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兵器的文化解读

作者：郭艳利（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正月十三日庚戌

          耶稣2025年2月10日

兵器是战争的物化形式，关乎国家安危和社会稳定。《孙子兵法·始计篇》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在世界兵器史上，中国古代兵器及其蕴含的文化精神独树一帜，体现着古代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和特性。

一脉相承助推发展创新

旧石器时代，兵器尚未从生产工具中完全独立出来。新石器时代晚期，一器多用的生产工具已不能适应原始战争日益频繁的需要，人们开始设计和制造专门用于杀伤敌人的特殊用具，加之当时石器制作工艺的发展，遂出现了专门用于作战的兵器。在特有环境下，中国古代兵器独立发展且自成体系，创造出适用于步战、车战、骑战、水战、攻守城战等种类繁多的兵器。

中国古代兵器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走过了冷兵器时代、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冷兵器先后历经了石质兵器、铜质兵器和铁质兵器阶段。兵器发轫之时，就形成了包括格斗、远射、卫体等进攻性兵器和防护装具等完备的组合。此后的冷兵器日渐规范和制度化，外形不断改进，性能不断完善。宋元时期，火器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但在发明之初多以冷兵器为媒介使用，军队仍然大量使用冷兵器。明代，火器大发展，一般性火药武器、金属管形火器产品层出不穷，在武器组合上冷兵器和火器并重。清代热兵器创新不多，虽然火器在各军种中所占比例较大，但并未完全取代冷兵器。

中国古代兵器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多继承本地因素，种类、数量、组合、形制相对稳定，并在技术和材质上不断创新。青铜器和冶铁术传入中国后，很快就完成了中国化过程。二里头时期，已能制作复杂多样的青铜器，铸造铜钺、戈、战斧、镞，并与玉器形成金玉相合、容器兵器相辅的青铜文明。西周晚期后，块炼铁技术发展出先进的生铁技术体系，并很快用于制造兵器。

器以藏礼规范社会秩序

中国古代兵器的等级性越来越明显。史前时期，兵器开始出现分化，掌握军权和神权的人使用兵器的器类和数量均多。夏商周及其后，不同等级的人使用不同质量、大小和组合的兵器。帝王或将军才有资格使用象征军权的钺，戟、铩、铍、铠甲等为中高级军官所用，刀、剑、镞、弩机则从帝王到中小地主甚至平民均可使用。清代兵器的等级差异最为明显，集中表现为一大批御用兵器及王公贵族专用兵器。

礼仪兵器一般质厚器大，装饰精美的龙纹、虎纹形成相对固定的组合，成为辨明身份的象征。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金玉二元系统的礼兵体现着国家秩序和社会规则，融入华夏大家庭的各民族也以此彰显对国家的认同。与此同时，新的象征符号不断加入，在类似滚雪球的过程中，礼兵的核心价值不断加深重塑，助推中华文明共同体的形成。中国古代的斧钺制度尤其明显，从史前到唐宋，昭示着政治权力、等级差异、“九命之锡”和舆服制度，其权威不断扩散，被“向慕华风”的周边地区所尊崇。

中国古代丧葬礼俗奉行“缘生以事死，生时无，死亦不敢造”（《白虎通义·崩薨》）的原则，一些兵器作为随葬品也标示着墓主的身份、地位，具有文化色彩。《汉书》载，绛侯周亚夫之子曾经“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后来被人以谋反告发，遭到廷尉斥责，亚夫争辩为葬器且与谋反无关，吏对曰“君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说明当时葬器用甲之严格。再如列戟制度，规定三品以上官员才可以在大门前列戟，隋文帝太子杨勇墓壁画中绘制了18支挂着虎头纹彩幡的棨戟，唐代从一品李寿墓壁画中有列戟14支。

多元一体滋养交流繁荣

由于各地文化传统、技术力量、资源、财力、地位不同，创造的兵器形制及装饰各有特色，呈现多元态势，且发展速度不一。在王朝或帝国的中心，兵器制作精美且礼兵盛行，成为核心区，发达程度最高。在分封国、郡县等各级行政单位内，兵器的类型、使用、演进脉络则与核心区有较强的同步性。这种趋同是华夏文明政治权威、文化认同使然。而这种对“统一”因素的接受与回应，使得兵器的发展速度滞后成为自然。边远地区的兵器通常具有根深蒂固的本地传统，在接受整合过程中有所妥协，但会自觉不自觉地维护自身传统，加之实战需要，在统一的基调中仍沿着各自轨迹前进。

历代文化核心区的兵器吸收和融合了周边不同族群的文化因素，体现出“怀柔万邦”的气度和胸怀。如中原地区青铜兵器有銎做法和兽首刀来自北方草原文化，倒钩铜矛、有銎斧、环首刀受到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的影响。在战争的不断冲击下，各地兵器彼此联系、交互激荡，甚至重新整合，形成相互融合的氛围。如宋元战争频繁，各民族兵器之间的相互借鉴、交流现象十分突出：金前期弩多仿自辽，后又依宋神臂弓、重斧样造之；西夏、辽、蒙元等政权也有借鉴宋人兵器的产品；而宋朝兵器中枪、矛、骨朵、弩、箭、甲等同样吸收其他少数民族兵器因素；各方齐头并进，将中国古代冷兵器的发展推向了顶峰。

兵器在同域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折射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创新特质。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李贤夫妇墓出土的带鞘铁刀反映了中西文化的融合，刀环首仍然延续着中国的传统，而一对银质附耳显示着来自萨珊王朝或西土耳其斯坦、萨尔马提亚式的襻带方法。当然，中国古代兵器在接受外来文化时，并非盲目引进，而是进行有选择性的吸纳。如16世纪初，接触到西方火器后，中国掀起了仿制西方枪炮的热潮，先后制造出佛郎机铳、鸟铳、红夷炮，同时将传统的铜手铳、老式火炮分别改进为三眼铳、虎蹲炮。

息兵求德孕育和平基因

协和万邦的兵器。兵器发挥着维护社会公序良俗的作用，《诗经·小雅·彤弓》反映了周天子用弓矢等物赏赐有功诸侯的情景，射作为“六艺”之一成为夏商周时期贵族的必备技能和权力。唐代天子为“招宠远夷”、羁縻并拉拢少数民族首领而赐予他们兵器作为信物和凭证，如唐太宗赐宝刀等器物给铁勒部、回纥，高宗赐高句丽的泉男生“乘舆、马、瑞锦、宝刀”进行笼络。

禁暴息兵的理念。在史前战争加剧之时，以玉石钺和“豮豕之牙”息兵的理念就逐步产生。“盛而不用”发展到夏商周时期则以毁兵形式体现。一些兵器也因具有辟兵、压胜之义成为禁暴息兵的载体，湖北车桥战国墓出土的“兵辟太岁”铜戈，表明了时人希望通过演练象征武王武功的乐舞来息兵、天下一统的祈愿。秦统一后“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将兵器转化为乐器，昭告天下再无兵燹之祸。“修兵不战”“不战而屈人之兵”“止戈为武”的社会思潮和影响至深，“化干戈为玉帛”“偃甲息兵”“櫜甲束兵”等词语表达了息兵和平的夙愿，明代刘基诗中有云“修文偃武君王意，铸甲销戈会有期”。

受地理环境、社会传统等因素影响，中国古代兵器从出现之始就很快形成了鲜明的华夏文明特色，被赋予了很多文化寓意，逐渐走上了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不同的道路。中国古代兵器与技术工艺、兵种兵制、军事生活、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丧葬礼俗紧密相关，在威慑的同时也起着约束、调整的作用，成为文化认同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和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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