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明书院甲辰年年会回顾

栏目:观察总览
发布时间:2025-02-09 19: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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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明书院甲辰年年会回顾

来源:“钦明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腊月廿五日癸巳

          耶稣2025年1月24日

 

钦明书院甲辰年年会回顾

 

甲辰年腊月十八、十九(西历2025年1月17、18日),钦明书院年会(总第六届)在成都东郊三圣乡红砂村举行,四川大学丁元军老师、曾海军老师与来自北京、上海、广州、西安、宝鸡、长沙、贵阳、厦门、泉州及四川各地师友二十余人参加。

 

十八日下午举行书院年终工作总结。十九日上下午,各举行学问切磋讨论会一场。下午另有生活报告会一场。

 

 

 

 

 

首日下午是书院工作汇报环节。书院工作情况主要分为核心教学、理学班和共学计划三项。

 

李秋莎汇报核心教学的情况:甲辰年核心教学发布了两次院生招收公告,但暂未录取新院生。在读书方面,完成《正蒙》和《朱子语类》部分的共读。乙巳年将共读《大学》和《论语》,此次共读打算采取不同的研读方式,如《大学》采用经传合读法。

 

谢鹏飞汇报理学班的情况:甲辰理学班于24年8月3日至9日开展,常设议题为理学交游,主题为“理学的诚意论”,邀请曾老师进行主题为《心体与诚意》的讲座。甲辰理学班共招募主讲6名,参与者6名,主题会讲主要关注在诚、诚之、感通、致知及诚意工夫等话题,讨论尤其集中于诚与诚意、致知与诚意及自慊的定位等方面。乙巳年理学班班委成员已确定为:刘卓然,李秋莎,范恺歌、王才文、谢鹏飞。已进行两次会议讨论,确定常设议题为“理学与古典学”,选题为“理学的中和说”,拟招募主讲和参与者各5人,预计在二月下旬发布招募公告。

 

康茜汇报共学计划的情况:甲辰年共学计划不同于以往,上半年康茜与张新瑞带领西北师范大学和重庆移通学院的同学举办线上联合读书会,下半年则转变为各自在线下展开。乙巳年的开展形式待定。康茜也与在座刚入教职的师友讨论共学计划的新的开展方式:从书院学友共读拓展为在各自学校带着学生展开共读,书院则为各校之间的读书交流活动提供帮助。

 

次日上午进行学问切磋的第一场。话题为“什么是理学”,引言人为陈磊、吴婕,主持人为张传海。

 

陈磊首先感慨自己时隔许久重归师友身边,却不需要如何磨合便自然融入彼此,书院可说是构成了某种类家庭的居所。另一方面,师友又起到了“心灵法庭”的作用:让人不免战战兢兢地反观自身有无长进,激励自己不断提升、日新又新。

 

回到话题,陈磊指出,“什么是理学”这一话题既浅且深。言其浅,则此题像是研究生入门理学的第一课;言其深,则研究十数年理学的人也觉得很难回答这一问题。如果简要给出一个定义的话,自然可以想到如道德性命之学、天人之学、内圣外王之道等回答。但陈磊并不打算就这些定义本身展开讨论,而是先划分了两种层次:一是知识性的工作,如《近思录》《性理大全》等内含理学所讨论的不同问题的书。而在西方哲学引入后,一批学者通过系统改造形成了新的哲学化理学研究面貌,尽管方法论已有相当大的不同,但也可笼统归入这一层面;二是功能性的维度,这更多偏向人通过理会道理、做工夫而实际“受用”,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

 

陈磊认为,他个人关于“理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理解超不出丁老师《理学名义》一文之范围,基于此及近来中国古典学学科兴起而展开的一系列讨论,陈磊进一步引出了理学在现代学科建制中的位置、理学史书写两个话题。一是说:当前理学与汉唐经学、中国哲学、古典学的关系存在相当复杂的乃至争议性的关系。陈磊认为,理学不是子学,不能仅仅被限定为哲学史系统下的宋明理学,即使在现代学科体制之中,理学依然“在原则上”要求成为一种经学。二是说:当前还没有一部恰切把握理学史的著作。根据理学自身的性质而定,理学著作不能仅是资料汇编,而必须有义理架构。在这个意义上,《心体与性体》仍然绕不过,但其并不符合理学发展的真实历史。回到传统中较流行的著作,《心体与性体》可溯源至《明儒学案》,其构建传承脉络的倾向性最强,而《宋元学案》和《清儒学案》则近于资料汇编。要进行此方面工作,仍需回到朱子《伊洛渊源录》《近思录》两部书:一是理学正传史,一是理学纲目内容。以此为判准,丁老师发掘出《理学正宗》《续理学正宗》两部书作为课程读本,而本学期书院也进行了《理学正宗》的读书会,据闻之后还会组织出版“理学正宗”选辑丛书,这是非常让人期待的。在此方面,陈磊认为自己不期然地关注到理学骨干与正统之外的周边性人物,或以《国朝学案小识》之语为“翼道”者。其研究路径则是将“翼道”与“正宗”放在一起对比,观其交锋过程以讲明正宗之界限在哪里,又何以如此。最后,陈磊简要提及了理学与当代生活的关系,提出理学的义理阐发应关切时代问题,并思考如何在生活中“做理学”,实现理学的生活方式。

 

吴婕指出自己今年写就的《“理学”概念的近代命运》一文是这几年对理学班常设议题不断思考的阶段性成果。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是清末民初中国哲学史学科建制初期时不同学者安置、理解“理学”概念的差异,以陈黻宸、贾丰臻和冯友兰为例,分析了他们在理学与哲学关系上的不同态度及其背后的学术意义,但通过分析和评述所得出的结论恰恰是“什么不是理学”,但由此也正启示我们接下来该如何做,为更原本的理学在当今学术界安置提供方向。吴婕提及,陈黻宸对以“哲学”翻译西文philosophy有所保留,而尝试用“理学”或“心理学”对接西方哲学,体现出某种调和的论调。而贾丰臻则明确拒绝“哲学”概念,认为中国只有理学而无哲学、科学,强调理学的独立性和优越性。贾氏曾写成名为《中国理学史》的一本小册子,其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自周秦汉以至宋元明清学术无不纳入“理学”范围,则此概念缺乏清晰边界;二是孔子与诸子百家已然并置,无经子之别。贾氏虽欲以扩大的理学概念对峙西学,但实则已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此等处正可见其矛盾心理。冯友兰则在陈黻宸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理学的哲学化,提出“新理学”。在冯氏这里实则消解了理学与哲学的紧张关系,而欣然引入西方哲学的方法和框架来重新诠释理学。今天回顾这三位学者的工作,冯友兰的塑造性影响显然是最大的。但我们今天却应当跳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改造理学的模式,而尝试回归理学本有的面貌,更自觉、自主地进行新的理学研究。但这样说并不是要视理学为地方性知识,理学从来关注的是普遍性问题,如天理、性善,而讨论也应当保持开放的公共性。

 

 

 

接下来,各位同学就“理学与生活”、“知与工夫、“‘学’与理学、经学”等话题展开了丰富的讨论。

 

最后,曾老师从风格上评价大家做学问各有自己的性格、特色,这是让人特别乐见的,具体内容则交由丁老师进行总结。丁老师认同陈磊“心灵法庭”的提法,认为每年一会,可以发生两种鉴照作用:一是师友之间相鉴照,相当于师友间互相对表,以形成共识、包容分歧;二是对自身的鉴照,一年之间有何变与不变,是否觉得昨是今非、昨非今是,当有怎样的调整或坚持。

 

对两位主讲所报告的内容,丁老师先指出一个共性问题:陈磊因时间缘故,其第三部分“理学与生活”的话题没有展开,而吴婕为说明理学之“普遍性”,仅列举天理、性善两方面为其普遍问题,以《中庸》作一对应观,则一本之诚对应天理,三达德对应性善,那么,似乎可以说,二位主讲都自觉不自觉地跳过了“五达道”的内容,即伦理生活的维度。“达”即所谓“普遍性”之所在,从理学看,伦理生活恰为最为普遍的人类精神项目,不可以忽视。

 

对陈磊的报告内容,丁老师作出两点评论:一、当中国传统学问遭遇古今之变的关头,经学方面,有皮鹿门《经学历史》《经学通论》出来,虽其对经学也仅为一家言,但其既为传统学术收尾,下一步的转新遂也有其起头入路。相形之下,理学方面没有产生相应的工作成果,“理学历史”、“理学通论”类书,要么因阳明学等之扰乱而呈现以偏为正、颠倒错乱的样貌,要么是现代意识过早进入,亦成一扰乱。二、对陈磊所戏说的“道德退步”情形,尤其说到对“知”的重视可能“稀释”人的固有道德热情,若此,只能表明人知、行两病。知识不必然带来道德的进步,也非必然造成道德的退步,但它肯定不是“稀释”道德热情,却可以消除道德热情的盲目性。而道德热情也非仅为个体工夫修养或某种近乎宗教信仰式的耽执,一定意味着对身边一切人事物的真切而长久的关心。

 

对吴婕的报告内容,丁老师同样作了两点评论:一、当前学界往往以“中西古今”来定位、概括百余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问题。言古今,往往流为历史问题;言中西,亦未必不局限于文化问题之比较。“中西古今”,实不能涵盖所有大问题,甚至第一义之问题即不在其中。真正之第一义问题,乃天人问题,理学即不得不迎向这样的问题。二、吴婕自述经由一学期的诸子课,对如荀子、墨子者多一些正面了解,并强调荀子也有其成德主张。我尝以孟子“人之性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之语,与茹梦打机锋,问:为什么“可以为善,乃所谓善”,至于“若夫为不善”,却不得曰“乃所谓恶”,而谓“非才之罪”?今也可以借此观之,荀子论人性,其实即是从孟子“若夫为不善”一句往下说,于孟子前二语则不能见。至于性恶之后,有人便藉以为自暴自弃、混淆善恶之口实,荀子不然,而说向成德,此所以“荀子毕竟是大儒”也,然只是在第二义上做。孟子实包得荀子,荀子却舍了第一义而后有所修补,荀子可谓“掐了头的孟子”。

 

 

 

次日下午进行学问切磋的第二场,话题为“如何做理学研究”,引言人为张茹梦、王明华,主持人为莫天成。

 

张茹梦先是梳理、评价了近现代理学研究的几种主要方式,包括思想史或文化政治史,概念范畴的梳理与分析,以及哲学的研究路径。以第一种方式进行研究的典型有钱穆先生、陈荣捷先生、余英时先生等。他们强调思想发生的历史脉络与所处的文化政治环境。余英时即特别注重朱子思想与当时政治文化环境的关系,并自觉将这种研究方式作为“哲学”方式的平衡。张茹梦以为,这种方式虽具有其意义,但未必能很好地说明理学思想如何能超越历史而具有普遍价值。并且,部分学者看似从事“客观”的历史还原,但因其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某种既定的“前见”,而未必能真实还原理学本来的面貌。接着,张茹梦讨论了以冯友兰先生和牟宗三先生为典型的哲学研究路径,指出冯以新实在论重新塑造朱子学,牟则借助康德伦理学的自律、他律道德框架分判理学派系。张茹梦指出,学界也越来越警惕这种以西解中的研究方式。比如唐文明即对牟以西方的“道德”来说明儒家伦理提出了质疑,因为西方现代道德观念本身即有着自身的问题,美德伦理学对现代道德哲学的反思或值得重视。而张茹梦的博论正是尝试将朱子学与美德伦理学进行对话。在写作前期,她注意到,“美德伦理学”之成立在学界也依然存在各种争议,或许可将其视作批评、反思现代性道德的一场伦理学运动:面对现代社会人缺乏道德情感与道德动力的现状,反思何以会造成此种状况,落到既有的规范伦理学仅关注行动当下的道德抉择,试图以程序化的理论模式解决道德问题,而忽视复杂的伦理境况,以及主体的道德情感、德性等诸多古典美德伦理中会强调的面向。张茹梦以为,以儒学反思现代性或现代道德哲学,在破的方面或与美德伦理学有所共鸣,但立的方面却颇有不同,这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人性论、人伦观、工夫论等方面。最后,张茹梦通过回顾自己求学历程,对既有学术体制对做学问的限制提出了自己的感想,指出涵养不足可能导致抽象哲学思辨,缺乏生活实感,可对发表的数量要求则迫使人揠苗助长,而没有时间去积累、感受。

 

 

 

王明华认为自己会在这个话题前面加个“我”,亦即主要是回顾自己的理学研究历程。王明华自述自己首先在哲学系不免受哲学的影响更深,其研究路向主要是问题导向,而非专门人物或概念梳理式的研究。而最初关于“三年无改”、“孔门四科”等方面的研究都是为现实人生问题所激发。王明华试图在哲学与理学之间做出对应性的区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提出问题的方式。哲学从古希腊起就会以“x是什么”的形式发问,如正义、勇敢、美是什么?这种发问方式总是要质疑、澄清日常所使用的概念,其开始于惊奇,要求有闲暇的生活环境,而目标则是抵御无知或蒙蔽。而理学的发问方式则可用牟宗三所谓“生命的学问”或冯友兰“人生哲学”来指示,亦即是说,理学的问题都是为己、切己的。比较典型的如“圣可学乎?有要乎?”、“孔颜所乐何事?”。此等问题是进取而非防御式的,其开始于平常而非惊奇,其前提是对圣人的笃信。二、给出答案的方式。哲学会强调要不断追问,没有一劳永逸的最终解答,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后出者总是不断试图推翻早出者。而理学却会认为有定论,此方面今人或不喜,认为会导致缺少理论创新,以至“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境地,但这确乎是理学所强调的,依此,后之学者往往是在承认前贤往圣定论前提下做一“述”的工作,而不会认为自己提出了什么全新的理论。三、解决问题的方式。哲学会强调个体的独立思考,不以任何哲学家为权威,不认为有不存在争议的观点,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维特根斯坦。而理学确乎有权威,即圣人,而圣人之言就是不存在争议的观点。并且,理学的研究总是呈现为广义之群体思考面向,所谓广义,便不是专说同时期一群人共同思考,而是说理学的研究、推进总是直接借助、依附于前贤往圣的工作来思考。最后,王明华结合自己的整个研究历程指出, 理学总是不会在超越时代的问题上缺席,他并不防范学习西方哲学,而是会在哲学问题与理学问题之间做一对接,来探讨那些真正普遍的问题。

 

 

 

接下来,各位同学就“工夫论的公共性与普遍性”、“哲学中的权威现象、“圣人由质疑而最终无可置疑”等话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

 

最后,曾老师先是肯定了王明华对哲学与理学所作出的划分。一种区分,只要整体上能成立、能说明问题,就是成功的,不能要求区分一定要严格且彻底才能成立。比如王明华认为理学有权威,要举反例的话,西方哲学当然也有权威现象,西方哲学家们也是权威,但关键在于,在西方哲学最根本的道理上是没有权威可言的,而理学从最根本的层面上来说就存在权威。西方哲学常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理学中“当仁,不让于师”也是类似的意思。但是,双方说到什么地步是不一样的:在理学最根本的层面,吾爱吾师就是吾爱真理的体现,两者无法区分,但在西方哲学中最根本的层面,两者就是区分开的。同样的意思、两边同样讲权威,但各自将其安置在什么层次、说到什么地步是不一样的。所以,做理学与哲学或中西方的比较,要注意很多意思其实彼此都有,但是各自的位置、层次不一样,就决定了很多东西都不一样。

 

丁老师也认为,要给明华所说哲学与理学各找出一些反例,不是什么难事;但以理想类型而论,则王明华所说,可以带来很多启发。如,从“提出问题”、“给出答案”、“独立或独自论证”三方面来对比哲学与理学,则理学的“提出问题”,必须要有《四书》五经的范围限定,即其问题意识中要有鲜明的经典意识;理学的“给出答案”,必须以圣贤为“答案”,是对圣贤所已然成立者之“重新证成”,即其思想目标方面要有强烈、自信的圣贤意识,在这里,遭遇到所谓“权威”问题,圣贤固是人类性命道德之无上权威、典范,对“权威”二字,人实当脱敏,不当闻而起疑贰、拒斥之心;至于哲学证成方面之“独立”或“独自”性格,理学必本于心同理同,也在这里遭遇到所谓“公共性”问题。“公共性”并非多么崇高的标准,吴婕所论“普遍性”,是更其极致的要求。“公共性”可以作为对知识的描述性要求,而要成其为规范性要求则会发生许多问题。“公共性”对知与行的要求程度也应不同:知即理论上可以作强要求,行即实践上则只能弱化其要求。个体性知识既属知识,也便不能以其为个体的因而否认其公共性。工夫、实践,都要由个体去予以兑现,却不可以仅仅被看作私人的、主观的。要之,从芜杂的个人经验生成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再由公共性知识落实到个体实践,将“公共性”兑换成“具体普遍性”,此表明,知识亦即公共性不是目的,而其真正的目的,总要通过着落到个体实践中,方能得以实现。

 

 

 

学问切磋之后的话题座谈环节,发言人为王才文、范恺歌、刘晓飞、冷先立,主持人为莫天成。

 

王才文分享了自己在读书过程中产生的自我怀疑,以及如何通过读书和师友交流解决自我消耗的心路历程。她谈到,学问和时代环境皆给自己带来了变化,学问在自己身上自然迎向了时代问题。所以,她最后提出不要逃避时代问题,而要以一种“内在性批判”的眼光面对现代生活。

 

范恺歌分享了自己在小学教儿童哲学的经历。哲学课上主要的努力是引入儒家,减少哲学的“毒性”,《论语》社团则唤起孩子们的生活经验再由此对话、探讨,体会道理。新入职最大的困难是课堂秩序,问题既在于自己气质上的宽和乃至随意,也在于对宽严之间、立规矩和“给空间”之间理解不透。其他老师惯用的赏罚手段,又担心会启发孩子们的功利心,不知道要不要赏罚、要怎么赏罚,比如,像其他老师那样发一些小礼物合不合适。

 

刘晓飞指出,青年学者的生存现状不容乐观,体制内论文考核的压力很大,投稿机制重身份、重资历,使得现有的考核机制不能做到十分的公正客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在僵化的体制内看到鲜活的学问生命,仍有许多学者对于学问抱以很高的热情和追求,他们的哲思探索足以对后辈起到感召和示范作用。在复杂的时代环境中,既不要灰心丧气、消极怠惰,也不要只是为了适应环境而改变操守乃至变得油滑,而要在好好坏坏并存的环境中追寻那条只是好的道路。

 

冷先立指出工作上遇到的突出问题是形式主义。“吐槽”意味着:一是情绪的当发与当止,不合理则不吐不快,不滞留、迁怒,当下反应或反馈。二是省察、检点自身,“吐槽”面临的不舒服、不愉快与麻木相对,防止同化其中。三是对更好的工作的期望,能养家糊口之外,至少不易耗损心志,更希望能养其心志。

 

 

 

以下是讨论环节:

 

张传海:才文说他们四位不像上午那么学术,我反而认为从“理”的角度,下午可能更“学理化”,至少不比上午逊色。我从这四位同学的发言中,看到有一颗鲜活的心在跳动,哪怕在很容易让人麻木的局面下,仍旧不麻木,仍旧在困惑、在痛苦。在痛苦,就是一个好事情;如果在里面感觉很自如,那就麻烦了。

 

丁老师:晓飞的发言,让我想起来这句话,应该改写一下:理论之树常青,但生活已经是很灰暗了。但晓飞能从中看到亮色,在灰暗中的一点点亮色都不会被遗漏,而且要从亮色的地方自己也去添一份亮色。

 

张茹梦:不管是做公务员还是在学术界,我发现我们的问题很多都来源于不太公平或不合理的体制与环境,我们当然会在其中找到平衡去适应与改变。但我疑惑的是,很多不合理的现状明明大家都清楚,但为什么鲜有说得上话的人去做出改变?

 

康茜:其实现在学术界很多的标准与学术无关,而且即使是学术权威也无法制定他们理想中的标准,标准的来源很复杂。

 

卢辰: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公务员其实是比学术体制更严密的机器。我没法想象比先立做得更好会是如何,因为我自己处理不了,我的办法就是消解这个问题,认定这个工作没有意义。它本身不存在意义,这个机器运转起来就是如此。那些亮色的、有价值的东西出来,它是偶然的,与机器本身没有关系。很多人都曾抱着一腔热血加入体制,希望获得权力然后就可以改变世界,最后发现,历朝历代的优秀的人都是这么想的,而我是其中最平庸的那一个。如果有机会能够说得上话,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还是这个机器在运转。

 

曾老师:茹梦的想法确实特别容易产生:“明明知道这么不合理,为什么没人来改变?”理想中的完美世界并不在于时间的累积,人类的进步不会像科技一样一直向前。我们肯定不能说:“我们不能改变世界,只能改变自己。”我们基本上是不能改变世界,但我们能保持自己。很多事情就如先立所说,你明明觉得不合理,不该这么做,但你能不这么去做吗?不认同这么做但还是做了与认同这么做而做了看起来没什么区别,最终都做了,但其实有根本的不同。只要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保持自己,而不是一味迎合。得到机会时,就有可能改变它,否则,一旦有机会就会成为帮凶。虽然,我们变好的事情换一个人可能又不好了,但这不妨碍我们把事情变好的意义。人世间的意义就是如此:我们不能认为这些都是假的东西,没有意义,而所有最真实的东西都不在这里,需要另外去找,而对所有事情都是应付敷衍。我们也不能期望一定要整个环境变好了,我们才能做点什么;而就是要在不断被卷入的好坏纷杂的环境中,把“好”一点点做出来。这场话题座谈,大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了“什么是理学”,展现了理学的作用。即便不见得有很学理化的表达,但理学就是在大家身上生根发芽的东西,这个意义非常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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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相聚,

惟期以理想与情谊之愈益深纯,

内以推进精诚协作之意,

外以焕发光畅和舒之象。

 

责任编辑:近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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