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者说，远者来”：孔子治理愿景的德政实质与人本关怀

作者：肖群忠 尹春心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载《中原文化研究》2025第1期

摘 要：孔子与儒家的德政思想实质是以民为本，关心民生是其重点。学界把“近者说，远者来”仅解释为孔子理想中的国家治理状态，却未能从“近者”“远者”的角度探讨孔子治理愿景的德政实质和人本关怀。结合孔子和儒家后学的思想，我们发现“近者”“远者”的流动不是单纯的移民问题，也不仅仅是治理效果的表现，其内在实质和根据是关心民众生存和利益的德政，对远近民众的民生有根本关切。孔子以人为本的德政思想为理解人口问题、人才问题提供了独特的伦理视角，呈现出更清晰的以人为本的社会治理思想和德政实质。

关键词：近者；远者；移民；德政；人本主义

作者简介：肖群忠，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与中国传统伦理研究。尹春心，女，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

孔子与儒家德政思想的实质是以民为本，关心民生是其重点，孔子用“近者说，远者来”［1］137六个字勾勒了国家治理的理想图景，然而在哲学界未能充分探讨这句话所包含的思想内涵，唯方旭东在《“远者来”：关于外来移民问题的儒家智慧》中通过探讨古代中国对待外来移民的角度挖掘了儒家的政治智慧①。其实，这六个字体现了孔子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表达了他人本主义的思想实质，从另一侧面以描述政治理想图景的方式表达了为政者应当以何为重，应该以何为目的。

一、“近者说，远者来”释义

“近者说，远者来”出自《论语·子路》：“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1］137叶公向孔子询问政事，孔子从百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及移民的角度间接回答了问题。“近者”即“境内人”，是直接受国内统治的人群，所以是对国家政策有最直观、最确切感受的人群。“说”通“悦”，是愉悦的意思，所以“近者说”指本国国民的生活幸福、喜悦。“远者”即“境外人”，是邦国之外，或多或少受到他国间接影响的人群，他们对他国的认知是有限的、间接的。“来”即慕名而来，所以“远者来”指他国国民慕名而来。故而从字面上看，孔子认为在理想的政治治理之下，境内子民将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愉悦和满意，境外之人也会慕名而来，正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11。在理解孔子这段话时需要注意，“近者”和“远者”都是孔子回答叶公之问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要结合“近者”和“远者”分析孔子的思想意图。

在这段话中，孔子用“近者”和“远者”回答问题，说明为政者在治理邦国时，需要考虑“近者”和“远者”带来的反馈。皇侃疏曰：“言为政之道，若能使近民欢悦，则远人来至也。江熙云：‘边国之人，豪气不除，物情不附，故以悦近以谕之。’”［2］337朱熹注曰：“被其泽则悦，闻其风则来。然必近者说，而后远者来也。”［3］145皇侃和朱熹都认为，只有“近者”得到本国为政者的良好统治，“远者”才会慕名而来。

那么，统治者是否愿意见到“远者来”的情形？在先秦时期，人口是政治治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所以统治者不仅不反感移民涌到自己国家，反而认为这是对他治理能力的肯定，而且也为自己国家人口的壮大而高兴。所以，若想拥有更多人口，除了大力提倡婚姻和生育以外，也要用良好的治理环境留住本国国民，吸纳其他国家的流民。以《孟子·梁惠王上》为例：

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

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

曰：“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涂有饿莩而不知发；人死，则曰：‘非我也，岁也。’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非我也，兵也。’王无罪岁，斯天下之民至焉。”［4］

梁惠王认为自己尽心治理国家，却不知为何在别国凶年时不见自己国民人数的增加，也未见他国国民人数的减少。孟子批评、讽刺梁惠王为“五十步笑百步”，并说明只有做到令百姓“养生丧死无憾”的德政，才能实现他的愿望。由此可见，孟子认为百姓移民时选择去处的标准，是国家治理环境给自身生活带来的舒适程度。所以，如果他国国政与本国环境没有本质区别，他们就不会盲目离开。

尽管“远者来”是为政者乐意见到的事情，但也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近者”生活之幸福安乐，而不是为政者的自我感觉良好。否则，就算他国发生天灾人祸，百姓也不一定愿意离开故土。所以，为政者应保障本国百姓的生活，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吸引人口。

二、“近者说，远者来”的德政实质

“近者说，远者来”描述了治理成功的国家将有什么样的面貌，也从侧面描述了为政之要在于“人”。“人”是为政者所考虑的第一要素，也是“为政”目的之所在。实际上，不论“近者”还是“远者”都是为政者应该关怀的对象，因为“近者”与“远者”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远者”很可能成为“近者”，而“近者”也可能成为“远者”。所以在国家治理方面，为政者的德政要不分“近者”与“远者”，推扩“仁”者“爱人”的仁爱与仁政。

（一）“近者说”是“为政”目的

对为政者而言，百姓不仅是“为政”的目的，也是反映“为政”成效的标准。孔子回答叶公问政时，用代表百姓群体的“近者”“远者”来警示，“为政”不是为了统治者自己，而是为了百姓，只有不论邦国内外的百姓都对其治理满意，才算为政有效。所以百姓才是为政者要关心的对象，百姓的利益才是为政者要守护、争取的利益。孔子认为政治治理的落脚点不在于军事力量的强大、国土的辽阔、物质的丰厚，而在于百姓对生活的满意程度。

孔子与子贡曾讨论民生话题。《论语·颜渊》曰：“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1］124孔子提出了政事三要素，即食物、兵力、民信，继而回答了三要素的排序问题。从孔子的回答不难看出，三要素中民信最为重要，其次是食物，最后是兵力。这体现出民众对治理者的道德信任或者统治者如何取信于民，才是为政的首要价值。

孔子最先主张放弃维持社会秩序的暴力机制，其原因可从孔子与季康子的对话中窥见一二：“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127孔子明确反对暴力和杀戮，认为应该用君子之德感化百姓，让百姓效仿君子之德，从而达到理想的治理。由此可见，孔子提倡“以德治国”，所以在三要素中最先放弃“兵”。

而后，孔子将“民信”放到比“食”更重要的地位，所以放弃的第二要素是“食”。这种价值取向明显与常识不符，因为不论天子还是百姓，“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需求，是保证人口稳定、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内容，其原因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安国注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也。”［2］305皇侃疏曰：“言人若不食，乃致必死。虽然，自古迄今虽复皆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是食与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国无信而国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无信国立，自古而无。今宁从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2］305孔安国认为，生死是古今常道，无人免于生死，但治理邦国却不能没有民信。皇侃进一步解释，人不吃饭必然会死，就算吃饭也总有死的一天，但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失去民信的情况下长期存续，所以孔子认为“民信”比“食”更重要。孔安国与皇侃的解释还原了孔子的话语，但这种解释并不充分，因为若国民都饿死，那即使这个国家有了“民信”也将会变成空壳，何来“立”之说。

然而，朱熹解曰：“民无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无信则虽生而无以自立，不若死之为安。故宁死而不失信于民，使民亦宁死而不失信于我也。程子曰：‘孔门弟子善问，直穷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贡不能问，非圣人不能答也。’愚谓以人情而言，则兵食足而后吾之信可以孚于民。以民德而言，则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为政者，当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弃也。”［3］135朱熹从人情的角度解释，认为只有在兵力和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才能取信于民，随后又从民德的角度出发，认为百姓本质上所信的不是兵力和食物，而是为政者本人，所以为政者应当挺身而出保护自己的百姓，不能在危急时刻就弃之不顾。显然，朱熹的解释更加合理，也更符合常识。他解决了“兵”“食”与“民信”之间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点明“民信”是在满足百姓生活需求的基础上建立的事实，强调“兵”“食”也是治理国家不可或缺的部分。同时，他解释了百姓所信任的并非“兵”“食”等事物，而是领导、庇护他们的为政者的品格和能力。

为政者执政是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他们之间不存在绝对的利益冲突，百姓足才能让为政者足，这一点可从哀公与有若之间的对话窥见。《论语·颜渊》曰：“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1］125在这段对话中，朱熹把“用”解为“国用”［3］135，那么哀公所问之事即是遇到饥荒之年国用不足时应当如何。“彻”是赋税制度的一种，朱熹解为“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谓之彻”［3］135。所以它指十分之一的税率。据皇侃疏：“鲁起宣公而十税二，至于哀公亦犹十二。赋税既重，民饥国乏，由于十二也。故有若答云今依旧十一，故云‘何不彻’也。”［2］307从鲁宣公起，税率从十分之一的“彻”变成十分之二，所以有若建议应当降低赋税。

有若认为，只有在百姓富足的情况下，为政者才会富足，而若百姓不富足，那么为政者也必定不富足。在鲁哀公看来，为政者与百姓之间有着利益矛盾，即国用与民富之间是抢夺资源的关系，所以“国用”不足应当增加赋税，至于百姓是否富足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而有若的回答化解了这种矛盾，指出为政者的“国用”实际上是“取之于民”，所以“国用”是否充分并不依赖税率，而是百姓的富足程度。所以，若为政者想要自身富足，就需要先让百姓富足，这才是为政之道。

对为政者而言，如何让治下的百姓富足、幸福是他“为政”的目的。换句话讲，“为政”的目的是令“近者说”。若要保障百姓生活的安全和稳定，就要有足够的“兵”“食”“信”和合适的税率，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近者说”的理想状态。

（二）“远者来”的民生引力

对百姓而言，生活安定才是最重要的，而远走他乡、远离故乡从来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百姓除非真的面临绝境，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否则不愿意举家逃离早已扎根的家乡。《诗经》中有不少描述流民悲惨生活的诗篇，如《诗经·王风·葛藟》中，远离他乡的百姓流落在外求助不得，孤独自叹：

绵绵葛藟，在河之浒。终远兄弟，谓他人父。谓他人父，亦莫我顾。

绵绵葛藟，在河之涘。终远兄弟，谓他人母。谓他人母，亦莫我有。

绵绵葛藟，在河之漘。终远兄弟，谓他人昆。谓他人昆，亦莫我闻。［5］226-227

尽管诗旨多有争议，但最主流的观点是“流民说”。朱熹如此解释：“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言绵绵葛藟，则在河之浒矣。今乃终远兄弟，而谓他人为己父。己虽谓彼为父，而彼亦不我顾，则其穷也甚矣。”［6］71世道衰微，在各种灾害和政治迫害之下，流民无法在自己的家乡生存，不得不离开故乡，从此流离失所、无所依靠，故而作此诗自叹。从诗的描述看，离开故土、远离家族的人在他国无法得到支持和帮助，因为中国古代社会多以家族为单位，而孤身前来的流民无法迅速地与当地居民融在一起，就算“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谓他人昆”也无法真正地成为当地人的子女和兄弟姐妹，仍然要遭受白眼和冷漠。

此外，《诗经·小雅·鸿雁》也描述了流民的悲惨生活：

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

鸿雁于飞，集于中泽。之子于垣，百堵皆作。虽则劬劳，其究安宅？

鸿雁于飞，哀鸣嗷嗷。维此哲人，谓我劬劳。维彼愚人，谓我宣骄。［5］557-558

《毛诗》曰：“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7］朱熹曰：“旧说：周室中衰，万民离散，而宣王能劳来还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诗。追叙其始而言曰：鸿雁于飞，则肃肃其羽矣。之子于征，则劬劳于野矣。且其劬劳者，皆鳏寡可哀怜之人也。然今亦未有以见其为宣王之诗。后三篇放此。”［6］187毛诗认为此诗是赞美宣王安顿流离失所的流民的，而朱熹认为这不是赞美宣王之诗，而是流民自叙劳作辛苦的诗。尽管有争议，但都表示这篇内容提及了流民孤独、辛苦的生活。

从上述流民诗可以看到，一旦离开自己的故乡，到处流浪的百姓不仅无处可归，就算留在了某地也要加倍劳作、承受孤独和思亲的痛苦。所以，百姓流亡到其他国家是无可奈何的举动，成为流民是他们不得已的选择。若有其他办法，他们必定更愿意待在自己的故乡，努力撑过艰难时期。所以，为了生计而流亡的百姓最看重其他邦国是否能给他们提供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这是作为“远者”的最根本、最迫切的需求。

（三）“近”“远”转换的德政根据

“近者”与“远者”的身份没有绝对的区别，每一位“近者”都有可能因各种遭遇成为去往他国的“远者”，每一位寻求庇护的“远者”也最终可能成为“近者”，所以不论是“近者”还是“远者”，本质上都是为政者治下的普通老百姓。

第一，“近者”有前往他国成为他国之“远者”的可能性。从百姓的角度看，当为政者做不到“近者说”时，治下的百姓为了拥有更好的生活去他国谋生，然而这是为政者最不想看到的情形。一方面，百姓的离去不利于社会的运转和发展，因为农作、服劳役、服兵役的百姓将大大减少，这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导致衰弱甚至灭亡；另一方面，如前所述，离开故乡、另寻生路的百姓通常十分悲惨，然而顶着这份风险离开故国，明显表明了为政者的失败。从人才角度看，如果在本国无法寻找到适合展现自己的平台，无法正常地为邦国效力、施展自己的抱负，那么这类人才将前往有更好平台和机会的国家寻找机遇。所以“近者”变“远者”是为政者绝对不希望看到的事情。为政者应当采用合理的举贤才政策，才能尽可能地留住本国贤才，只有留住本国人才，才能提升本国国力，让邦国富强。

从反面看，“近者”的流失意味着本国劳动力和人才的流失，同时也意味着为他国输送劳动力和人才，从而使强国变得更强，弱国变得更弱，这对为政者而言是相当严重的事情。尤其在礼崩乐坏、诸侯相继称霸的春秋战国时期，普通百姓和人才之争也是重要的竞争，因此对为政者而言，留住“近者”且避免让“近者”成为去往他国的“远者”是非常重要的为政内容之一。

第二，“远者”的到来能为邦国吸纳人口和重要人才，“远者”在这个过程中就有机会成为“近者”。“远者”是为了生存或发展而到他国寻求生路的群体，他们在他国生活时，若能得到为政者的庇护和良好的治理，就很可能选择在异国扎根和发展，所以“远者”很有可能被吸纳成“近者”。如孔子的先祖原是宋国贵族，因政治斗争而投奔鲁国，从此后代就成了鲁国士族②。所以，不论是为了生存还是为了发展，如果在他国得到好的待遇和生存环境，那么不论是本国国民还是来自他国的百姓，对为政者而言都是“近者”。

综上所述，“近者”和“远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没有谁是永远的“近者”，也没有谁是永远的“远者”。换句话讲，异国百姓都是潜在的“近者”，本国百姓也都是潜在的“远者”，群体身份之转换主要看为政者是否能令百姓满意。所以，对为政者而言，他治下的百姓本质上不分“远”“近”，都是要“说”的对象。所以，为政者应以满足百姓需求为先，避免“近者”被迫成为“远者”，保障本国的劳动力和人才资源，同时也要尽可能地接纳“远者”，把“远者”转化为“近者”，吸引更多的“远者”。

（四）德政必要抚“远”

关于如何安抚百姓，这一点可从孔子弟子子贡的为政思想中窥见一二。《论语·子张》曰：“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1］203其中，对“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刘宝楠注曰：“孔曰：‘绥，安也。言孔子为政，其立教则无不立，道之则莫不兴行，安之则远者来至，动之则莫不和穆。故能生则荣显，死则哀痛。’正义曰：‘立’者，以礼立之也。‘之’指人言，所谓‘立人’也。‘道’犹导也，所谓‘达人’也。达者，通也，行也。‘绥之’者，言有仁政安集之也。‘动之’者，以礼乐兴动之也。”［8］子贡认为孔子为政的内容包括“立”“道”“绥”“动”四个方面，其中刘宝楠认为“立”指“立礼”，“道”即“导”，所以是“达人”，“绥”指“仁政安集”，“动”指“礼乐兴动”。

由此可见，为政内容包含了安抚“远者”的部分。“远者”慕名前来，为政者不应放任不管，而要出台相关的安抚政策，让“远者”也逐渐转变成“近者”，让他们成为国力的一部分。因为，若不能够好好安顿“远者”，最直观的后果是将会影响本国治安和社会环境，不利于稳定人口数量和留住人才，进而无法实现快速扩充人口的愿望。所以，即使是“远者”，为政者也要及时安顿和安抚。

梁惠王疑惑邻国灾害之年竟然没有流民来到他的国家，然正如孟子所言，是因为梁惠王之惑实际上是“五十步笑百步”，他的治理与邻国相比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对于邻国百姓而言，与其去梁惠王那里饱受寄人篱下、举目无亲的痛楚，还不如继续留在当地，熬过灾害。如果实在无法留在当地，那也更愿意到本国的其他地方寻找谋生之路，而不是到其他国家流亡。因此，若梁惠王的统治真的很好，邻国百姓必定愿意以远离熟悉的家乡为代价，接受他的统治。所以，“远者”不“来”实际上是对梁惠王治理能力的不信任，也表明梁惠王未能得到“远者”的“民信”。

综上所述，“远者”主要是一群因无法克服灾难而寻求庇护的群体，故而其以生存环境为选择的第一要素，所以若不能为他们提供足以生存下去的友好环境，也就不会有“远者”慕名而来。若为政者想通过吸纳来自其他国家的流民来增加自己邦国的人口，就要先做到安抚好自己国家的百姓，其次做好流民的安抚工作、提供人才施展抱负的平台，只有这样才能接纳其他国家的百姓和人才，从而促进本国的发展。

三、“近者说，远者来”的人本关怀

从上述论述来看，“近者”与“远者”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区别，都是为政者需要以仁心、德政庇护的百姓。此外，也有部分渴望施展政治理想抱负的人才前来寻求个人发展的机遇，这种现象在春秋战国时期十分常见。所以，“近者”和“远者”很可能不限于流民，也可能是有才华的“士”，但不论是“近者”还是“远者”，普通百姓还是士人，都需要为政者的人本主义关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孔子所言的“近者说，远者来”。

（一）保障百姓生命存养

本质上，不论“近者”还是“远者”都是为了生存和发展才选择在某个国家生活，所以生命存养和生活安康是他们最关切的问题。故而在孔子看来，发扬人本主义、发扬“爱人”“保民”的思想是为政者在制定法律法规、制定推广政策时的落脚点和目的。只有做好了“食”“兵”，才能拥有“民信”。

在安抚百姓方面，孔子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4皇侃如此解释“节用而爱人”：“虽富有一国之财，而不可奢侈，故云节用也。虽贵居民上，不可骄慢，故云爱人也。”［2］11对待百姓时，即使国库充盈也不能铺张浪费，尽管为政者在政治和社会地位方面比百姓高贵，但也不能因此而轻视百姓，而是要尊重和珍爱治下的百姓。在解释“使民以时”时，苞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时，不妨夺农务也。”［2］11皇侃疏曰：“使民，谓治城及道路也。以时，谓出不过三日，而不妨夺民农务也。然人是有识之目，爱人则兼朝廷也。‘民’是瞑暗之称，使之则唯指黔黎。”［2］11古时劳役较多，形式多样，这就导致百姓无法按照农时从事耕作，常远离故乡服劳役兵役等而无法与家人团聚。这在客观上影响整个国家农事的发展和农作物收获，不利于人口的增加，也不利于国库的充盈；且从百姓的角度看，不仅无法及时交税、无法存储粮食，在“养生丧死”方面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所以，为政者应做到“爱人”，优先保障百姓的生存问题。只有保证了这个根基，“近者”才会继续安居于自己所在的土地，“远者”也会慕名而来。

（二）满足“远者”情感需求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从百姓到天子，都有对自身出生地，即故土、祖国或者父母之邦，也即自己的生命之“根”的特殊情感和需求。“家”对于中国人而言，是最重要、最柔软的部分。从《诗经·王风·葛藟》中流民以“谓他人父”“谓他人母”“谓他人昆”等方式寻求帮助和庇护的举动可以看到，对亲人的渴望、对重建家庭的愿望是“远者”强烈的需求。通过努力融入当地家庭，争取成为他人家庭中的一员，仅仅是为了得到足够的保护和帮助、满足自身情感需求。对“远者”而言，离开故土是为生存而作的痛苦决定。所以，安抚“远者”，让“远者”产生归属感，从而能够与当地人一起安定生活、扎根，这既符合“远者”的需求，也有利于让“远者”快速转化为“近者”，对本国之发展产生有利影响。

远道而来的人才的需求不尽相同，庶人或者农民甚至是商人，他们主要是为了生存和解决温饱；而对于士人来说，他们更注重为政者的治国理念是否与自己相符，更在意为政者对贤才是否足够有诚意，等等。只有为政者与寻求发展的“士”互相了解、互相信任，才能慧眼识人而“举贤才”，从而远离小人而“举直错诸枉”，让“远者”放心付出自己的德才。这是作为“远者”的贤才归属感的重要来源，故而在吸引人才方面，为政者应该制定和遵循恰当的人才政策，对“远者”充分予以理解和信任。

总而言之，即使是流落在他国的百姓，也有寻找和创造自己“根”的需求，从他国前来的仁人志士，也需要一个充分信任自己的平台。归属需要是“远者”的重要需求，只有满足这一点，才能留住“远者”，使之成为“近者”。

（三）助贤实现人生价值

除了吸引普通劳动力以外，对为政者而言更重要的是吸引贤才，而这类移民更重视自身才华是否能够得到施展。如何对待寻求个人发展、施展抱负的人才，则与为政者“举贤才”的政策直接相关。对于这类贤才而言，被为政者发现是最急迫的事情，千里马也需要伯乐，而想要被伯乐发现，就要有能够展现自己才能的平台。除此以外，也要能够在其他臣子排挤他们的时候给予他们一定的保护，否则仍然留不住贤才。只有充分帮助“远者”实现个人价值，才能长久地留住这类人才。

所以，为政者要帮助贤士实现个人价值，为他们提供展现自己才能的平台，推出并执行合理的人才政策。《论语·子路》：“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1］131仲弓作为季氏之“宰”，向孔子提问如何为政。关于“宰”，朱熹解释“宰兼众职”［3］142，所以孔子的回答有三个方面：“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关于“先有司”，王肃曰：“言为政当先任有司，而后责其事。”［2］234皇侃疏曰：“言为政之法，未可自逞聪明，且先委任其属吏，责以旧事。”［2］234也就是说，先让所有人得到合理的岗位安排，划分好责任范围，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作用。“赦小过”，皇侃曰：“过，误也。又当放赦民间小小过误犯之罪者也。”［2］234朱熹解曰：“过，失误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小者赦之，则刑不滥而人心悦矣。”［3］142其中，“过”即“失误”，人在做事时难免有犯错的时候，如果有重大过失不得不惩戒，但如果是小的失误，则与其惩罚不如赦免，用这种方式团结、求得人心。这样，不仅能够让犯小过者，知道错误、吸取经验和教训，也能够由此更加团结，让其他人也能够安心做事，不至于因惧怕惩罚而束手束脚。所以，这时被举荐的人就能把展现自己、获得个人发展和为社会谋福利结合在一起。

居于臣位的为政者也要制定良好的人才政策，主动、积极地亲近贤德之人，而不是“知贤不举”。《论语·卫灵公》：“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1］163孔安国曰：“知其贤而不举，为窃位也。”［2］403皇侃疏曰：“窃，盗也。臧文仲虽居位，居位不当，与盗位者同，故云‘窃位者欤’也。”［2］403朱熹注曰：“窃位，言不称其位而有愧于心，如盗得而阴据之也。……范氏曰：‘臧文仲为政于鲁，若不知贤，是不明也；知而不举，是蔽贤也。不明之罪小，蔽贤之罪大。故孔子以为不仁，又以为窃位。’”［3］165-166孔安国认为“知贤不举”即是“窃位”，皇侃扩充了孔安国的解释，把“窃”解释为“盗”的意思，由此认为“知贤不举、偷安于位”即是“窃位”。所以，“知贤不举”之所以是“窃位”，是因为明知人才之贤却不让为政者发现，不给贤才安排应有的政事，这就意味着他自己也德才有失、德不配位，故而他所拥有的地位是盗窃了贤才的待遇而获得的。朱熹的解释则更加严厉，他引用了范氏所言，认为若不知道某人是贤人，这是小的罪过，并非有意为之，而明知道对方是贤人，却因嫉妒和恐惧而耽误政事，这就是大罪。

那么，若为政者没有及时发现贤人，其他人也没有发现时应该如何？这种情况即是朱熹注中提到的“不明”，也就是仲弓与孔子对话时所担心的“不知贤”。对此，孔子仅回答了一句话：“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1］131孔子认为可以先举荐自己所知道的，若有遗漏且不知的，别人也会让他知道。所以马融曰：“女所不知者，人将自举之。各举其所知，则贤才无遗也。”［2］325在他们看来，在举荐人才的问题上持有开放性的态度，就能让贤才得到应有的政治地位，拥有合适的政治权力，从而在治理国家方面也能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所以，为政者应帮助不论“近者”还是“远者”之贤才实现其人生价值。在人才资源问题上，不仅要充分了解对方的能力、适合的位置，还要适当地提供容错环境，同时也要继续发掘他人的才华，塑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这样才能让远道而来的人才和本国的贤才继续留下来，促进本国发展。而这就需要为政者引领政治和社会领域的风尚，施行道德教化，如此才能让前来本国的所有贤才都得到自我实现和发展，为政者的国家也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从而做到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

结 语

对于国家来说，人口问题和人才问题是社会治理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如何才能稳定人口数量，如何尽可能地留住本国人才，需要为政者真正做到“近者说”。要做到“近者说”，就要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包括衣食住行、个人发展等。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才能促进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同时，只有采取合理的人才政策，才能留住人才，让他们在各行各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远者来”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它还需要后续的维持和运转，否则即使是已来的“远者”也会流动到其他地方，如此长期下去不利于吸纳人才。“近者”“远者”不是一成不变的，双方都有互相转变的可能性。若为政有失，“近者”将会转化成“远者”，导致本国的人口和人才流失；若为政得当，“远者”慕名而来成为“近者”，就能扩大人口规模、增加人才数量。所以，“近者说，远者来”实际上是孔子劝勉为政者要爱护百姓、执政为民，认为不论是为了得到“近者”支持，还是吸引“远者”，都需要为政者把注意力放在民生问题和人才问题上来。

注释
 
①方旭东：《“远者来”：关于外来移民问题的儒家智慧》，《文史哲》2021年第1期。
②钱穆：《孔子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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