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礼乐文明视野下的琴道

作者：王娜（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腊月初七日乙亥

          耶稣2025年1月6日

中国古琴艺术200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中国是古琴文化的发源地，琴从最早与瑟不分家，到成为“乐之统”，地位远远超过其他乐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位列“文人四艺”之首，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琴道文化。东汉初年，桓谭在《新论》一书中专设《琴道》篇，认为“八音广博，琴德最优”。古琴及其所承载的礼乐教化意义，“左琴右书”的文人生活状态以及所体现的人文追求，对整个中国古代文人乃至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琴道所倡导的“中正平和”，所代表的和谐有序的中华礼乐文明，在当今世界发展过程中仍具有积极意义和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古琴情结及其文化塑造

在中国传统文人四艺即“琴棋书画”中，琴居首位。琴在古人眼中既是一种“琴音调而天下治”的济世之器，又是一种“养行义而防淫佚”的修身之器，咏诗弹琴还是一种与世无争的文人旨趣。

从文献收录情况来看，在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乐类文献收录了六家165篇，其中古琴文献有三家114篇，并且成为唯一入编《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乐器文献。琴文献被编入位列经学“六艺略”之首，反映出“琴”在乐器中的特殊地位。在宋代郭茂倩编撰的《乐府诗集》中，共分十二类乐府，唯一以乐器名称命名的是琴曲文献，由此可见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与话语权。

古琴在春秋战国“托古之风”的影响下，首开中国古代文化史上赋予乐器高贵出身的先河。从西汉早期陆贾《新语》《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认为虞舜创制古琴，到两汉之际扬雄《琴清英》、桓谭《新论·琴道》认为神农造琴，再到东汉晚期马融《长笛赋》和蔡邕《琴操》认为伏羲作琴，可以看出，越晚出的文献记载琴的产生时间越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融在《长笛赋》中，认为琴、瑟、簧、埙、钟、磬“六器”分别为庖羲、神农、女娲、暴辛、倕、叔所创制，庖羲即位列三皇之首的伏羲，如果以创制者的出身作为衡量六器的标准，那么古琴理所当然地成为六器中最古老的乐器。马融虽颂长笛，但并没有盲目提升笛的地位，而是认为其“生乎大汉”。事实上，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史前聚落遗址中便出土了贾湖骨笛。由此可以看出，对乐器的出身推演是有意为之的。汉儒在“天道圣统”观念下，创制了琴道，使古琴成为既承担政治教化功能，又有关个人修养德行的有别于一般乐器的文化符号。

最为重要的是，任何一种乐器都没有像古琴一样既为礼乐修身所用，成为四时五行、天地六合、尊卑位分的象征，又作为“以琴挑情”的媒介，使正史对其记载不吝笔墨。前者如应劭《风俗通义》载“今琴长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蔡邕《琴操》言琴“广六寸，象六合也”。“前广后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桓谭《新论·琴道》言琴“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体”。后者如《史记》中以大量篇幅书写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将琴的世俗娱乐功能最大化，并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琴挑”的文学母题，如郑光祖的元杂剧《梅香骗翰林风月》白敏中弹奏《凤求凰》诱裴小蛮隔窗听，王实甫《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第二本题为“崔莺莺夜听琴”，白朴《董秀英花月东墙记》马文辅月夜操琴，董秀英东墙下听琴声意不宁。到了明代高濂的《玉簪记》，直接设《琴挑》一出，后被改编为昆曲。古琴惊奇地同时承载起“礼”与“欲”这一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成为各阶层的共识，并达成了一种默契。

琴道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对古琴的尊崇伴随中国传统文化的始终，并内化为一种文化心理和品格。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情操中最讲究气节，汉晋时期，桓谭、嵇康和戴逵等文人琴家不畏权贵的经历，为古琴打上了孤清高洁的文化品格烙印。好音律、善鼓琴，著有《新论·琴道》的桓谭面对谶纬盛行的时局，极言谶之非经，触怒光武帝，被贬卒于途中；远迈不群的嵇康临刑前一曲《广陵散》，千年来在世人耳畔回响不绝，为古琴贯注了一种傲岸不屈的浩然之气；少博学、能鼓琴的戴逵誓不为王门伶人，毅然摔琴，升华了古琴不媚世俗的高贵品格。

中国文人有“左琴右书”的传统，文人与琴，共同书写了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最有名的是陶渊明“卧起弄书琴”“乐琴书以消忧”的田园生活，他还在辞官归隐后“蓄无弦琴一张”，超越弦上之音，进入“大音希声”的境界。此外，还有梁鸿与其妻“咏《诗》《书》，弹琴以自娱”，郑敬“蓬庐荜门，琴书自娱”，张衡“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仲长统“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等。“左琴右书”的生活追求成为中国文人的内在修养与生活态度。

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领域，在中国独特的侠文化中同样有细致的体现，侠气借琴道得以施展，精致文化空间构造给作品带来了丰富的内涵和持久的艺术魅力。

琴音的大小适中，无过无不及，作为“乐之统”，正是《乐记》所言“乐者，天地之和也”“和，故百物皆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以贯之的万物和谐、统一的理念。古琴上圆下方的设计理念象征天圆地方，琴头、琴项、琴腰、岳山、承露等构造象形人身，底部音槽龙池、凤沼，寓意龙吟凤哕，融洽和谐；古琴独一无二的减字琴谱，由汉字拆解重组而成；独特的打谱方法，不设节奏和速度，纯取天然，由弹奏者根据对琴曲的理解来完成，这种“有规无距”的审美境界，与儒家所讲的“从心所欲，不逾矩”有异曲同工之妙，契合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琴道文化的和合精神还体现在，古琴由于地域和传谱等因素影响，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广义上的南北琴派，吴声婉转，蜀声躁急。狭义上的九大琴派或沉郁顿挫，或苍古遒劲，或激情昂扬，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生生不息地流传在中华大地上，共同体现出古琴文化传承有序、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的和合思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汉晋琴学文献生成研究”（19BZW057）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