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罗】洪范十章讲义

栏目:经学新览
发布时间:2025-02-09 10:2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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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范十章讲义

作者:摩罗

来源:作者赐稿

时间:西元2025年2月8日

 

【导读·《洪范》大旨】

 

《洪范》天赐神授,圣人用以通天地、明鬼神、治天下、安兆民也。箕子据《洛书》之意和禹帝之迹,特向周武王传授之九类大宪,其核心为“皇極”即“建中立極”。大宪既系天授,可见中国政治乃循天道、履天命而成其王道。大宪亦是千万年来华夏先民经天纬地、安邦治国经验之总结,可总摄六经宏旨,故蕴含中华大道之统。凡帝王修身治心、建中立極之道术,无不该备。后儒将治国抚民之道命名为“礼乐刑政”,即为九畴之简称也。

 

马一浮《洪范约义》云:“知皇極之表性德,然后知庶政皆为天工,非私智所能造作也。知日用不可或离,然后知万物各有伦序,非强力所能汩乱也。知帝天皆一性之名,则知畀锡非同符瑞。知灾祥即惠逆所兴,则知福極皆由自取。”《洪范》不唯帝王奉天承运、建国君民纲领,亦是凡民率性归中、人文化成之德教也。本讲义汇集历代圣贤对《洪范》大旨之精解,对建中立極、王道之统、天人合一、天民合一、天帝合一等中国文化之深层奥秘,有所阐发。

 

【前言·洪范九畴打开了中国的政治空间】

 

《尚书》被人看作史书,因为其大多数文章,都是记述具体历史事件,比如《甘誓》《五子之歌》《汤征》《牧誓》《金縢》。但有三篇文章具有特殊意义,犹如《尚书》三纲。

 

第一篇,《尧典舜典》,打开了中华民族的历史空间。可惜还远远不够,至迟应该从伏羲写起才对。

 

第二篇,《禹贡》,打开了中华民族的地理空间。

 

第三篇,《洪范》,打开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空间。

 

《洪范》是中华文明的大法大宪。它借助箕子之口,罗列九畴政务,全面阐述了建国君民的政权框架和行政空间,既关乎天道(一五行)、政权建设(五皇極,建中立極)、决策机制(七稽疑)、经济建设(三八政),也关乎文化建设(三八政,四五纪,六三德,九五福六極),还关乎天子的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二五事五皇極八庶征)。

 

三纲既定,中国文化的空间结构和时空秩序即横空出世。“法天则地”为结构依据,“建中立極”为秩序核心。其他文章如目,围绕三纲各呈其妙。

 

马一浮《洪范约义》云:“学者当知《洪范》九畴亦可总摄六艺。”他不唯将《洪范》视作《尚书》纲要,而是将其视作六经总纲。马一浮继而又言:“而皇極总摄六艺之归一于性德。”可见“皇極”即“建中立極”,在他看来即是六经大旨。其论深邃阔大,堪可重视。

 

六经虽然总结了千万年来历代圣王大道,自尧舜禹汤至于文武周公,形成了华夏道统。但其文化气质,集中体现了周文化特征。殷尚祀,周尚德。《洪范约义》云:“六经总为德教,而《尚书》道政事皆原本于德。尧、舜、禹、汤、文、武所以同人心而出治道者,修德尽性而已矣。离德教则政事无所施,故曰“为政以德”。此其义具于《洪范》。”此论既符合周文化品性,亦切中以《洪范》为代表的儒学气质,堪可成为后学之指导也。

 

本讲义为国学教育书院博士课堂教学底本,于甲辰年末,讲课四次。课程结束,又对讲义有所补充。讲义大量引述先儒对《洪范》之精解,内容主要取自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胡瑗《洪范口义》、苏轼《东坡书传》、王安石《洪范传》、黄道周《洪范明义》、马一浮《洪范约义》等书,兼及朱熹、陆九渊、李民、王健之文字。承先贤之明辨,述《洪范》之天机,以滋后学,连附录近六万字。

 

仔细研究《洪范》文句排列,不难发现错简甚多。自宋以来,苏轼、洪迈、张九成、叶梦得、王柏、吴澄、金履祥、胡一中、归有光等先儒,都曾致力于纠正舛错。明末黄道周以金履祥版本为主,兼采众说,参以已见,遂成黄版,并上书朝廷。黄道周《洪范明义》在厘清版本上下功夫甚深。马一浮大赞金履祥《书传》版和黄道周《洪范约义》版,其《洪范约义》所用版本,与黄版仅一处不同。

 

本讲义所引述的版本,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胡瑗《洪范口义》、苏轼《东坡书传》、王安石《洪范传》、李民王健《尚书译注》均采用通行版,《洪范约义》为黄版,马一浮为马版。三种版本,皆附录于文末,供习者斟酌参考。

 

简化字版“皇极”之“极”,本为極字。極为房屋栋梁,即脊檩。极,驴背上用以堆放货物的木架子。“极”与“極”本为词义无关的两个字,汉字简化时,取消了極字,将其意义合并到极字中,故读古籍时易于导致混淆。本讲义在书写“太极、北极、皇极、建中立极”时,皆写为“太極、北極、皇極、建中立極”,以免误导读者。其他文字,皆遵循简化字体。

 

洪范序言

 

“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此为《洪范》之序言。汉初古今文《尚书》各篇无序,成帝时期张霸献《古文尚书》,各篇有序言。该书遗失,其序却保留下来。东汉马融、郑玄认为序言为孔子所作,更多人认为当系孔安国所作。后世学者多有不认序言者,故出版《尚书》时多删除序言。比如李民王健《尚书译注》,各篇皆无序言。宋初胡瑗《洪范口义》、明末黄道周《洪范明义》,马一浮《洪范约义》,皆不取本序。孔颖达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以孔安国注本为基础,保留了各篇序言。

 

商纣战败,自焚而死。武王封商纣之子武庚为新君,以继商族宗庙祭祀。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认为,“以箕子归”乃系邀请箕子随武王来到周都镐京,武王以箕子为大贤,郑重向其请教治国平天下之道。箕子简要回答,云待我著文详答,以便斟酌其意。于是箕子著《洪范》。洪者,大也,范者,法也,典宪也。所谓洪范,意即治国大宪也。箕子撰文,阐述天地周行大道,安邦定国大宪,遂有《洪范》。

 

箕子其人,《史记·宋微子世家》有介绍。

 

箕子者,纣亲戚也。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桮;为桮,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纣为淫泆,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于民,吾不忍为也。”乃被发详狂而为奴。遂隐而鼓琴以自悲,故传之曰箕子操。

 

武王既克殷,访问箕子。……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华夏古礼,封前朝天子宗亲,以宾礼待之,故曰“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

 

箕子朝鲜定都平壤,昌盛八百年。西汉初年,燕王卢绾勾结东胡叛汉,其部将卫满设圈套进入平壤,杀害国王箕准而篡权。后来箕子苗裔再次复国,建立了朝鲜半岛三韩之一的辰韩国。直到1959年,朝鲜当局炸掉了平壤牡丹峰下的箕子陵,以期抹去箕子朝鲜的历史影响。

 

第一章】九畴总论

 

【原文】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注释】

 

周文王薨于西元前1056年,周武王孟津观兵是前1048年,灭纣是前1046年。武王崩于前1043年。从武王继位第二年起算,到前1043年驾崩,为十三年。但是武王向箕子请教应该在武王灭纣当年,那就是武王十一年。

 

周言年,商曰祀。以每年大祀祖先典礼纪名。箕子以商法名年,维护商族文化权力也。

 

阴,覆也,犹翼护也。骘zhì,升也,升犹举也,举犹生也。阴骘,指上苍默默地使下民安定,转指默默行善的德行。

 

相,助也。协,和也。厥,代词,指下民。上天覆生下界众民,使其和睦安居于人间。攸,所也。叙,顺序、秩序也。

 

《喻世明言·卷二九·月明和尚度柳翠》:“只因柳宣教不行阴骘,折了女儿,此乃一报还一报,天理昭然。”

 

《儒林外史·第三六回》:“阴骘就像耳朵里响,只是自己晓得,别人不晓得。而今这事,老伯已是知道了,那里还是阴德?”

 

唐杨炯《唐同州长史宇文公神道碑》:“文王以业重三分,昭事上帝;武王以功成八百,阴骘下民。”

 

宋梅尧臣《欧阳郡太君挽歌之二》:“暮年终飨福,阴騭不应欺。”

 

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姑妄听之三》:“吾辛苦积得小阴騭,当有一孙登第。”

 

《红楼梦》第二九回:“凤姐笑道:‘我们爷儿们不相干,他怎么常常的说我该积阴隲(騭)、迟了就短命呢?’”

 

班固《汉书·五行志》:《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刘歆以为虙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赐《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武王亲虚己而问焉。

 

苏轼《东坡书传》:天人有相通之道,若显然而通之,以交于天地鬼神之间,则家为巫史矣。故尧命重黎绝地天通,唯达者为能默然心通也,谓之阴骘。君子而不通天道,则无以助民而合其居矣。武王以天人常类之次访箕子,箕子乃言。

 

武王克殷之后,为何将殷之圣者箕子邀请到周之镐京?盖因武王生而神灵,知道华夏之治,本于天命。夏禹曾经整理《河图》《洛书》,手握秘籍,躬行天命,故能平治水土。武王亦知箕子系洪范九畴之传承者,洞悉建政抚民之奥秘,故诚之又诚,恭敬请教。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禹既第之(整理编排《洛书》),当有成法可传,应人尽知之,而武王独问箕子者,《五行志》云:“圣人行其道而宝其真,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师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归周,武王亲虚已而问焉。”言箕子典其事,故武王特问之,其义或当然也。若然,大禹既得九类,常道始有次叙,未有《洛书》之前,常道所以不乱者,世有浇淳,教有疏密,三皇已前,无文亦治,何止无《洛书》也。但既得九类以后,圣王法而行之,从之则治,违之则乱,故此说常道攸叙攸斁由《洛书》耳。

 

虽然大禹整理《洛书》之后,洪范九畴即为后世所重,可能“人尽知之”,但箕子因典职之便,可得其详,以圣贤之诚,可会其神,故武王独请教于箕子,最为得人。

 

武王灭纣之后,突然面对天下之重,心中庄敬而忧惧,生怕一不小心就辜负天下。他刚即帝位三天,就極为诚心地向大臣请教治平之道。《大戴礼记·武王践祚》所记,姜尚拿着先王典则告诉他:“黄帝颛顼之道,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大戴礼记·武王践祚》如此描述武王得道之后的表现——

 

王闻书之言,惕若恐惧,退而为戒书,于席之四端为铭焉,于机为铭焉,于鉴为铭焉,于盥盘为铭焉,于楹为铭焉,于杖为铭焉,于带为铭焉,于履屦为铭焉,于觞豆为铭焉,于户为铭焉,于牖为铭焉,于剑为铭焉,于弓为铭焉,于矛为铭焉。

 

席前左端之铭曰:“安乐必敬”;前右端之铭曰:“无行可悔”;后左端之铭曰:“一反一侧,亦不可以忘”;后右端之铭曰:“所监不远,视迩所代”。

 

——武王就像一个孩子,把先王教诲镌刻在一切地方,让自己举目即见,以此促进自己的道德修养。这么虔敬的君王,听说大禹之道就在箕子这里,他怎么可能错过求道的机会呢!

 

黄道周《洪范明义卷上》认为,武王访道于箕子,与武王遍刻铭文规范自己的道德修养,二事颇可相互发明。

 

【译文】

 

武王十三年,武王会见箕子,对箕子说:“呜呼箕子!上天覆生下界众民,使其和睦安居于人间。我作为统辖天下的天子,却不知道如何按照常理建立人间秩序,特请贤者指教!”

 

【原文】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注解】

 

堙yīn,塞也,堵也。汩,乱也。故为乱也。其,天也,宇宙也。五行,水火木金土。水是五行之一,水性下流,鲧反塞之,逆宇宙之道也。畀bì,与也,给也。

 

洪范九畴,大法九类也。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畴”是辈类之名,故为类也。言其每事自相类者有九,九者各有一章,故《汉书》谓之为九章。此谓九类,是天之常道,既不得九类,故常道所以败也。

 

斁dù,败也。嗣兴,继承鲧治水之业,兴而成之。锡,赐。

 

古人认为洪范九畴来自天启,最早由《河图》《洛书》传递给人间圣君。中国文化,法天则地,所为礼乐刑政、宗庙鬼神,无不得自天命。箕子大讲“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可见洪范九畴乃是上帝特授大禹治国之法,大禹遂将其整理为九畴。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自古以来得九畴者惟有禹耳,未闻余人有得之者也。若人皆得之,鲧独不得,可言天帝怒鲧。余人皆不得,独言天怒鲧者,以禹由治水有功,故天赐之,鲧亦治水而天不与,以鲧禹俱是治水,父不得而子得之,所以彰禹之圣当于天心,故举鲧以彰禹也。《易·系辞》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九类各有文字,即是书也。而云“天乃锡禹”,知此天与禹者即是《洛书》也。《汉书·五行志》:“刘歆以为伏羲系天而王,河出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先达共为此说,龟负《洛书》,经无其事,《中候》及诸纬多说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受图书之事,皆云龙负图,龟负书。纬候之书,不知谁作,通人讨核,谓伪起哀平,虽复前汉之末,始有此书,以前学者必相传此说,故孔以九类是神龟负文而出,列于背,有数从一而至于九。禹见其文,遂因而第之,以成此九类法也。此九类陈而行之,常道所以得次叙也。言禹第之者,以天神言语,必当简要,不应曲有次第。丁宁若此,故以为禹次第之。

 

何谓“自古以来得九畴者惟有禹耳,未闻余人有得之者也”大禹克己奉公,舍命治水而大成,得天帝信赖,乃幸蒙天帝赐予洪范九畴,故有此说。刘歆认为伏羲受赐《河图》而创八卦,大禹受锡《洛书》而著《洪范》,乃借伏羲八卦之圣,强调大禹《洪范》之重也。

 

班固《汉书·五行志》: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附)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

 

班固以《洪范》单篇,与《公羊春秋》《穀梁春秋》《春秋左氏传》诸书并论显示其分量特重。

 

苏轼《东坡书传》:旧说河出图洛出书,河图为八卦,洛书为九畴。其传也尚矣,学者或疑问而不敢言。以予观之,图书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畴之象数,以发伏羲与禹之知,如春秋之以麟作也,岂可谓无也哉。天以是道畀禹,而传至于箕子,不可使自我而绝也,以武王而不传,则天下无复可传者矣。

 

明人黄道周对箕子功德至为重视,认为大禹《洪范》,靠箕子传授后世,尧舜道统,尽在箕子。其《洪范明义》序言云:“臣观五帝三皇之道,备在《易象》。自《易象》而外,惟有《洪范》一书,为尧舜所授于禹汤,周公所得于箕子者。《易》于《明夷》之卦,推崇箕子,明羲、文之道在箕子,非他作者之所敢望也。”

 

【译文】

 

箕子于是回答武王说:“我听说,以前鲧治洪水,行堵塞之法。天地间水火木金土周流不息,水性下流,鲧却堵塞之,违背天道也。天地震怒,不赐给他安邦治国的九类大法,人间的伦理关系由此溃败。鲧被流放而死,其子大禹因治水有道而勃兴。天地于是把九类大法赐给大禹,大禹就把人世间伦常关系理顺了,建立了合理的社会秩序。”

 

【原文】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

 

【注释】

 

《汉书·五行志》: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所谓天乃锡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为《河图》、《洛书》相为经纬,八卦、九章相为表里。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

 

班固之意,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乾》《坤》大挂,都是本于《洪范》第八畴之咎征。《洪范》在华夏道统和中华文明中,具有源头地位,学者岂可不重之。

 

初一曰五行。即水火土金木也。黄道周《洪范明义卷下》:阴阳者,天地之气。行者,天地之质。气质具而性命行乎其中,气非质不具,理与气共质,故但曰五行不曰二气。二气者,《易》之治,五行者,《范》之治。《易》与《范》共为治也。一为十始,复起于十。天地所为用,即天地所为体,故统领其文不复言用,明畴体之有九用,初一之备十体也。

 

马一浮认为,历史上凡解《洪范》者,独黄道周最得奥义。故其在此沿袭黄道周之说。

 

另八畴分别以“敬用、农用、协用、建用、乂用、明用、念用、向用”言之,唯第一畴无此言。马一浮曰:“五行不言用者,尽物之性,令各止其所而已,不可以用言,言用则疑于汩之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五种行为或表现。胡瑗《洪范口义》:五事者,貌、言、视、听、思也。貌者,万民所瞻仰,言则为命令,万民之所听,视不明则及邪,听不聪则容奸,思不睿则失谋。此五者圣人治国之大本、检身之常法也,其可不敬而后用之乎?故五事谨则长兴,慢则取亡。然次之于五行之后者,以五行陈天地之德,而五事者人君之所为。人君盖体天而御邦,故以次于五行也。

 

次三曰农用八政。农,勉也。八政,八种政务。黄道周《洪范明义卷上》:“农”疑作“晨”。颜师古和苏轼皆曰:农,厚也。郑玄曰:农读爲醲,重用之也。诸以“农”爲八政之首者,非是。“三”者正东方之位也。震与兑合,人官与鬼神互相为治。故有天命则有人官,有五事则有八政。五事以正性命,八政以正礼乐。

 

次四曰协用五纪。五纪,五种记时方法。圣人管理时间之法。时间政治,乃为政之大端也,于今关乎国家主权,于古关乎皇权正统。黄道周《洪范明义卷上》:八政以仁天下,五纪以仁万世。

 

次五曰建用皇極。皇,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胡瑗《洪范口义》解作大;黄道周《洪范明义卷上》解作天;王安石《洪范传》、马一浮《洪范约义》、李民王健《尚书译注》解作君王。《洪范约义》既曰“皇为大君之称”,又曰“知帝天皆一性之名”,后者近于黄道周之意。

 

極,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胡瑗《洪范口义》、王安石《洪范传》解作中,朱熹《皇極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解作至高无上的标准、原则。马一浮《洪范约义》之意亦近于此。

 

中国政治“建中立極”,是个至大概念。天子建政,必以“建中立極”为是。何谓“建中立極”?中者地(人间)之中,極者天(宇宙)之中。北極即天之中也。将“皇極”解为“大中”,大多能通。但下文有“皇之極”,则无法以“大之中”解之。故本文采用王安石《洪范传》解法,谓之“天子之中”。《论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北辰(代表北極)即天之中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乂,治理。三德,帝王治理国家的三种禀赋和良法。三德兼用,随时变化,有经有权,方可得其中道矣。胡瑗《洪范口义》:德者,内则得之于心,外则得其理,故谓之德。德有三者,即正直、刚、柔是也。世之平康,则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强悍不顺,则用刚德治之,世之和顺,则用柔德治之。此三德者,圣人既由中道而治天下,又虑执中无权犹执一,故用三德者,所以随宜制民一归安寜之極也。故皇極则见圣人之道,三德则见圣人之权,故曰“次六曰乂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稽,考也。运用占卜之法,稽考疑惑,协助决策。胡瑗《洪范口义》:圣人有疑事,必用考疑之物决而明之,即下文谓择建立卜筮之人,而命之曰雨、曰霁、曰蒙、曰驿之类是也。然卜筮以决疑惑定犹豫,无出于此,故圣人凡举一事,发一政,若有疑于心者,必用卜筮以决之,故卜筮得为决疑之物。然则圣人果有疑乎?曰:无也。既无其疑,何用其卜哉?夫圣人至聪明也,至周尽(全)也,故易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亦曰:“从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则又何疑乎哉?犹谓之考疑者,何也?即见圣人不专任其断,而思与天下同之也。

 

次八曰念用庶征。念用庶征,认真参考诸多征兆。念,考虑也。庶征,检验君王行为的众多征兆。胡瑗《洪范口义》:庶征者,即谓休徴五,咎徴五,统而称之,故曰庶征。君能与众同欲,君臣上下无相夺伦,蛮夷戎狄莫不寜谧,故五行为之遂性,天地为之昭感,则休徴胡为而不至哉?

 

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胡瑗《洪范口义》:向,劝也。威,畏也。以五福者天下之民所共欲,故王者用是五福之道,劝民慕而归之,以趋于治也。六極者,天下之民所共恶也,王者用是六極之道,威民畏而惧之,以避其乱焉。是五福、六極莫非圣人用,人以为天下之数,故曰“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然次于九畴之末者何也?首陈五行,是圣人法天地以为德,渐次为治,故天时顺而休徴至,则五行皆得其性矣。庶征即叙,则政教之成败著焉。故彝伦叙而政教成,则五福之道彰,彝伦败而政教悖,则六極之报应。五福者,君子之吉,成德也。六極者,人道之穷也。如是则王道终始斯可见矣,故因而终于九畴焉。

 

禹帝所整理的洪范九畴,与《洛书》原文有何差异?古人对此有何阐述?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对此有所讨论:传言此“禹所第叙”,不知《洛书》本有几字。《汉书·五行志》悉载此一章,乃云:“凡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计天言简要,必无次第之数。上传云“禹因而第之”,则孔以第是禹之所为,“初一曰”等二十七字必是禹加之也。其“敬用”、“农用”等一十八字,刘向及顾氏以为龟背先有总三十八字。刘歆以为“敬用”等亦禹所第叙,其龟文惟有二十字。并无明据,未知孰是,故两存焉。

 

【译文】

 

安邦治国第一项重要方法,就是遵循五行周流原理。第二,恭敬地做好五件要事。第三,勤勉地做好八项政务。第四,按照天时掌握五种记时方法。第五,建中立極,以中道教化万民、统辖天下。第六,兼用三种治理天下的良法。第七,用卜筮之法解决疑惑,借助鬼神之意进行决策。第八,细致观察各种征兆。第九,用五福奖励善良,用六种责罚惩戒邪恶过错。

 

第二章】一畴五行

 

【原文】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注释】

 

五行,即五行学说,是中国古人描述世界构成和宇宙运行机制的基本学说。古人认为,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在阴阳演变中相生相克,化生万物,遂有日月星辰、草木禽兽、生老病死等万千气象。万物命运,都在五行运动中起伏变化,人类种族和个人也不例外。

 

胡瑗《洪范口义》:自此以下至终篇,皆是箕子历说九畴之名,广演九畴之义。黄道周《洪范明义》:五行之形布于地,其气运行于天,故其宿次、分野、祸福验于人事。朱子曰:“五行质具于地,而气行于天。以质而语其生之序,则曰水火木金土,以气而语其行之序,则曰木火土金水。”

 

马一浮《洪范明义》:以阴阳之合德必为中数,万物皆丽于土也。周子曰:“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水阴根阳,火阳根阴,五行阴阳,阴阳太極。”

 

五行不仅秉天道以生万物,而且合人道以应五伦教化。黄道周《洪范明义》:五行分化,序其生者,所谓初也。阴阳之精,见于水火;刚柔之义,著于金木,土载其下,以通地天。有是五者,以别男女,以正性命。阴阳相交,刚柔相推,变化错综,或当或爽,而治乱出焉。帝王之生,皆本五德以长天下,而其说奥渺不可复稽。

 

胡瑗《洪范口义》:夫有天地然后有阴阳,有阴阳然后有五行,有五行然后有万物,是则五行者天地之子、万物之母也。然谓之行者,以其斡旋天地之气而运行也,故谓之行。夫人既禀五行之气而生,亦由逆五行之气而死,声音乎是,气味乎是,性乎是,色乎是,举天下之万类,未有不由于五行而出是,则五行岂不大乎!

 

【译文】

 

第一畴,五行:水,火,木,金,土。

 

【原文】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注释】

 

曰,表命名。爰,同曰。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云:“爰”亦“曰”也,变“曰”言“爰”,以见此异也。润者,性也。炎者,气也。上下者,位也。曲直者,形也。从革者,材也。稼穑者,人事也。

 

王安石《洪范传》:北方阴極而生寒,寒生水;南方阳極而生热,热生火。故水润而火炎,水下而火上。东方阳动以散而生风,风生木。木者,阳中也,故能变,能变,故曲直。西方阴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者,阴中也,故能化,能化,故从革。中央阴阳交而生湿,湿生土,土者,阴阳冲气之所生也,故发之而为稼,敛之而为穑。

 

盖天地之用五行也,水施之,火化之,木生之,金成之,土和之。施生以柔,化成以刚,故木挠而水弱,金坚而火悍,悍坚而济以和,万物之所成也,奈何终于挠弱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天生万物以荣世,君行仁政以惠民。圣贤品物论人,无不以福利众生为德。苏轼论五行之德,即为典范。《东坡书传》:水不润下,则不能生物,故水以润下为德。火不炎上,则不能熟物,故火以炎上为德。木曰曲直,谓其能从绳墨也。木不曲直,则无以栋宇,故木以曲直为德。金曰从革,谓其能就熔范也。金不变化,则不能成器,故金以从革为德。土无所不用,不可以一德名,而其德盛于稼穑。

 

【译文】

 

水朝下润泽,火向上燃烧,木可屈伸,金可改变形状,土可以种植庄稼。

 

【原文】

 

“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注释】

 

本节研究水火木金土之味。古人将万物皆与五行对应,诸如方位、颜色、人体脏腑、药草、情绪等,味觉亦不例外。

 

苏轼《东坡书传》:五行之所作,不可胜言也,可言者声色臭味而已。人之用是四者,唯味为急,故举味以见其余也。

 

胡瑗《洪范口义》:五者因其数,明其性,成其气,辨其味,有其臭,著其声,彰其色,为其物,各以类而推之则可见矣。所谓数者何?即天地之生成数。天奇地偶、日月晷度、星辰躔chán次、岁时历象、律吕损益是也。所谓性者,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稼穑、为仁、为义、为礼、为智、为信是也。所谓气者,在四时则为春夏秋冬、温凉寒燠是也。所谓味者,酸咸辛苦甘是也。所谓臭者,朽焦腥膻香是也。所谓声者,宫商角徵羽是也。所谓色者,青赤白黒黄是也。所谓物者,介虫鳞虫倮luǒ虫羽虫毛虫是也。在人则为五事,若居五福之世,则其数弗乖,其性不悖,其气不愆,其味不变,其臭不乱,其声不谬,其色不异,其虫不怪,皆顺其常。若居六極之世,则皆逆其常。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人反德为乱,乱起则妖生。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先总论五行五味,然后分论之。其总论曰:润下作咸,水卤所生。炎上作苦,焦气之味。曲直作酸,木实之性。从革作辛,金之气味。稼穑作甘。甘味生于百谷。

 

润下作咸。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咸。《说文》云:“卤,西方咸地。东方谓之斥,西方谓之卤。”《禹贡》云:“海滨广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咸也。《月令·冬》云“其味咸,其臭朽”是也。

 

炎上作苦。王安石《洪范传》:热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胡瑗《洪范口义》:火本炎上,焚物则焦,夫气既焦则味?7?2而为苦。

 

曲直作酸。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木生子实,其味多酸,五果之味虽殊,其为酸一也,是木实之性然也。《月令·春》云“其味酸,其臭膻”是也。

 

从革作辛。王安石《洪范传》:燥生金,金生辛,故从革作辛。马一浮《洪范约义》:声、色、臭皆可与人同感,味则其所独知。得酸而收,得辛而散。从革则结,作辛则解。苦急而甘缓,酸涩而辛通。胡瑗《洪范口义》:金就镕铸即有腥气,非苦非酸而近于辛者,金之味。

 

稼穑作甘。胡瑗《洪范口义》:百谷之味,甘可知矣。然百谷本由土地而生也,甘者实为土味。

 

圣贤开辟文明,常以民生为念,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即以“从人改更,可为人用”解五行之性:“揉曲直”者,为器必须可曲直也。“可改更”者,可销铸以为器也。木可以揉令曲直,金可以从人改更,言其可为人用之意也。由此而观,水则润下,可用以灌溉;火则炎上,可用以炊爨,亦可知也。水既纯阴,故润下趣阴。火是纯阳,故炎上趣阳。木金阴阳相杂,故可曲直改更也。

 

【译文】

 

朝下润泽之水产生咸味,向上燃烧之火产生苦味,可屈伸之木产生酸味,可改变形状之金产生辛味,可以种植庄稼之土产生甜味。

 

第三章】二畴五事

 

【原文】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

 

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解释】

 

本章论帝王行为,有貌、言、视、听、思五个方面。这是对帝王平治天下所需禀赋的描述,也是对为帝王行为德范的要求。一曰貌,容仪。二曰言,辞章。三曰视,观正。四曰听,察是非。五曰思,心虑所行。

 

《礼记·曲礼上》云:“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与此五事异曲同工也。六经各书所述政治理念,神髓相通。

 

苏轼《东坡书传》:貌恭而人畏之谓之肃,言从而民服之谓之乂,视明而不为色所眩谓之哲,听聪而不为言所移谓之谋,致思自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谓之圣。此天地之自然,由匹夫而为圣人之具也。圣人以为此五者之事,可以交天人之际,治阴阳之变也。

 

王安石《洪范传》:恭则貌钦,故作肃;从则言顺,故作乂;明则善视,故作哲;聪则善听,故作谋;睿则思无所不通,故作圣。五事以思为主,而貌最其所后也,而其次之如此,此言修身之序也。恭其貌,顺其言,然后可以学而至于哲。既哲矣,然后能听而成其谋。能谋矣,然后可以思而至于圣。思者,事之所成终而所成始也,思所以作圣也。既圣矣,则虽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可也。

 

李世民《帝范·君体》云:“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引者按:恭作肃);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从作乂)。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明作哲);平正其心,足以制断(聪作谋)。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睿作圣)。”

 

马一浮《洪范约义》对本章解读,最为精彩。对于三个层次的关系,最为明察。且待一一介绍之。“此尽己之性也。事训职,犹言官、司。《尔雅·释诂》:‘职,主也。’孟子曰:‘心之官则思。’《周礼》六官皆言职,《内经》于脏腑皆名官。士者,事也。《大雅》曰:‘武王岂不仕’,亦即士字。今之所谓事者,皆受之于人,若无与于己。然古之所谓事者,皆就己言,自一身而推之天下,皆己事也。故曰己外无物。圣人无己,靡所不己。宇宙内事,即吾性分内事。凡言事者,皆尽己之事也。性即理也,理事不二。理外无事,亦即性外无事。约之以五事,以为万事根本。五事皆尽其理,然后万事皆无失职。”

 

马一浮认为,“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为标名,“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为显德,“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为明功。

 

【译文】

 

第二畴,帝王的五种行为标准:一仪容,二言谈,三观察,四听闻,五思虑。

 

仪容应该恭敬,言谈应该合乎常理,观察应该明辨是非,听闻应该善于判断,思虑应该充满智慧。

 

既然恭敬那就能够庄严肃穆,既然合乎常理那就能够条理清晰,既然明辨是非那就能够达到贤明,既然善于判断那就能够产生智谋,既然充满智慧那就能够辽远透彻,直达圣明。

 

第四章】三畴八政

 

【原文】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注解】

 

本章文辞至简,却是帝王事务之核心。帝王修身治心、建中立極、法天则地、稽疑决策,其唯一旨归在于安民养民。《礼记·曲礼上》云:“安民哉!”《尚书·皋陶谟》云:“在知人,在安民。”《尚书·大禹谟》云:“政在养民。”《论语·公冶长》云:“其养民也惠。”所谓八政,皆安民养民之政也。

 

马一浮《洪范约义》认为,五事是“尽己之性”,八政是“尽人之性”。政者,正也。尽己之性,所以正己;尽人之性,所以正人。五事者,八政之本;八政者,五事之施也。

 

郑玄:食谓掌民食之官,若后稷者也。货掌金帛之官,若《周礼》司货贿是也。祀掌祭祀之官,若宗伯者也。司空,掌居民之官。司徒,掌教民之官也。司寇,掌诘盗贼之官。宾,掌诸侯朝觐之官,《周礼》大行人是也。师,掌军旅之官,若司马也。

 

八政之名,为何分作两类?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食”、“货”、“祀”、“宾”、“师”指事为之名,三卿举官为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事为名,则所掌不尽,故举官名以见义。

 

对于八政之具体内容,先儒極为关注,多有准确阐释,亦不乏精彩表述。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八政”者,人主施政教于民有八事也。一曰食,教民使勤农业也。二曰货,教民使求资用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土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众民以礼义也。六曰司寇之官,诘治民之奸盗也。七曰宾,教民以礼待宾客,相往来也。八曰师,立师防寇贼,以安保民也。

 

王安石《洪范传》:食货,人之所以相生养也,故一曰食,二曰货。有相生养之道,则不可不致孝于鬼神,而知不忘其所自,故三曰祀。有所以相生养之道,而知不忘其所自,然后能保其居,故四曰司空。司空所以居民,民保其居,然后可教,故五曰司徒。司徒以教民,教之不率,然后俟之以刑戮,故六曰司寇。自食货至于司寇,而治内者具矣,故七曰宾,八曰师。宾所以接外治,师所以接外乱也。自食货至于宾师,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独曰司空、司徒、司寇者,言官则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则以知官之有物也。

 

“宾所以接外治,师所以接外乱也”,即精彩表述之一例也。

 

八政之排序,也十分讲究。为何食货优先?为何七宾八师?贤者于此有述焉。

 

《汉书·食货志》:《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鱼、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

 

苏轼《东坡书传》:食货所以养生,而祀所以事死也。生死之理得,则司空定其居。居定而后可教,既教而后可诛。故司空司徒司寇次之。所以治民者至矣,然后治诸侯。治诸侯莫若礼,所以宾之者备矣。而犹不服,则兵可用。故宾而后师。

 

先王安民,教、养并重。孔子论民,强调先富之,继而教之。凡不教而战、不教而诛,皆是虐民。马一浮《洪范约义》:按八政三事,约而言之,只是教养二端。《虞书》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食货者,养之事。自祀以下,皆教所摄。“利用、厚生”,养也。“正德”,教也。寓教于养,故有制度;寓养于教,故有文为。制度文为皆在于礼。荀卿曰:“礼者,养也。”不唯食货之养而已。文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威仪以养其四体,理义以养其心,故教亦养也,养亦教也,教养合一,然后人性可尽也。故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舍是非所以为政也。

 

八政理念,虽为《洛书》天授,亦系华夏先王先圣千万年政治实践之总结。远古以来,历代政权无不围绕八政设官分治,其实践经验与思想探索,在其他典籍中亦有所表述。就此而言,六经内容虽各有侧重,其神髓则一。

 

八政数多名繁,不胜枚举,后儒总其意旨,发明简称,以“礼乐刑政”名之。食货宾师,皆并入“政”中。王安石《老子篇》:道有本有末。本者‚万物之所以生也;末者‚万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末者‚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后万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故昔圣人之在上而以万物为己任者‚必制四术焉。四术者‚礼、乐、刑、政是也‚所以成万物者也。

 

道为本,为万物生发之动力,用为末,为万物告成之功能示现。告成必须成在人间烟火之中。无论是八政,还是礼乐刑政四术,都是圣人本于天道,循于天命,致力于安民养民的现实努力和天道天命的功能示现。一切先王先圣,一切高道大德,其最后的功勋,一定要落实为八政四术,唯此方可体现其安民养民之旨也。

 

【译文】

 

第三畴,治国抚民有八项重大政务,务必不可懈怠。一保障五谷六畜之供以养万民,二保障布帛盐铁之用以利社会,三恭敬祭祀祖先鬼神,四房屋建造大庇天下寒士,五教化万民以达上下同德,六以刑戮惩戒不受教化者,七迎宾出使协和万邦抚慰诸侯与四夷,八整军兴师剿贼灭叛以维护文明秩序。

 

第五章】四畴五纪

 

【原文】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注解】

 

纪者,记也。五纪即五种记时方法。岁,又名太岁、摄提,从冬至时刻,到下一个冬至时刻,其时间长度为一岁,是地球绕着太阳运转一周的时间,也是北斗星斗柄绕东南西北旋转一圈的时间。现代天文学以太阳在黄道上运行一周的时间为一岁,称之为回归年。一岁时长为约365.2422天。年是正月初一到下一个正月初一的时间,平年包括12个朔望历月,约354天,若是闰年则包含13个朔望历月,约384天。

 

中国古代天文学極为发达,历法也至为完备。今世考古学证明,至迟一万二千年前,南方就有稻作农业,农业必须有成熟的天文学和历法作指导,否则无法保障收成。实际上整个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都是在天文学历法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根据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的蚌塑龙虎墓葬证明,北方地区至迟在六千五百年前,就有成熟的天文学和宇宙观念。《尚书·尧典》《史记·五帝本纪》介绍尧帝领导着天文学和历法之建立,这在时间上已经是最保守的记载。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就是天文历法。中国学问的许多核心概念和思维角度,都与天文历法和宇宙观念有关,诸如天人合一、天道、天帝、阴阳、五行、四时、二十四节气、二十八宿、天地人三才、日月星三光、太極、北極、皇極、建中立極等。

 

马一浮《洪范约义》:圣人作则,以天地为本,以阴阳为端,以四时为柄,以日星为纪,月以为量,五行以为质。其义并通于《洪范》五纪之次。岁以统月,月以统日,星辰以辨节气、正四时。而历数者则总言推步之法也。亦犹五行之终言土,五事之终言思,皆贯于前之四者。自汉儒以来,每有误解历数,泥于邹衍五德终始之说,以为王者易姓受命之应,于是谶纬符瑞纷然并兴,奸人窃之以惑乱天下,此由于义理之不明也。历数犹言历象耳。就其悬象着明而可见者则谓之象,就其立算推演而可知者则谓之数。尧之命舜所以郑重如此者,亦以授时之典为尽性之事,不敢不敬而已,非有他义也。

 

百余年来,中国国民教育将中国学问排除在教育资源之外,学子无缘接触古书,对于先民天文学的发达和历法之丰富精确,完全失去了想象力,仅将在中国天文学启发下发展起来的西方近世历法,奉为圭臬,此为近世文化之大弊也。

 

中国古代学者,几乎人人都是天文学家,不知天道,安知人道,何以治国平天下?中国古代经典,对于中国发达的天文学多有记述,惜乎百余年来,社会对此皆视而不见也。

 

对于宇宙的文化想象和时空管理,是文明赖以发生的前提。为何天文学成为中国文化之基础?乃因中国古天文学即是时空管理学、时间政治学。

 

本章所论,即是时间政治学也。岁月日时,既是建政抚民所必须仰赖的文明基础,也是王权的重要象征。帝王如果不能建立统一的历法和时间标准,其权力基础就难于牢固。历法权历来为帝王所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授予万民历法,是历代帝王必须垄断的权力。箕子告诫周武王,陛下必须学习尧舜,强化时间政治。

 

【译文】

 

第四畴,五种记时方法,一是岁,二是月,三是日,四是星辰,五是历法。

 

第六章】五畴皇極

 

【原文】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極,锡汝保極。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極。”

 

【注释】

 

皇極。皇极之极,本为極字。極为房屋栋梁,即脊檩。极,驴背上用以堆放货物的木架子。极与極本为词义无关的两个字,汉字简化时,取消了極字,将其意义合并到极字中,故读古籍时易于导致混淆。

 

極作为栋梁,处于房屋最高点,最顶端,后将其他事物最高点,最顶端,亦名之曰極,如地之南端为南極,北端为北極,天之北端亦曰北極,徒刑最高曰極刑,成就最高为登峰造極。又因栋梁不但位置最高,地位也最尊贵,極乃引申为至尊、中心、标准之义。建中立極,中为地之中,極为天之最高处,也可理解为天之中心。故皇極即为帝王之中。

 

皇,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胡瑗《洪范口义》、陆九渊《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極讲义》解作大;王安石《洪范传》、朱熹《皇極辨初本》、马一浮《洪范约义》、李民王健《尚书译注》解作君王;黄道周《洪范明义卷上》解作天。《洪范约义》既曰“皇为大君之称”,又曰“知帝天皆一性之名”,后者近于黄道周之意。

 

極,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胡瑗《洪范口义》、陆九渊《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極讲义》、王安石《洪范传》解作中,朱熹《皇極辨》、李民王健《尚书译注》解作至高无上的标准、原则。马一浮《洪范约义》之意亦近于此。

 

马一浮《洪范约义》:皇極,标心德之总名,示尽性之極则也。皇为大君之称,極者至德之号。皇以表人,極以表法。已明天地人物总为一性,一尽一切尽,无欠无余,名之为極。斯名之立,显大法之本原,圣人之妙用。“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所谓总该万法,不出一心也。曰“皇極”者,以表君德即天德也。天人合德,理绝名言,强名之曰“皇極”耳。“皇極”一名,人法合举,人与理一。一切诠表,虽有多名,其能诠之体,所诠之相,总其会归,唯是“皇極”一义。

 

马一浮意识到皇極之極与太極之極的差异,《洪范约义》:皇建其有極,此明建用之旨也。皇極之極与太極之極,俱是表此理之極至。然太極不可言建、皇極则言建者,太極唯是表理,皇極则兼表人位也。太極不可言用、皇極则言用者,太極唯是显体,皇極则即体以明用也。此極是人之所同具,不能建而用之,则隐而不显。能建而用之者,人也。唯其能建而用之,斯为人中之最胜,可以处于君位,故名之曰皇。極是所建,皇是能建(能所不二)。極是所证,皇是证者。人与理一,故称皇極。

 

在理学语境中,理即是道。马一浮云“人与理一”,即云人是道之化身。唯“人与道一”,方成“皇極”。若有“人与道一”而不能得位,则为“人極”。周敦颐《太極图》云:“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極焉。故圣人与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时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马一浮指出:箕子向武王传大禹之道,故曰“皇極”,周敦颐非专论帝王,故曰“人極”。皇与圣,皆“人与道一”也。皇極人極,其道一也。

 

朱熹《皇極辨初本》:予窃独以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标准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修其身以为天下至極之标准,则天下之事故莫不协于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观于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谓皇極者也。是其见于经者,位置法象盖皆本于洛书之文,其得名则与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为極也,则又安得以是而训之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有作民之父母而为天下之王也。不然,则有其位无其德,不足以建立标准,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矣。

 

北宋及以前儒者,将“極”解作“中”,南宋及以后儒者,渐有将“極”解作“标准”者。

 

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敷,布施、施加。苏轼《东坡书传》:我有是道,五福自至,可以赐庶民矣。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若能五事皆敬,则五福集来归之。普敬五事,则是敛聚五福之道。以此敬五事为教,布与众民,使众民劝慕为之。福在幽冥,无形可见,敬用五事,则能致之,“敛是五福”,正是敬用五事。不言“敬用五事以教”,而云“敛是五福以为教”者,福是善之见者,故言“福”以劝民,欲其慕而行善也。马一浮《洪范明义》:皇与庶民,皆此一性之所现。敛者言乎福德之聚也,保者言乎任持之密也。敛之在己是自受用,敷锡于民是他受用。

 

惟时厥庶民于汝極。此为倒装句,将动词“时”置于主语“庶民”之前。顺言为“惟厥庶民时于汝極”。惟,语助词。厥,其。时,动词承、受。于,以。汝,会谈时第二人称虚指代词,亦可实指会谈者武王。極,中。意为“其庶民接受汝極”。苏轼《东坡书传》:我有是道,则民皆取中于我。

 

锡汝保極。锡,馈赠,回报,此处指庶民给天子的回报。保,遵循、恪守。君能中则民人中也。意为“庶民能以保汝極回报汝。”苏轼《东坡书传》:我有是道,则民皆保我以安,我以五福赐民,民以保安赐我。胡瑗《洪范口义》:夫君既有五福之教,众民皆动其心,仰慕教化,皆就其君,酌取中道而行之。既能行之,朝廷莫不同风,远迩以之一化,皆与君安于中道也。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凡人皆有善性,善不能自成,必须人君教之,乃得为善。君上有五福之教,以大中教民,众民于君取中。“保”训安也,既学得中,则其心安之。君以大中教民,民以大中向君,是民与君皆以大中之善。君有大中,民亦有大中,言从君化也。

 

庶民无淫朋,人无比德。惟君能守中行正,庶民必趋附于中道,而不会在游逸中结成邪党。德本义为登高,引申为心念、精神等含义。比德就是勾结跟自己臭气相投者逞私逞欲,为非作歹,祸害政治共同体。如果君王治国不能“建中立極”、福佑苍生,而是放纵私欲,祸害天下,庶民就必将结党自保、蔑视天威、游逸堕落、祸害群伦。所谓淫朋比德,即是偏离中道,唯天子之中可救其弊。

 

皇建其有極。中国政治学说中,“建中立極”是个至大概念。天子建政,必以“建中立極”为是。何谓“建中立極”?中者地(人间)之中,極者天(宇宙)之中。北極即天之中也。将“皇極”解为“大中”,大多能通。但下文有“皇之極”,则无法以“大之中”解之。故本文采用孔颖达、胡瑗、王安石、朱熹、陆九渊等人之解法,谓“皇極”为“天子之中”。

 

无论“建中立極”,还是“天子之中”,皆可以“王道”名之。董仲舒力推“王道政治”,与“皇極”一脉相承。《春秋繁露·王道》曰:“孔子明得失,差贵贱,反王道之本,讥天王以致太平。……春秋纪纤芥之失,反之王道。”。箕子所言王道荡荡、王道平平、王道正直,即是董仲舒所欲返之王道原则也。

 

天子建其大中,则万物得其所,故能集五福以敷(布)锡(赐)其庶民也。庶民以君为中,君保中,则民亦得中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庶民既以君为中,则德教昌盛,人文化成,天下大治矣。

 

“中”之义未免抽象,有无实义?实义需引申而出。天子“建中立極”,也就是据地中天極而安抚万民,统辖天下。尧帝以陶寺为地中,建天文台以天北極(北辰为近)为天中,禹帝以阳城为地中,以天北極为天中,夏启帝以斟寻(今二里头)为地中,以天北極为天中,周武王以镐京为地中,以天北極为天中,周公与康王增补洛邑为地中,以天北極为天中。《何尊铭文》曰:“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天子既得天地之中,于是万物辐辏,兆民归化而隶属之。宇宙与人间立即拥有结构与核心,有核心即有秩序。由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周易·系辞上》)庶民皆可安享太平日子也。

 

天地之“中”不是自然事物,而是人文建树。“地中”,是特定的政治理念、政治地理学说、政治制度结构学说及政权空间范围所确立的地理之“中”,它是一个民族千万年连续的奋斗、建设、开拓而历史地形成的政治符号。“北極”,是特定的天文学说、宇宙结构学说、政治神学学说、天人关系学说所确立的宇宙之“中”,它是一个民族千万年连续的观测、想象、卜筮、验证、信仰、坚守而确立的神学符号。这个政治符号和神学符号,还必须得到一个稳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实体的支撑,并与之完全融合,才能形成一种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政治文化和人文文化。

 

这种政治文化和人文文化,具有明确的思想结构、观念统系(道统)和制度统系(法统),具有明确的种族依托(族统)、信仰统系(祭统)、教化统系(学统)和无边界的空间指向(天下)。这种文化既关注社会的物质繁荣,以实现“养民”职责,又关注指向未来的教化体系(教民),以保障文明秩序(礼乐制度)的稳定和文明的永续发展。

 

华夏民族,作为这种文化的创造主体和实践主体,在创造这种文化的同时,也创造了自己的民族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和作为文化承载者的个人和人民(人文化成)。

 

古人称伏羲为华夏人文初祖,而且推定伏羲时代在大约七千年前到六千五百年前。根据近世考古学成果,早在一万年前,华夏民族就有很多部族过上了以农业为核心的定居生活,民族共同体和政治共同体就日趋稳定,人文文化自然也迅速地趋于定型。

 

至晚在商周之际,这种文化已经完全成熟,其创造主体华夏民族已经具有明确的文化自觉,将仰赖这种文化支持所形成的政治观念和治理模式,命名为“王道”,并且找到了足以代表这种文化特质的圣人统系(圣统、道统)。如何才能保证这套王道模式和文明秩序长盛不衰,永佑生民呢?至晚在孔子时代,华夏民族已经找到了一种善法,通过不断传递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以修身治心、求道进德而加强教化,使人人都能自觉地克己复礼、自觉地维护政治共同体的文明秩序。“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目的就是谋求,文明永昌。孔子不断向弟子宣讲圣人道统,产生了深刻影响。自孔子以后,华夏学子皆以谈论圣人之德,作为广大尧舜道统、弘扬华夏文化的简易方式。其起点,就是整理孔子对于圣人道统的建构。兹引述《论语》《礼记》《大戴礼记》若干文字,皆孔子后学所记孔子建构华夏道统之言论。

 

《大戴礼记·五帝德》: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予闻诸荣伊,言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邪?亦非人邪?何以至于三百年乎?”孔子曰:“予!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可胜观也!夫黄帝尚矣,女何以为?先生难言之。……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黄帝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礼记·祭法篇第二三》:“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王武王)

 

《礼记·祭法篇第二三》:“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契为司徒而民成;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虐;文王以文治,武王以武功,去民之菑。此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黄帝颛顼契冥汤文王武王)

 

《礼记·礼运篇第九》:“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

 

《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尧)

 

《论语尧曰篇第二十》: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尧舜)

 

《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舜)

 

《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舜禹)

 

《论语泰伯篇第八》: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尧舜禹文王武王周公)

 

《论语颜渊篇第十二》: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舜皋陶汤伊尹)

 

《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禹)

 

《论语宪问篇第十四》: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禹稷)

 

《论语为政篇第二》: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禹汤文王武王周公)

 

《论语子罕篇第九》: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文王)

 

《论语子张篇第十九》: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文王武王)

 

《论语尧曰篇第二十》: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论语八佾篇第三》: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论语述而篇第七》: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周公)

 

《论语泰伯篇第八》: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周公)

 

《论语学而篇第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先王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先王)

 

孔子所论,远及黄帝颛顼,中及尧舜禹汤,近及文武周公。时而专论某人,时而以“先王”统论之。先王法天则地,仁怀万物,循天道而开文明,奉天命而建中立極,缘人情而制礼作乐。一代代先王成为天道之代表,文明之化身,代代相传,遂成道统。

 

孔子还亲自修订《春秋》,司马迁赞该书“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史记·太史公自序》详论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春秋》用何种大法大宪“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而使“乱臣贼子惧”?先王道统也。孔子用何种标准“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礼乐制度也。

 

孔子行教,多叙先王道统,而未著专文。七十弟子以《论语》《礼记》《孔子家语》等书零散记之,线索明晰而事迹不连缀,司马迁乃以《史记本纪》,缘黄帝颛顼顺流而下,集中描述历代圣王政绩,叙其传承统系。

 

六经在堂,《史记本纪》在手,先王道统由是大备于典则,周行于政教,氤氲于风俗,彰明于历史。道统能够贯穿于华夏历史,后王之圣者,后臣后民之贤者,皆明其教而守其旨,中华民族遂成人间唯一执道守一、传承有序、光灿不灭之文明古国,孔子、司马迁之功灿然可敬也。《礼记·中庸》曰:“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孔子司马迁,正是善继先王之志,善述先王之事的孝子贤孙,于后世则光为圣者矣。

 

自黄帝颛顼以来,凡能坚守天地之中建政安民者,皆因其能明天道、奉天命、尊道统,故其必有建基于天道、天命、道统之威权与仁德,必能阳光普照,德化天下,并赐福于民。

 

天地之“中”者,亦即天子威权与仁德也。故所谓天子之“中”,关乎天地秩序、人间纲纪和兆民太平也。天子立国既“中”,行政又“正”,则其所立法宪、规矩,就天然地具有合法性,凡我国民,必须遵守。论及此,朱熹《皇極辨》、马一浮《洪范约义》、李民王健《尚书注译》将“皇極”解作帝王所立至高无上之标准、原则,也是颇合文意,只是多转了几个弯。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认为,“皇極”一畴,乃演其大中之义,欲使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凡行不迂僻则谓之“中”。《中庸》所谓“从容中道”,《论语》所谓“允执其中”,皆此之谓也。九畴为德,皆求大中,是为善之总,故“谓行九畴之义”,言九畴之义皆求得中,非独此畴求大中也。此大中是人君之大行,故特叙以为一畴耳。

 

马一浮认为,《洪范》之旨可以统摄六经,信哉斯言。

 

【译文】

 

第五畴,皇極。天子之中:天子以中道普照天下,万民必归附之。天子集中天下福分,广泛地赐予(敷锡)归化之民。唯如此,庶民将会认可你的权力,以遵循中道的忠诚回报你。唯如此,他们庶民才有安全感,不会结成团团伙伙,才有归属感,不会与坏人狼狈为奸发泄私愤私欲。天下之大,只有天子中道像旗帜一样吸引着万民归化。

 

【原文】

 

“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極,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则)其惟(思)皇之極”

 

【注解】

 

有猷yóu,有谋虑,引申为有理想、有目标,对人生和社会抱有认真负责之态度。有为:有才干和作为。有守,有操守。念,牵挂,怀之。

 

本段先看通行版本之标点:“不协于極,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则)其惟(思)皇之極。”

 

本文按照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王安石《洪范传》所阐发之意,改其标点为:“不协于極,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则)其惟(思)皇之極。”

 

标点之异在“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此标点关系到“予攸好德”究竟是谁所言。按通行版本标点,此句应是君王所言。按本讲义标点,此句应是“不协于極,不罹于咎”之民所言。

 

臣民表现:不协于極,不罹于咎;帝王反应:皇则受之,而康而色。

 

臣民表现:曰‘予攸好德’;帝王反应:汝则锡之福,(诱导)时人斯(则)其惟(思)皇之極。

 

按照本讲义点读,两个句子才能理顺关系,二者结构和逻辑完全一致。

 

不协于極。不合于中,即不合于中道和文明秩序。

 

不罹于咎。没有陷于罪恶;罹,遭遇,陷于;咎,罪恶。

 

皇则受之。天子则宽容之。王安石《洪范传》:不协于極,不罹于咎,虽未可以锡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当受之而不当谴怒也。子曰:“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哉?”(《论语·八佾篇第三》)帝王若不能宽大包容臣民,则辜负天命与圣位。

 

而康而色。按照通行版本理解,第一个而是人称代词,第二个而是连词;按照本讲义标点理解,第一个而是连词,第二个而是人称代词“你的”。康,安和;色,神情,语气。

 

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只要有人表示他愿意归化善德(即中),你就给他任官赐福。

 

时人斯其惟皇之極。时,是;斯,乃,则;其,他;惟,思,认同;皇之極:天子之中道,威权仁德。这些臣民就会认同王道(帝王之中道)。

 

王安石《洪范传》:言民之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其所猷、所为、所守之当否。所猷、所为、所守不协于極,亦不罹于咎,君则容受之,而康汝颜色而诱之。不协于極,不罹于咎,虽未可以锡之福,然亦可教者也,故当受之而不当谴怒也。《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康而色之谓也。其曰我所好者德,则是协于極,则非但康汝颜色以受之,又当锡之福以劝焉。如此,则人惟君之中矣。不言“攸好德,则锡之福”,而言“曰予攸好德,则锡之福”,谓之皇極,则不为已甚也。攸好德,然后锡之福,则获福者寡矣,是为已甚,而非所以劝也。曰予攸好德,则锡之福,则是苟革面以从吾之攸好者,吾不深探其心,而皆锡之福也。此之谓皇極之道也。

 

为什么“予攸好德”不是君王所言呢?如果君王向庶民自称“予攸好德”且锡以福禄,岂不是自我炫耀自表功德吗?君王如此浅薄虚荣,有辱圣明,必为庶民所轻视,其所锡福禄,也不会被庶民看作恩德惠利,起不到励德劝善作用。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指出,凡民之行,虽不合于中,而未罹于咎恶,皆可进用,大法受之。人曰“我所好者德”,汝当安汝颜色,以谦下人,继而赐之爵禄,加以勉进。

 

【译文】

 

凡是天子之庶民,有生活目标,有作为,有操守的,你一定要心怀赞赏地惦念他们。有的庶民不明天道,不尊重文明秩序,但也没有陷入为非作歹、作奸犯科,天子对他们一定要包容、宽宥,要以温润的脸色善待他们。以谦下人,才能得人归化。如果他们表示“我很向往仁德”,你就要及时任用他们,赐给他们爵禄。唯如此,才能诱导他们真心服从威权仁德,归化天子中道。

 

【原文】

 

“无虐茕独而畏高明。”

 

【注解】

 

茕qióng,无兄弟,独,无子,茕独者即无势力无资源者也。

 

高为有爵位,明为有智力,高明者即有权势有资源者也。

 

虽为茕独,只要其有“好德”之志,治国者必须表彰、提携之。虽为高明,只要其无“好德”之志,治国者必须批评甚或惩戒之。

 

盖茕独也者,众人易于歧视而虐之;高明也者,众人易于攀附而畏之。歧视与攀附,皆人之恶德,治国者或教化之,或惩戒之,不可任其恣肆发展也。

 

《尚书·大禹谟》曰:“不虐无告,不废困穷,惟帝时克。”又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王者职责在于安民养民,岂可遗弃弱势者。尧帝能为之,后王亦当能为之。不如此则不是圣王,因为中国治理的信条是:政在养民。

 

【译文】

 

虽为孤寡卑微之徒,只要其有“好德”之志,治国者必须表彰、提携之。虽为有爵有势者,只要其无“好德”之志,治国者必须批评甚或惩戒之。

 

【原文】

 

“人之有能、有为,使羞进其行,而邦其昌。”

 

【注解】

 

羞的字形,是一只手(讹变为丑)捧着一只羊,意为进献,引申为举荐、提携、进步。

 

有才能、有作为的仁人志士,要提拔到合适的职位上,让他们施展才华,这样就可促进国家兴旺昌盛。

 

《尚书·皋陶谟》云:“在知人,在安民。”此处民指普通老百姓,人既包含公侯宗亲大人物,也包括民之秀者士子。我们一般拿士子说事吧。在掌握政权后,如何治理才能使天下太平呢?皋陶认为关键在知人、安民两件事。知人和安民,是互文,也包含安人和知民。

 

先说第一件,是把有才能的士子找出来,安排在管理岗位上,一者可以加强政府管理,二者防止大才不安于野而生出大事。

 

《尚书·大禹谟》云:“野无遗贤,万邦咸宁”,这既是政治道德的要求,也是政治管理的要求。为什么在这个表述中,“野无遗贤”成为“万邦咸宁”的条件?“遗贤在野”隐含着对政府权力的威胁。这些高才大能,既可以呼风唤雨安邦治国,也可以兴风作浪推翻朝廷。你看秦末州县官长,因为不“知”陈胜其“人”,惹出多大事来。如果阳城县官长能够“知人”,像沛县官长把萧何、曹参、刘邦请到县衙任职一样,给陈胜有个安排,也就没有大泽乡起义了。你看唐朝科举,遗漏了一个黄巢,清朝科举,遗漏了洪秀全、冯云山、韦昌辉、石达开,惹出多大的事。清末废除科举后,文化人没有出路,要么办报鼓吹新学,否定了清朝的合法性,要么结党发动革命,终于埋葬了清朝政权。所以,有远见的治国者,必须首先把那些高才大能找出来,知人善任,人尽其才。

 

关于知人善任,特引唐太宗李世民《帝范·求贤第三》,以辅箕子之论。“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恭谨律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收敛)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乂,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滨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缧和绁都是捆绑犯人的绳索,表囚犯、牢狱);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宰杀牲畜、钓鱼,即下里巴人也)为耻,终能献规景亳(商汤从商丘迁都景亳,召集诸侯商量讨伐夏桀,伊尹献计,遂成景亳之命),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几乎可以说,李世民此言,就是“知人”二字之注脚。

 

第二件,是让普通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太平日子。与上文“知人”一样,“安民”既是政治道德的要求,也是政治管理的要求。在道德上,安民乃圣王之德所必行,不能安民,圣王则不能心安。这话毫无夸张成分,别说圣王,优秀的政治人物,都是这样。《管子·轻重甲》:“桓公忧北郭之民贫,召管子而问曰:‘北郭者,尽屦缕之氓也,以唐园为本利,为此有道乎?’”管仲提出,朝廷制定政策,百钟之家不许做鞋子,千钟之家不许种菜,把市场让给北郭之民。也就是俸禄高者,必须用俸禄买劳动者的产品。《管子轻重》中有不少齐桓公忧劳天下、牵挂万民的故事。管子给齐桓公一一提供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对经济市场的许多奥秘,《管子》的论述十分深刻。《孟子·梁惠王上》梁惠王对孟子说:“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这就叫安民。在管理上,唯有安民,才能保证社会稳定,天下太平,政权永固。

 

至于不能安民,其弊極大,甚至造成灭顶之灾。明末快递员李自成失业,生机无着,率流民攻击官军,明朝遂亡。洪秀全团队军政才能最高的,是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位文盲烧炭工人,参加洪秀全起义队伍的,都是西方殖民者破坏中国经济秩序之后失去工作和生活保障的流民。机械生产取代了手工生产,洋船代替了中国民船。从两广到两湖到两淮,大量手工人、船工、纤夫、挑夫结束流浪参加太平天国义军,清朝虽然暂时未亡,但是受到沉重打击。这就是他们未能安民而遭到的报应。

 

中国古人知人安民、任贤使能的政治理念,是在血的教训中形成的,所以,每一代圣王都战战兢兢地恭己正身,要求自己做得完美无缺,万无一失。

 

当然,实际上谁也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官府未能任用陈胜吴广,科举未能录取黄巢洪秀全,以及李自成、杨秀清、萧朝贵之失业,都是在社会运动中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君王再勤政再忧劳都无法避免或化解。每天累死一个君王也无济于事。所以,社会的动荡,政权的更替,在所难免。但是,作为继统治民的君王,必须为此尽最大努力。

 

【译文】

 

有才能、有作为的仁人志士,要提拔到合适的职位上,让他们施展才华,这样就可促进国家兴旺昌盛。

 

【原文】

 

“凡厥正人,既富方谷(福并禄),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

 

【注解】

 

凡厥正人。厥,语助词。正人,在位官长,君王之辅臣。王安石《洪范传》认为,“正人”是“以善治人”,使人有德而正。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胡瑗《洪范口义》认为,“正人”即“正直之人”。李民王健《尚书译注》认为,“正人”乃“政人”即“官长”。

 

上文曰“凡厥庶民”,此处曰“凡厥正人”,并论之。故本讲义采信《尚书译注》,释之为“在位官长”。

 

既富方谷。既赐予福(富)又赐予禄位(谷)。方,并。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使,后边省略了“正人”。好,善。于,给。而,你。家,王室。时人,是人,此人。斯其辜,罪。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凡其正直之人,既以爵禄富之,又复以善道接之,使之荷恩尽力。汝若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善于汝国家,是人于此其将诈取罪而去矣。授之以官爵,加之以燕赐,喜于知己,荷君恩德,必进谋树功,有好善于国家。若虽用为官,心不委任,礼意疏薄,更无恩纪,言不听,计不用,必将奋衣而去,不肯久留,故言“不能使正直之人有好于国家,则是人斯其诈取罪而去”也。

 

胡瑗《洪范口义》:夫臣之在位,既优之以髙爵,又接之以善道,如此则感恩戴德,进谋树勋,有好善于国家者众矣。若其人之在位,推诚不甚专,待之不甚厚,礼遇疏薄,恩义衰微,言未必行,计未必用,如此则皆将奋衣而去,安能久处于朝廷哉。故曰汝不能使正直之人,好善于国家,其人若被罪而去,殊不知待之无素也

 

对于本节文字,马一浮的解释与众不同,本讲义虽不采信,但认为值得参考,特录于此。《洪范约义》:言“正人”者,不务正己而好言正人。“既富方谷”,是其所持之说。如是之人而汝好之,任以家国之事,则适以成是人之辜而已,为其“无好德”也。汝若引为同德而谓可锡之福者,其所施为不惟不协于極,必罹于咎,乃是汝之咎也。此明向用之失,若秦孝公之用商鞅,始皇之用李斯,是其类也。箕子之垂诫深矣。

 

【译文】

 

凡是天子之辅臣,既要赐予福(富),又要赐予禄位(谷)。如果你不能使他们在国家平台上建功立业,这些辅臣就会怪罪你。

 

【原文】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極,归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

 

【注解】

 

陂,古音bì,今废此声,读pō,不平,不正,不周全,偏颇。

 

遵王之义。遵王道大义。作好作恶,放纵好恶私情,不能躬行王道。《老子七十九章》言天道无亲,王者即天,必须无亲无私。

 

遵王之路。遵王之大道。正直,中德中道也。始曰“义”,中曰“道”与“路”,卒曰“正直”,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之谓也。孔子以为“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今曰“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者,好恶者,性也,天命之谓性。作者,人为也,人为则与性反矣。故王者必须修身治心,革私去欲,方可“王道荡荡”,王者无私也。

 

王道荡荡。王道阔大,阳光所照,雨露所及,无所不覆。此即王者无外也。平平pián,治理有序,状态雍容和谐。大而治,终于正直,而王道成矣。反,违背正道,陂不已,乃至于反。侧,违背正道,偏不已,乃至于侧。无偏者,言乎其所居(立场);无党者,言乎其所与(奖罚)。以所居者无偏,故能所与者无党,故曰“无偏无党”;以所与者无党,故能所居者无偏,故曰“无党无偏”。始言“无偏无陂”者,率义以治心,不可以有偏陂也;终言“无反无侧”者,及其成德也,以中庸应物,则要之使无反侧而已。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偏颇阿党是政之大患,故箕子殷勤言耳。

 

会其有極。郑玄曰:“君也当汇聚有中之人以为臣也。”

 

归其有極。郑玄曰:“臣也当就有中之君而事之”。君找到信守中道之群体,汇聚朝廷,一一委以爵禄,授予权柄,形成强大话语权和影响力,共同治国抚民,引导人间社会走在符合天道的文明路线上。臣民也在审视当世之君是否信守中道之辈,决定是否归附、辅佐之。君臣在相互寻找中相互发现、相互信赖,凝聚为一个中道团队,共同推行中道与王道。

 

曰皇極之敷言。倒装句,曰敷言之皇極。曰,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认为是张大其义。敷,陈。敷言就是宣扬之意。皇極,皇之極,也就是帝王从上天所秉承的中道。合起来就是大张旗鼓地宣扬帝王所遵循的天道中道,使天下君臣黎民达于认同,同心同德,共同遵循。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一旦中道团队主导天下,天下必因共遵中道路线而大治,华夏文明秩序必因有了路线保障而永续永昌。

 

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如能遵循此法此教,即是遵循上帝之教。是,此。彝,本意指祭器,用于祭神大典。祭者与神沟通、向神请教领命也,祭器即是祭礼之化身,故引申为礼法、常法之意。训,行教而使之认同、归化、顺服。帝,上帝,天帝。马一浮《洪范约义》:训者,顺也。“于帝其训”者,犹言“顺帝之则”也。言帝能顺此皇極之敷言,则为顺其惟皇降衷之恒性。凡厥庶民,不惟顺其言而已,又能循而行之,则亦可为近圣之姿也。天子以表圣德,即建極之皇也。

 

关于“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苏轼《东坡书传》解读颇为独特,录于此供习者参考。“天之赐禹九畴,不能如是谆谆也,盖粗有象数而已。禹箕子推而广之,至皇極尤详,曰此非皆(天)帝之言也,皇極之敷言也。帝以象数告,而我敷广其言为彝训,亦与帝言无异。故曰于帝其训。”

 

【译文】

 

不偏不倚,按王道大义作为,不要放纵喜好之心,要遵循天子正道;不要放纵憎恶之心,要遵循天子正路。立场不偏好恶,奖罚不论亲疏,以体现王道阔大;奖罚不论亲疏,立场不偏好恶,以体现王道雍容和谐。无党无偏,王道平平;不要因偏颇而颠倒,不要因偏私而倾覆,如此才能符合中正之道。君王应该寻找信奉中正之道者,赐予爵禄,将他们汇集到朝廷。君王自己尤需遵循中正之道,感召天下仁人志士主动归服,这样就可以凝聚起一个治国平天下的中正团队。这个中正团队必须自觉地张大君王的中正之道,用以教化万民,实现大治大顺。如能遵循此法此教,即是遵循上帝之教。

 

【原文】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注解】

 

極之敷言。倒装句,敷言其極。敷,陈述,传播。

 

是训是行。是,此。训,教。

 

以近天子之光。以归附天子之德。

 

胡瑗《洪范口义》:此又言大中之道至矣,何但出于天子之贵?夫民承教化之后,而亦有中和之心。凡其众民之心所出之言,言大中之道信可奉,顺而行之,竭蹶而为之,痊除顽鄙之性,愿跻君子之域,以附近天子光辉之盛德,则可知所以然者。见上行而下效,君唱而民随,言身能唱率大中之道,然后可以感天下之心,成皇極之风教也。

 

苏轼《东坡书传》:皇極非独天子事也,使庶人而能训行,此敷言者,其功烈岂可胜言哉!亦足以附益天子之光明。且能使其民爱其君如父母也。

 

马一浮《洪范约义》:庶民而近天子之光明,圣凡不隔,凡民能顺圣言,行圣行,则近圣矣。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曰,语辞。天下王:以王道治国抚民之帝王。

 

胡瑗《洪范口义》:此于皇極之终,又大其皇極之义,人君可不加意哉。夫天生蒸民。有欲无主乃乱。于是命其君而司牧之。民不能自衣,君为劝其蚕,而使衣。民不能自食,君为劝其耕,而使食。民不自安,君为营栋宇以居之。民不知仁义,君为设庠序以教之。是天子之于兆民,不啻若父母之于赤子,恩爱之甚也。然则天子既为民父母,以为天下之所归往,如何而治,舍皇極之道不可也。故尧舜以此道而能为二帝,禹汤以此道而能为三王,周公思兼三王,致成王于有道。孔子不得其位,则著之于六经。不得志者则可以卷怀于一身,得志者则可扩充于天下。夫欲極天地之彝伦,治国家之大法,而将登太平之域者,惟用皇極而后可。

 

马一浮《洪范约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者,言天子之于民,犹父母之于子,夫然后天下归往之。非建極,其孰能与于此?然当知建極不必定居天子之位,凡圣人皆能建極者也。虽凡民,皆可以为圣人,在“是训是行”而已。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言近也。人性是同,故尽性之事人人可及,在其自肯而已。其要在“敬用五事”,而“无有作好”、“无有作恶”则庶几其近之矣。

 

黄道周《洪范明义》:天子于庶民,性一而已。天子锡福庶民,庶民保極,天子好德,庶民亦好德。天子之爱臣庶,犹父母之爱子。臣庶之敬君,甚于君之敬天。故惟天子有父之亲,有天之尊。亲之则曰父母,尊之则曰天下王。極亲極尊而皇極亦建矣。

 

【译文】

 

天下庶民皆仿效天子和仁人志士,布陈中道,遵此教而行此道,必会如飞蛾扑火般归趋君王的中道光华。能行上述中道之政,才配作保民安民的民之父母,才配作天下帝王。

 

第七章】六畴三德

 

【原文】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注解】

 

德,秉性,性格特征。三德为正刚柔,为君治国者必须性通天德,性格健全,法术齐备,方可驾驭万物,德惠苍生。孔子曰“政者正也”,正为中德,德之经也,刚柔为治国之术,德之权也。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世平安用正直之德治之。世有强御不顺,非刚无以制之,故以刚能治之。世既和顺,风俗又安,故以柔能治之。《尚书·大禹谟》云:“惟德动天,无远弗届。”此之谓也。

 

燮,和。燮友,和善而可亲近、可沟通。沈,沉。沈潜,无爵无名之隐藏蛰伏者。高明,上文出现过,指有爵有势者,此处与沉潜者对举,偏指他们处于明处而与朝廷有公开的矛盾,也就是上层社会有利益纠葛者。

 

首先要明确一个问题,三德之主体是谁?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王安石《洪范传》、黄道周《洪范明义》认为,人君为三德主体。郑玄认为,三德主体为臣,因为人臣各有一德,天子必须择其德而任其职之。“安平之国,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旧职而已。国有不顺孝敬之行者,则使刚能之人诛治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则使柔能之人治之。”本讲义认为,《洪范》乃箕子给武王授帝王之法,力陈帝王禀赋德慧,故三德应指帝王之德。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此三德者,人君之德,张弛有三也。一曰正直,言能正人之曲使直。二曰刚克,言刚强而能立事。三曰柔克,言和柔而能治。既言人主有三德,又说随时而用之。平安之世,用正直治之。强御不顺之世,用刚能治之。和顺之世,用柔能治之。既言三德张弛,随时而用,又举天地之德,以喻君臣之交。地之德沉深而柔弱矣,而有刚,能出金石之物也。天之德高明刚强矣,而有柔,能顺阴阳之气也。以喻臣道虽柔,当执刚以正君;君道虽刚,当执柔以纳臣也。

 

三德即君德,黄道周《洪范明义卷上》有详论:三德者,五纪所取衷也。天子以道治天下,而终不能废刑罚,不能废刑罚而欲以刚治天下,则败矣。天下神器还以天治之,故礼乐、刑罚、道德三者同治,而圣人之意常恐自治不如治人之严,故或取之二气,或取之五行。天所自治,圣人之师也。圣人欲使天下士,皆知所自治而后有以治人,故有选举之法以治之于先,有谳断之法以治之于后。譬如人皆正直,可以无过,然亦有正直而过于刚者,亦有正直而过于柔者。正直而过于刚则祸患中之,正直而过于柔则阴邪牵焉。君子皆有以自克,而后有以克人,犹二气、五行之自相治也。治人而不言刑,正直而不言克,圣人之意,盖犹不敢云治也,云安之耳。其在皋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随举三者皆可以选士。可以选士亦可以明法矣。《诗》曰:“好是正直。”又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三德之谓也。凡三德者,圣人皆以自治,非以治人也。

 

《尚书·舜典》论德: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

 

《尚书·皋陶谟》论德: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实,强而义。

 

《论语》论德: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论语》论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论德: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

 

《礼记·中庸》论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王安石《洪范传》:《洪范》之言三德,与《舜典》、《皋陶谟》所序不同,《舜典》所序以教胄子,而《皋陶谟》所序以知人臣,故皆先柔而后刚;《洪范》所序,则人君也,故独先刚而后柔。至于正直,则《舜典》、《洪范》皆在刚柔之先,而《皋陶谟》乃独在刚柔之中者,教人、治人,宜皆以正直为先,至于序德之品,则正直者中德也,固宜在柔刚之中也。

 

王安石《洪范传》:“沉潜刚克,高明柔克”,言人君之用刚克也,沉潜之于内;其用柔克也,发见之于外。其用柔克也,抗之以高明;其用刚克也,养之以卑晦。沉潜之于内,所以制奸慝;发见之于外,所以昭忠善。抗之以高明,则虽柔过而不废;养之以卑晦,则虽刚过而不折。

 

按王安石此种解读,沉潜、高明之主语皆为帝王。

 

此组文句排列如下:

 

平康,正直;

 

强弗友,刚克;

 

燮友,柔克。

 

沈潜,刚克;

 

高明,柔克。

 

每句结构相同,皆由两部分组成。前半句“平康、强弗友、燮友、沈潜、高明”,都是帝王面对的人和事,是其必须处置的对象;后半句“正直、刚克、柔克”,才是帝王的行为,其主语为帝王。故王安石《洪范传》此解不合文意也。

 

马一浮的解释才是正确的,其《洪范约义》曰:沉潜者,深沉静默,有近于狷。高明者,抗厉发越,有近于狂。二者皆善有所章而不能无蔽,抗即违中,拘亦失理。孔子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裁之之道,即用“刚克”“柔克”也。前者如孔子之于子夏,后者如孔子之于子张是已。此皆因其气禀之不同,故裁成有别,见鄙则竭其两端,勇过则广陈六蔽,圣人接人之道亦具于此矣。故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若夫中行之士,上可跂于平康,次亦侪于燮友。强进者,或往而不反,则狂之过也;静退者,或局而少通,则狷之失也。

 

马一浮对“三德”宏旨,体会尤深,命之曰为政之本。其《洪范约义》对此有所总结:向来说六艺总为德教,而《书》以道政事,皆原本于德。故孔子言“为政以德”是《书》教要义。以本迹相望说,八门(畴)望皇極,则皇極是本,八者是迹;以前后相望说,则八政是迹,而三德又是其本。故曰“为政以德”即是从本垂迹,由迹显本。离本无以为迹,离德无以为政。政是正己以正人,治是修己以治人,此乃政治真义。今人好言政治,只知尚权力、计利害,与古义天地悬隔。刚中、柔中,即是中正。

 

【译文】

 

第六畴,为君者需有三种秉性,第一以正直之德教化平治之世,第二以刚强之德克敌致胜,第三以柔和之德化解危局。面对平和康顺的局面,可正道直行,无为而治;面对顽劣不可亲近的人或事,以霹雳手段,刚勇处置;面对柔润而易于沟通之人和事,则柔和处置。对于阴鸷隐伏的反抗因素,以刚烈之勇果断制服之,对于位高禄重而有利益纠葛者,以柔和之心化解之。

 

【原文】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

 

【注解】

 

惟,只有。辟,君王。王安石《洪范传》:天子、皇、王、辟,皆君也,或曰天子,或曰皇,或曰王,或曰辟。皇極于帝其训者,所以继天而顺之,故称天子;建有極者道,故称皇;好恶者德,故称王;福威者政,故称辟。道所以成德,德所以立政,故言政于三德而称辟也。建有極者道,故称皇,则其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作福,赐予恩惠福利,诸如爵位、官位、禄利等。

 

作威:加以刑罚。

 

玉食,美食。

 

胡瑗《洪范口义》:福,赏也。威,罚也。玉食,珍食也。谓玉为珍,以至珍惟金玉耳,故玉食为珍食也。夫赏者所以为天下劝善也,威者所以为天下诛恶也,盛馔天子所宜有也,夫此三者天子之用,何人臣可得为哉。

 

本章论帝王之德及其权柄,兼及礼制之序和君臣之道。王安石《洪范传》:执常以事君者,臣道也;执权以御臣者,君道也。三德者,君道也。作福,柔克之事也;作威,刚克之事也。以其侔于神天也,是故谓之福。作福以怀之,作祸以威之,言作福则知威之为祸,言作威则知福之为怀也。皇極者,君与臣民共由之者也。三德者,君之所独任而臣民不得僭焉者也。有其权,必有礼以章其别,故惟辟玉食也。礼所以定其位,权所以固其政,下僭礼则上失位,下侵权则上失政,上失位则亦失政矣。上失位失政,人所以乱也。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也。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德则随时而用,位则不可假人,故言尊卑之分,君臣之纪,不可使臣专威福,夺君权也。衣亦不得僭君,而独言食者,人之所资,食最为重,故举言重也。

 

胡瑗《洪范口义》:夫臣,佐君而为治者,故君唱则臣和,君动则臣随,以至凡出一号令,行一政教,未有不承于君而后为者也,故赏罚盛馔,莫非天子所有,臣下安敢为之。为臣者何有专盛馔赏罚之礼哉!故曰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若其臣心僭逾窃弄君权,有作威福玉食者,此惟肆恶于汝家,亦将祸及于汝国矣。夫大臣既为此行,则小臣观之,能不危侧而颇僻?则天下之人能不僭差而离于中道哉?若大臣不道,则亡家乱国丧天下者,未有不由此而致也。然三德本以治天下之民而自持,以众民之中若有彊御之人,弗友顺者,易为克也。以大臣柄君之权,享其重位,宻迩天子,一有不法,则如何而制之?或专赏罚,或玉食者,有其一行,则必诛之。若诛之不速,则汉之莽卓,皆由此致也。故《易》曰:“辨之不早辨也。”其此之谓乎!以此观之,则大臣不可不防,特言之者,以为万世之警戒也。

 

苏轼《东坡书传》:圣人之忧世深矣。其言世为天下则,既言天地君臣刚柔之道,则忧后世因是以乱君臣之分,故复深戒之。

 

【译文】

 

为君治国者必须牢牢垄断生杀予夺权柄,只有君王具有颁爵赐禄之权,只有君王具有刑罚惩戒之威,只有君王能够享用锦衣玉食。如果这些权力落在公卿臣僚手里,让他们也能赐福罚罪、享有珍馐玉食,那就是礼制失序,必会危害王权,祸乱国家。

 

【原文】

 

“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注解】

 

用,因。侧,偏。颇,偏。僻,邪。三者皆不正。

 

僭jiàn,僭越、虚伪。忒,恶。僭忒,指作奸犯科、犯上作乱一类事。

 

上文所谓弗友者,沈潜者,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庶民有淫朋者,人有比德者,皆属于“侧颇僻、僭忒”之类也。此言由君臣之分紊乱而延伸,如果“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直接危害是祸乱国家,间接危害则是“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人用侧颇僻”者,谓在位小臣见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小臣皆附下罔上,为此侧颇僻也。下民见此在位小臣秉心僻侧,用此之故,下民皆不信恒,为此僭差也。

 

王安石《洪范传》:侧颇僻者,臣有作福、作威之效也;僭忒者,臣有玉食之效也。民侧颇僻也易,而其僭忒也难。民僭忒,则人可知也;人侧颇僻,则民可知也。其曰“庶民有淫朋,人有比德”,亦若此而已矣。于淫朋曰庶民,于僭忒曰民而已,僭忒者,民或有焉,而非众之所能也。

 

【译文】

 

公卿僚属将因此而行偏颇邪僻之事,黎民百姓将因此而生犯上作乱之念。

 

第八章】七畴稽疑

 

【原文】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注解】

 

第七畴,论述通过卜筮请教鬼神以协助决策问题。沟通鬼神是古代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建中立極九类大政,卜筮即占一类。

 

注意,卜筮不是迷信,是关乎国祚民瘼、国泰民安的重大政治行为。请教鬼神必须内心真的信奉之,这是前提。

 

请教之法,主要分卜筮二种。卜,通过观察龟甲兽骨在通神典仪中出现的纹路、裂痕、图案来判断神意,筮,通过通神典仪中蓍草的运算情况来判断神意。

 

占卜者被称为贞人,以筮草算卦者被称为筮人。一般认为殷人重卜,周人重筮。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龟甲兽骨可证明殷人重卜。但在周文化遗址也发现过很多龟甲兽骨,可见周人也会行卜。顾炎武《日知录》认为,古人求神皆卜筮并用,以龟甲为主。

 

稽,考查,验证。稽疑,政治决策中遇到疑问,通过卜筮方式请教神意以助判断、决策。

 

曰,为,引出以下对占卜结果之描述。雨、霁、蒙、驿、克,此五者描述龟甲兽骨在通神典仪中出现的纹路、图案,由占卜者向君王分析与解读,由君王判断吉凶并作出决策。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曰雨,曰霁,龟兆形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蒙,阴暗,多雾。驿,纹路络绎不连属。克,纹路交错,紊乱而矛盾对立。

 

贞、悔,此二者描述算卦结果。贞,正。悔,通晦,不明确。按照王安石《洪范传》解释,古人先卜而后筮,所筮符合占者为正,所筮不符合占者为悔。

 

衍忒,描述卦象吉凶多变。王安石《洪范传》:衍者,吉之谓也;忒者,凶之谓也。吉言衍,则凶之为耗可知也;凶言忒,则吉之为当亦可知也。此言之法也,盖自始造书,则固如此矣。福之所以为福者,于文从畐,则衍之谓也;祸所以为祸者,于文从呙wāi(姓氏念guō),呙则忒之谓也。畐fú,陶器盛物已满,故为富为福。呙,陶器口部变形歪斜,盛物不满,故为祸。(畐1.满。2.古同“幅”,布帛等的宽度。3.古容器名。Bì,逼迫。)

 

立时人作卜筮,任命贞人筮人进行卜筮活动。时,同是,指下文卜筮者。

 

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可供分析的卦象多一点,则判断依据就多一点,故进行多次卜筮。三占从二,颇有少数服从多数之意。

 

【译文】

 

第七畴,占卜决疑。帝王需要有所决断、有所选择时,乃举行通神典仪,请卜筮者来请教鬼神。占卜所得龟甲兽骨的纹路、图案,多种多样,有的像下雨,有的像雨后天晴,有的像雾气腾腾,有的纹路很淡很模糊,有的纹路很混乱。以蓍草算卦时,有的卦象符合占卜结果,有的跟占卜结果不符合甚至相反。上述七种,前五种兆象为占卜所得,后二种兆象为筮挂所得。凡任命这些卜筮者进行卜筮,可进行多次,选择出现较多出现的兆象观察吉凶,领会神意,作为决策依据。

 

【原文】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注解】

 

则,如果。乃,你。

 

有大疑:某事可以作,可以不作,各有利弊,左右为难,谓之大疑。

 

卿士,周初权力结构:天子-卿士(辅佐天子)——诸侯——卿大夫(辅佐诸侯)——士——国人(住在都城)——庶民(住在城外,即野、鄙)。故卿士就是国相,百官之长。庶民,今世研究者一般认为,国人地位高可以参政,庶民地位低不可以参政。这个表述很模糊。从“谋及庶民”看,周天子和卿士在颁布重大政策之前,至少要通过调查研究,知道庶民的倾向与看法。

 

从,认可,赞同。逆,不认可,不赞成,反对。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各方都认可,说明符合各方利益,天下同心同德,即为吉。如果反对者多,说明有损大多数人的利益,勉强为之,即为凶。故吉凶是个社会政治概念。大吉即为大同。大同者,各方利益平衡,认知一致,同心同德,和谐共生之谓也。

 

子孙其逢吉,子孙将有大吉。逢,马融解为大。胡瑗《洪范口义》:夫鬼神既从,卿士民人为之悦豫,圣人有动,岂惟享一身之利,获一时之安佚,虽千万世而子子孙孙,亦当遇其厚福也,以其得人心故焉。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从者多,逆者少,故曰吉,事可为也。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从者多,逆者少,故曰吉,事可为也。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从者多,逆者少,故曰吉,事可为也。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从者少,逆者多,兴事于内为吉,兴事于外为凶,故需万分谨慎。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即使各方人士都认可,可是鬼神不认可,那就说明此事不合天意。此事放弃作为(静而不为)就是吉,勉强作为就是凶,此与《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之意甚合。

 

黄道周甚重灾异之说,对于卜筮却颇多质疑。他说“用人则无不择人者,至于卜筮而末矣。”二者颇为矛盾也。

 

在解说“用静吉,用作凶”时,黄道周《洪范明义》发挥甚多:夫以古之君臣斋戒洗心,敛福敷民,古之庶民遵道遵路,诵行彛训,而共不如一蓍龟者,何也?天下之事可静而不作者多矣,不得已而作之,得已而静之。以圣人之圣,而因静于蓍龟,则亦莫之敢动也。故天下之敛福者,莫如敬,天下之去咎者,莫如静也。《益》之初九,利用为大作,何也?曰:是必龟筮之所共予也。若春至之于耒耜,启蛰之于风雷,不假龟筮而天下奋动,圣人谓是不作,则下不厚事云尔。冦攘式内,蛮夷不恭,圣人于此势不得静。然亦有静之而得者,大禹之舞干,殷宗之恭黙是也。圣人既有圣德,又居尊位,常苦欲作而莫之敢违,惟龟筮有墨色繇兆之违,故圣人皆重之。仲尼曰:“夏道尊命,敬鬼神而远之。殷道尊神,率民而事神。”夫是,其殷道欤?则犹大禹之遗也。成王立于明堂,周公常立于前,谓之道,史佚常立于后,谓之承,太公常立于左,谓之充,召公常立于右,谓之凝。皆游心无事,体道秉德,以待天子之疑问,夫是则犹贤于筮龟矣。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杜子业、既子得、施子闇、季子寗、然子堪、轻子玉七大夫,以佐其身,故不用蓍龟而天下治。汤治天下,得庆誧、伊尹、湟里且、东门虚、南门软、西门疵、北门侧七大夫以佐其身,故不用蓍龟而天下治。蓍龟不用而后天下治,蓍龟不用而后天子自为圣神,鼗táo铎不设,群臣缄黙,前后左右之臣又劳于簿书,顿于庶务,譬为蓍龟,终日叩索,犹十应九错,而况于人乎?况于卿士庶民乎?然则所贵于作睿作圣者何也?曰:古之圣人有睿圣之事,无睿圣之心。

 

本节内容,所涉甚大。尤可注意者,至少有以下五项。

 

一者,君王决策重在自己必须深思熟虑,必须勇于担当,故曰“谋及乃心”。一切施政行教,一切作为,其关键因素始终在于帝王本心。只要忠于天命,道遵尧舜,师法先王,旨在兴国抚民平治天下,就要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就要敢作敢为。后文“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谋及卜筮”,都是对“乃心”的补充。

 

二者,“谋及卿士,谋及庶民,谋及卜筮”并不是在帝王“有大疑”才为之,而是一种必须的、常规的决策机制。帝王无大疑时,也必须广泛地征求各方意见,这就是中国“天下为公”政治理念和大同理想在决策机制上的体现。中国政治自古即有共谋大政之传统,《尚书·尧典》反复出现“咨四岳”的描述,《管子轻重》各篇,齐桓公每有政事,即咨询管仲,《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更是随时随地与众卿讨论一切问题。正是在千万年的政治实践中,形成了“大同”的政治理念。中国政治自古谋求统一认识,强调各方意见一致,皆因以大同为宗也。《洪范》所求在于“彝伦攸叙”,“彝伦攸叙”即是大同也。

 

三者,大同既是中国政治之理想目标,也是圣王施政德政之决策机制。在《构建今世中国主流文化》一文中(写于2011年5月),笔者提出大同理想有静态动态两种表现形式。《礼记·礼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此种“彝伦攸叙”秩序,即是大同理想之静态描述也。社会结构合理,各方利益平衡,兆民安居乐业,和谐互助,即是静态大同。《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这是描述决策过程之大同,故谓之动态大同。动态大同是达成静态大同的必要过程。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之政协制度,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政决策机制,就其过程而言,是动态大同,就是制度而言,是静态大同。

 

四者,古人问政,先问于人后问于鬼神。有人认为殷人凡事先占卜,以鬼神为先,可存疑。周以后卜筮地位明显下降,皆以人为主,卜筮辅之,此即历来之结论。《诗经·大雅·绵》曰:“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明显人先龟后。王安石《洪范传》曰:“鬼神,尤人君之所钦也,然而谋之反在乎卿士、庶民之后者,吾之所疑而谋者,人事也,必先尽之人,然后及鬼神焉,固其理也。”马一浮《洪范约义》曰:“圣人无疑也,因众人之疑而疑。……龟筮无心,以人之心为心,圣人以百姓心为心,五者皆从即是一心也,故谓大同。”

 

五者,各群体与鬼神共谋大政,释疑决断的过程,实际上是圣王教化兆民、凝聚人心、达于君民同心同德的过程。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篇第九》)《礼记·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按照儒家学说,圣王皆知仁勇三德兼备,治国抚民并无大疑,解读《洪范》的后儒,也多认为圣王不惑,所谓“稽疑”者,意在教化群伦,提高民智,明其明德,达成共识。马一浮《洪范约义》云:“人之有疑者,必其义理不明也。圣人以明对治之,则复其本然矣。”也就是以“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的过程,促使群伦明心见性。《孙子兵法·始计篇》云:“道者,令民与上(君)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唯君民同心同德,国政可成,外敌可破,国家由是立于不败之地,天下由是可达“彝伦攸叙”,可保文明永昌。

 

【译文】

 

帝王如果决断时出现重大疑惑,首先要认真考问自心,反复思考、斟酌,还有疑惑,则与王侯公卿讨论,看看他们有什么高见。这还不够,还得跟普通老百姓聊聊,看看他们是什么想法,是不是赞成。这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卜筮活动,请鬼神指教,看看鬼神是赞成还是反对。

 

汝认可,龟认可,筮认可,卿士认可,庶民认可,万众一心,人神同德,这就是大同。其善果就是身体强健,子孙吉祥。

 

汝认可,龟认可,筮认可,卿士不认可,庶民不认可,赞成者多,反对者少,也堪称顺利

 

卿士认可,龟认可,筮认可,汝不认可,庶民不认可,赞成者多,反对者少,也堪称吉利。

 

庶民认可,龟认可,筮认可,汝则不认可,卿士不认可,赞成者多,反对者少,也堪称吉利。

 

汝认可,龟认可,筮不认可,卿士不认可,庶民不认可,赞成者少,反对者多,办理内务吉利,对外兴兵则凶险。

 

如果龟筮都跟人意不合,那就静止不动以求吉祥,以免作为太多而遭遇凶险。

 

第九章】八畴庶征

 

【原文】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極备,凶;一極无,凶。”

 

【注解】

 

庶,众多。征,征兆,征验。

 

曰雨,曰旸yáng,曰燠yù,曰寒,曰风,曰时。下雨,天晴,炎热,寒冷,刮风,指五种气象。曰时,以上五种气象按照时序出现,就叫风调雨顺。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易·系辞》云:“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是言天气有寒有暑,暑长物而寒成物也。《释言》云:“燠,暖也。”舍人曰:“燠,温暖也。”是“燠”、“暖”为一,故传以“暖”言之。不言“暑”而言“燠”者,“燠”是热之始,“暑”是热之極,“凉”是冷之始,“寒”是冷之極,长物举其始,成物举其極,理宜然也。五者各以其时而至,所以为众事之验也。

 

蕃庑fān wǔ,生长茂盛。蕃,繁殖。庑,丰茂。王安石《洪范传》:阴阳和,则万物尽其性、極其材。言庶草者,以为物之尤微而莫养,又不知自养也,而犹蕃庑,则万物得其性,皆可知也。

 

一極备,凶;一極无,凶。胡瑗《洪范口义》:此又言此五者不时致凶灾之道,“一極备,凶”者,一者备極过甚,则如不当雨而却雨,不当风而风至,旸不以时,寒不以节,凶之道也。“一極无,凶”者,一者極而不至,则如当雨而不雨,欲风而无风,冬而气不寒,夏而气不燠,亦为凶之道也。

 

王安石《洪范传》:雨極备则为常雨,旸極备则为常旸,风極备则为常风,燠極无则为常寒,寒極无则为常燠,此饥馑疾疠之所由作也,故曰凶。

 

本章名曰庶征,也就是以帝王之修身治心之诚、施政成败之业,来解释天象吉凶、评价天下治乱、判断百姓祸福。帝王之作为,与天象之吉凶,互为兆象,详加考察即可明其理路,可以通过调整帝王作为而逢凶化吉。这是古人理解天人关系的基本思路。

 

人道必须仿效天道,天象异常,可能源于人事异常,通过帝王修德革私、去妄立诚,可能感化天德,化解灾异。

 

儒家学说之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教化帝王,故本教化思路,给帝王提出了一系列正身消灾、护国抚民之要求,董仲舒《春秋繁露》是此一思想之集大成作品。《春秋繁露·二端》指出,“日蚀、星陨、有蜮yù(怪物)、山崩、地震、夏大雨水、冬大雨雪、陨霜不杀草、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有鹳鹆yù(八哥)来巢,春秋异之,以此见悖乱之征。”所谓悖乱,即帝德不明,帝政不仁也。《春秋繁露·奉本》云:“日月食,并告凶,不以其行。”日月食即是上天用以“告凶”而警示帝王“不以其行”也。凡此灾异,皆系上天以“天谴”而纠正帝德也。故帝王必须“省天谴而畏天威,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春秋繁露·二端》)

 

儒家“灾异天谴说”,不唯《春秋繁露》大张其意,其思想起源至晚可追至《尚书》。本章“庶征”所述即是此说。王安石无疑也是儒家学者,但他不赞同灾异天谴说,并明确提出异议。王安石《洪范传》:今或以为天有是变,必由我有是罪以致之;或以为灾异自天事耳,何豫于我,我知修人事而已。盖由前之说,则蔽而葸;由后之说,则固而怠。不蔽不葸,不固不怠者,亦以天变为已惧,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此亦“念用庶证”之意也。

 

【译文】

 

第八畴,众多兆头与征验。该下雨时就下雨,该天晴时就天晴,该炎热时就炎热,该寒冷时就寒冷,该刮风时就刮风,这就叫时序顺遂,天道通畅。唯有五种天象按时出现,百草生长茂盛。五种天象若某一种过多,那就是灾凶,五种天象若某一种太少,那也是灾凶。

 

【原文】

 

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注解】

 

休,好,善。马一浮《洪范约义》:“休”本训止息,引申为美。美与善同意。恶之止息即美也。咎者,灾也。与凶互训。故休咎即善恶义。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曰休征,叙美行之验。既言五者次序,覆述次序之事,曰美行致以时之验,何者是也?曰人君行敬,则雨以时而顺之。曰人君政治,则旸以时而顺之。曰人君照澈,则燠以时而顺之。曰人君谋当,则寒以时而顺之。曰人通圣,则风以时而顺之。

 

何谓“美行之验”?文中“休”“咎”,皆是对帝王作为、行为之判断。好作为则得吉兆,坏作为则得凶兆。胡瑗《洪范口义》:王者有美行之实,天从而有感应之,征下文“雨若、旸若”之类是也。王者有恶行之实,天亦从而报之以咎征之事也。

 

若,助词,用作形容词或形容性短语之尾。李民王健《尚书译注》曰系譬况词。马一浮《洪范约义》:此“若”字皆训如。雨旸时则为顺,恒则为逆,故此言“若”者,犹如然也。若、如、然一声之转。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解为顺:此“休”、“咎”皆言“若”者,其所致者皆顺其所行,故言“若”也。

 

哲,聪明,透彻。一本曰“澈”征曰休征

 

咎,恶,坏。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曰咎征,叙恶行之验。

 

马一浮《洪范约义》:时乃通变之正,恒则一往之偏,克念则圣,罔念则狂,故五德可翻为五恶,而其形于气者,邪正斯异。雨旸寒燠风者,特以象之耳。休征如平人,咎征如病人。五事之修,在天为祯祥,在人为美德。其失也,则在天为沴气,在人为恶疾。心气之感,即天人之应也。君子之道,或默或语,或出或处,唯义之适。犹时雨则雨,时旸则旸也。《艮》之《彖传》曰:“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知此者乃可以语于时义。若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则恒雨恒旸之象也。恒雨恒寒是阴盛之象,在人则为萎弱,柔恶也;恒旸恒燠是阳盛之象,在人则为躁暴,刚恶也。恒风则表动乱不宁,遍行于四者之中,是知一念不觉,则四咎俱至。故狂、僭、豫、急并是蒙摄,亦犹贪、瞋、疑、慢并是痴摄也。

 

【译文】

 

帝王有美德美政,则有如下吉兆。肃兆,帝王恭敬端肃,雨水适时降临。乂兆,帝王修治太平,阳光灿烂,乾坤朗朗。哲兆,帝王明哲智慧,气候适时炎热温暖。谋兆,帝王深谋远虑,天气适时寒冷。圣兆,帝王圣明,天气适时起风。

 

帝王有恶德恶政,则有如下凶兆。狂兆,帝王行为狂妄,天一直下雨成灾。僭兆,帝王出现差错,天气一直干旱成灾。预兆,帝王贪图安逸享乐,天气一直炎热成灾。急兆,帝王性格急躁,天气一直寒冷成灾。蒙兆,帝王头脑昏暗,天气一直大风成灾。

 

【原文】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

 

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民,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

 

【注解】

 

省,考察,视察。王安石《洪范传》:言自王至于师尹,犹岁、月、日三者相系属也。岁、月、日有常而不可变,所总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自王至于师尹,三者亦相系属,有常而不可变,所总大者亦不可以侵小,所治少者亦不可以僭多。故岁、月、日者,王及卿士、师尹之证也。

 

无易,不变更,不错乱。既易,已经变更,已经错乱。

 

用,因……而。百谷因岁月日时无易而成,民因岁月日时无易而治,民之贤才因月日时无易而彰显(任用要职),家因岁月日时无易而平康。

 

俊民用微,民之贤才因月日时既易而隐遁。

 

马一浮将通行版“曰王省惟岁”,点逗为“曰:王省惟岁”,其理由是:此为箕子因叙五纪而申说其义以示戒之辞,故加“曰”字以别之。旧因错简在“庶征”下,故先儒多以休征、咎征之应为说,未得其义。本讲义采信马一浮之说及其点逗。

 

黄道周《洪范明义》:先儒谓王省以下,五纪之敷言也。然自汉诸儒不然者。宋元之际金履祥、明末黄道周、近世马一浮,都在纠正《洪范》错简,甚有说服力。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既陈五事之休咎,又言皇極之得失,与上异端,更复言曰,王之省职,兼总群吏,惟如岁也。卿士分居列位,惟如月也。众正官之长各治其职,惟如日也。此王也,卿士也,师尹也,掌事犹岁月日者,言皆无改易,君秉君道,臣行臣事。则百谷用此而成,岁丰稔也。其治用是而明,世安泰也。俊民用此而章,在官位也。国家用此而平安,风俗和也。若王也,卿士也,师尹也,掌事犹如日月岁者,是已变易,君失其柄权,臣各专恣。百谷用此而不成,岁饥馑也。其治用此昏暗而不明,政事乱也。俊民用此而卑微,皆隐遁也。国家用此而不安泰,时世乱也。此是皇極所致,得中则致善,不中则致恶。岁月日无易,是得中也。既易,是不中也。所致善恶乃大于庶征,故于此叙之也。

 

胡瑗《洪范口义》:此“王省惟岁”以下,广说为君能供君之职,为臣能尽臣之道,如是则不惟百谷丰登,致美征而已,可以长保国家福禄之道。若其为君不能守君之职,为臣不能尽臣之节,亦不惟致百谷灾伤,招咎征而已,所以招天下之乱。故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此先举君臣之职之分之道。夫岁所以兼总四时,而成一岁之功也,王者之治天下,纲纪百官,总统万几,斡旋天下之事,而归乎治者也。是王者之所省职至广大,还如一岁之兼载四时也。卿士惟月,夫月者自朔至晦,兼总三十日者也,九卿之官,众士之职,不得拟之于王,但使各分其曹,掌其事,如一月之有别也。夫日者,自早至暮之谓。月则有三十日,岁有三百六十日。众正官之使,既不得比之于王,又不得拟之于卿士,但陈力就列,分职共治,还如日之统属于岁月然。岁月日时无易,为君者专供君之职,为臣者各尽臣之道,上下无差僣,坚悫而无变易故也。

 

【译文】

 

帝王巡狩四方,考察天下施政得失,就像岁包含四时,卿士考察施政得失,就像月统于岁;百官考察施政得失,就像日统于月。

 

如果岁、月、日、时适时交替发展,没有错乱,那么百谷茂盛,粮食丰收,政务治理清明,贤人晋升官职顺畅,国家太平安康。

 

如果岁、月、日、时不能适时交替,出现错乱,那么百谷凋零,粮食无法丰收,政治昏暗,天下无道,贤能者因抱怨天下无道而隐遁,不肯为国家服务,国家就不能安宁康泰。

 

【原文】

 

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注解】

 

星,指民众。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星,民象,故众民惟若星。星之在天,犹民之在地,星为民象,以其象民,故因以星喻,故“众民惟若星”也。箕星好风,毕星好雨,亦民所好。

 

箕星,二十八宿之一,亦称箕宿,状如张口簸箕,故得名。属于东方苍龙七宿第七宿,为龙尾,象征着龙摆尾所生旋风。箕星明亮即是起风预兆,故曰“箕星好风”。毕星,二十八宿之一,亦称毕宿,属于西方白虎七宿第五宿。当月亮经过毕星时,就会下雨,毕星雅号“雨师”,故曰“毕星好雨”。“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有气候学依据。只要箕星、毕星不错乱时序,人间必定风调雨顺。

 

王安石《洪范传》: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言星之好不一,犹庶民之欲不同。星之好不一,待月而后得其所好,而月不能违也;庶民之欲不同,待卿士而后得其所欲,而卿士亦不能违也。故星者,庶民之证也。“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言岁之所以为岁,以日月之有行,而岁无为也,犹王之所以为王,亦以卿士、师尹之有行,而王无为也。春秋者,阴阳之中;冬夏者,阴阳之正。阴阳各致其正,而后岁成。有冬、有夏者,言岁之成也。

 

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这一句表述比较模糊,后世解读颇有歧见。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与王安石《洪范传》阐释大异。

 

王安石《洪范传》:“月之从星,则以风雨。”言月之好恶不自用而从星,则风雨作而岁功成,犹卿士之好恶不自用而从民,则治教政令行而王事立矣。《书》曰:“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夫民也,天之所不能违也,而况于王乎,况于卿士乎?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月之行度失道,从星所好,以致风雨,喻人君政教失常,从民所欲,则致国乱。故常立用大中,以齐正之,不得从民欲也。顾(颀)氏言“从星者,谓不应从而从,以致此风雨,故喻政教失常以从民欲,亦所以乱也”。上云“日月之行”,此句惟言“月”者,郑(玄)云:“不言日者,日之从星,不可见故也。”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引述郭嵩焘言曰:月入箕则风,入毕则雨,天之所以发生万物也。而月之从星好以施行之。比喻宣导百姓之欲以达之君。冬夏者,天之所以成岁功也,而日月之行循乎黄道以佐成岁功。以喻臣奉行君令而布之民。

 

王安石《洪范传》认为顺乎民欲,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胡瑗《洪范口义》、马一浮《洪范约义》认为节制民欲,郭嵩焘既说宣导民欲,又说发布圣旨,自相矛盾。“宣导百姓之欲以达之君”尤其不通,要么站在君王立场,以圣教宣导百姓,以成王命,要么站在百姓立场,向君王转达民意,以为民请命。哪有既以“宣导百姓之欲”,又“以达之君”的,岂非邀功请赏,贤臣不可为也。

 

“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究为何意,姑以二项言之。

 

第一项,细读原文斟酌其意。

 

八、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一極备,凶;一極无,凶。

 

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乂,时旸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

 

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旸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

 

岁月日时无易,百谷用成,乂用民,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岁时既易,百谷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

 

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庶征》全文,在“庶民惟星”之前,皆以天象(雨旸燠寒风)和天时(岁月日时)论事。天象是宇宙运动之表征,千变万化,天时是宇宙运动之位置变化,是诸般“表征”动力来源,万世不易。《周易·系辞上传》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按箕子所述,整篇《洪范》,意旨文字皆源自《洛书》,供帝王则之。“天垂象”也是为了警示帝王,帝王也必须则之。《庶征》的总体意思是,帝王必须顺乎“雨旸燠寒风”和“岁月日时”,以达天命。

 

《周易·乾卦》:“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庶征》先论天象,次论天时,最后以“庶民惟星”开始论及民人。为了保持文体一致,亦以天体天象天时喻民,于是有“星、风、雨、日、月、冬、夏”等。民之所好,亦如天象天时,帝王必须尊奉之。故“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系之月行箕星、毕星所激发的风雨,包含民意民欲,亦如其他天象,帝王必须顺之。

 

第二项,结合六经宏旨斟酌其意。

 

中国政治哲学中,一方面讲究以天道圣德教化民众,人文化成。《礼记·学记》曰:“发虑宪,求善良,足以謏闻,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足以动众,未足以化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此之谓也。

 

另一方面,讲究民惟邦本,甚至讲究天与民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天道所钟,唯在兆民。天子王侯之职,唯在奉天佑民。《尚书·泰誓》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君王德大,故承天命,师尹位尊,故承王命。然而他们都是天帝为民所设,职在协助上帝勤政保民。“惟天惠民,惟辟(君)奉天。”惠民是天帝本意,君王只是受天帝差遣落实惠民目标的职员,其关系模式为:天帝——惠民——君王职分。故帝王平治天下,不但要敬奉天命,还必须恭循民意。

 

《尚书·泰誓》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在这个表述中,天视与民视,天听与民听,天意与民意,天志与民志,是完全统一的。既然如此,那么君王奉天与奉民,敬天与敬民,畏天与畏民,忠天与忠民,孝天与孝民,也必须是统一的。《洪范·五事》要求帝王“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既是忠天,也是孝民。忠天孝民,即是中国政治最大的君道。

 

周武王正是因为明悟此君道,才奉天承运,被天帝选中,于是替天行道,灭纣兴周,履职安民,平治天下,成为一代圣君。而他之所以必须灭纣,也正因为商纣既辱于天,又虐于民。《尚书·泰誓》声讨商纣“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自绝于天,结怨于民。”天与民反复并举,盖因同等重要也。故武王灭纣,乃忠天孝民之义举,具有神圣意味。武王率诸侯联军渡过孟津渡,整军进兵,发布讨纣动员令时,干脆喊出了“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口号。《尚书·泰誓》所表现的这种“天民合一”思想,是华夏道统的核心思想。

 

《礼记·大学》云:“其(君)所令反其(民)所好,而民不从。”意在批评“反其所好”也。民好民欲,既是民意,亦是天意,唯有顺乎民意,才符合先王之道,亦才符合天意天道。汉刘陶曰:“天之与民,犹首之与足,相须而行。圣人建極于首足之际,犹得本心,观于龟文,尽其义矣。”故中国古学,不唯主“天人合一”、“天帝合一”,亦主“天民合一”。“天人合一”为主体,“天帝合一”、“天民合一”犹两翼相辅,共同构成中国政治哲学之纲纪。儒家典籍中,此类表述,不胜枚举。

 

“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所言即是庶民所好。“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乃天意天象,帝王奉为常道,必须遵循。《洪范·庶征》以各种天象,作为“天垂象”,也就是以天意视之,告诫武王,必须恭谨“则”天象而治世,以达天意。“庶民惟星”,显然也是把民意作为天象之一,“月之从星”所激发的“风雨”,即是庶民之好以天意天象呈现,亦是常道,箕子嘱咐武王此象照样必须“则”之。所以,“月之从星,则以风雨。”非言君王以圣教节制民俗也,而是主张孝民为吉,逆民为凶,帝王必须将民意纳为圣教,以张天意,以复天命。

 

【译文】

 

民众就像星星,只能围绕帝王运行。帝王就是他们的风,帝王就是他们的雨,帝王仁政爱民,就是他们的风调雨顺。日月按照时序运行,就按时出现春夏秋冬。民众既像星星围绕帝王运行,就全靠帝王给他带来风调雨顺。

 

第十章】九畴五福六極

 

【原文】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注解】

 

考终命,老而寿终正寝。考,老。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一曰寿,百二十年。二曰富,财丰备。三曰康宁,无疾病。四曰攸好德,所好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终命。各成其短长之命以自终,不横夭。

 

王安石《洪范传》:人之始生也,莫不有寿之道焉,得其常性则寿矣,故一曰寿。少长而有为也,莫不有富之道焉,得其常产则富矣,故二曰富。得其常性,又得其常产,而继之以毋扰,则康宁矣,故三曰康宁也。夫人君使人得其常性,又得其常产,而继之以毋扰,则人好德矣,故四曰攸好德。好德则能以令终,故五曰考终命。

 

胡瑗《洪范口义》:一曰寿。民得永年者为寿,即如《诗》称“为此春酒,以介眉寿”者,为永年之人也。注谓百二十年者,未可限也。二曰富。民乐业而勤农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富之道也。注谓财丰备亦未必然。三曰康宁。和气充盈。兵革寝息。天下无疾疫之苦、戍役之劳民,安济之道也。四曰攸好德。出孝入悌,爱贤慕能,德之所好者也。五曰考终命。天与人之命有短者,有长者,人但随其短而善终,任其长而吉尽,不为征战之所殒灭,刑罚之所桎梏,无横夭毁伤而死者,皆自成天命以终也。

 

马一浮充分意识到五福的人文价值,故以道德修为和人生使命论福。他先是以“攸好德”统帅五福,提出“德不具不可以言福”,继而以担当天命、履行天职论五福。其《洪范约义》曰:此五种胜相,皆不可以俗谛言。凡《诗》中颂德之辞,多言福禄寿考,亦准此。盖福者,即是德相,德不具不可以言福,故五相中唯“攸好德”备摄诸胜相。俗以长年为寿,而不知可尽者非寿也;多以财为富,而不知有待者非富也,以强健无疾为康宁,而不知安处善乐循理乃真坦荡荡也;以尽其天年为考终命,而不知尽其道而死者乃正命也。故非拨无世谛。以有“攸好德”,则四者皆备;否则四者皆非。盗跖不寿于颜回,夷齐无憾于哀命,然后知操行不轨而逸乐富厚者非福也。

 

“不知可尽者非寿也”,强调需知天命;“不知有待者非富也”,强调需有人文理想;“不知尽其道而死者乃正命”,强调为天道而死,或为万民福祉而死,才是真正的永生,才是最完美的人格与福分。

 

《洪范约义》又曰:“人不能脱利欲者,到老寿只是桎梏而死,不得为正命。有杀身以成仁者,却是正命。”陆九渊《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極讲义》曰:“或为国死事,杀身成仁,亦为考终命。”马一浮与陆九渊对于“考终命”之定义,高于群伦。马一浮显然受到先儒陆九渊之影响。

 

【译文】

 

第九畴,五福。一曰长寿,二曰财货丰赡,三曰健康安泰,四曰美德昭彰,五曰老来可以寿终正寝。

 

【原文】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

 

【注解】

 

六極,六种厄运,犹如天罚。黄道周《洪范明义》:極,疑“殛”之讹也,经传无以極爲咎者。本讲义甚赞黄论,但行文中暂未采用,依然用“極”字。

 

凶短折,王安石《洪范传》:不考终命谓之凶,早死谓之短,中绝谓之折。郑玄: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龀(chèn,孩子换牙)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

 

胡瑗对六極作了最为平实通俗的解释,其《洪范口义》曰:一曰凶短折。人之穷極之事有六,凶短折者,不以善而终,既不得其寿,又不得考终命,是谓凶短折之人。或因征战之所死,或被桎梏之所殄,皆不遂天命也。注谓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皆不然矣。二曰疾。阴阳乖则风雨暴,和气隔塞,天灾流行,民则疾疠矣。三曰忧。上未有以奉父母,俯又阙于畜妻子,无安堵之业,而劳征伐之行役,日虞流转于沟壑,即民忧之甚也。四曰贫。繇役频,租敛烦,男不耕,女不织,田亩荒,机杼空,民贫之道也。五曰恶六曰弱。恶与弱,皆不好德者也。好德者由乎中道也,恶与弱皆过乎中道与不及中道也。恶者嚚而无所不至,弱者懦怯而终无所立也。此二者,人行之穷極,故入在六極之内。然则人君教化不行,礼义,不著,民不知有盛德之事,所以致如此应也。

 

几乎所有注家都注意到六極与五福相辅相成的对应关系,其中胡瑗的讨论,最为详备。其《洪范口义》曰:六極者,皆反五福者也。五福曰夀,曰考终命,六極曰凶短折,此一極而反二福也。五福曰康宁,六極曰疾曰忧,二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富,六極曰贫,此一極而反一福也。五福曰攸好德,六極曰恶曰弱,此亦二極而反一福也。六極与五福通贯而言之则可,若离而解之,则殊失圣人之意。

 

马一浮和陆九渊非常重视修德与五福六極之因果关系。《洪范约义》曰:“福即是德,極即是恶。”其本意当倒过来表述:修德是因,五福是果,作恶是因,六極是果。马一浮总论五福六極大义时说:“心外无境,性外无事,福極皆由自致,非性而何?”又曰:“‘攸好德’乃为福,是协極也。‘无好德’则虽赐之福亦为咎,是不协極,故罹咎也。”《洪范约义序说》云:“六经总为德教,而《尚书》道政事皆原本于德,尧、舜、禹、汤、文、武所以同人心而出治道者,修德尽性而已矣,离德教则政事无所施,故曰“为政以德”,此其义具于《洪范》。今谓《洪范》为尽性之书,箕子所传,盖舜禹之道,王者修德行仁,事义咸备于此。”该文又曰:“知灾祥即惠逆所兴,则知福極皆由自取。”

 

所谓“由自致”“由自取”,即是果,何为因?或修德行仁,或作孽为恶才是因。

 

陆九渊的因果论,则转了一个弯。一个人究竟是修德行仁,福利终生,还是利欲熏心,为非作歹,决定了他的心性明暗、气禀清浊、智识开塞。若是心性明净,气禀清纯、智识开阔,则五福六極自会随性降临。陆九渊《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極讲义》曰:凡尔庶民,知爱其亲,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赐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是保極,宜得其寿,宜得康宁,是谓攸好德,是谓考终命。凡尔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中国夷狄,知有善恶,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义妇顺,朋友有信,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圣天子所赐之福也。身或不寿,此心实寿,家或不富,此心实富,纵有患难,心实康宁。或为国死事,杀身成仁,亦为考终命。

 

陆九渊由是总结道:实论五福,但当论人一心。此心若正,无不是福。此心若邪,无不是祸。世俗不晓,只将目前富贵为福,目前患难为祸。不知富贵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恶,是逆天地,逆鬼神,悖圣贤之训,畔君师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圣贤君师所不与,忝辱父祖,自害其身。……纵是目前富贵,正人观之,无异在囹圄粪秽之中也。患难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地,不逆鬼神,不悖圣贤之训,不畔君师之教,天地鬼神所当佑,圣贤君师所当与,不辱父祖,不负其身,仰无所愧,俯无所怍,虽在贫贱患难中,心自亨通。正人达者观之,即是福德。

 

陆九渊看到了福祸的相对性及其相互转化。他认为,明于性德者,可以长享五福,邪恶蔽心者,即使天天求神祈福,也难免遭遇六極之狱。

 

《洪范》一直以帝王之修德施政立言,所言五福,既指帝王自福,亦指帝王必须建中立極,克私勤政,以布五福于万民。《尚书正义》曰:“《洪范》以人君为主,上之所为,下必从之,人君好德,故民亦好德,事相通也。”马一浮《洪范约义》云:“是知民之福極,皆我所生。”故求五福,首先是帝王自求多福,避六極,首先是帝王自避六極。然后推己及人,为民布福而免祸也。

 

如果帝王不能治身修心,为政荒嬉,不但自己无福,还必将导致万民之祸。郑玄深会《洪范》之意,将五福六極,与第二畴《五事》帝王之“貌言视听思”联系起来,阐释五福六極之义。郑玄云:帝王“凶短折,思不睿之罚。疾,视不明之罚。忧,言不从之罚。贫,听不聪之罚。恶,貌不恭之罚。弱,皇不極之罚。反此而云,王者思睿则致寿,听聪则致富,视明则致康宁,言从则致攸好德,貌恭则致考终命。”

 

为什么将五福六極排列在九畴之末?黄道周《洪范正义卷上》:前八事俱得,五福归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处末也。

 

【译文】

 

六極,一曰灾祸致命,或未龀而死,或未冠而死,或未婚而死,二曰疾病缠身,三曰忧思伤魂,四曰贫苦煎熬,五曰丑陋无状,六曰心智残缺意志疲弱六神无主。

 

【余论】

 

洪范九畴,从五行到五福六極,都是经天纬地、济世安民大宪,具有严密的内在联系,历来注家,无不注重其九畴关联。

 

王安石《洪范传》:人君之于五行也,以五事修其性,以八政用其材,以五纪协其数,以皇極建其常,以三德治其变,以稽疑考其难知,以庶征证其失得。自五事至于庶征,各得其序,则五行固已得其序矣。

 

胡瑗对洪范九畴之内在联系,讨论甚是该备,其《洪范口义》曰:夫五福者,天下之至美者也,六極者,天下之至恶者也。圣人不能独为之教,是必兼讲九畴而用之,然后可以验于民也。昔鲧陻洪水,汩陈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至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極者,何也?夫王者体五行以立德,谨五事以修身,厚八政以分职,协五纪以正时,建皇極以临民,乂三德以通变,明稽疑以有为,念庶征以调二气,彝伦攸叙,是谓至治之世,五福被于民。彝伦攸斁,是为至乱之世,六極伤于民。

 

凡论九畴关联,及《洪范》宏旨,古来未有超过马一浮者。《洪范约义》一句句解完《洪范》经文之后,提出“须以六艺会通”全文,方可明《洪范》大义。而《洪范》大义,即是中国文化大义。为什么?因为“《洪范》九畴亦可总摄六艺”。六艺者,六经也。《洪范》虽仅为《尚书》诸文之一,篇幅亦小,却深蕴华夏政教奥义。“举而措之以为政,因而笃之以为教”,《洪范》皆当之无愧。“六艺之旨,交参互入,周遍含容,故九畴之义亦遍摄六艺而无余。”

 

所谓“洪范”,即是大法也。“大者,莫能外也。法者,可轨持也。”《洪范》在整体上是宇宙的真谛,是中华文明之大旨,是中国王道之总纲,至大无外,同于天道;执其九畴,布施人间,则可用于治国平天下之政,合于人道。故六经大义,皆在《洪范》之中。

 

洪范九畴,如何与六经形成一一对应关系,从而指导人道运行呢?《洪范约义》分述曰——

 

五行出于阴阳,则摄《易》。

 

五事贯于行履,则摄《礼》。

 

八政统于制度,亦是摄《礼》。

 

五纪治历明时,则摄《易》;历必应乎律数,则摄《乐》。

 

三德,刚柔合德,见《诗》《乐》之化神也。

 

稽疑,会异归同,见《礼》《乐》之用一也。

 

庶征则《易》吉凶失得之几也。

 

福極则《春秋》治乱之符也。

 

而皇極总摄六艺之归一于性德。

 

《洪范》篇首总论九畴时,各名其用:“敬用五事,农用八政,协用五纪,建用皇極,乂用三德,明用稽疑,念用庶征,向用五福,威用六極。”

 

《洪范约义》认为,诸“用”也与六经存在对应关系——

 

敬用则《礼》之本,农用则《礼》之施,协用则《乐》之效,乂用则《诗》《乐》之移风易俗也,明用则《礼》《乐》之节民心、和民声也,念用则《易》之微显阐幽也,向、威则《春秋》之善善恶恶也。是八者,莫非皇極之大用。

 

按以上表述,《洪范》乃六经之纲,皇極为九畴之纲,退而言之,皇極即是六经之纲。故马一浮曰:“六艺之所由兴,即皇極之所由建也。六艺之道亦‘建用皇極’而已矣。五行者,气也。皇極者,理也。气无乎不遍,理亦无乎不遍,理行乎气中而用始形。气不可以言用,凡言用者皆理也。”

 

马一浮作为近世大儒,可以“承宋儒、宗汉儒、祖孔儒名其学问。”

 

他说“知《洪范》为尽性之书,六艺皆尽性之教”,乃承宋儒气、性、理之学也;

 

他说“八政统于制度,亦是摄《礼》”,又说“稽疑,会异归同,见《礼》《乐》之用一也”,还说“周子本《易》与《洪范》而作《太極图说》,则曰‘人極’。一切诠表,虽有多名,其能诠之体,所诠之相,总其会归,唯是‘皇極’一义”,乃宗汉儒大一统之学也;

 

他说“六经总为德教,而《尚书》道政事皆原本于德。离德教则政事无所施,故曰‘为政以德’。此其义具于《洪范》”,乃祖孔儒德政仁政之学也。

 

他说:“先圣后圣,其揆一也。”无论六经,还是孔儒汉儒宋儒,皆本于“尧、舜、禹、汤、文、武所以同人心而出治道者”。圣人之道万年一贯,未曾有变。

 

马一浮气贯古今,理兼儒释,承圣道之绪,秉圣学之统,虽颠簸于乱世,始终怀德济世,阐发道统于存亡之际,赓续文脉于丝毫之间。其解《洪范》宏旨,最得圣心,冠绝古今,卓然一代巨儒也,或可使《洪范》重放光彩,兴发六经之德,故以其论作结也。

 

【附录·本讲义材料来源】
 
孔安国孔颖达《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出版2018年重印。
胡瑗《洪范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王安石《洪范传》,网上电子文件。
苏轼《东坡书传》,网上电子文件。
朱熹《皇極辨初本》,《朱子全书》修订本26卷,转引自陈来《“一破千古之惑”——朱子对洪范皇極说的解释》。
陆九渊《荆门军上元设厅皇極讲义》,《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2014年重印。
黄道周《洪范明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
马一浮《洪范约义》,《马一浮全集》第一卷(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
李民王健《尚书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某年出版。
班固《汉书·五行志》,中华书局某年出版。
(附注:全文篇幅已删减到微信公号发文上限之内。)

 

20241220日—20250131日,

甲辰年正月初四,于河北唐山开源农庄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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