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解诂》“所见异辞”句传文误补、解诂错简献疑

作者：王泽春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二十九辑，2024年

内容提要：《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之一，解释《春秋》经文。《公羊传》中有三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解释《春秋》把鲁国十二公分为“三世”，以及使用不同的文辞（“异辞”）的原因。但是，哀公十四年的“所见异辞”句与经文、传文的上下文并无关系；可能是何休之后，义疏、音义之前，通行本的传抄者根据石经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有“所见异辞”句给何休本补上了“所见异辞”句。隐公元年、桓公二年“所见异辞”句的解诂，哀公十四年、文公十八年解诂的错简就更加严重了。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排列传文、解诂。

关键词：《公羊传》 《解诂》 误补 错简

作者简介：王泽春，男，1988年生，山西祁县人。西南政法大学哲学系讲师；主要研究先秦哲学；儒学史。

公羊家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旧史修订的，但是《春秋》经文非常简略，在公羊家看来，孔子修订的《春秋》每一个字都蕴含着大义，要想通过“微言”了解“大义”，就必须了解孔子作《春秋》的书法。“三世异辞”是公羊家提出的孔子作《春秋》的书法之一，《春秋公羊传》（以下简称为《公羊传》）中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以下简称为“所见异辞”句）就是根据与孔子时间的远近把从鲁隐公到鲁哀公的十二公分为“三世”，并根据时间远近，使用不同的文辞（“异辞”）叙述“三世”。

《公羊传》中的三处“所见异辞”句经常被用来说明《春秋》的书法，分别在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通过分析《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传文，发现“所见异辞”句与上下文没有关系，由此怀疑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可能原本不是《公羊传》的传文。黄开国认为“隐公、桓公两条‘三世异辞’说都以时间距离远，来解释公孙益师卒不书日，及其记叙鲁桓公罪恶的直言不讳，哀公一条对为什么《春秋》开始于隐公，也是从隐公是祖父辈所闻的最早时间来说的”[①]，虽然认识到“所见异辞”句在《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与隐公元年、桓公二年的作用不同，但是也没有怀疑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的真伪。其实，不仅“今存《公羊传》并非完本，尚有佚文”[②]，而且，通行本《公羊传》还有误把解诂当作传文的情况[③]。不仅《公羊传》的传文存在误补的情况，何休的《解诂》也可能有错简，但这些问题基本没有引起学界的讨论。

本文试图通过对通行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经文、传文的上下文、解诂、义疏、音义，以及石经本、颜氏本《公羊传》的分析，论证“所见异辞”句可能存在的问题；通过对通行本《春秋公羊解诂》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文公十八年的经文、传文、解诂的分析，论证“所见异辞”句解诂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重新排列传文、解诂。

一、《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本非传文

（一）基于经文、传文的分析

通行本《公羊传》中有三处“所见异辞”句，分别在《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

[经]公子益师卒。

[传]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④]

[经]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传]内大恶讳，此其目言之何？[⑤]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隐亦远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⑥]

[经]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

[传]⋯⋯《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 ⋯⋯[⑦]

学界一般认为这三处“所见异辞”句原本都是《公羊传》的传文，分别说明《春秋》经文的书例。

《公羊传》隐公元年的传文解释时间久远（“远也”）是不记载公子益师去世具体日期（“不日”）的原因。紧接着的“所见异辞”句就是讲述《春秋》记载的一般原则，由于时代久远，恩情淡薄，所以不记载公子益师去世的具体日期。

《公羊传》桓公二年的传文解释时间久远（“远也”）是明白记录、不避讳（“见之”）鲁桓公“以成宋乱”的原因。紧接着的“所见异辞”句就是讲述《春秋》记载的一般原则，由于时代久远，恩情淡薄，所以，明白记录、不避讳鲁桓公“以成宋乱”。下句又问同样时间久远，恩情淡薄，为什么为鲁隐公避讳而不为鲁桓公避讳？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经文是“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并没有“异辞”，所以，传文“所见异辞”句并没有具体所指，显得突兀，似乎没有存在的必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公羊传》隐公元年的传文“所见异辞”句是为了解释经文“公子益师卒”没有记载具体日期，《公羊传》桓公二年的传文“所见异辞”句是为了解释经文“以成宋乱”没有为鲁桓公隐讳。

《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传文是说明《春秋》始于鲁隐公，终于鲁哀公十四年的原因：始于鲁隐公，是因为“祖之所逮闻也”；终于鲁哀公十四年，是因为“备矣”。上句是“始”，下句是“终”，如果没有“所见异辞”句，上下文贯通一气；有“所见异辞”句，反而把上下文隔断了。所以，《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传文“所见异辞”句原本可能不是《公羊传》的传文。

（二）基于石经本、颜氏本的分析

但是，与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大体同时的熹平石经（以下简称“石经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就有“所见异辞”句，似乎在何休的时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就有“所见异辞”句，与笔者的结论冲突。

《汉书·艺文志》记载：

《公羊传》十一卷。

《公羊外传》五十篇。

《公羊章句》三十八篇。

《公羊杂记》八十三篇。

《公羊颜氏记》十一篇。[⑧]

由此确定，西汉刘向等人校书的时候，《公羊传》至少有五个不同的传本。儒家的经书大部分有很多传本，石经的校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东汉灵帝才下令参校诸本，刊刻石经。

《隋书·经籍志》记载：

《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⑨]

“一字石经”就是熹平石经，九卷本《公羊传》不同于《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所有传本，由此可以确定，石经本《公羊传》不同于《汉书·艺文志》中的所有传本。《石经公羊残碑》校记中的“颜氏”应该就是《汉书·艺文志》记载的《公羊颜氏记》。所以，到熹平年间刊刻石经的时候，《公羊传》至少存在过六个不同的传本。

通行本《春秋公羊传注疏》（附《音义》）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春秋公羊传解诂》、《义疏》、《经典释文》中的《公羊音义》，通行本《公羊传》就来自何休本《公羊传》，但是，通行本未必与何休本完全相同，可以借助何休的解诂推断何休本《公羊传》的原貌。

《石经公羊残碑》保存了四条校记，有“颜氏有”“颜氏言”“颜氏无”[⑩]，由此可以确定，《公羊传》石经本与颜氏本不同，不仅有文字上的差异，还有句子上的不同。 分析四条校记可以管窥刊刻石经时《公羊传》不同传本的情况。以下按照校记顺序分析。

校记“有 《传》桓公二年，颜氏有‘所见异辞，所闻异’（下缺）”[11]，“所见异辞”句虽然在通行本《公羊传》中共出现三次，分别在《公羊传》隐公元年、桓公二年、哀公十四年；但是，根据“有 《传》桓公二年”，这条校记应该是说明《公羊传》桓公二年的异文；根据“颜氏有‘所见异辞，所闻异’”，可以推断石经本《公羊传》桓公二年没有“所见异辞”句；根据《解诂》，可以确定何休本《公羊传》桓公二年传文原本有“所见异辞”句。总之，《公羊传》桓公二年“所见异辞”句，颜氏本、何休本、通行本有，石经本没有。

校记“何以书，记灾也”[12]，“何以书，记灾也”在通行本《公羊传》中共出现过十六次，由于“何以书，记灾也”处于“有 《传》桓公二年，颜氏有‘所见异辞，所闻异’”之后，“世年颜氏言‘君出则已入’”之前，所以，“何以书，记灾也”应该是《公羊传》桓公五年之后，僖公二十一年之前的传文，共出现七次。“何以书，记灾也”之前缺字，无法确定到底石经本有还是没有这六个字，也无法确定异文的比照对象是否为颜氏本，但至少可以确定石经本与其他本有异文。

校记“世年颜氏言‘君出则已入’（下缺）”[13]，“君出则已入”应该对应通行本《公羊传》僖公三十年的“君出则己入”，颜氏本与通行本有异文，通行本作“己”，颜氏本作“已”；既然是说明颜氏本与石经本的差异，推断石经本作“己”，跟通行本一样；“君出则□入”的解诂是“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元咺自晋复归于卫，恃晋力以归是也” [14]，“晋人执卫侯归之于京师”就是“君出”，“元咺自晋复归于卫”就是“己入”。所以，何休本的“君出则□入”中“□”应该是“己”。校记“世年”中的“世”应该是“卅”字的讹字，而“卅”就是三十，“卅年”就是三十年，就是通行本《公羊传》的僖公三十年，只不过“卅年”之前缺了“僖公”二字。总之，《公羊传》僖公三十年“君出则□入”，石经本、何休本、通行本作“己”，颜氏本作“已”。

校记“颜氏无‘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 十（下缺）”[15]，“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见于通行本《公羊传》襄公十二年；根据“颜氏无”三字，可以推断石经本有“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根据《解诂》，可以推断何休本原本没有“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总之，《公羊传》襄公十二年“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石经本、通行本有，颜氏本、何休本没有。列表如下（表1）：

表1

根据上述分析，东汉熹平年间刊刻石经时，《公羊传》至少还留存三个不同的传本，分别是石经本、颜氏本、何休本，三个传本之间不仅有个别文字上的差异，还有句子有无方面的不同。

有些句子在石经本、颜氏本、何休本中或有或无，但是，只要一个句子在任一传本中有，通行本中就有。《公羊传》桓公二年“所见异辞”句，石经本没有，而颜氏本、何休本有，通行本就有；《公羊传》襄公十二年“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石经本有，而颜氏本、何休本没有，通行本也有。故虽然通行本《公羊传》来自于何休本《公羊传》，但是，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通行本与何休本并不完全相同，即使何休本没有的句子，只要其他任一传本有，通行本就会增补。何休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应该没有“所见异辞”句，通行本的传抄者根据石经本给何休本增补了“所见异辞”句。

石经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有“所见异辞”句，宋代出土的石经残缺非常严重，无法确认原本《石经公羊残碑》校记是否有说明《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异文存在与否的文字；所以，不能仅仅根据石经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有“所见异辞”句就认为《公羊传》原本应该有“所见异辞”句。

虽然为了解决经书的纠纷而刊刻石经，但是就《公羊传》来说，只是选择了一个传本，以校记的形式说明与其他传本存在的异文等。 比如，《公羊传》桓公二年应该有“所见异辞”句说明经文的异文，颜氏本、何休本有，但是石经本没有；《公羊传》襄公十二年不应该有“伐而不言围者，非取邑之辞也”，颜氏本、何休本没有，但是石经本有。所以，石经本并不是善本，并不能因为石经本有或没有某句话，就得出《公羊传》原本应该有或没有某句话。

（三）基于解诂、义疏、音义的分析

《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二年与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后都有解诂：

[解诂]所以复发传者，益师以臣见恩，此以君见恩，嫌义异也。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故立炀宫不日，武宫日是也。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16]

[解诂]所以复发传者，益师以臣见恩，此以君见恩，嫌义异。于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故“立炀宫”不日，“武宫”日是也。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17]

除个别虚词“也”“于”稍有差异外，《春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的解诂与桓公二年“所见异辞”句的解诂完全相同。

《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二年的解诂解释了时间久远（“远也”）是明白记录、不避讳（“见之”）鲁桓公“以成宋乱”的原因，与经文、传文的内容及传文的上下文紧密相关。“所以复发传者”就是追问为什么在《公羊传》隐公元年已经有“所见异辞”句，桓公二年再次出现。“益师以臣见恩，此以君见恩，嫌义异也”中的“益师”就是指《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公子益师卒”，“此”就是指《春秋》桓公二年经文：“以成宋乱”。当然，“所见之世”后的内容是错简，下文将详细论证。

但是，《春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的解诂与经文、传文都没有关系。与《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二年的解诂相同，“益师以臣见恩，此以君见恩，嫌义异也”中的“益师”是指《春秋》隐公元年经文“公子益师卒”；由于是《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解诂，所以，“此”就是指《春秋》哀公十四年经文“西狩获麟”。“西狩获麟”只是说明为什么《春秋》止于哀公十四年，与“以君见恩”并没有关系。并且，《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之后的解诂也是解释“卒”“书日”与“不书日”，与经文、传文的内容都没有关系。当然，与《公羊传》桓公二年一样，“所见之世”后的内容也是错简，下文将详细论证。

一种可能就是通行本的传抄者根据石经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所见异辞”句给何休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补上了“所见异辞”句；然后把桓公二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解诂抄录在哀公十四年传文“所见异辞”句后；不过，在抄录的时候有个别虚词的增减。

《春秋公羊传注疏》的义疏基本分段解释解诂，格式为“注‘所以复发传者’”[18]或“注‘益师’至‘尤厚’”[19]等，比如，《春秋公羊传注疏》隐公元年“所见异辞”句的义疏分为二十一段解释解诂，桓公二年“所见异辞”句的义疏分为五段解释解诂。根据内容分析，哀公十四年的义疏分为六个部分解释解诂；但是形式上却只以“注‘所以复发’至‘异义’”[20]开头解释解诂，混为一段；从文字来说，通行本《春秋公羊传注疏》（附《音义》）对何休解诂的义疏都以“注⋯⋯”开头，但是哀公十四年传文“所见异辞”句后对何休解诂的义疏除了开头为“注‘所以复发’至‘异义’”，其他的五段义疏都是以“云⋯⋯”[21]开头，与《春秋公羊传注疏》的标注格式不同。哀公十四年的六段义疏基本是对桓公二年的五段义疏的摘抄、拼凑，有的句子还前后错乱。由于是对解诂的解释，解诂本身与经文、传文没有关系，所以，哀公十四年的六段义疏与经文、传文就更没有关系了。 但是，由此可以确定义疏之前，《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就已经有“所见异辞”句了。

除个别字词稍有差异外，哀公十四年的《音义》与桓公二年的《音义》完全相同，哀公十四年的《音义》就是照录桓公二年的《音义》；并且，《经典释文·公羊音义》就有哀公十四年的《音义》，这就说明《音义》之前，《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就已经有“所见异辞”句了。

综上，根据对《春秋公羊传注疏》哀公十四年经文、传文、、解诂、义疏、音义，以及石经本、颜氏本《公羊传》的分析，基本可以确定通行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原本不是《公羊传》的传文，而是何休之后，义疏、音义之前，通行本的传抄者根据石经本《公羊传》哀公十四年有“所见异辞”句给何休本补上了“所见异辞”句，并且把《春秋公羊传解诂》桓公二年“所见异辞”句的解诂抄录在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后，不过在抄录的时候有个别虚词的增减。所以，《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传文应该为：“⋯⋯《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 ⋯⋯”

二、《春秋公羊传解诂》“所见异辞”句解诂错简

不仅《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的传文“所见异辞”句原本可能不是《公羊传》的传文，《春秋公羊传解诂》中的多处“所见异辞”句的解诂也可能存在错简。

（一）隐公元年解诂分析

《公羊传》隐公元年“所见异辞”句的解诂：

A“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B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C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觉。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书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于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劓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D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迩。所以二百四十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E王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22]

隐公元年的解诂可以分五段，段落A是解释传文“所见异辞”句，分别解释了什么是“所见”“所闻”“所传闻”“异辞”。 段落B是分别举例说明所见之世、所闻之世、所传闻之世大夫去世书日、不书日，段落B的结尾提到“‘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就是回应经文“公子益师卒”，特别是对传文“何以不日”的解释。

但是段落C、段落D则与经文、传文没有关系。段落C是分别解释并举例说明所传闻之世、所闻之世、所见之世内外离会书、不书的不同书法，与隐公元年的经文、传文都没有关系。段落D解释为什么《春秋》始于鲁隐公，终于鲁哀公；为什么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也与隐公元年的经文、传文都没有关系。可能是错简。

段落E是解释为什王卒大夫，也就是为什么记载公子益师去世，并且解释了“公子”“益师”，即对经文“公子益师卒”的解释。段落B的结尾是“‘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解释了“公子益师卒”“不日”的原因，但还是记载了“公子益师卒”这件事；段落E的开头则是“王所以卒大夫者”，追问为什么记载大夫去世，就是对段落B的追问，紧密相连。隐公元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解诂，如果没有段落C、D，段落A、B、E不仅与经文、传文密切相关，而且段落A、B、E之间紧密相连；有段落C、D反而把段落A、B与E给隔断了。所以，段落C、D原本可能不是隐公元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解诂，而是错简。

（二）桓公二年解诂分析

桓公二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解诂：

F所以复发传者，益师以臣见恩，此以君见恩，嫌义异也。G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是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故立炀宫不日，武宫日是也。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23]

桓公二年的解诂段落G与经文、传文的内容没有关系。段落G是讲《春秋》“三世”书日、不书日的原则，桓公二年的经文是讲鲁桓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传文是解释虽然内大恶讳，但是因为时代久远，恩浅义缺，所以《春秋》经文没有给鲁桓公隐讳，与书日、不书日没有关系。所以，段落G与经文、传文都没有关系，段落G原本可能不是桓公二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解诂。

而隐公元年的解诂段落C，应该与桓公二年的经文、传文有关。记载鲁桓公“以成宋乱”就是“详内”，亦即“录大”；根据一般原则，“内小恶书”，但是“以成宋乱”是大恶，为什么书，还是因为“远”也；“内离会书”就是解释经文“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所以，段落C原本应该是桓公二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解诂。

（三）哀公十四年传文、解诂、义疏分析

哀公十四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上文“祖之所逮闻也”、解诂、义疏：

[传]祖之所逮闻也。

[解诂]H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犹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

[疏]“祖之所逮闻也” 解云：何氏以为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故隐元年“益师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是也。今此传云“祖之所逮闻”者，谓兼有天数之义，亦托问闻而知，亦取制服三等之义。故隐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斩衰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高祖父母齐衰三月”是也。 [24]

这段义疏不是解释解诂的，而是解释传文的；但是传文的内容与义疏并没有关系，传文“祖之所逮闻也”只是解释《春秋》开始于鲁隐公的原因，而义疏的内容是讲为什么《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哀公十四年的传文、义疏的内容反而与隐公元年的段落D的内容相关。

因为哀公十四年是《春秋》的结尾，所以，传文、解诂应该解释为什么《春秋》把十二公分为三世；为什么始于鲁隐公，终于鲁哀公；为什么是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而段落D正是回答这些问题。

虽然段落D在隐公元年，但是义疏的作者还是在哀公十四年传文“祖之所逮闻也”下解释了《春秋》为什么十二公，为什么分三世，这就说明在义疏的作者看来，即使解诂段落D被误抄到隐公元年，哀公十四年还是不得不解释这些问题。只不过义疏的作者在解释的时候提到“故隐元年‘益师卒’之下注云‘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是也”、“故隐元年注云‘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斩衰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高祖父母齐衰三月’是也”，这就说明义疏的作者看到的传本，解诂段落D已经被传抄在隐公元年了。所以，解诂段落D原本可能是哀公十四年的解诂。

（四）文公十八年经文、传文分析

段落G原本可能是文公十八年的解诂，《文公》十八年的经文、传文分别为：

[经]冬，十月，子卒。

[传]子卒者孰谓？谓子赤也。何以不日？隐之也。何隐尔？弑也。弑则何以不日？不忍言也。 [25]

文公十八年的传文解释为什么子赤被弑不书日；而解诂段落G是讲《春秋》“三世”书日、不书日的原则，并且解诂段落G的结尾就是“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呼应经文、传文的内容。通行本《春秋公羊传解诂》文公十八年传文“何以不日”“弑则何以不日”的解诂都是“据子般卒日”，显然有问题。解诂段落G原本应该是文公十八年传文“弑则何以不日”的解诂。

三、可能的传文、解诂原貌

根据上述分析，现将可能的错简复归原处。隐公元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解诂：

[解诂]A“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异辞”者，见恩有厚薄，义有深浅。时恩衰义缺，将以理人伦序人类，因制治乱之法。B故于所见之世，恩己与父之臣尤深，大夫卒，有罪、无罪皆日录之。“丙申，季孙隐如卒”是也。于所闻之世，王父之臣恩少杀，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叔孙得臣卒”是也。于所传闻之世，高祖、曾祖之臣恩浅，大夫卒，有罪无罪皆不日，略之也。“公子益师、无骇卒”是也。E王所以卒大夫者，明君当隐痛之也。君敬臣，则臣自重，君爱臣，则臣自尽。公子者，氏也。“益师”者，名也。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

桓公二年传文“所见异辞”句的解诂：

[解诂]F所以复发传者，益师以臣见恩，此以君见恩，嫌义异也。C于所传闻之世，见治起于衰乱之中，用心尚麄觉。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先详内而后治外，录大略小，内小恶书，外小恶不书，大国有大夫，小国略称人，内离会书，外离会不会是也。于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书外离会，小国有大夫，宣十一年“秋晋侯会狄宇攒函”，襄二十三年“邾娄刺我来奔”是也。至所见之世，著治大平，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用心尤深而详。故崇仁义、讥二名，晋魏曼多、仲孙何忌是也。

哀公十四年传文“所见异辞”句前后的传文、解诂：

[传]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

[解诂]D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迩。所以二百四十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著治法式。又因周道始坏，绝于惠隐之际。H托记高祖以来事，可及问闻知者。犹曰我但记先人所闻，辟制作之害。

[传] 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

文公十八年的传文及解诂：

[传]⋯⋯弑则何以不日？

[解诂]G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也。所闻之世，恩王父少杀，故立炀宫不日，武宫日是也。所传闻之世，恩高祖、曾祖又少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是也。

四、小结

除了《石经公羊残碑》中保留的少数文字、校记，上述对《春秋公羊传解诂》哀公十四年“所见异辞”句传文误补，隐公元年、桓公二年、文公十八年、哀公十四年解诂错简的分析并没有其他版本依据，都是基于理校，但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通行本传文、解诂确有难以解释之处。至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错简，由于文献不足，不敢揣测。草此小作，就教方家。

本文受到“西南政法大学2019级校级科研项目（2019XZQN-13）”的资助。
 
[①] 黄开国著《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6页。
 
[②] 黄开国著《公羊学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4页。
 
[③] 见笔者《〈公羊传〉昭公元年“君亲无将”句本非传文》，将刊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5年第1期。
 
[④]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38页。
 
[⑤] “此其目言之何”原本应该为“此其言见之何”，笔者《〈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此其目言之何” 辨误》有专门考证，《中国经学》第三十五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102页。
 
[⑥]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四，第124-126页。
 
[⑦]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二十八，第1187-1198页。
 
[⑧]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3页。
 
[⑨] 〔唐〕魏征、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46页。
 
[⑩] 〔宋〕洪适撰《隶释·隶续》卷第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2-153页。
 
[11] 〔宋〕洪适撰《隶释·隶续》卷第十四，第153页。
 
[12] 〔宋〕洪适撰《隶释·隶续》卷第十四，第153页。
 
[13] 〔宋〕洪适撰《隶释·隶续》卷第十四，第153页。
 
[14]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十二，第490页。
 
[15] 〔宋〕洪适撰《隶释·隶续》卷第十四，第153页。
 
[16]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四，第124-125页。
 
[17]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二十八，第1196页。
 
[18]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四，第125页。
 
[19]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四，第125页。
 
[20]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二十八，第1197页。
 
[21]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二十八，第1197页。
 
[22]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一，第38页。
 
[23]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四，第124-125页。
 
[24]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二十八，第1196页。
 
[25] 〔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刁小龙整理《春秋公羊传注疏》卷第十四，第5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