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理学的境遇与反道统思潮

作者：戴森宇

来源：节选自《面向教化的经学：刘沅经学思想研究》，戴森宇著，四川人民出版社2024年出版

理学“道统”提出的历史际遇

隋唐以来，佛道兴盛，至两宋渐炽。佛教禅宗在宋代形成所谓“五家七派”的格局，而此时的道教内丹学也大行天下。宋儒眼见佛道二教的兴盛，心知儒学若要与之抗衡，不能不补上“性与天道”层面的理论缺失。这些儒者或多或少都受过佛道的熏染，做的又是前人未有之功，几无参取，故而在其理论建构中借鉴佛道，也是自然的事情。但正因为是与佛道针锋相对，宋儒辟佛老之语于其著作或语录中随处可见，避谈或否认与佛道的关联也在情理之中。

而在与佛道辩难的过程中，理学的基本观念因之而愈加成形，基本理论亦随之精湛。“理一分殊”“理欲之辨”“体用之分”等基本问题多借此而发，儒学之心性论、本体论等思想体系也在此激荡中日趋完备。不得不说，释老之学风行天下对宋儒是不小的刺激，二氏之说在间接促进宋代儒学理论发展高度与深度上功不可没。而宋代理学家刻意趋避自身对佛道理论有所吸收的事实并力辟之，乃在于其出发点与立场使然。宋儒辟佛老一方面当然是为了振拔儒学，以便能与当时席卷神州的佛道并立甚至超越之，抢占意识形态与话语权高地；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争华夏正统。从宋与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对峙开始，各政权都认为自己才是“中国”，代表华夏之正统。两宋时期再度兴起的“华夷之辩”正是宋儒为了证明宋的正统性的表现。而宋代理学家们将“道统”与“治统”结合，认为“道统”所在就是治统之所在。出于以上缘由，程朱理学遂呈现出对外强调与佛老等“外道”之异，在儒学内部则树立并完善所谓“道统”为宋朝的正统性提供理论支撑。因此，虽然后来遭遇庆元党禁，理学受到打击，但程朱构建的“道统”理论并未受到影响，并随着元代统治者重新重视理学并推尊程朱而受到后儒崇信。

所谓“道统论”，从韩愈发端到朱熹，并非一开始便是如今的架构，而是经历了一个建构的过程，其中对于一些大儒是否应在道统之中的讨论在不同时期也有过反复。如对于扬雄与荀子的评价在韩愈《原道》与《读荀》篇中明显不同，显露出其晚年观点的转变。元灭宋以后，由于元代统治者又需要“道统”来彰显其统治的合法性，程朱理学及其道统论在政治权力的强势推动下，愈加深入人心。明清两代皇权专制逐渐加强，在裹挟与异化中，“庙堂上的程朱”与“科场中的程朱”使得理学真面目渐被扭曲，进而严重教条化。由于明末清初已不存在佛道与儒家的严重对立和理论冲突，加之有阳明学由盛而衰的前车之鉴与明中后期渐兴的实学洗礼，明清之际很多学者已对宋明理学及其僵化后的流弊有相当程度的反思。

明清之际反理学道统思潮出现的理论分析

人处于历史中，人的思想也具有历史性。这意味着人与周围环境的互动而引起的心灵与思想的感知与变化是具有连续性、累积性的。这种累积性并非指简单的量的叠加，因为对于人的感知与思想来说，它无法被量化。面对同样的情境与事物，不同的人的感知与思考径路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这里的连续性和累积性是说人的感知与思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而在此过程中所产生的触动与灵感都是促成其思想观念形成的养料。这一过程并不必然经由自身的理性或意识来把握它的存在、确认它的价值。这样所凝成的思想观念及所形成的理论便也具有了历史性。正如宋儒有意无意地借鉴佛道理论来建构新儒学一般，他们虽然理性上辟佛老，但无法摆脱当下的历史情境所带来的思想影响。再如阳明心学离开了程朱理学，也不可能建立。阳明“格竹”正见其对所信朱子观念的笃行，而格竹失败产生的失落与反省，虽最终走向对朱子理论的怀疑，但若无早期对朱子理论的笃信与践行，则阳明无法对朱子思想有较一般儒者更深入的理解。若无对朱子思想深入的理解，也未必能对朱子理论中的问题敏锐地察知并产生深刻的质疑。可以说，阳明创发心学亦仰赖对朱子理学的深造自得，而早年之浸润佛道，亦为其后质疑朱子、建构心学理论有襄助之功。

同样，清代学术相对程朱理学，无论是梁启超的“反动”说，还是钱穆的“延续”说，都包含了一个事实前提，即清儒大多早年都是受过宋明理学之熏染，无论其后来是质疑或认同。所以，当清初学者们在经学领域开启建立在反理学目的上的“回归原典”运动时，无论他们是走向经史考证之学，是重建孔孟学统的义理之学，或是欲以子学辅经学，而兴起新诸子学的研究。无论哪一种径路，都已无法绕开理学而谈经学、子学，更遑论新的理学。何况，宋明理学填补了儒学对终极问题关怀的不足，并一手提供了异彩纷呈的答案；同时也为经学诠释贡献了新的范式与理论。可以说到了清代，理学早已融为儒学肌体的一部分，而不仅是一门独立的学问。就思想史而言，宋明理学论域之深广亦达到前一千年儒学从未触及的高度，而为后八百年儒学开一新统，可谓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一座绕不过去的高峰。无怪钱穆在谈论汉宋之争的时候评说：“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但同时，问题也随之出现。

思想既具有历史性，那么其于社会环境中互动而在当下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存在形态。明清两代大多数读书人早年修习程朱理学多为应试，理学意识形态化体现为受皇权的利用与科举的功利引导，变为权力的附庸和思想教条。当读书被认为是唯一的改变命运途径的时候，“迂阔空谈”也自然成为一种社会弊病，才有顾炎武“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日知录》卷七）的慨叹。因此，这一时期清儒对程朱理学的反感和批判，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1）僵化与意识形态化；（2）忽视经世与实践的迂阔空谈；（3）只见程朱而不见孔孟。而第一点与后两点形成一定的因果关系。基于以上三点，又鉴于反程朱之阳明学最终亦陷入空疏，甚至逃禅。清儒发现问题不在于程朱理学本身，而在于其提出的道统说所衍生的“傲慢”与“偏见”，故而很多人批判理学实际上是在打破程朱理学所建立之“道统”，而欲建立新的统绪。正如前文所言，宋明理学已然成为儒学思想肌体部分，且不可或缺。主张反理学的学者，亦不可能打烂程朱重新来过。即便如阳明融古今智慧，从百死千难中创出一套体系，亦未尝将程朱理学整个推翻。另一方面，从明清之际大量谱系类、学案类著作问世也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儒家学者们建构新统绪之努力，同时为前贤思想作系统的梳理。如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孙奇逢的《理学宗传》、汤斌的《洛学编》、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后来还有李绂的《陆子学谱》和全祖望的《宋元学案》等，这么多谱系类、学案类著作的集中问世，绝不只是巧合。他们有的意图以阳明承接孟子，有的欲以荀子代替孟子而接孔子之传，有的则为汉唐儒在儒家统绪中争一席之地。

就经学而言，即便如一直尊程朱为正统的清廷，在康雍乾三朝官方编纂的经学注疏中，也已不完全以程朱及其后学的注释为唯一标准了。《钦定三礼义疏》等官方注疏除保留程朱一系注解以外，大多都补有汉晋以来儒者的注解。这都证明了那些能影响统治阶层的儒学精英们在经学解释上已不独尊程朱。

明清之际儒者对理学道统的批判

明代中后期以降，对理学道统说的质疑已经渐次铺开。李贽曾讥讽所谓“继道统”的宋代反不如被认为“失道统”的唐代。清代思想家戴震所谓“以理杀人”，正是批评理学家所建立的道统及后世附于其上的所谓正统的观念与规范，已泛化为道德标准的部分之“理”对所谓“异端”的排斥，并随着意识形态化进入社会生活之中。而对于理学伦理在社会生活的普及与理学思想逐渐走向封闭，活跃于清中期的袁枚明确提出“道本无统”。

道就是道，自在而未曾断绝。它极公而无私意，极广而不狭隘。而且道不远人，彻上彻下，无所不在。袁枚之后，为江藩的《国朝宋学渊源记》作序的达三对汉至明的儒学亦有一段论述。在达《序》中，达三表汉儒、韩愈、陆王之功，唯独认为宋儒倡“道统说”令本合一之“心性事功”判然，汉唐儒传经之功遂湮。甚或使得程朱后学与异见之陆九渊、陈亮、王阳明后学互相攻讦贬斥。儒学门户之争，自明中期以来愈演愈烈。可见洛闽一派以舍我其谁的姿态苦心孤诣构建“道统”，不料却在儒学内部引发了广泛而持久的纷争，这实在有违孟子“深造自得”之教。

另外，在清中叶的反理学风潮中，仍有一些无门户之见的对理学道统作理性反思的学者，刘沅就是其中之一。他选择回归原典，以宋学方法重注群经，意图打破程朱理学对儒家经典解释话语权的垄断。其作《理学道统论》专门批评后世学者高标理学之名、曲解孔孟之意、抬高学圣门槛的作为。其《正讹》一书专就宋儒之文逐段评点，且经解中的义理也多与程朱相抵牾。尽管如此，刘沅仍申宋儒之功，认可其对圣学的理论贡献。

在当时“反理学”的风潮下，刘沅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待朱子理论及其贡献，把思想理论本身与作为意识形态的思想及其所产生的流弊辩证地予以分别，这一点又比执汉宋门户之见的俗儒高明许多。

渠之常清，赖有源头活水不断生出；思想之生命力，也在其博大闳深。朱子思想的活力正在其能海纳百川、披沙拣金。吸收佛道，发明二程，涵化南轩、横渠，又与陆子砥砺切磋。但当程朱将“道统”的旗帜高举，元明理学逐渐从革新转向保守，在皇权专制的裹挟下愈加封闭。理学遂不能吸纳其他思想进行自我更新，甚至排斥其他思想，陷入教条进而变得僵化便是不可避免。宋代理学家及其后学的思想即便是万古不易的真理，其对理学道统的建构与维护即便再合情合理，也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即其所树立起来的不仅是一面旗帜、一个标杆，也是一道壁垒。程朱所标榜的“道统”到明清逐渐狭隘化，意识形态化，甚至成为打击异见、排斥异己的理论工具。正如万斯同在《儒林宗派》中所揭示的：“明以来谈道统者，扬己凌人，互相排轧，卒酿门户之祸，流毒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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