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道的教育：儒家教育思想笔谈

作者：柯小刚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天府新论》2025年第2期 

编者按：随着时代的变迁、科技的进步和人类认知的发展，当今教育领域正在遭受全方位的挑战。全球化、信息化、智能化等趋势，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需求；愈演愈烈的教育内卷，进一步强化了教育的工具理性，而疏忽了“育人之根本在于立德”；现代教育以课堂为中心、以习得知识和技能为目标、以考试成绩为评价标准的教育模式，也面临积重难返的发展困境。在此背景下，以返本开新的方式重思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精义，或许能为当今的教育革新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天府新论》本期“激活儒学生命力”笔谈以教育为主题，致力于阐发传统儒家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李景林教授认为，教育的核心是“人”的培养，而非仅仅是知识的生产与获得，儒家教育以“养”为先的思想，有助于超越西方学科化的壁垒，重建学术文教的“通”性基础，实现中国学术自身的文化身份认同和主体性重建。柯小刚教授认为，“修道”即对“道”的体悟，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纲领，重温儒家“修道”的教育思想，回到教之为教的本原，不仅有助于突破现代工具理性对教育的桎梏，实现人自身的完善，而且可以通过对“为己之学”的强调，塑造自信自强的文化品格。王苍龙博士认为，当代民间儒学教育的勃兴，一方面缘于对应试教育的不满，另一方面则缘于儒家经典教育的独特吸引力。虽然民间儒家教育在实践层面距离素质教育的目标还存在较大差距，但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教育选择，因此应给予其深刻反思、自我调整的空间。

《中庸》开篇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纲领。教育首先是“修道”，而不是知识灌输和职业技能培训，更不是刷题升学。在今天这个工具理性和数字化考核的时代，重温修道的教育思想，回到教之为教的本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所为何事：天人之间的修道从游

《论语》开篇三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就是一种修道教育思想的体现。这三句都是问句，可见其语境是孔子在与弟子交谈中所说的话。《论语》所载，大多是对话。从中可见孔子的教学从来不是单向灌输，而是在弟子的主动发问下，与之对话，予以反问和启发，反复切磋，相与发明，而且往往欲言又止，意犹未尽，然后让道自己显露出来。在那个时刻，师生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矣。

在修道的教育中，师生关系首先是同游关系，同游于道的关系。古人常云“从游于某先生之门”，即从学于某先生。“有朋自远方来”（一本作“友朋自远方来”），为什么直接接在“学而时习之”之后?学习与交游为什么如此紧密?“远方”与学习是什么关系?这些问题都指向“修道”。

“修道”修的是“率性”之道。“率性”就是遵循自己的本性，让自己真实地成长为自己，不扭曲，不异化，不自欺欺人。教育之所为，如此而已。但自己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是“天命之谓性”。“命”是命送、给予之意。天命之于人的东西，就是人的自性。教育就是教人反躬自省，认识到天命之于人的固有之性。仁、义、礼、智、信就是天命之于我的固有德性。教育就是引导一个人去认识自己本自固有但自己还不能自觉其有的知识和德性。

现代工具理性主导的教育号称是为了人的教育，但人之为人却恰恰不能局限于人，教之为教也不能只是为了人的实用目的而教。眼中只有人的教育，结果往往导致人的异化、物化和工具化；从天命之性出发的修道之教，反而可能带来人的生命成长和自我实现。《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天、人都在道中，所以，教育才是“修道之谓教”。

修道的教育是人向天的回溯，以及在回溯中对人自身的完善。《中庸》开篇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论述次序其实是一种返回的结果。如果不是先有教育修出人道，使人成为人，天命之性也无从成为人的自觉。天命并非兀自存在的神秘之物，而是无往不体现为人之为人的具体人性、物之为物的具体物性。经过“诚之”的人道努力，天道之诚就得以认识，也得以实现。在天人之间、“诚”与“诚之”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教育的事情。教育所为何事，究竟在此矣。

二、修道从游的本原教育与规划考核的现代教育

如果说上面结合《中庸》的论述未免抽象的话，那么，《论语·先进》 “侍坐”章中的师生对话，可以作为一个具体案例，启发我们理解什么是修道的教育：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之能，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诸子陪老师闲坐，有的甚至在鼓瑟弹琴，这时，对话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教育就这样非计划地、非对象性地、非专题地，以及根本上无用地，自然发生了。这便是修道的教育。修道之道不是修的对象，而是修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修道要修的是修道者自身，修道是修身以向道、修身以自反于道。只有已经“在道”的师生，才能发生修道的对话；只有已经置身于道中的朋友，才能同游于道之往复涵泳。《中庸》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闲居侍坐，鼓瑟弹琴，师生已然共同置身于体道的生活之中，然后，对话自然发生，教学自然发生，教育才能成为一种修道的行动，带领对话者认识自己的天命之性，遵循自己的性命之道，完善自己，成己成物，乃至“与天地参”。

相比而言，在现代教育规划考核体系中进行的课堂教学模式，尤其是在投入产出算计的实用理性中进行的培训教育中，教师在某种意义上容易沦为教育产业工人或某种规划体系下的工具，而学生则易沦为教育产品的消费者或某种规划体系的定制目标。在这种教育环境下，如何摆脱“高分低能”的标签，尝试体验“孔颜乐处”式的深层精神欢愉，培养探索未知的兴趣和创造新知的能力，是亟待引起重视的问题。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只有深层的精神愉悦才能带来旺盛的创造力，而中小学的刷题模式和高校的课题形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只会带来虚假的内卷性繁荣。近来虽然有很多政策调整在试图解决问题，但目前仍然看不到显著成效。此时回过头来读读往圣先贤的经典，深入反思一下教育之为教育的本原何在，或许并不是食古不化的迂腐。

三、心志的向道与落实及现代教育目标的异化

侍坐对话的核心是“志”。心之所之曰志，心志并不只是今日所谓教育的目标。目标是规划和算计出来的，心志却是兴起和感发出来的。目标是物化的成功和量化的指标，心志则是向道之思。目标只知向前，更快更高更强；心志则知往复，自反而前行。

当然，心志并不意味着蹈虚，而是必然会落实为向下兼容的具体目标。心志“志于道”，但也必然同时是“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心志“极高明”，但也“道中庸”。此点可见于“侍坐”章中的子路、冉有、公西华之对。以子路为例，子路之志在救国于贫弱，但这并不能降格为GDP和军备实力的数字化目标，而是终究要上升到“有勇”的德性和“知方”的礼义层面。等到孔子“与点”之后，再对曾点评论子路的时候，孔子表明其不满于子路的地方也并不在其救国之志，而恰恰在于礼义的层面。可见孔子对子路的具体目标是认可的，只是其目标尚乏修道心志的向上一机。所以，孔子之所以“与点”，并不是因为片面赞赏“浴乎沂，风乎舞雩”的高蹈，而是以此“与点之意”给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过于具体的目标以心志的兴发，希望他们在追求具体目标的同时不为目标所限，而要以志帅气，以心役物，以道用器。诚能如此，则教育之能事毕矣。

反过来，对于曾点的舞雩之志，孔子虽然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但其感叹中其实既有认同和赞赏，也有知其不足的惋惜（这在三子既出之后的答曾点问中可以隐微看出）。曾点先是不欲轻言其志，直到“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还不欲直言，只说与前面三人不同。这是一种道性的踌躇。凡有感于天命之性的心志，必然是超越具体事物而难以命名、无从言说的。直到孔子再三鼓励之后，曾点方才说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一番名言。

实际上，这段话并没有具体锚定什么目标，它只是一种诗性的起兴或易象式的感通。曾点只是即兴想到这个场景，很可能就是刚才他鼓瑟的时候想象的场景，然后像赋诗一样把它描摹出来。如果当时他即兴想到的是另一场景，如夏日午后的凉风、秋夜月下的虫鸣、冬雪江天中的小舟等等，都不妨碍他表达同样的心志。这里有一种具体事物层面的不确定性，以及恰恰因此而伴随的心志层面的确定性。相反，今日教育中的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却时常在目标明确的同时伴随着心志的惶惑，乃至人生意义的迷茫。获得高学历和“人生成功”之后反而感觉空虚和焦虑的现象可能越来越多。这些问题的成因固然不乏社会和家庭因素的影响，但现代教育中缺乏心志培养和诗性兴发可能是事关本原的深层原因。

四、为己之学的自强自信与现代竞争文化的底层自卑

得到孔子赞许之后，曾点反而丧失了起初的道性踌躇，开始生出一点沾沾自喜，但又并不真正自信，所以等子路等人出去之后，忍不住问孔子：“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这是争竞之心的萌生，说明曾点的高妙心志其实并不笃实，并未得到自信之诚、自得之实，因而也未能真正明白孔子“与点之意”的全部深刻意蕴。虽然“点之意”是他自己的意，但他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会意孔子之所“与”。此意正如张岱所云：

曾点四子言志，当自四子只各就本色信口说出。圣门别无妆点伎俩，只曾点气象在当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却信不过，后来再一问，便觉他胸中走作。若是颜子曾子（引者注：曾参），自然直下承当，决不再问三子，讨个高下矣。夫子到后应它，亦只说三子为国为邦，绝不把曾点再与较量，此意极微。曾点念念要与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学问，要当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为相”，却都是春风沂水，夫子何曾不许他?若信不过，恐怕春风沂水，也是口头三昧，不是性地风光。所以曾点只叫做一个“狂”，不曾用得着。 （《四书遇·论语先进第十一·言志章》）【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师生间默会于心而相互发明的一些情景，如“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哉。’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这两场对话中，曾参和子夏都与老师有一种会心的默契，这种默契的根柢是体道之自得，以及因为有得于道而生的笃实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偏执，而恰恰是带来会心和默契的感通。孔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就是这种体道之笃、自得之信的体现。

相反，“今之学者为人”则是源于缺乏本原自信而生的争竞之心。今日基础教育之所以形成以考试为中心的局面（所谓“高考指挥棒”），今日高校之所以形成以课题竞争和学科排名为中心的局面，都是“今之学者为人”的体现。船山解《乾》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云：“强者之强，强人者也；君子之强，自强者也。强人则竞，自强则纯。”（《周易内传·乾》）今日应试型基础教育和绩效考核型高校体制之失，或在培养“强人”之强，而不知培养内在坚实笃定的“自强”之强。

基于中华文化的文化自信应该能超越这种外在的、异化的和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竞争模式，走出一条真正属于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信之路，这取决于未来的中国教育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深植本原而自创新命，教出一代代自强不息的学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真能会得“与点之意”，培养自强自信之人，又能“有勇”“知方”“足民”“愿为小相”了，才算是达到“修道之谓教”的境界了吧。

注释

【1】相关分析，亦参拙文《春天的心志》，收入柯小刚：《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