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文学研究》的前因后果

作者：莫砺锋

来源：“程门问学”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正月十五日壬子

          耶稣2025年2月12日

莫砺锋教授在白鹿洞书院留影

在1982年以前，我从未想过自己会与朱熹发生关系。当时的我虽已开始跟随程千帆先生读研，但只是从通行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著作中约略了解宋代的理学家，而那些著作对朱熹都是相当轻视。比如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有“朱熹”一节，虽然承认“他本是一个渊博而有判断力的学者，是宋代理学家中最富于文学修养的人”，但又说“他对于文学的基本观念，正与二程相同。……他们心目中只有周公、孔子，口里只谈道学道，于是文学艺术的一点生机，全被这道学压死了。”游国恩等人所编《中国文学史》也设有“朱熹、严羽的文学批评”一切，虽然承认“朱熹本是颇有文学修养的学者，他的诗文创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评论古今作家利病亦颇多中肯”，但也断定“依照朱熹这种观点，必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文章只能要求抽象地谈论有关道德心性的问题，不要现实内容，更不必讲求艺术技巧。这是文学的发展是极为有害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则对朱熹一字不提，视若无物。至于文学批评史著作，当然不能完全绕开朱熹，但轻视的态度却大同小异。比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专设“朱熹”一章，声称“他在南宋道学家中可谓能文之士，然而他的文学观却不带古文家的意味。他的思想，比了以前的道学家是有些进步的，可是，就论文的一点来讲，始终只是道学家中最极端的主张。”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也专设“朱熹附道学家文论”一章，虽然对朱熹较有恕词，如云“大抵道学家之不屑措意文辞如此，至朱子而稍异”，但下文也仅是罗列朱熹的若干诗文评语而稍作分析。倒是在该书的“自《诗本义》至《诗集传》”一章中称“《诗集传》推求诗旨，往往突过前人，震慑聋俗，虽间有沿袭旧说，未及是正，而于正变大小之说，未下论定者，然其立论之勇，不易几及也”，颇为推重，可惜亦仅此寥寥数语，未有深论。当时我对朱熹的了解，基本上局限于此。

然而事情终于有了变化。1981年年底，我结束了硕士阶段的学习，1982年春开始跟着程千帆先生读博。当时的博士生培养刚刚起步，南大规定每位博士生导师只能招收一名博士生，整个中文系就我一个博士生，博士学位课程也尚未建立。于是程先生没像在我们读硕时那样亲自登上讲坛授课，而是让我以专书阅读的方式代替课程学习。虽然我的研究方向依然是“唐宋诗歌研究”，但程先生指定的必读书目却全是先唐典籍：《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诗经》《楚辞》《左传》《史记》《文选》《文心雕龙》，其中《论》《孟》算作一部书，《老》《庄》也算作一部书，合称为“八部书”。每部书都要撰写读书笔记，并上交程先生以及周勋初、郭维森、吴新雷三位副导师审阅。对于学术根基特别薄弱的我来说，这当然是十分沉重的课程负担。于是我闭门下帷，埋头苦读。其中的《诗经》一书，我选择的版本是《毛诗正义》和朱熹《诗集传》二种。《楚辞》一书，我选择的版本是洪兴祖《楚辞补注》和朱熹《楚辞集注》二种。这是我首次接触朱熹的著作，因为要交读书笔记给导师和副导师审阅，便读得相当认真。读完后写了两篇论文形式的读书笔记：《朱熹诗集传与毛诗的初步比较》，《朱熹楚辞学略说》，后来分别刊于《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和《求索》1983年第3期。这是我平生最早发表的文字，当然相当粗疏。但我由此对朱熹的文学业绩有了较深的认识，文学家身份的朱熹在我心中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

到了1983年初，我读完八部典籍并通过英语等科目的中期考核后，便进入论文写作的阶段。程先生鼓励我选择一个学术难度较高的题目，来锻炼、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我隐隐地感觉到朱熹文学思想值得探索，便阅读了《朱文公文集》与《朱子语类》，同时也读了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等研究著作。读完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被今人的思想史、哲学史著作描绘得十分严肃刻板的朱夫子原来并不是终日正襟危会、不苟言笑的迂夫子，原来他很喜欢吟诗作文，并时常与弟子们谈论诗文。前者往往展示出其丰富的心底波澜，后者则充满着睿智的思想火花。事实上朱熹对文学的热爱至老不衰，而且孜孜不倦地对《诗经》《楚辞》和韩文进行整理和注释。一句话，朱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学家！于是我想以“朱熹文学思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并向程先生进行汇报。程先生听后表示同意，并指示我要广泛地检索有关朱熹研究的专著与学术期刊上的相关论文。当时没有电子检索的便利，我只能钻在图书馆里翻检馆藏书目，并一本一本地翻阅相关刊物，包括一些欧美及日本的刊物。结果发现有关朱熹的论文为数甚少，论及朱熹文学的更是寥若晨星。我不由得兴奋起来，觉得我的选题也许具有相当广阔的开拓空间。

正在此时，报上出现了关于钱穆先生在台湾出版《朱子新学案》的报导，报导语焉不详，只说那是一部篇幅浩繁的巨著。当时两岸尚未恢复交通，图书报刊更是互不交流。我跑了好几个图书馆去打听，都说根本没有入藏此书。我束手无策，只好向程先生求助。程先生就向他的学界友好打听，终于获悉北大的张岱年先生家里已有此书。可是张先生德高望重，对我来说简直是云端中的人物，程先生也为难地说：“可惜我也不认识张岱老啊！”为了帮我解难，程先生就写信给他的好友林庚先生，请他派助手到张老家中探看究竟。林庚先生急人之急，便派学生到张老家中求助。张老虽然表示他收到钱穆的赠书后尚未阅读，但还是答应来人借阅一天。林先生的那位学生真是仗义之人，他把厚达一千多页的《朱子新学案》借出张家，立马跑到复印店去把全书的章目复印了一份。几天之后，我便看到了这份复印件，一看心就凉了。因为这份章目多达三十多页，内容几乎无所不包，而《朱子之诗学》《朱子之文学》《朱子之校勘学·附朱子韩文考异》等章目赫然在目！更要命的是我不知道正文究竟怎样！我只好万分惋惜地放弃这个选题，程先生也为我扼腕叹息。

钱穆《朱子新学案》

1984年我博士毕业留校任教，结束了人生最理想的读书时段即读研生涯。我的同龄人大多在农村当过民办教师，可是我虽在农村呆了十年，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剥夺了这种机会。当我在南大开始教书时虽已年臻三十五岁，却是第一次走上讲坛。从未走上讲坛的人突然面对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讲课，当然有一定的难度。虽然听课的同学们认为我讲得还算从容，其实我自己却是万般紧张，战战兢兢，于是我要花费较多的心力来提高自己的讲课水平。更加不巧的是，我在年龄与资历上都处于南大古代文学学科新老交接的衔接点上，于是我毕业未久就开始辅助程先生与周勋初先生进行学科的日常管理工作，像申报国家重点学科、建设国家重点课程等工作都琐碎麻烦。当时没有电脑，填写表格需用直尺在纸上画表，填错一项内容便需整页重画，极耗心力。所以虽然我到八十年代中叶便读到了大陆版的钱穆《朱子新学案》，然后又读到了台湾学者张健的《朱熹的文学批评研究》（其实张著比钱著早出版两年），从而得知其实我对朱熹文学研究所设计的思路和论述重点均与二书不同，我完全可以在二书之外另撰一书，却迟迟未能付诸实施。于是我把此项课题搁置起来，只是断断续续把一些零星的思考写成几篇单篇论文。直到1996年我赴韩国讲学，有感于韩国学术界对朱子学的重视，才决心重新开始撰写此书。我在旅韩期间便动笔写了《朱熹韩文考异研究》一文，归国后更加集中精力撰写全书。历时二载，终于在1999年年初完成全书。可惜此时程先生年老体衰，目力尤其欠佳，已无法为我审读长达二十余万字的书稿。到了2000年7月，《朱熹文学研究》出版，但程先生已在一个月前遽归道山。在我选题之初便得到程先生亲自指导的此书却未能让先生在生前见到成书，是我终生的遗憾。但必须说明，当年程先生对我的具体指点，包括选题宗旨与立论基础，仍然若隐若现地出现在全书的字里行间。

《朱熹文学研究》初版书影

《朱熹文学研究》的学术水平虽然不高，但毕竟是较早对朱熹的文学事业进行全面观照的一本专著，它在开拓研究领域的维度上尚有贡献，它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朱熹被历史性地消解的文学家身份。本书指出朱熹文学受到轻视有如下历史原因：

“朱熹的文学业绩就是被他作为理学家的赫赫声名完全遮掩住了。朱熹本人虽然并不轻视文学，而且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理论、文学诠释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但是这些业绩与他作为理学家的思想贡献与学术建树相比，确实如同明星比之于皓月，如果两者在空间上靠得很近，人们就只见后者而不见前者了。……朱熹身后，他作为理学宗师的地位迅速崛起并不断上升，终于掩盖了其文学家的声名。”

“朱熹一旦成为历史人物，便被统治阶级褒奖、尊崇，并迅速被选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表，被塑造成至高无上的圣人。毫无疑问，朱熹圣人地位的确立，完全是从理学思想的角度出发的，这是以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及其哲学基础为价值标准而进行的典范选择和偶像建构；显然，按照这种思路所确立的朱熹形象，只可能是全心全意地从事修齐治平之圣贤事业的理学宗师，只可能以道貌岸然、正襟危坐的醇儒面目而出现。……在后人有意无意的思想诠释和形象建构中，朱熹思想中的文学部分愈来愈受到挤压，而朱熹作为文学家的身影也淡到几乎不复可睹了。”

“在长达七百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宋代理学的非文学乃至反文学属性从正、反两方面得到强化。提倡者为了政治上的利益，竭力淡化甚至抹煞理学思想中的文学内容，同时强调其反文学的倾向。反对者则为了打碎精神枷锁而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理学思想作整体性的批判，从而殊途同归地淡化甚至抹煞了理学思想中的文学内容。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这种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歪曲当然首先集矢于他的身上。尽管事实上朱熹的文学活动，尤其是他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以及对前代文学典籍的整理注释，在后代也曾发生过正面的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常以隐性的形态而存在，以至于不甚为人所知。于是，文学家朱熹长期以反文学的形象存在于人们的心目中。‘五四’以后，提倡理学的势力一蹶不振，故而从前一种立场出发的对朱熹的误解和歪曲已成为历史。可是从后一种立场出发的误解和歪曲却一直延续到今天。”

正因如此，我为本书设计了如下的研究思路：既然朱熹对后代文学的不利影响是出于历史的误会，朱熹本人对这些负面影响是不任其咎的，那么我们在研究朱熹的文学业绩时，不妨暂且不考虑他对后代文学的实际影响，而直接从其本人的文学活动入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先绕开历代关于朱熹的大量诠释、评判，直接以朱熹本人的论著作为研究对象。我们应该尽量少涉及后人对朱熹理学宗师形象的描绘，而力图依据朱熹自己的活动（稍及其同时代人对他的评判）来复原他作为文学家的本来面目。我希望这样做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理学宗师的桂冠的耀眼光辉来眩惑我们的眼光，希望尽量避免后人的误会和歪曲先入为主地影响我们对朱熹文学家地位的评判。

我为本书设置的七章分别论述朱熹文学的如下内容：生平及其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诗经学；楚辞学；《韩文考异》。经过对以上内容的全面论析，本书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无论朱熹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地位有多么重要，也无论朱熹对后代文学的实际影响有多大的负面意义，我们都应该肯定朱熹是一位重要的文学家。我相信，没有对朱熹文学家身份的确认，思想家朱熹的面目也会在某些部位显得模糊不清。没有对朱熹文学的深入研究，当代朱子学就远非全璧。”此论貌不惊人，但我自信其中蕴有几分筚路蓝缕的意味。

《朱熹文学研究》商务新版书影

《朱熹文学研究》出版已逾二十年，早已绝版，读者求购不得，商务印书馆遂于2023年予以重版。说实话，如今我对朱熹的认识与评价已经稍有长进，但毕竟年逾七旬，精力有限，要想对全书内容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与改写，已经力不从心。但我对朱熹意义的新认识，仍想向读者有所交代。学术随着时代而进步，如今朱熹的学术成就已经得到比较实事求是的准确评价，对朱熹的学术地位进行肆意贬毁的不良风气已成明日黄花。在多数的学术论著中，朱熹都被定位为中国思想史上成就杰出的伟大学者，已成公论。但是我认为，朱熹的意义仍有进一步发掘的空间。朱熹生平的研究与思考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只对某些最重要的课题作深入研究，比如对性、理等重要概念的辨析；而对其他课题则但开风气，指示门径，并不穷究底蕴。保存在《朱子语类》中具有创新意义的学术观点，不知凡几。若加深究，不知能著成几文、勒成几书。但朱熹仅以只言片语点到辄止，从而给后学留下无数的论述佳题。所以如此，当然有无法回避的客观原因，比如时间有限，精力不够，甚至是政途坎坷，心境不宁，等等。但是与此同时，是否也有其主观的原因呢？我认为是有的，那就是朱熹并不将著书立说看成最重要、最急迫的人生职责，并不像其他学者那样将著作等身视为名垂青史的主要手段。朱熹博学多才，他的古文写作在当时就享有盛名，他的诗歌在钱锺书看来可以列入宋代十大诗人的行列，《朱文公文集》与《朱子语类》说明他知识渊博，观察敏锐，思想深刻，完全有能力写出自成一家之言的学术专著。然而朱熹却把古代典籍的整理与研究看成自己的天职，在这方面，孔子就是朱熹心中的最高典范。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祖师，朱熹即赞颂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孔子自己的志向却是传承前代文化。他声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以韦编三绝的精神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研究，所谓“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就是对《诗经》的研究与整理。朱熹也是如此，他在“述而不作”的方面与孔子心心相印。朱熹对儒学的最大贡献是《四书章句集注》，此书耗费了他大半辈子的心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论语》《孟子》“自三十岁便下功夫”，前后经过“四十余年理会”。朱熹文学天赋极高，但他并未多花心思从事诗文写作，也没有撰写诗话一类的文学论著，却用毕生精力编纂《诗集传》与《楚辞集注》。庆元六年（1200）二月，重病在身的朱熹赋诗一首：“苍颜已是十年前，把镜回看一怅然。履薄临深谅无几，且将余日付残编！”据朱门高足蔡沈说，直到朱熹去世的三天之前，他还“改《大学·诚意》章”，“又修《楚辞》一段。”《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最通行的儒学读本，《诗集传》与《楚辞集注》成为后人读诗、读骚的重要版本，这是朱熹毕生事业的最大成就，是他对传承文化作出的最大贡献。

动植物的生命奥秘在于一代一代地复制基因，文化的生命就在于某些基本精神的代代相传。一个民族要想繁衍昌盛，永世长存，敬畏传统、传承文化便是最可行的生存策略，整理典籍、传播观念便是最有效的操作方法。像孔子一样，朱熹也是为文化传承做出巨大贡献的古代学者。拙著《朱熹文学研究》虽然水平不高，但对朱熹著述活动的叙述比较详细，对朱熹学术精神的归纳尚称准确。在普及古典名著、弘扬传统文化成为时代精神的今天，拙著的重版或许有所裨益，我愿以此与广大读者共勉。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