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所知道的中国文化书院

作者：陈方正

来源：“中国文化书院”微信公众号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二月十五日壬午

         耶稣2025年3月14日

编者按

《文化启蒙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书院40年回顾》是一部详尽回顾中国文化书院自1984年成立以来四十年发展历程的纪念文集，汇集了书院创始人、历任院长、导师以及学员等不同身份人士的珍贵回忆，共同勾勒出书院在中国文化现代化、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与贡献。

今日特别推送中国文化书院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陈方正先生的《风驰电逝四十载，蹑景追飞山外山——记我所知道的中国文化书院》一文。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记述，了解40年来书院的发展变迁，体会贯穿始终的平等、开放和包容。

风驰电逝四十载，蹑景追飞山外山

——记我所知道的中国文化书院

陈方正

在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浪潮高涨，中国民间文化运动也风起云涌，吸引、鼓动了无数年轻人。这其中最突出的有三股力量，那就是“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它们分别沿着鼓吹科学思维、引进西方现代文化，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等不同方向发展，一时蔚为风尚，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志向和希望。然而,到了八十年代末，形势突变，“走向未来”和“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两套丛书背后的编辑委员会都烟消云散，丛书也无异于天折了。而中国文化书院由于根基稳固，领导者意志坚定，仍然能够秉持初衷，留存下来，在新环境中继续发挥作用，至今已经足足四十年。最近更脱胎换骨，发展出新的理念和结构来。这不能够不承认，是个小小的奇迹。

这奇迹从何而来?统而言之，起初是由于三代学者的结合，将国人于传统文化的热诚和探索再度发扬，由是引起当时“文化饥饿”已久的大众热烈反应，从而得以接续五四运动的余绪。具体地说，它开端于北大哲学系的李中华、魏常海、王守常、鲁军等四位年轻教师筹办信息中心，结果是促成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朱伯崑等北大和社科院资深教授决定继承宋代书院理念，开办一所民间学术教育机构。而其所以能够大力发展，得力于两个不同因素。首先，是邀请了多位德高望重的学术前辈如梁漱溟、冯友兰、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所谓“五老”加盟，从而产生极大的号召力；其次，则是在年轻教师的策划下，建立强有力的工作团队，由是得以开展各种会议、讲座、培训课程、函授课程和出版计划。所以，中国文化书院之成功不仅仅在于传统文化的魅力，或者大众的需求，而还在于它是个名副其实的老中青三结合，有力量将虚的、单纯的文化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通过不同途径在社会上发挥影响力。所以，它源于传统，却也超越了传统，而且这不仅见之于发展形势，更见之于内在精神。

我和文化书院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85年初，其时创院院长汤一介先生到中文大学来开会，遂有幸识荆。两年后文化书院为庆祝梁漱溟先生从事学术七十周年，同时也是他的九十华诞召开大会，我躬逢其盛，犹记在开幕仪式上见到了费孝通、周谷城、季羡林、张岱年、任继愈等学界前辈，还有来自海外的周策纵、林毓生、吴德耀，以及来自香港的赵令扬、李弘祺、霍韬晦等学者。随后的会议移至优雅的香山饭店举行，时值深秋，饭店后园那两棵大银杏树在初雪中的挺秀风姿至今仍历历在目。那数日间讨论了些什么现在都已忘记，只记得此会之平等、开放、包容，各种不同意见都可以自由发表，像我这样的后辈也得以侃侃而谈，好像自己也成为书院一分子了。

在以后参加的多次书院会议中，这种感觉日益增强。例如，在1993年的杭州会议上，大家对中国文化前途的看法南辕北辙，发生了一番激烈争论，我由是得以认识刘梦溪和袁伟时两位先生。他们对我都很好：刘公创办《中国文化》，以发扬传统学术为已任，却仍乐意刊登我在此领域以外的研究，以及和主流相左的议论；伟时兄热心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在中山大学设立“马文辉讲座”，又创办《传统与现代》双月刊，在他盛情邀请下，我和广州学界也增加了许多来往。从这小小例子可以看到，传统中“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包容态度，已经扩展到基本理念的多元并存。这个变化虽然微妙，却是书院超越传统、融入现代的表现。

当然，书院的会议、讲座、讲习班很多，我所与闻的，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罢了。从陈越光兄所撰的《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化书院》可知，书院还推动过佛学、中西印文化、中日现代化、宗教等许多不同方面的工作，这大概都和书院主要人物如季羡林、乐黛云、任继愈等的专业，以及当时社会上的需要有关。所以书院的“多元性”不仅仅表现于不同观念之并存，还在于其内涵和着力点是个多面体，而并非环绕一个中心理念展开，那和传统书院的面目自然就更不相同了。

在这点上，我自己感受最真切的，莫过于在书院所作的几次演讲了，那和传统文化都没有直接关系。这开始于1997年，那时书院刚刚装修好，北大校方在校园内所拨的一所四合院，而我正对科学史发生浓厚兴趣，所以就应邀去做了一个题为“从《大汇编》看现代科学起源”的报告，主旨在于反驳李约瑟的现代科学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说。那是暮春时节，露天讲座就设在庭院中间，听众反应相当热烈，哲学前辈张世英先生也发言了。讲稿后来在乐黛云先生主编的《跨文化对话》创刊号上发表，十多年后我写成《继承与叛逆》一书，便是以此文为起点。五年后我退休，年底汤公又盛情邀请我到北大，做书院和其他机构合办的第五届“蔡元培学术讲座”和“第六届汤用彤学术讲座”，那在一个大讲厅中举行，比之前隆重多了。此番我所讲的分别与科学哲学和西方的民主自由体制有关，事后汤公很客气，又将讲稿和我其他相关文章编了一个集子出版。此番令我难忘的有两事：在“勺园”宾馆小住，由是得以领略北大校园的晨昏夕照，曲径通幽，深秋萧瑟意境；临行时汤公一早伫候楼下送别，使我吃惊而又感佩。此时他由于年龄限制，已经从院长位置退下，此后转而致力于编纂《儒藏》这套庞大经典，十年后遽归道山。

在21世纪二十来年间，王守常兄接任书院院长，其时民间文化活动慢慢沉寂，但他也坚持下来了。这不但由于书院的中坚分子如张岱年、汤一介、庞朴等相继凋零，他们的号召和推动力无以为继，更是和社会变迁息息相关：因为从九十年代开始，随着中国经济起飞，高等教育也蓬勃发展，文化与学术的追求、研究遂又转向，从民间回流到体制内即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去，让人生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之感。所以，在疫情过后，我准备重访北京之际，接到越光兄邀请，为书院做一次盛大演讲，那的确是十分意外和惊讶的。至于何以有此一邀，那还得再从八十年代讲起。

在参加梁漱溟九十大寿之会后半年，即1987年春间，我到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访问，由于机缘巧合，认识了主持“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的金观涛和刘青峰夫妇，翌年更通过他们认识越光兄。那时他风华正茂，不但负起推动、管理丛书所有实际事务的责任，还在策划不少其他相关事宜。但此行匆匆，我有机会和他深谈相熟，已经是九十年代初的事情了。当时民间文化运动硕果仅存中国文化书院，而它也由于内部问题受到了重创。在此风雨飘摇之际，汤公慧眼识英雄，力邀越光兄出任书院副院长，而在他另有发展计划的时候，又多方挽留，坚持他保留这个名衔。此后三十年间，书院几度沧桑，越光兄自己的事业则盘旋而上，先后在出版界、传媒界、慈善界，乃至高等教育界这许多不同领域放出异彩。在此漫长期间，他对于书院的事务不多过问，却也不离不弃，一直将当年这层关系保持下来。这便是前年书院换届的时候，他被推举为第三任院长的缘由。

越光兄不但念旧，而且有雄心，有才能，更是极其认真，既然义不容辞坐到书院院长位子上，就雷厉风行，认真地干起来了。首先，是大刀阔斧，把书院内务整顿了一番，为它重新建立一个稳固的格局。其次，则是拟出了一套出版和演讲计划，以再度发挥书院的影响力，这便是它从去年开始，推动出版“跨文化中国学丛书”“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名作丛书”，以及主办“汤一介当代学人讲座”系列的由来。这个讲座大部分和北京大学合办，以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等书院元老前辈为主题，只有第二讲例外。当时，我有意到北京访问，主要是为探望多年不见的杨振宁先生和其他朋友。越光兄被邀进入杭州西湖大学高层决策的核心已经有数年，所以借此机会与该校合作，为我在那边安排了一次十分盛大、通过网上向全国直播的演讲，拟定的题目是“杨振宁和他的世界——锋芒、幸运、冲突与融台”。那刚好是在清华大学为这位举世知名的物理学大师庆祝百岁诞辰，和学者为他编纂的三卷祝寿文集出版之后不久，所以在国内引起了相当广泛的注意。这样，一晃三十六年过去，我再次感到书院的开放、包容、多元和魅力，而且有幸为它贡献一点绵力。

半年之后，越光兄再次邀请我到深圳演讲，并且指明，题材要在科学领域以内。我因此用了当时最热门的两个活题，即奥本海默领导制造原子弹和人工智能ChatGPT之横空出世，来强调现代科学之加速发展并非人类所能够控制，它引起的山崩海啸般巨变已经无可争议地来到我们眼前。乍看来，在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宗旨的书院讲座上作此议论，难免荒诞不经之讥。其实，这个讲座和书院本身没有直接关系：它的主办单位是书院属下的“文化经济分院”，其使命包括为企业界作文化启蒙，所以如此海阔天空的讲题也无伤大雅。事后我才弄清楚，和这个分院并行，在这一两年间先后成立的，还有“跨文化研究分院”和“科学人文分院”，也是说，在越光兄远见和魄力的推动下，不但书院本身重现旧日蓬勃生气，它更“一气化三清”，以不同方式嵌入学术、文化、企业等各个不同领域，从而走出院校门墙，深深扎根于社会，以求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切实的贡献。这样，书院当初的多元、包容理念，也就更进一步，从它的行事作风，扩展到它的整体结构和长远目标，比之宋代书院，可谓脱胎换骨，焕发新生命了!

在八十年代，为书院奠定稳固基础的是汤公一介，他是充满事业心的学者，当日书院在他领导下，也曾经作过走入社会的多种尝试，可惜未竟全功；在今日，促使书院蜕变，推动它继续前进，贯彻和发扬当日各种想法的是越光兄，他是富于学养的社会事业家。当今世界需要笃行深思的学者，更需要眼光锐利、魄力宏大的实干家。以是，在中国文化书院庆祝成立四十周年之际，我们对它充满信心，期待它为中华民族的抖擞更新作出更大贡献。

二〇二四年夏至前于用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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