堂就对“生育”的断言谈起，认为林语堂所持的不生育乃是人生中的“最大罪恶”的观点是一个“世纪错置”的范畴错误。

陈立胜老师在讲座中

首先，西方大哲自毕达哥拉斯始就有不婚不育的传统。柏拉图、奥古斯丁、帕斯卡尔、笛卡尔、康德、维特根斯坦等等，都是未婚未育者。他们或为了神国度而进入“圣召性单身”（vocational singleness），或视性与生育为最强烈的生命意志的自我肯定，以之为人间痛苦的根源，或有严重的厌女症。但不论如何，对他们而言，显然“人生最重要的关系”不见得就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更不会认同“生育”是“简单的智慧”这一断言。

其次，二十一世纪是“责任的落寞”的世纪，结婚与否、生育与否皆成为个人的“权利”而非天赋的“责任”。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性别也不是“天赋”的，而是取决于个人后天自由选择之结果。两厢情愿的爱情成了家庭成立的“唯一原则”，不仅传宗接代的生物学原则早已失效，超越“类”（“性别”）的家庭（同性恋家庭）在某些国家或地区也获得了正当性。二十一世纪“爱的革命”很是彻底，以至于我们要怀疑“生育”是不是必须跟家庭联系在一起。另外随着科技的发展，“人造子宫”工程也使林语堂的每个男人、每个女人都是女人生的这一断言变得可疑起来。

在陈立胜教授看来，林语堂的错误是一个“世纪错置”的范畴错误。在一个日趋“责任的落寞”的世纪谈论“生育”的责任，如同在铁轨上面驾驶牛车，这驾牛车纵使再完美无瑕，驾驶技术纵使再娴熟，也显得滑稽可笑。

二 从神圣责任到永生模式的儒家生命哲学

讲座第二部分，陈立胜教授深入解读了儒家对生育的肯定态度，指出儒家认为生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天地之“道”的功能。“天地”与“夫妇”两伦之间有着强烈的同构性，故有“乾父坤母”之说。儒家的宇宙观和伦理观都带有浓厚的“生育”色彩，强调生生不息的重要性。

陈立胜老师在讲座中

陈立胜教授通过对儒家经典中有关“生育”主题文献的解析，认为在儒者眼中，天地之“道”的功能在于生育，生生不息是大造生机的永恒主题，即便在万物肃杀、生命凋零的冬季，理学家看到的也是生机的收敛与凝聚，而儒家“生生不息”的世界正是挺立于天地之间的人伦世界。以“生生”为核心，可谓“天地大夫妇，夫妇小天地”。《周易》开篇即将男女夫妇关系纳于天地之中，描述宇宙万物生成的语言更是带有强烈的“男女媾精”的性爱底色，如“乾父坤母”“乾之静专动直，坤之静闭动辟”，《咸卦》中“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辅颊舌”等一系列渐趋深入的两性交感的身体语言，让儒家的宇宙观、伦理观染上了厚重的“生育”色彩。

观之以比较的视野，在史怀哲看来，儒家思想传统始终对这个现世的生命持一种“大敬畏”与“大肯定”的态度，其理想国就是天地位、万物育的“生育之乡”，而迥然有别于孜孜追求“不生不灭”之乡、彼岸世界的印度文明与一神论的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文明。只有在文艺复兴后，西方文明才开始对现实的伦理生命实践由否定转向肯定。

儒家带有浓厚生育色彩的宇宙论对于现实生命的肯定最重要的体现即对于身体的伦理态度。较于印度与基督教文明认为身体只是灵魂简陋的承载，是心灵的“牢狱”，儒家认为身体是被神圣地赐予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身体是父母的礼物，也如杜维明先生所言，是“天地所赐予的神器”。在西方文化的“两个世界”观中，身体是“心外之物”，而在“一个世界”儒家生命观中，轩冕、金玉皆为“身外之物”（铢视轩冕，尘视金玉），但己身以及与己身联系在一起的父母之身、儿女之身绝不是什么“身外之物”。孔子就提出了“敬身为大”的主张，己身是“亲之枝”，与妻之身（“亲之主”）、子之身（亲之后）一起构成了“亲”之生命共同体。因此“敬身”的实质就是敬“亲”，“亲”在此不过是在代际传承之中永续的生命本身。这是由父母传递给我又通过我与妻、子协力合作而用心传递下去的作为“礼物”的生命。

但如陈立胜教授指出，与普通的礼物不同，生命礼物具有四个特点：

一、生命礼物本身就是礼物的接受者，赠予与接受同时发生；

二、这种无条件的接受性决定了接受者在根本上不能对等地回报赠予者，所有的回报都与赠予行为是“异质的”“不对等的”；

三、父母自身也是其各自父母所赠予的礼物，我作为父或母，对于子女亦是如此；

四、在世代生成、延续的“身”即是这样一种礼物之身，它始终在承上启下的世代之间传递着。从“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到“启予足，启予手”生动展示了身体传递过程中如履薄冰般“全归全受”的态度。

这个不能报、不能还的天恩、天债却又强有力地激发着众人去报答、去偿还。在存在的根基上，吾身既是亏欠之身、举债之身、受恩之身，又同时是一直行走于报答与偿还的人生之路途之中的偿债之身、报恩之身。

不过，父母自身也对其生育、养育的父母（吾之祖父母、外祖父母）亦是一偿债之身、报恩之身。而父母对我之养育未尝不可视为是对其生育、养育的父母的一种报答。我虽不能“生父母之身”以对等地报答父母之生育之恩，但我可以像父母“生育”我一样生育儿女。这是一种面向将来的报答，这个将来是“亲”生命共同体生生、大生、广生的“时间性”。养子不仅可知父母恩，养子也是报答父母恩。于是，在儒家生命哲学中，“生育行动”既是一种报恩的行动——一种报答生存之本的终极感恩的行动，也是一种负责的行动——一种负责将“亲生命共同体”永续下去的行动。所以高看“生育行动”是儒家生命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陈立胜老师在讲座中

随后，陈立胜教授引用康德和列维纳斯的观点，分析了生育行动中的责任问题。康德认为父母有责任使子女满意其现状，而列维纳斯则将生育视为一种“自我超越”的存在论行动，强调了生育在构建父子关系中的重要性。康德以“依赖性的契约”为子女争得了被养育之“权利”，也让弃养子女乃至买卖子女的行为、溺婴行为失去了正当性，但父母作为养育者不再是被亏欠者，故自立的子女于其父母而言完全是一“两清”的关系。当然父母自身对养育他们的父母而言亦是如此，就此而言，此种两清的关系也是“一报还一报”，体现出一种代际的平等关系。

陈立胜教授认为列维纳斯观念中的与孩子（他者）的关系所建立起与“绝对将来”“无限时间”的关联就是生育的本质。世传孔子之子孔鲤对孔子讲“汝子不如吾子”，又转头对其子（孔伋）讲“汝父不如吾父”，这种世代生存过程中所交织的“时间”无疑充满了自我与他者的牵连与断裂。如此，我通过生育行动而在自己的孩子身上“作为一个他者”而继续存在。陈立胜教授指出，在儒家的生命哲学中，父母作为“类之本”与“天地”“圣贤”一起构成吾身存在之“三本”，儒者的身体不只是代际与人际纵横交错之根、联、带之身体（根于父母、联着兄弟、带着妻子之身体），亦是贯彻历史与传统的传道、体道的使命之身体。这“三本”交织的时间毫无疑问是奠基于“亲共同体”世代绵延的时间向度。

同时，列维纳斯还将生育事件称为“最大的馈赠”，陈立胜教授认为此类说法跟儒家“生育”形而上学遥相呼应。不过，列维纳斯非常注重“儿子”的时间的“全新性”与全然的他者性、未来性，在“未来取向”这一点上，他与他所批判的海德格尔的时间性有不谋而合之处。与此不同，儒家生育观固然会认可“我是我的儿子”这一说法，但也会补充说我的孙子也是我的祖先。

在儒家最为隆重的祭祖仪式中，“尸必以孙”，“孙子”直接成为祖先的“道成肉身”。陈立胜教授通过对牟宗三扫墓时所感知的“亲共同体”体验而分析指出，儒家生育行动所启示出的时间性实是一种世代生成、延续的“时间性-世代性”、一种由过去世（先人）-现在世（此身）-将来世（子孙）绵延的时间性，这是由无疆无尽的“生德”孳乳、贯通的似水年华，是绵延不息的生命之流。与佛教参“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不同，儒家自我的“本来面目”就是先于我而有的父母之间的爱，是世代赓续的亲情。这“生命之流”在本质上也就是宇宙生命洪流，这是“一个世界”的永生模式，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永生模式，这是传统中国人对死亡的终极超越方式。

三 从“虑后”到无忧无虑

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陈立胜教授指出，传统社会强调道德和责任，而现代社会则更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这种转变导致了生育观念的冲突，即生育从一种共同体的责任转变为个人的权利。传统社会是道德社会，任何一种生活无论是个人生活抑或公共生活都会牵涉到“责任”问题。而当今社会则被学者称为“后道德社会”“后责任时代”。“主体权利”支配了“绝对命令”，“责任”不再是“对己”的，“己”之领域是他人无权干涉的“私人领域”。“责任”范畴仅限于“对人”：对他人的尊重成了第一责任，这个对他人的尊重其实质也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幸福教育”取代了“道德教育”。而权利、享受、自由、潇洒、活力成了幸福教育的核心内容。从沉重的家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虑后”到个人主义的无忧无虑，是从传统到现代的中西文明通行之现象。

讲座现场

随后，陈立胜教授谈到如今春节亲人团聚时催婚催育成为“禁忌”话题的现象，指出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结婚”与“生育”之为“责任”与“权利”之间“错代共在”的紧张关系：在父母，子女结婚、生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在子女，结婚、生育与否是我的“权利”。其实，父母、子女双方都感受到了对方“权利”与“责任”的天赋地位，为了避免这“两天”之间的冲突而伤一家之和气，将婚育一类的所谓“终身大事”搁置不谈，可能是最文明的一种选择。另外，在中国人尚受到文化惯性影响而以多子多孙为福的年代中，即以生育为责任的年代中，人们有着强烈的多生多育的“非法”冲动；在生育成为“权利”的时代，人们对生育却兴致索然了。生育问题成了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在陈立胜教授看来，婚育、生育与否是个人的选择，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有趣的灵魂何惧独自美丽”，“我不结婚，不欠谁一个解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选择婚姻或不婚、生育或不生育，每一种选择都应该得到理解与尊重。

而对于选择婚育的人，陈立胜教授指出有两大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首先，如何让深受“幸福教育”的新青年对孩子的责任不要过于“沉重”是首先值得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林语堂提到的几个妨碍生育的“错误”中“生活程度太高”“社会制度的整个机构”等仍然是今天适龄生育者所担忧的的因素。生育包含着婴儿出生、养护与成长直至成人之过程。以子女教育为例，为何全社会的家长都在担心自己的子女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为什么中国儿童自幼儿园开始就被抛入一种不可理喻的“内卷式”的竞争状态？为何“成功”而不是“成人”成为“教育”的首要宗旨？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一个不胜内卷之扰的人、一个无能成功的人为何在社会中就不能过一种体面的生活？每个身心健康的孩子在未来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且能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每个身心欠缺的孩子在社会中都能得到应有的体谅、关心与安顿，于是，生育的过程是容易的，生育的担子是轻省的，婚育者才能放心生育。

其次，如何让其婚育生活成为个人生活的追求高品质生活、追求独立、追求事业一个内在的部分而不是外在的“点缀”乃至“累赘”，既是一“个人的问题”，同时也是一“社会的问题”。婚育是生命的一个内在节奏，它跟生命的其他节奏之间应该形成不同的层次，进而合奏出和谐、丰富与精彩的人生乐章。即便被奉为“自由至上主义者”的诺奇克也认为，“为人父母”在人生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生育孩子赋予了一个人的生活以实质性内容。

陈立胜教授指出，已经有心理学家从生物进化论、人类学与心理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修订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将其需要金字塔的顶层中的“自我实现”（self-actualization）更新为“养育”（parenting）， 这种“更新”更多地是基于生物进化论的考量，且有化约主义（reductionism）的嫌疑，但“养育”具有“宗教安慰”的意义在儒家传统中这倒是一不争的事实。如何在自我实现需要与养育需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既需要婚育者自身具有相应的“生活的艺术”，更需要社会提供可行的制度保障。如在就业、业绩考核、职称与职务晋升、生育休假、生育补贴、工作弹性、医疗保险等等各方面能够充分与合理地考量生育的因素，让生育者敢于生育、安心生育、乐于生育。要之，惟有生育自身成为幸福人生的一部分，更多的人才会自觉地行使生育的权利，才会无忧无虑地“虑后”。

陈立胜教授最后指出，哲学一度作为“精神的助产术”引发每一位思考者内在智慧的生成与涌现，哲学也可以作为“生命的助产术”引发每一位思考者对生育、养育更自觉、更理性的看法。

四 讲座回响

讲座结束后，陈少明教授首先表达了自己对于讲座的体会。“生育”本是繁琐的问题，在对其持有负面态度的人看来，更是个庸俗的问题。但陈立胜教授的讨论却将之深化为了一个神圣的问题。他对于“生育”的讨论与他宋明理学、中国哲学方面的研究一脉相承，带有现象学色彩，深刻且生动。而后陈少明教授进一步对陈立胜教授讲座中一些所谈问题进行了引申与补充。一是关于亲子之间在儒家看来“报”的道德问题，讲座中陈立胜教授同时也已谈及了礼物的问题。

在陈少明教授看来，礼物涉及对等的交换与交易，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时交换各自满足，本身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但生活中也有很多交换并非如此，存在着时间上的相隔与单向的满足。如果按照这一礼物流动的理想标准去看亲子之间的互动，依然容易是不对等的，甚至是不划算的。而如果抛开功利计量，“生育”问题就会变成一个伦理问题，或许可以在最低程度上托于一种维系机制，但追溯不到根本的理由，只能继续上升到信仰与宗教性问题。而如果我们不持有一种宗教性的信念，依旧考虑合算与否，这便会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二是生命最主要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或者说在儒家看来，什么是最主要的价值？陈少明教授指出，前几年有人强调推动儒家现代形态要突出以“自由”为儒家之核心。但在他看来，就生育问题来看并不合适。生育并非由于被创造者自由意志的选择，而是父母的选择。“仁爱”才应是儒家的第一价值。

在提问交流环节，中山大学哲学系朱刚教授先对列维纳斯关于“母子关系”的讨论做了补充，列维纳斯后期也讨论“母子关系”，特别重视母亲怀孕时母体与胎儿一体的状态，他用这样一个意象来描述自我与他人在做一番分离之前的那种更原初的一种关系。在朱刚教授看来，由于社会制度设计等问题，把婚育以一种功利主义的计算模型去理解，让现代人将生育看作不可承受的重负，从而对婚育望而却步，如何让人回归到生命美好之源头，如在母子关系中所孕育的那种信任、爱，是需要去深入思考的话题，这也是个人与社会需要共同去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张程业老师向陈立胜教授提问，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可感知的实在意义逐渐消失，比如传统节日清明扫墓氛围的消失，是否构成现实人生的一个缺憾？当大部分人不会留下自己的后代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缺憾时，我们还能不能有一个意义的安顿？

对此，陈立胜教授回应道，神圣向度一定有它

本己的展开场所、氛围，虽然科技可以让我们进入虚拟世界，但它确实代替不了现场的实在感受，不过，科技也会营造它自己的另类现场感。生命的传递在儒家来看不仅是生理意义上的传递，也是共同体精神的延续与弘扬。至于儒家所说的“三不朽”更是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香火传递活动，实际上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子女、学生等，通过他们我们的生命也在时间上与空间上不断地延伸着。

提问交流环节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员林月惠老师在讲座后谈到，陈立胜教授将生育问题的论述放到一个现代性的脉络中来看，是一个有真知灼见的看法，她也赞同朱刚教授将生育看成是一种体验人类最源初美好的一个经验的看法。社会“少子化”是现代化之后所产生的问题，而我们当下是在一个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一个处境里头，对于性别多样性、家庭概念等的看法也需要去重新做一个诠释，如果从解构再到建构的视角去论述生育，会呈现什么样的一个面貌？

对此，陈立胜教授回应说，精神意义上的家是美好的，现实中的家总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传统的家不是单纯的夫妇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共同体，它还牵涉到政治、经济、社会、信仰等各种因素，乃至有家国同构的说法。家除了“温情”的一面，也掺杂了太多的权力宰制的成分。因为现代性，缠绕“家”身上的各种过于沉重的因素被剥离了，本来这应该成为“家”之解放或本真的家之回归的一个契机，但在现实中，家庭结构却变得空前脆弱与不稳定了。如何在现代性中重建一个温情的家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提问交流环节

现场同学也就讲座内容提出了思考，陈立胜教授也一一做了回应。伦理是否可以作为儒家之成为儒家的本质特征？可以，儒家的最基本的一个关系考量就是一个伦理的关系。生育作为人类的责任和作为个人责任的区别？每个人精神气质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对神圣性的、精神性的事物感兴趣，他可能为了科学研究、为了艺术创造、为了宗教信仰一辈子不婚育，他/她们一样有各自精彩乃至崇高的人生，他/她们不仅获得了自我实现，而且也为我们文化意识的宇宙的巨人。

如何看待动物的繁衍与人类繁衍之间的差异？人的生育行为与动物的生育行为有很大的不同，在讲座开头也说得很清楚，“生”是一方面，“育”则更为重要，在整个自然界的育儿活动中，人类是所有动物中“幼态持续”（Neoteny ）最长的，所以人的育儿也是最艰辛、最漫长的。谈儒家生育观念的时候，是否可以从“爱”的角度去谈？离开爱，就没有生育现象！因为父母的爱才有了胎儿，因为父母的爱，才有胎育，才有子女教育。当然因为有子女，父母也学会了爱。可以说在生育过程中，父母与子女一起建立了一个爱的共同体。生育是爱的福音“多声部的合唱”，这是新儒家唐君毅的《爱情之福音》的主题。

本场讲座在阵阵掌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讲座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也激发了我们对生育这一永恒话题的进一步思考。

讲座合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