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书院:开放包容精神的文化载体》学社实录

栏目:会议讲座、庙堂道场
发布时间:2025-02-09 23:32:55
标签:

《武汉书院:开放包容精神的文化载体》学社实录

来源:文昌书局

时间:孔子二五七五年岁次甲辰腊月廿二日庚寅

          耶稣2025年1月21日

 

 

 

《长江潮流》学社论坛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与鹅社联合举办,本次学社论坛聚焦武汉书院的发展、不同类型书院特点及贡献,邀请了著名学者邓洪波教授主讲,众多师生及文化爱好者齐聚一堂,共同参与这场充满学术氛围与文化底蕴的活动。

 

 

 

 

 

邓洪波教授,湖南岳阳籍,历史学博士。现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负责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他在书院文化研究领域深耕多年,学术兼职众多,包括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常务理事以及湖南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等。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科举制度、历史教育、哲学、图书馆等诸多方面,在国内重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代表作有《中国书院史》、《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等20余部极具影响力的作品,为书院文化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

 

 

 

鹅社创始人毛恒谊先生担任本此论坛的主持,他向大家讲解书院文化和鹅湖之会与鹅社的缘起;以及文昌书局是在武昌古城文昌门的原址,空间装置设计是复刻文昌码头以及文昌门的场景,当时文武百官、科举学子从这里登入武昌城的文化盛景。文昌牌坊上所记载的,是这里曾经的武汉三大书院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这三大书院从不同时期在这里交叠发展,从明代江汉书院、在原址上并入经心书院,两湖书院又在经心书院原址上发展一段时间等。也可谓是一扇中国书院的发展之窗。

 

他说,此地还是以张之洞为主所推动的中国近代教育变革的摇篮之地,诸多开创性教育成果在此诞生,最早的中国人自行创办和管理的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国内最早的私立大学私立武昌中华大学,最早的近代农科大学之一农务学堂,第一个官办中级师范学堂湖北师范学堂,近代第一座新型公用图书馆文华公书林等等诞生在这里,这里也是武大、华科、华师、华农等学府的发源之地。我们今天在此地,文运昌济、惟楚有材、以学问胜之地,以书院为主题开展学术交流活动,着实意味深长,满含深意。

 

 

 

 

 

邓洪波教授分享:武汉书院的历史画卷与精神内涵

 

 

 

 

 

起源与发展

 

邓教授首先对书院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书院是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

 

接着讲述了书院的起源,书院始于唐朝,在民间与官府的共同推动下逐渐兴起。历经宋、元、明、清数朝,书院不断发展演变。宋代时,书院的教育功能日益凸显,成为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元代,书院进一步推广至北方地区,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明清时期,书院在普及教育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规制也不断完善。到晚清时期,面对时代的变革,书院积极接纳西学,开启了传统与现代学术融合的新篇章。

 

经千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7500所,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武汉书院数量

 

谈及武汉地区的书院,邓教授指出,武汉书院数量在历史上呈现出动态变化。据现有统计,宋代有5所,元代5所,明代9所,清代13所。然而,这一统计可能并不完备,实际数量或许远超于此,充分体现了武汉书院文化的丰富性。

 

 

 

 

 

徽商书院:汉口紫阳书院

 

 

 

建立背景

 

汉口紫阳书院,又名新安书院,汉江书院,位于汉口,由徽商群体主导建立。清初,侨寓汉口的徽商先后买下准提庵和三元殿,“以为同乡公事聚会之地”,起初,它只是徽商们在异乡的聚会之所,用于交流商业信息、联络乡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入了教育、文化等多元功能。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徽商以重金购得了“适当汉脉中区”的若干丈基地,“募徽地工师,一遵(徽)郡世族祠堂规制,庀材蠲吉,百役齐兴”,此为书院建造之肇始,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成为徽商在汉口的文化地标。

 

会馆性质

 

“会桑梓以联情”是汉口紫阳书院创建的目的之一。因此,会馆功能是紫阳书院建立之初就具备的特殊功能。紫阳书院为徽商捐建。徽商在经营过程中,常常遇到融入当地的压力,紫阳书院作为一个拥有会馆功能的书院,为在汉口经商的徽州人提供了一个商讨对策、了解行情、互相交流的场所。

 

此外,会馆本身也是承载乡土情结的场所,能够加深徽商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同。

 

城市消防功能

 

照得汉镇为商贾辐辏之区,人烟稠密,每多风火之虞。经本府于上年劝谕新安会馆众商,于原设水龙之外,复添设水龙二座。并因本地制造,未能合式,特令捐资遣人赴苏购办回汉,存贮公所。召幕水头,给予工食,专司扑救。

 

——董桂敷《紫阳书院志略》卷八《水龙晓谕示》,清嘉庆刻本

 

武昌、汉口两地遭遇火灾,汉口受灾严重。这次火灾中,紫阳书院为灾民提供了避难所,将书院的房舍提供给灾民们使用。这次大火后,书院对火灾防范愈加重视,于原有水龙外,专设水龙队,以应对火灾。

 

 

 

设义阡,安葬客死汉口的徽籍人氏

 

紫阳书院设置义阡,专门安葬客死汉口的徽籍人氏,并有详细的“扦葬之规”。徽商经商在外,难免会有突发事故而死亡的情况,紫阳书院设置的义阡,会先行安葬死者,等待后人来寻找尸骨,并设有专人进行管理,使得前来寻找尸骨的后人不会找寻不到逝世的亲人。义阡的设置,使得徽商群体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也使得徽商在汉口的社会处境得以改善。

 

省会书院:江汉书院

 

 

 

湖北最高学府

 

江汉书院在湖北武昌府文昌门内,初为都司操捕道公署。明万历年间,葛寅亮提学湖广,即地创建书院,因“江汉二流为楚之望”得名。清雍正年间,由朝廷赐银一千两以资膏火,定江汉书院为湖北最高级别学府,即省会书院。江汉书院的学生为“通省高才生”,“由监司以上赏拔者,始得升肄此院”。乾隆年间,总督德沛、巡抚崔纪对书院进行扩建,山长夏力恕主持修建了十贤祠、德教祠。同治八年(1869年),学政的张之洞将各府诸生才学优秀者240余人送江汉书院肄业,除筹给膏火费外,还捐购经、史书籍置院中,以便学生们能学习研摩,专务实学。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并入经心书院,后改为勤成学堂。

 

江汉书院作为省会书院,在学术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明朝起,江汉书院就吸引了众多湖南籍学生前来求学,成为湖广地区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雍正年间分省后,书院严格遵循规定进行招生,注重不同地区的平衡发展,确保教育资源能够惠及更多学子。

 

湖北学术中心

 

康熙五十年(1711年)正月二十八日,王心敬正式开始在江汉书院讲学,时间持续近二十天。王心敬,陕西鄠县人,清代关学代表人物之一,是李颙的弟子。王心敬虽然倾向于陆王心学,但他并不固守门户之见,而是主张以陆王心学融会贯通程朱理学,消弭纷争,重振学术。王心敬在江汉书院讲学后,关学在湖北传播开来,江汉书院学生靖道谟、夏力恕等人十分服膺王心敬之学,并主动为之宣传。

 

 

 

乾隆年间建十贤祠:祀濂溪、二程、横渠、考亭、南轩、陈良,公孙龙、任不齐、赵复。书院的十贤祠承载着深厚的道统学统,铭记着历代对书院建设做出贡献的人士。江汉书院的优秀作业汇编“黄冈秘籍”在当时备受学子追捧,其学术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演变,从最初的以程朱理学为主,逐渐走向兼收并蓄。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根据新形势,对书院进行改章,除传统课程外,又增设天文、地理、算学、兵法等科目;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最早在湖北传播考据学的学者是陈诗。嘉庆九年(1804年),陈诗受邀担任武昌江汉书院山长,直至道光二年(1822年)离任。自陈诗首讲考据学始,考据学即成为江汉书院讲学的重要内容,培养出以秦笃辉、钱桂笙、甘鹏云为代表的众多擅长考据学的学者,由此开启了考据学在湖北传播的进程,使湖北学术与全国的学术主潮接轨。

 

思想重镇:问津书院

 

 

 

 

 

历史渊源

 

武汉问津书院所在地,据说是孔子“使子路问津”处。西汉时期,汉南王刘安因此地掘出“孔子使子路问津处”秦隶书石碑,命人在此建亭修庙祭孔。唐武宗会昌初年,黄州刺史杜牧扩修孔庙并改名为“文宣庙”。宋时期,大儒张栻、朱熹、吕祖谦等都来此讲学。宋末元初,湖广儒学提举龙仁夫于此地首创书院,时人称之为“龙仁夫书院”。明中叶以降,尚书耿定向、御史舒山、湖广巡抚熊尚文等高官鼎力相助,两次大规模复建书院,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新的孔庙与书院建成,并合二为一,熊尚文莅临书院,取子路问津意,为书院题额曰“问津书院”。此外,还在河南商城创办了“问津书院分院”。

 

湖北地区阳明学传播中心

 

明代中后期,大兴讲会。隆庆年间,问津书院重修,王阳明亲炙弟子郭庆等人被延聘至其中讲学。郭庆之后,众多阳明后学在书院讲学,前来问津书院讲学的有70余人,以阳明弟子和后学居多。主要代表人物有耿定向、耿定理、耿定力三兄弟及萧继忠。

 

 

 

一时之间,四方游学之士纷至沓来,在江楚大地掀起了一股学术高潮,使得问津书院的影响力堪比白鹿洞、首善、鹅湖、东林等名院。当时江西南昌大儒朱试称赞这一情形时讲“澹祠与问津相望,彼此主持正学,俾江楚,俨然邹鲁”。这使得问津书院成为湖北地区传播阳明心学的中心,转变了宋元以来问津书院以传承理学为主的发展轨迹,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西融合: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文华书院

 

经心书院

 

同治八年(1869年),张之洞任湖北学政期间,以江汉书院容量小,不易多招学生为由,商请总督李鸿章建经心书院。总督李鸿章、巡抚郭柏荫拨公款增给膏火,学政张之洞出俸银添置图书。经心书院肄业诸生,须经学政亲自调取,方可与课。课程设置有经解、史论、诗赋、杂著等。光绪十七年(1891年),湖北学政赵尚辅捐廉,将经心书院更名为经心精舍,规制仍旧。

 

 

 

早期,书院的课程设置与科举考试紧密相关,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书院改革后,课程除原有科目外,逐渐增设了外政、天文、格致、制造等新兴科目。每科设分教1人。所设4科学生分年轮习,无论所习何科,均须兼习算学。学生中有愿习西文者,则由分教中通晓西文的教习教之。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课程更改为天文、舆地、兵法、算学。开始学生只学1门,逐日听讲,后改为4科兼习。随后又增设图画、格致、几何、体操等科。书院后山建有天文台1座,供观测天象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经心精舍再更名为勤成学堂,随着该书院培养方式和课程设置日益近代化,积极引进西方先进知识和理念,体现了对西学的积极接纳与融合。

 

 

 

两湖书院

 

光绪十六年(1890年),张之洞在武昌都司湖畔创设两湖书院,招收湖北、湖南两省士子各100名入院,其资金来源部分得益于两湖地区茶商、盐商的慷慨捐资,并特准商籍子弟入院。1891年春,两湖书院正式落成。

 

 

 

张之洞开创两湖书院之初,主要是为了培养“出为名臣,处为名儒”的传统型人才,因此书院课程设置仍为传统的经、史、文等课程。

 

随着洋务运动的不断深入,张之洞决定引进西学内容和西方学制,进行改章。1897年,张之洞新定两湖书院课程为经学、史学、地图、算学四门,规定学生必须四门兼习。尔后,又增设兵法、体操等课。各科聘请当时有名的教师任课,如地学教习杨守敬、算学教习华蘅芳,与经心书院师资力量相互补充,共同推动了学术进步。

 

自成立至1902年的十二年中,两湖书院共办了3届。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当时的社会各个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以及两湖地区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它是洋务运动后期学术教育改革的重要成果,见证了中国近代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

 

据史料记载,其肄业生共64人。革命志士唐才常、辛亥革命领导人之一黄兴、京师大学堂的首任监督陈间咸等人,皆出自两湖书院。两湖书院是当时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书院,曾名噪一时,与广东的广雅书院齐名,被时人并称为清末两大书院。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两湖书院改为文高学堂,亦称两湖大学堂。1904年,两湖文高学堂停办,在其校址上成立了两湖总师范学堂。

 

 

 

文华书院

 

文华书院的发展历程别具一格。它属于教会书院,1871年10月20日由美国圣公会创办于湖北武昌。初为男童寄宿学校——文惠廉纪念学堂,中文校名文华书院,英文校名BooneMemorial School。1890年增设高中,成为六年制完全中学。1901年翟雅各任院长后,发展迅速,1903年增设大学部,后逐步发展为文华大学。

 

 

 

韦棣华到武昌不久,被该校聘为英文教员。因文华书院内图书资料贫乏,教师学生无教学参考书籍,在整个武汉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这使她认识到,把西方的公共图书馆观念引进中国,并建立一座大型的新式公共图书馆已非常必要。

 

她于1910年在武昌成立了公书林(即公共图书馆之意),创中国近代开放办馆思想之先河。同时在一些国立大学里开办各种讲座,以吸引学生和群众利用图书馆,并在1914年成立中国第一个流动图书馆,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在时任文华大学校长孟良佐的大力支持下,韦棣华于1920年3月在文华大学创立了图书科,她致力于推行美式办馆方式,受此影响,中国多个城市陆续出现了地方性的图书馆协会,推动了全国图书馆学的发展。

 

1929年,图书科独立为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成为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专科学校。1951年,文华图书专科学校由私立改为公立,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到1949年为止,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共培养图书馆专业人员约500人,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为奠定中国现代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体系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图书馆图书情报专业至今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读者A提问:

 

我们今天要传承或发展书院的精神核心是什么?

 

 

 

邓教授:

 

这个问题有点宏大,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组织,它的生存之道是满足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同文化的教育需求。我们刚才讲的这几个书院,有不同的时代特色,书院得以生存是因为满足了这个时代的人的某种需求。例如徽商的汉口紫阳书院,除了发挥教学功能,为了更好地融入汉口的商业环境,还开展会馆性质、做社会公益。

 

在现代社会,应积极复活书院传统,应根据时代需求为社会提供多样化服务,这样书院才能在社会扎根立足,才能发扬书院精神。例如经心书院,从过去学政指导下的纯学术书院,转变为如今儒商共同修炼、应对现代问题的场所。

 

现在大学的书院制也是紧密关注学生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成长支持。所以只要我们书院能满足某个群体的需求就可以生存,这就是书院的精神所在。

 

读者B提问:

 

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这块土地,面对的这三大书院,正好也是从传统书院、变革书院再到创造现代大学的过程。从您的角度,您怎么看书院的教学发展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以及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教育关口,其实建国后我们比较务实的教学理念,相对没那么重视思想哲学的教学方式,在时代变革中,已不太符合发展需求,当我们面向新的智能时代,特别是在以湖南、湖北作为文化教育的核心之地,您对于未来的大学教育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

 

 

 

邓教授:

 

书院在历史变革中对教育制度的改变起到了关键作用,从书院到学堂再到学校的转变历程中,书院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最重要的是责任和担当;至于面对新时代的变革,我相信只要我们还有书院的精神,就能走向美好的未来。

 

面对当前教育发展的瓶颈和社会形势,我们应继承传统、学习西方长处,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大学教育在传承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上,要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注重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要避免实用主义带来的短视问题,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理念的同时,坚守自身文化根基,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其实就是中体西用的理论,“承朱张之绪、取欧美之长”值得我们当代人学习。总的来说就是文化的担当、学者的责任、楚国人不服输的性格,都是我们行稳致远的重要法宝。

 

 

 

读者C提问:

 

书院发挥的作用,像您刚讲的民政局的作用以及一些社会公益的功能,我认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实用主义是从西学东渐以来、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再到当下改革开放,始终贯穿其中的,不知道邓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邓教授:

 

书院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类似民政局及社会公益等作用,这一功能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创新值得思考。近代中国实用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也因为我们有实用主义,才能生存下来;但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应思考如何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找回自我。借鉴历史上回归经典的做法,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才能为书院、学校及个人发展提供有益指导。

 

 

 

读者D提问:

 

老师您好,我13年前在书院读过书,我的感受就是书院的教育意义是很深远重大的,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

 

邓教授:

 

书院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历史上书院政策多变,现代教育体制下书院发展途径受限。尽管如今有大学书院制,但与传统书院相比存在差异。然而,书院的独特价值不可忽视,如岳麓书院在培养方式上保留了诸多传统方法,注重师生关系的培养,通过祭祀等活动传承文化,有效减少了学生挂科现象,在育人方面也发挥着积极作用,希望书院未来能在体制等方面有所突破,更好地发挥其文化教育功能,培养出更多适应时代需求的人才,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责任编辑:近复

 

微信公众号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