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经学”和“史学”的关系

作者：杜泽逊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正月初八日乙巳

          耶稣2025年2月5日

经学，也就是研究阐释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最初有“五经”：《易经》《书经》《诗经》《仪礼》《春秋经》。这是我国存世最古老的几部典籍。西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以及权威的阐释，成为最高学问、治国纲领、是非标准。直到辛亥革命第二年，1912年教育部宣布取消经学学科，经学失去权威地位。可是，这几部经典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其他学科认领了。《书经》《春秋》被历史学领走，《诗经》被文学领走，《易经》被哲学领走。《仪礼》边缘化，当前大中小学教材中，好像没有看到一句《仪礼》。

那么，大部分经书被认领，继续读，继续注释，继续出版（包括《仪礼》），是不是“经学”就继续存在了呢？ 我们举个例子。打开《书经》，开头是《尧典》《舜典》，在古代，《尧典》《舜典》是如何指导治国的呢？ 尧是明君的榜样，他把帝位传给舜，经过复杂细致的考察，可心可意，而把自己的儿子丹朱排除在外。舜也是帝王表率，他把帝位传给禹。大禹治水，开九州，三过家门而不入，无论能力，还是道德，都是不二人选。帝位的禅让，可谓千古佳话。中国人相信伯乐，只有伯乐认识马群里的千里马，一般人是不认识的。因此，选择千里马，伯乐有话语权。尧最了解舜，舜最了解禹，尧和舜都是伯乐。这就是中国人的“选贤与能”。历朝历代，都把尧舜作为明君的代表。杜甫诗：“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毛主席诗：“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六亿人民当家做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什么样的主人？ 像尧舜那样的主人。帝王有帝王的榜样，大臣有大臣的榜样，父亲有父亲的榜样，妻子有妻子的榜样，儿子有儿子的榜样。《诗经》第一篇《关雎》，经学家的解释是：“后妃之德。”周文王的夫人，积极主动寻求优秀女子，共同辅佐周文王。经学致力于树立理想和榜样，为万世开太平。

我们学习历史，中国有个原始社会，代表人物也是尧、舜。当时没有剩余劳动成果，所以产生不了剥削。作为部落首长，也颇为艰辛，所以出现“禅让”。可以说历史学上的尧舜，和经学上的尧舜，是天壤之别。历史学上的尧舜，是艰苦时代的部落首领，不可能成为“千古榜样”。从这个例子，可以告诉我们，同样读《书经》，读《尧典》《舜典》，经学上和史学上的结论是不尽相同的，有时差别很大。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历史上拥护的帝王是尧舜那样的明君，这是传统文化上的一个重要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政治哲学”。这一文化信念，毫无疑问是正面的，“六亿神州尽舜尧”，是美好的。但是“经学”取消了，这个文化传承就中断了。虽然《书经》还在继续念，却不再致力于树立榜样和理想，而是走上“六经皆史”的康庄大道。

我国的旧史学其实是自觉继承经学的。司马迁修《史记》，他说是“上继《春秋》”。历史上认为《春秋》是孔子修的，它的基本办法是讲历史故事，当然是真实的历史故事，通过讲真实的故事，让读者自己认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忠，什么是奸，什么是君子，什么是小人。司马迁如何继承《春秋》呢？ 他写的列传我们爱读，第一篇列传是《伯夷列传》。伯夷、叔齐，商朝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他们有什么突出贡献，可以列为《史记》列传第一篇呢？ 应该说没有。“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周朝消灭了商朝，天下是周朝了，作为商朝后代，不能吃周朝的粮食，跑到首阳山，采野菜吃，饿死在山里。就是他们的事迹。这是什么精神？ 是气节。这个“节”是重要传统。班固《汉书》详细记载了苏武牧羊的故事。苏武作为大汉的使者，出使匈奴，被扣住了，让他到遥远的北方牧羊。他手里总是举着可以说明身份的节，他是大汉使臣，无论死活，无论这辈子能不能回去，都不能改变身份。这就是“节”。文天祥从容就死，不能投降，这也是节。假如不讲究节，那么日本鬼子来了就可以和日本鬼子合作，而不存在廉耻了。所以，中国传统史学的优秀传统，值得我们继承弘扬。

张之洞强调“由经学入史学”，自有他的深意。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命根子，它决定着每个人的行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不仁不义的人不可交”，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有人认为，史学家的道义感，会影响修史的真实性。请问没有道义，还要史学干什么？ 假如你认为五经继续读，继续注释，继续出版，经学就在继续，这种认识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只有用经学的方法思路阐释经典，才叫经学，才能更全面地传承中华民族的理想和价值观。历史学家读经典，理解上有自己的史学角度，无法取代经学家的阐释。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确是实事求是的文化路线，而且对当代中国来说，是紧迫任务，关乎国家前途。这个结合的前提，是全面理解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不能忽略经学传统。而经学传统的传承由于辛亥革命后取消了经学学科，就变得格外困难，因此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完成“双创”这一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