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胜 著《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出版暨导论、后记及补记

书名：《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作者：陈立胜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24年09月01日

【目录】

导 论

一 何谓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二 术语界定

三 研究状况

四 研究思路

五 研究方法

第一章 从“天下”到“世界”：阳明学视界的近代转换及其反思

一 “为己之学”与“天下同风”：传统阳明学本身的视界

二 走向“世界”：近代阳明学“视界”的转换

三 “大道意识”的再觉醒：超越“天下”与“世界”

第二章 “大抵心安即是家”：阳明学“家”哲学及其现代影响

一 问题的提出：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多重因缘中的内生性资源

二 从“身家之累”到“孔子在家出家”：阳明学“家”思想的另一面向

三 继承与断裂：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与阳明学“家”思想的纠缠

四 “动力”与“秩序”：阳明学与现代性中的“革命神话”

五 结论：如何在现代性中安顿儒之“家”

第三章 如何与天地万物成“一家之亲”：王阳明亲民说的历史效应

一 亲民说的双重视野

二 亲民说的提出

三 亲民说的新发展

四 “泛亲化”论述的精神实质

五 亲民说的历史效应

六 亲民说的当代意义

第四章 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论

一 余英时“定位说”之质疑

二 “四民异业而同道”论提出的历史真相

三 许鲁斋“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说”辨正

四 “四民异业而同道”论绎义

五 “四民皆士”：近代的转折

六 异业同道与职业分途

七 一点说明

第五章 “王阳明模式”：一种新的宗教对话模式之提出

一 儒学不应在当今宗教对话理论中缺席

二 王阳明对待“二氏”的态度

三 假如王阳明遭遇基督教

四 一种“王阳明模式”的提出

第六章 全球化时代下的阳明学的意义

一 阳明学于中晚明的意义

二 阳明学于20“世纪”的意义

三 全球化时代下的阳明学之意义

四 结 论

第七章 良知是一“呈现”：在现象学意义上如何理解“良知”

一 “言语行为”：王阳明良知话语性质之衡定

二 良知三义：耿宁对王阳明良知说的现象学阐述

三 面向良知之“实事”本身：与耿宁商榷

四 展望：阳明学与现象学会通之可能

第八章 “以心求心”“自身意识”与“反身的逆觉体证”：阳明学通向“真己”之路的哲学反思

一 朱子：“以心求心”之疑难

二 冯从吾：心灵“自有自照”现象之发明

三 耿宁：良知之为“自身意识”

四 牟宗三：自反的逆觉体证

五 六点评论

第九章 面向“目前实事”：心学工夫论中的“当下”时刻

一 “生命的学问”中的“实事”

二 陆象山：“千虚不博一实”

三 朱子与象山：“实事”之异同

四 “见在之实事”：阳明学“良知见成”四义

五 罗汝芳：“工夫紧要，只论目前”

六 两种实事、两种反思：心学与现象学“实事”与“反思”之异同

第十章 阳明学与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主体性的建构

一 西方人文主义的精神与反思

二 “儒家式人文主义”之开展

三 精神人文主义提出之过程

四 精神人文主义的“精神”

五 精神人文主义主体性中的阳明学因子

参考文献

后 记

【内容简介】

本书以“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为题，勾勒阳明学内部现代性精神的展开脉络，阐发阳明学作为一种“精神动力”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所提供的独特资源，并揭示阳明学对于克服现代性之隐忧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

作者立足于阳明学的原始文本，对王阳明的亲民说、“四民异业而同道”论、“天下一家”论等富有现代意义的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细致而深入的思想史考察，在此基础上深度阐释阳明学义理内部的“现代性”与“超现代性”思想因子，最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立体而有深度的王阳明。

【《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导论（节选）】

本书以“阳明学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为题，集中讨论阳明学内部现代性精神的展开脉络，描述阳明学在“精神动力”与“秩序想象”向度究竟为中国近现代“现代化”进程中提供了哪些资源，并阐发阳明学于克服现代性隐忧所具有的启示意义。整个研究由四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 整体的历史刻画与全盘的理论反思。对阳明学在中国历史中登场的“节点”加以整体描述，在此基础上，重点反思阳明学在中国近代重新登场的“视界”转换（由“天下”向“世界”的转换）所带来的一系列新面貌、新问题。阳明学在中晚明与近现代中国“登场”发生在四个“历史时刻”，依次是“明清之际”“清末民初”“共和国前后”与“中国梦时刻”。在这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阳明学展示出不同的形态与特征。近现代阳明学与传统阳明学本质之差别在于“视界转换”，即由传统的“天下”视界转换为“世界”视界。传统阳明学的视界乃是由一“至大无外”的“大道”意识造就的。大道意识、为己之学与天下一家，构成了传统阳明学的基本精神气质。近代中国阳明学的兴起则与民族国家的建构、“国性”与“民德”的重新塑造联系在一起，带有强烈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价值取向与强烈的“隔”的色彩。让由于近代视界的转换而造成的儒家知识“地方化”、“国族化”、“时代化”重新“普遍化”、“世界化”、“现时化”，让阳明学的“大道意识”再次成为我们眺望未来的地平线，是当今中国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

第二部分 阳明学与近现代中国转换的“内源性”的精神动力与秩序想象。从阳明学精神气质、阳明学的基本命题的深度刻画入手，揭示阳明学在近现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所扮演的角色，呈现出中国近现代思想演进的“内生性”精神资源与“动力机制”。阳明学“家”思想与近现代“家庭革命”思潮、阳明学亲民思想的“泛亲化”论述与近现代中国社会秩序的重构、阳明学“四民异业而同道”说与近现代中国“士”地位的变迁表面看来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但潜入观念史的内在脉络，探赜索隐，钩深致远，亦不难发现其中的草蛇灰线。具体而言，第一，阳明学“身家之私”“身家之累”“心安是家”“友道第一”“孔孟在家出家”这一系列“家”观念的提出，均是由其“一体不容已”之仁学终极情怀而来。“一体不容已”宛若基督宗教之圣灵而成为绾接心学讲学活动所构成的性命共同体的纽带。被此“圣灵”所感动之先知先觉者“自不容已”地要突破“身家之私”“身家之累”的限囿，并与“同志”（即被同一圣灵所感动者）结为一“会”、一“孔氏家”、一“道”“学”“政”三位一体的共同体。这一系列“家”观念不仅为近现代中国“去家”“毁家”“破家”的“革”家之“命”的革命意识形态提供了“材料”“凭借”，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为后者做足了“主题”上的铺垫工作，而“西方的冲击”则让两者之间的连续性呈现出“断裂性”。第二，阳明学“明德亲民之学”强烈的“泛亲化”论述让“亲”拥有了建构普遍的社会秩序、宇宙秩序的意义，并与“天下一家”“中国一人”论述一起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秩序重构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动力，而如何在天—地—人“伟大的存在链条”中落实“亲”字，重新体认与恢复现代人与此“重要的视野”“本真性的源头”（查尔斯·泰勒）的内在联系，是克服“现代性隐忧”的关键所在，故阳明学的“泛亲化”思想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三，王阳明“四民异业而同道”论被视为“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一方面他以儒学宗师身份对商人社会价值给予了明确肯定，故对明清之际的商业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他对纵欲逐利与攀比嫉妒现象的批判未尝不是对“工商精神气质”（所谓“资本主义人之心性”）蔓延化现象的不满，他的“造士精神”与其一直张扬的万物一体、天下一家的“王道”理想构成了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改造社会的精神动力与秩序想象的一个重要源头。

第三部分 全球化时代下阳明学之意义阐发。立足于全球化时代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时代要求，就克服“现代性的隐忧”这一议题，充分吸纳阳明学智慧，尝试给出一系列解决思路。全球化时代下，“现代性的隐忧”现象日趋严峻，全球化资本的流通导致的不平等现象、民族主义风起云涌带来的仇外与敌对现象、加速时代所带来的全球性风险现象、现代性“大脱嵌”机制与全球化流动所造成自我认同的危机以及宗教原教旨主义盛行所带来的文明的冲突等等，此类问题均可视为“现代性”问题。如何汲取阳明学智慧回应此类现代性问题，是激活阳明学精神密码的关钥所在。本书提出“以全球良知的流通主宰资本的流动”“以‘一体之仁’克服民族国家的“敌我”意识”“以良知之为‘变易之道’与‘万物皆备于我’的责任感应对全球化的风险”“以‘大人意识’建构全球化时代下的自我认同”“以‘大道意识’克服宗教之间的冲突”五大命题，给出解决现代性隐忧的具体思路。针对当今宗教学通行的四种宗教对话模式（“置换模式”“成全模式”“互益模式”“接受模式”）说，立足于王阳明对待佛教与道教的态度，本书则尝试提出一种“王阳明模式”，在这种中国式的宗教对话模式中，它既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有其本己的宗教，同时又汲取了“置换模式”下对本己宗教的强烈认同与归属感，而相较于“成全模式”与“互益模式”，“王阳明模式”更注重自我的开放性与自我的成全，而不是以本己宗教去“成全”异己宗教。“王阳明模式”的重点在于向宗教的“他者”保持开放性，而其始终如一的 “人道”取向可以把宗教向度贞定在人性的肯定与实现这一面向，避免宗教信仰走向迷狂、偏执与蒙昧主义。

第四部分 阳明学与现象学的会通、阳明学与现代新儒家“主体性原则”的建构。对上个世纪开始的阳明学与现象学的会通现象进行反思，揭示现代新儒家人文主义论说中“主体性原理”话语中的阳明学因子。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西方学者就开始尝试阳明学与现象学的比较与会通工作，郑和烈（Jung Hwa Yol）特别提到王阳明“回到良知”的原则类似现象学“回到实事本身”的原则。本世纪瑞士现象学家耿宁（Iso Kern）提出阳明学三个良知概念，并指出阳明学中良知之“自知”现象与现象学的“自身意识”（“内意识”）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良知是否是一种自身意识以及是何种意义上的自身意识？以牟宗三为代表现代新儒家基于心学一系工夫论所提出的“逆觉体证”“反身软圆的自知”与现象学“自身意识”有何异同？中国心学一系工夫论中的“实事”与现象学意义上的“实事”是不是同一“实事”？这一系列问题均牵涉到如何立足于中西哲学的对话，重新刻画阳明学良知之实事。另外自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三位现代新儒家就开启了“儒家式人文主义”论域，杜维明承接此议题进一步提出“精神人文主义”主张。在精神人文主义主体性存有论中，阳明学因素起到何种作用？杜维明对启蒙心态反思所展示的“现代性”与“超现代”的辩证智慧对于我们认识阳明学思想的“三重性”有何启发意义，则是最后一章讨论的主题。

【后记】

550年前，王阳明先生诞生于中国浙江余姚瑞云楼。他于37岁时在贵州龙场悟道，随即提出了“心即理”“心外无物”“知行合一”等心学主张。至迟于49岁在江右正式揭櫫“致良知”之教。晚年居越期间，专心发明“万物同体”“明德亲民”之学。临行两广之际口授门人《大学问》，又于天泉桥上，以“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谆谆叮嘱钱德洪、王龙溪二高足“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阳明殁后，其思想迅即传遍华宇，并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对东亚儒家文化圈产生了重要影响。

以50年或100年作为时间单位纪念某个伟大的思想家，应该是一种“现代现象”，是西方作为计时单位的“世纪”概念引入中国后才开始流行的。王阳明诞辰100周年、200周年等等，在传统中国并未见有什么纪念活动。50年前，也就是1972年，适值阳明诞辰500周年，按道理，应该好好纪念一下王阳明。确实这一年在中国台湾、日本东京、美国夏威夷等等都有隆重的纪念活动，但大陆包括阳明先生的诞生地余姚却是寻寻觅觅，泠泠清清。中华书局倒是出版了《王阳明》一书，印数超过了30万册。在这本书中，王阳明被定性为“明代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他的一生是“刽子手和牧师相结合的一生”。这当然不是对王阳明的真正的“纪念”，或者说这是对王阳明诞辰500周年的另类的纪念。

何谓真正的“纪念”？只有这个思想家已经不再属于我们的生活世界而成为“过去”，甚至成为离我们比较遥远的“过去”，在某种意义上却又与当下的我们密切相关，我们才会举办纪念活动。纪念不仅仅只是“记念”“记住”，更是“认同”与“继承”，我们“所纪念的”是构成我们之为我们的一个“前我们”的“精神”或“事业”。

王阳明离开我们已经近五百年了，在今天的中国却有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他一定与今天的我们具有重要的、密切的相关性。在这种意义上，王阳明仍然与我们“同在”。当然这儿的“王阳明”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而且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具有丰富意蕴的精神符号。要问的是，这个符号通过何种方式与我们“同在”？

王阳明作为一位历史人物，其事功见于史书，他平定朱宸濠之叛等等一系列事功虽然对明代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很难说王阳明的这些政治事功与我们“同在”，尽管我们不能否认这些事功通过某种隐密的因果链条或者说以一种 “蝴蝶效应”的方式参与营造了我们今天的处境。邵雍在论及思想家与政治家的影响时说过一句话：“天子以四海为土，仲尼以万世为土。”又赋诗说：“庖羲可作三才主，孔子当为万世师。”政治人物的影响是一时一地的，而伟大的思想家的影响是永恒的、普遍的。与我们“同在的”王阳明，是“王阳明”三个字所承载的伟大人格与思想。提到王阳明，我们就会联想到一些中国思想史中重要的事件与命题，如龙场悟道、知行合一、致良知、南镇观花、心外无物、万物一体、天泉证道等等，也会想到王阳明言行所展示出的圣贤人格。只有伟大的人格与伟大的思想才具有穿越时空隧道而与每个时代中人发生关联的精神力量。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对传统思想的研究开始逐渐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当时学界就开始有人提出王阳明思想的二重性，即王阳明思想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突破传统的一面。传统的一面是“前现代”的，突破传统的一面是“现代”的。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对王阳明思想的肯定。但今天看来这个提法仍然存在问题，它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化了。在我看来，王阳明的思想既具有前现代的因素，也带有现代的因素，更具有超时代的、永恒的因素，惟有超时代的、永恒的思想才可以流传久远，才可以与每一个时代中的人、每个地方的人发生一种生存论的关联（“同在”），才具有无远弗届的普世性与恒久性。

王阳明的言行生动与具体地展示了仁者不忧（大爱）、智者不惑（大智）、勇者不惧（大勇）的伟大人格。这一人格已经构成一种人生“典范”（ “榜样”“范式”“原型”）。我们每个人都要处己、待人、接物，都会面对自己的得失荣辱、人事情变、喜怒哀乐与生老病死，王阳明这一“典范”为我们指示了一条可以效法的路径，但“学习阳明好榜样”不是一种外向性的、模仿式的学习——倘只是此，则难免落入王阳明本人所讥讽的“扮戏”，而是内向性的自我觉醒，王阳明作为一种人生“典范”不过是向我们“启示”出每个人内在的“真己”。在推崇“本真伦理”（authentic ethics）的现代文化中，如何找到一个“本真的自我”（真己），王阳明作为“典范”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因此，王阳明既是余姚的王阳明，绍兴的王阳明，中国人的王阳明，也是全人类的王阳明。他讲的是汉语，或许还带着余姚、绍兴一带的口音，但他的伟大人格、他所论说的道理则具有普遍与永恒的意义。今天我们纪念王阳明，在本质上是纪念他的伟大人格所展示的“典范”，以“觉醒”我们每个人内在的真己；是与他的伟大思想进行对话，重新激活其生命力，最终激活我们每个人内在的良知。

谨以此书纪念王阳明先生诞辰550周年。

本书各章出处如下：

第一章《从“天下”到“世界”：阳明学视界的近代转换及其反思》发表于《中国文化与哲学》（第19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第二章《大抵心安即是家：阳明学“家”哲学及其现代影响》发表于《开放时代》，2022年第6期。（《社会科学文摘》2023年第2期摘录；收入林远泽主编：《危机时代的儒学思考》，台湾政治大学出版社，2022年）

第三章《如何与天地万物成“一家之亲”：王阳明亲民说及其历史效应》发表于《孔学堂杂志》，2022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2022年第12期全文转载）

第四章《四民异业而同道新论》发表于《哲学研究》，2021年第3期。

第五章《王阳明模式：一种新的宗教对话模式之提出》发表于《哲学动态》，2020年第2期。

第六章《全球化时代下阳明学之意义》发表于《孔学堂杂志》，2021年第4期。（收入黄俊杰主编：《儒家思想与21世纪的对话》，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2022年）

第七章《良知是一“呈现”：在现象学意义上如何理解良知》发表于《哲学分析》，2014年第4期。

第八章《“以心求心”“自身意识”与“反身的逆觉体证”：阳明学通向“真己”之路的哲学反思》发表于《哲学研究》，2019年第1期。

第九章《面向“目前实事”：心学工夫论中的“当下”时刻》发表于《中国心学》第3辑，商务印书馆，2023年。

第十章《阳明学与杜维明精神人文主义主体性的建构》收入陈来主编：《儒学第三期的人文精神》，人民出版社，2019年。

第二章与第三章是我参加台湾大学资深教授黄俊杰先生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的“儒家思想的21世纪新意义”三年研究计划所撰写的成果，第十章系为杜维明先生八十寿庆所撰。全书各章得到“贵州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2018年）的资助。2022年秋季学期我应邀担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澳大地处横琴岛一隅，人迹罕至，隔江相望就是流光溢彩、灯红酒绿的氹仔赌城。堤岸的红树林栖息着万千白鹭，它们宛若都市的“精灵”，或独立于寒江之畔，或归依于绿树之巅。在白鹭秋水青天的濠江边，我躲过了突然放开后的第一波新冠疫情，遂收拾身心，对书中各章从题目到内容进行了修订。故该书亦可算为澳大访学的一份成果，在此谨向王庆节教授致以衷心的谢意。

【补记】

本书纳入《复旦哲学•中国哲学丛书》，端赖主编吴震教授的邀约。自2021年来我被聘为福建江夏学院闽江学者讲座教授，并忝列为阳明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院负责人王永年研究员心无旁骛，多年来致力于推动阳明学在闽地的传播，令人感佩，该书第四、六、九章系提交给东南阳明学高峰论坛的论文。上海商务印书馆李彦岑总编辑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本书避免了不少疏漏，盛情厚意，一并致谢！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