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荣：“具体形上学”如何可能?

受访者：杨国荣

采访者：冯琳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人文”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腊月初九日丁丑

          耶稣2025年1月8日

2025年1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在中国国家版本馆发布了“学术世界”原创导向学术评价“三部曲”系列报告之二《导向·标准·示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分析报告》。报告遴选了10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学术理论示例，即“和谐管理理论”“国有企业共同治理理论”“工程哲学五论”“中国古代文体学”“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学术‘全评价’体系”“具体形上学”“周边传播理论”“仁学本体论”。

孔子研究院公众号特别转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冯琳老师专访杨国荣教授的文章，为我们介绍其原创学术理论的内涵、特色及其形成脉络。

人物名片：

杨国荣，华东师范大学资深教授、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院长，西北师范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五、第六届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出版学术著作20余种，多种论著被译为英文、法文、韩文，在Indian University Press、Brill等出版。主要学术兼职包括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SM）主席、国际哲学学院（IIP）院士、国际中国哲学学会（ISCP）前会长（2019-2022），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

问：杨老师您好，首先恭喜您在2011年首次提出的“具体形上学”理论被评选为中国“原创学术理论”，您能为大家介绍下这一理论的内涵及特色吗？

——近代以来，尤其是步入20世纪以后，随着对形而上学的质疑、责难、拒斥，哲学似乎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职业化，哲学家相应地愈益成为“专家”，哲学的各个领域之间，也渐渐界限分明甚或横亘壁垒，哲学本身在相当程度上由“道”流而为“技”、由智慧之思走向技术性的知识，由此导致的是哲学的知识化与智慧的遗忘。重新关注形上学，意味着向智慧的回归。“具体形上学”基于对中国传统哲学中注重“事”思想的考察，扬弃了传统形而上学以及现代以来的思辨形而上学和形式的形而上学。这里所说的“事”，指源于人的知行活动、形成并展开于人的生活实践过程的存在。思辨形而上学的特点在于忽视“事”：如果说，思辨形而上学本于心而忽视了“事”，那么，形式的形而上学则以逻辑的形式悬置了现实的“事”。通过对“事”的多维度考察，本理论展示了把握现实存在的独特进路，并通过扬弃现代以来的思辨形而上学和形式的形而上学，使以真实存在为指向的形而上学在新的形态中得到延续。

主要内容和理论特色，可以从我的专著《人与世界：以事观之》说起。该书是“具体形上学”的最新著作，它体现了我最近的思路，其特点在于对人与世界本身的性质和把握对象的方式作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探索。就把握世界的实质进路和方式而言，需要区分本然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当实在没有与人发生实质关联时，它以本然形式呈现，一旦人以不同的形式作用于实在并使之与人形成多重联系时，实在便开始取得现实的形态。人对实在的作用，具体表现为多样之“事”，现实世界则形成于人所作的不同之“事”。作为扬弃了本然形态的存在，现实世界可以视为属人的世界。就现实世界基于人所作之“事”而言，人在其中无疑呈现主导的意义。人通过“事”作用于“物”，由此化本然之物为认识论和本体论意义上的事实，从而，基于“事”的现实世界首先与事实相涉。“事”作为人的活动，最终又以实现人的价值目的为指向，在此意义上，基于“事”的现实世界不仅关乎事实，而且包含价值之维。

世界之“在”与人自身的存在难以相分。现实世界生成于“事”，人自身也因“事”而在。作为人的广义活动，“事”既展开于人存在的整个过程，也内在于人存在的各个方面。人之所“作”方式不同，“事”之形态也各自相异。在由“事”而改变物的同时，人也形成和发展了把握世界的能力，并由此逐渐认识对象世界。能力的不同表现形式，体现于不同的做事或处事过程。与“事”同在的人既以能力为其内在规定，也包含价值层面的品格，后者具体表现为德性。以“事”成就世界的过程不仅关乎能力的提升，而且涉及德性的养成。从行事或处事的主体看，“事”的完成既关乎主体之身（感性之体），也涉及其心（内在意识）；既需要主体的理性明觉，也离不开其情意的参与，基于人所作之“事”，身与心、理性与情意、知与行彼此交融，人自身则在这种统一中走向真实、具体的存在。

从世界之“在”与世界的生成、人的存在与人的生成进一步考察人与世界的互动，心物关系便构成了无法回避的方面。从哲学史看，心物二元论在实质上以分离的方式理解“心”与“物”，不同形式的还原论则趋向于消解心物之别，二者都难以视为对心物关系的合理把握。如何扬弃心物关系上的如上视域？这里同样需要引入“事”。作为人所从事的活动，“事”既关乎“物”，也涉及“心”：做事的过程不仅面对“物”并与“物”打交道，而且始终包含“心”的参与并受到“心”的制约，“心”与“物”则通过“事”而彼此关联。以“事”为源，“心”与“物”彼此互动，“心”以不同的形式体现于“物”（人化之“物”），“物”则随着意义世界的生成而不断进入“心”，二者在“事”的展开过程中相互关联。“事”既自身包含“心”与“物”的交融，又在更广的层面沟通着“心”与“物”。离“事”言“心”、离“事”言“物”，便难以避免“心”与“物”的分离。

基于“事”的心物互动，同时涉及知与行的关系。“心”的活动和内容以不同的方式引向“知”，“物”之扬弃本然形态，则关乎“行”。“心”与“物”通过“事”而彼此交融，同样，“知”与“行”的关联也本于“事”。以“事”应对世界的过程不仅指向“知”（“物”通过意念化而进入“心”），而且关联“行”（以不同于观念的方式改变“物”），“知”与“行”由此在本源的层面得到沟通。悬置了“事”，往往导致知与行的彼此隔绝，扬弃“知”与“行”的分离，则以引入“事”的视域为前提。

心物之辩与知行的互动在不同意义上关乎“理”。“物”的内在规定及相互关系包含“理”，“心”对世界的把握也以得其“理”为题中之义。同样，知与行也离不开对“理”的把握和依循。与之相联系，“事”既与“物”相涉，也与“理”相关，后者（“理”）具体呈现为“物理”（物之理）与“事理”（事之理）。“物理”所表示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定、内在联系和普遍法则，其存在既不依赖于人，也非基于人之所“作”。然而，“理”的存在固然与人无涉，但其敞开则离不开人所作之“事”。无论是作为普遍法则的理，还是“殊理”，其显现都以“事”的展开为前提。相对于“物理”，“事理”生成于“事”的展开过程，并以必然法则与当然之则为其内容。广义的“事理”无法完全隔绝于“物理”，在狭义的层面，“事理”或事之理则主要涉及“事”本身的展开过程。从实践的层面看，“事理”在生成于“事”的同时，又对“事”具有多方面的制约作用：“事”的有效展开，以把握“事理”并进一步以“事理”引导“事”为前提；从认识的维度看，“事”与“理”的相互作用则既表现在“事中求理”，也体现于“理中发现事”。

人之所“作”一方面表现为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与之相关的是做事过程的“循理”；另一方面展开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之相关的是做事和“处事”中的“讲理”。以人与对象的相互作用为背景，“循理”蕴含着对必然法则的尊重和当然之则的认同，与之相涉的“事”展开为“法自然”和“为无为”的过程。

由“事理”进一步考察人内在于其中的社会领域，便涉及社会本身的历史演进。作为人的存在过程，历史与人的活动无法相分。从生成过程和生成方式看，历史世界与本然形态的物理世界之异，便在于历史世界通过人的活动而创造，本然形态的物理世界则自然而成，其生成过程并无人的参与。人的活动也就是人之所“作”，其内容具体展开为多样之“事”，前文提及的所谓“史，记事者也”，也从一个方面注意到“史”与“事”之间的关联。

“事”以成“史”的过程既展现了“事”的能动性，也赋予“史”以创造的品格。然而，“事”与“史”并非仅仅基于人的作用，在其展开过程中，同时交织着“事”与“史”以及“理”与“势”之间的互动，而“事”与“史”本身则由此展现了其多重向度。“势”表现为“事”和“史”的综合背景，“理”则是“势”所蕴含的内在法则，“势”与“理”的制约，使“事”和“史”不同于任意的过程而具有现实的品格。

历史的衍化，表现为“事”的前后相继，“事”与“史”都非仅仅呈现为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包含实质的价值内容。与“事”具有目的性相涉，历史过程在总体上呈现方向性。历史的这种方向性并非超验的预设，而是基于人自身的存在规定及发展趋向。“史”因“事”而成，也因“事”而绵延。从价值方向上看，人类的历史发展在总体上表现为基于所作之“事”而不断走向自由之境。

从哲学史上看，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存在着以“物”观之、以“心”观之、以“言”观之等进路，其中蕴含各种偏向和限度。以“物”观之，关注的主要是对象性的存在形态。与之相对的是以“心”观之，其特点在于以人自身的观念为世界的规定或以心为本，这一进路不仅趋向于消解世界的实在性，而且赋予变革世界的过程以思辨性和抽象性。随着哲学向语言学的所谓转向，从语言的层面理解世界或以“言”观之成为另一种趋向。这一意义上的以“言”观之所趋向的是化存在为语言，由此，真实的世界同样容易被掩蔽。从实质的层面看，对世界的理解和变革，总是关联着本然世界向现实世界的转换。人作用于世界的过程，也就是“事”的展开过程。“物”表现为对象性的存在，“心”以观念性为其存在方式，“言”则既在意义层面与心相涉，又表现为形式的规定，相对于此，“事”首先与人的现实活动相联系。本研究成果超越了以“物”观之的对象性观照、以“心”观之的思辨构造、以“言”观之的囿于言说，通过以“事”观之对理解世界和变革世界的过程作了创造性的阐发。

问：您认为“具体形上学”理论的“原创性”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这也许需要学界来评说。我只能肯定，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避免人云亦云，力求展现独特思路。我认为，作为存在的理论，形而上学以世界之“在”与人的存在为思与辨的对象。当然，理解存在并不意味着离开人之“在”去构造超验的世界图景，对存在的把握无法离开人自身之“在”。人自身的这种存在，应当理解为广义的知、行过程，后者以成物（认识世界与改变世界）和成己（认识人自身与成就人自身）为历史内容，内在于这一过程的人自身之“在”，也相应地既呈现个体之维，又展开为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共在”，这种“共在”并不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沉沦，而是人的现实存在形态。在近代以来诸种科学分支所提供的不同科学图景以及认识论、伦理学、美学、逻辑学、方法论、价值论等相异领域的分化中，一方面，存在本身被分解为不同的形态，另一方面，把握存在的视域、方式也呈现出不同的学科边界和哲学分野，从而，存在本身与把握存在的方式都趋向于分化与分离。尽管科学的分门别类同时推进了对不同对象更深入的认识，哲学的多重领域也深化了对相关问题的理解，然而，由此形成的界限，无疑亦蕴含了“道术将为天下裂”之虞。

作为对存在的一般看法，形而上学本身又可以区分为抽象的形态与具体的形态。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往往或者注重对存在始基（原子、气等质料）的还原，以观念为存在的本原以及预设终极的大全，或者致力于在语言或逻辑的层面作“本体论的承诺”；以上进路的共同趋向是疏离于现实存在。走出形而上学的抽象形态，意味着从思辨的构造或形式的推绎转向现实的世界。在其现实性上，世界本身是具体的：真实的存在同时也是具体的存在。作为存在的理论，形而上学的本来使命，便在于敞开和澄明存在的这种具体性。这是一个不断达到和回归具体的过程，它在避免分离存在的同时，也要求消除抽象思辨对存在的掩蔽。这种具体性的指向，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哲学的本质。

问：“具体形上学”的方法、思路、视角是什么？

——大体而言，在方法论上，我的研究成果体现了以下的创造性进路：首先，史与思的结合，即哲学理论与哲学历史之间的交融；其次，中西之间的会通：在注重阐发中国哲学的同时，也以西方相关观念的为考察的背景；再次，注重逻辑分析和辩证思维的统一：一方面注重概念的严密辨析，另一方面又注重从过程、关联、具体的整体等方面对相关问题加以论析。

在理论上，我的研究成果试图展示创新的视域和理论见解，包括通过以“事”观之，扬弃了以“物”观之、以“心”观之、以“言”观之等形而上学进路的偏向，并由此进一步提供了真实地说明世界、变革世界的理论前提。以“事”这一传统中国哲学的概念为中心，本身表现为独特的理论视域，通过对“事”作出多方面的、深沉的理论阐释，本研究成果既对如何发掘中国传统智慧并揭示其理论意义作了创造性尝试，也从一个方面对中国哲学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作了有说服力的具体论证，后者同时表现为关于中国哲学如何走向世界的富有启示意义的探索。

问：“具体形上学”被认为是您的代表作——《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人与世界：以事观之》等的核心思想，是您贯通古今中西，在世界哲学视域对儒家形上学的重要推进。上述专著各自的侧重有何不同？其共同旨趣和内在逻辑是什么？

——以历史考察与哲学沉思的交融为前提，“具体形上学”既基于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又以世界哲学背景下的多重哲学智慧为其理论之源，其内在的旨趣在于从本体论、道德哲学、意义理论等层面阐释人与人的世界。与抽象形态的形而上学或“后形而上学”的进路不同，“具体形上学”以存在问题的本源性、道德的形上向度、成己与成物的历史过程为指向，通过考察存在之维在真、善、美以及认识、价值、道德、自由等诸种哲学问题中的多样体现，以敞开与澄明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

顾名思义，《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着重于道德问题的研究。该书认为，人既是存在的追问者，又是特定的存在者。从价值的层面看，人的存在与道德难以分离：人既以道德为自身的存在方式，又是道德实践的主体。在这一领域中，存在的具体性首先也与人相联系。作为现实的存在，人在自然（天性）、社会等维度上都包含着多方面的发展潜能，仅仅确认、关注存在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往往容易导向人的片面性和抽象性。道德意义上的人格完美、行为正当，最终落实于人自身存在的完善，而这种完善首先便在于扬弃存在的片面性、抽象性，实现其多方面的发展潜能。道德当然并不是人的存在的全部内容，但它所追求的善，却始终以达到存在的具体性、全面性为内容；而道德本身则从一个方面为走向这种理想之境提供了担保。在这里，道德意义上的善与人自身存在的完善呈现出内在的统一性，二者的实质内容，则是作为潜能多方面发展的真实、具体的存在。上述关系表明，善的追求与达到存在的具体性无法截然分离。

《道论》是对存在本身的考察。从赞天地之化育，到成就自我，现实世界的生成和人自身的完成，都伴随着人对存在的改变。就其现实性而言，成就人自身与成就世界并非彼此分离。对世界的认识与改变，离不开人自身存在境域的提升；人自身的成就，也无法限定于狭隘的生存过程或精神之域：惟有在认识与变革世界的过程中，成就人自身才可能获得具体而丰富的内容。《中庸》以“合外内之道”解说成己与成物，似乎已有见于此。在如上统一中，一方面，变革世界过程的外在性得到了克服，另一方面，人自身从自在到自为的过程也避免了走向片面的生存过程和内向的自我体验。

成己与成物的过程同时表现为意义和意义世界的生成过程：无论是世界的敞开和人的自我认识，抑或世界的变革和人自身的成就，都内在地指向意义的呈现和意义世界的生成。《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这一著作，主要对此加以考察。人既追问世界的意义，也追寻自身之“在”的意义；既以观念的方式把握世界和自我的意义，又通过实践过程赋予世界以多方面的意义，就此而言，似乎可以将人视为以意义为指向的存在。人对存在的追问，从根本上说也就是对存在意义的追问，这种追问不仅体现于语义或语言哲学的层面，而且更深沉地展开于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等领域。历史地看，哲学的演进过程中曾出现某些关注重心的变化，这些变化常常被概括为哲学的“转向”，而在各种所谓哲学的“转向”之后，总是蕴含着不同的意义关切。从这方面看，“存在意义”确乎构成了哲学的深层问题。存在的意义问题，本身又植根于成己与成物这一人的基本存在处境。本然的存在不涉及意义的问题，意义的发生与人的存在过程无法分离。

人既通过行动、实践而使本然的存在成为现实的世界，也通过行动、实践而成就人自身，二者从不同的层面改变了存在。由此，行动和实践本身也成为人的存在方式。《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一书着重对这一过程作了反思。以行动、实践与存在的以上关系为指向，实践哲学展现了其本体论的向度，它既通过人与对象的互动彰显了人自身之“在”的现实品格，又体现了基于人的存在以把握世界之“在”的形上进路。以行动和实践为中介，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关联获得了更真切的展现。可以看到，实践的本原性不仅使实践哲学在理解人与世界的过程中具有本原的意义，而且使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现实性和具体性获得了内在根据。与“人类行动”相关的是“实践智慧”。从哲学的层面看，实践本身蕴含深沉的社会历史内涵，智慧则渗入于对世界与人自身的把握，并有其实践的维度。把握世界与认识人自身首先侧重于对世界和人自身的理解和说明，实践则以改变世界和改变人自身为指向，二者的如上关联既可以视为实践对智慧的确证，也可以看作是智慧在实践中的落实。实践与人之“在”的如上关联，既从一个方面彰显了实践的形而上之维，也进一步展现了存在的具体性。

在《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人与世界：以事观之》诸种著作中，“具体形上学”的多重涵义得到了多样的体现。简要而言，《道论》着重从本体论方面阐释具体形上学，《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以道德形上学为侧重之点，《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主要关注于意义领域的形上之维，《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则在敞开行动及实践形上内涵的同时进一步展示了人的存在与世界之“在”的具体性，《人与世界：以事观之》肯定人的行动体现于综合性的“事”之中，而世界与人的存在则基于人所作的“事”。总体上，以上思考主要围绕如何理解人与人的世界、怎样成就人与人的世界。这些方面既相互关联，又各有侧重，其共同的旨趣，则是走向真实的存在。

问：关于原创学术理论及其规律的学理性研究，国内依然处于起步阶段。本次原创学术理论的遴选经过了“样本选取”“数据整理”“公开征集”“信息查询”“同行评议”“作者确认”等环节，确保遴选结果的公平公正。为了持续深入地推动学术创新，您对未来遴选中国原创学术理论有什么建议？

——首先非常感谢将我的研究成果加以推举。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十分在意成果是否为学界推重，但从中国学术的发展、从现倡导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这一角度看，对中国学人已经作出的成果加以关注和评析，确实重要。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主张中西马的结合、提倡所谓理论创新，这确实不可忽视，但遗憾的是，学界主要限于标语口号式的呼吁、要求、主张，却很少有人脚踏实地的进行研究；对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体现中西马结合的研究成果，也视若罔闻、不屑一顾。这种仅仅要求、主张学术界该如何，但自己既不研究，也对已有的相关成果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不能认为是好的学风。现在推出的原创学术理论系列评选活动，对改变以上状况，无疑有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