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思考孙中山——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典型案例

作者：张道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后）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布，原载《国际儒学》2024年第3期

摘 要：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斗争走向糅合的演化历程，孙中山是这一演化过程的重要推动者。目前学界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讨论，仍囿于固有价值取向和学科视野之中，且尚未能充分探讨孙中山相关思考的重要价值。因此，以孙中山研究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学术意义在于：孙中山在民国时期的思考和实践，不仅为儒学与自由主义深入对话提供了基于历史学的实证材料，也为理解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共识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民国时期的分歧与共识，或能够成为当下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重要议题来源。

关键词：孙中山；儒学；自由主义；实证材料；民国时期

如何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是近年来学界热议的学术话题，而其中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理解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在民国时期的社会转型与思想转型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具有重大现实指向的理论课题，相关讨论自民国时期以来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有学者早已注意到，“‘中国文化传统与自由主义’既是胡适、殷海光、林毓生等现代中国自由主义者与徐复观、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所共同关注的话题，也是在目前学界相关讨论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①]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及其相关子议题的重新关注与研究，则主要是由哲学家与政治学家提出并参与讨论的。与之相伴随的问题是，近年来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讨论也似乎具有一种愈加明显的理论化倾向——即目前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研究似乎是从立场到理论、从价值预设到理论论证。这就导致相关讨论在走向思辨、走向理论深处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种脱离了近代中国实证材料[②]的不良倾向。进一步讲，目前学界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领域的探索，要么延续民国时期提出的接纳西方哲学的学科预设[③]，接纳民主科学的价值预设[④]，进而趋向自由主义的价值体系；要么将目光回向传统中国，试图“在旧时风景中幻想未来蓝图”[⑤]，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重拾传统儒学的价值判断以理解当下的取向。因而就上述两种立场来看，目前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讨论实际上仍深囿于固有的观察视野与价值旨归之中，无法摆脱自由主义或传统儒学所赋予的理论认知立场。因此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话走向深入，还需要设置新的议题，寻求新的参照。

这个新的参照案例之一，就是孙中山在民国时期的相关思考和探索。孙中山在民国时期反思自由主义、改造借鉴儒学，进而在儒学与自由主义相糅合的基础上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的探索，不仅为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的本土化开辟了新的道路，也为当下思考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而目前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似乎仍不够充分。本文试图据此而展开讨论，以作引玉之砖。

一、重视实证性材料：作为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共同基础

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最初在民国时期提出时，是具有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的重大时代课题，因而表现出一定的理论预设性。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相关问题是晚清时期“中体西用”思维模式所要回答的中学西学问题在民国时期的翻版与再现；而民国时期的自由主义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且具有价值正义性，并不断挑战试儒学的国家意识形态地位。因而梁漱溟才会提出“东方文化究竟能否存在”“西方化对于东方化，是否要连根拔掉”[⑥]这类尖锐的问题。中国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由此而逐渐生发，随后有冯友兰、熊十力、张君劢等人的不同探索，并根据各自思考而逐步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说，从20世纪初期开始，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之中就已经呈现出儒学不得不接纳自由主义的理论前提。

中国传统儒学如何接纳自由主义的问题，或者自由主义如何改造儒学的问题，在海外学界的相关探讨中得到进一步深化。海外学界较早展开儒学与自由主义对比研究的，是集中在波士顿的查尔斯河两岸的一批心系中国的学者。后来学界一般把声名鹊起于20世纪的这批儒学研究者称之为“波士顿的儒家”，这其中又以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哈佛—燕京学社等机构，以南乐山、白诗朗、安乐哲、安靖如、狄百瑞、杜维明等一批学者为代表。因身处自由主义世界，这批学者在探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时大都带有较为鲜明的自由主义理论立场，他们习惯于以“启蒙话语”“自由传统”“民主视野”“人道主义”[⑦]，以及“人权视域”“儒学修正主义知识体系”“有限民主”[⑧]等等议题来衡量审视儒学。例如白彤东就在“当代西方主流政治价值”的立场上深度探讨了“儒家与民主人权能否相容”的问题。[⑨]因而相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之为试图经过理论改造把儒学引向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努力，而在学科属性上则集中在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相关讨论在改革开放后逐步传播到中国学界。

受现代新儒家“三代四群”[⑩]学者开创的儒学与“民主科学”相融合[11]的理论建构路径和“波士顿的儒家”群体影响，中国学界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上衍生出了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研究逐渐演化为了“儒学的现代性”问题。由于这个“现代性”是由西方文明基本理念即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所规定的，因而很大程度上儒学的现代性问题即延续了儒学接纳自由主义基本价值立场的取向，这就在学术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引申出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及儒学中的“自由传统”[12]的问题。在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群体中这一理论预设是鲜明的，刘述先就曾鲜明指出了这一预设立场：“我们这一代海外的新儒家多到外国留学，在异域谋求一枝之栖，预设了一个民主、自由、多元的架构。”[13]这也即是杜维明所强调的“儒家创新必须培养自我批判的智慧和能力，充分吸取西方现代精神为发展的渠道”[14]，以及余英时所强调的“怎样在儒家价值与现代社会结构之间重新建立制度性的联系”[15]等相关认识。而目前中国大陆学界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研究，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儒学的现代性立场。也就是说，在“现代性与儒学”“儒学现代化”“自由主义儒学”的思路之下，哲学、政治学领域多位学者的研究是立足现代性而主张评判、改造儒学的。

与上述自由主义价值立场不同的是，当代大陆新儒家群体的兴起为探讨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价值立场。这一价值立场用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蒋庆的观点来表述，即是“儒学的当务之急就是以自己独特的精神价值为标准来理解近代以来中国遭受的苦难与解答当今中国面临的问题”[16]。这一立场也为反思“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因为蒋庆等明确提出，“近代工具理性作为‘现代性’铺天盖地席卷全世界，中国受其影响最大，中国可以说是近代世界史中唯一的一个以彻底否定自身传统走向现代化的国家。”[17]如果以儒学的传统立场与传统话语来理解近代中国面临的自由主义思想观念的冲击，那么儒学对自由主义的接纳乃至被迫改造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第四次危机”与“文化的歧出”。[18]在这一价值预判之下，于是中国学界出现了“康有为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要从西式的教化迷信中拯救康有为”[19]、“发掘儒家的政治思想资源”以应对现实问题[20]之类的主张。但从目前中国学界的讨论来看，中国大陆儒学复古主义和试图照搬传统的发展势头，似乎得到了一定的遏制。然而传统儒学的学术研究能否有独立的价值立场，目前仍是不明朗的。

从上文讨论可见，目前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讨论仍在一定程度上囿于二元的基本立场中，即或者趋向自由主义的价值立场，或者趋向于传统儒学的价值立场。显而易见的是，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讨论中的自由主义立场或是传统儒学立场，都不是学界所期望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平等对话。

为继续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的学术研究持续走向深入，2015年以来《文史哲》编辑部在王学典主编的推动下，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为主题举办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在历届相关的学术研讨会中，先后设置了“性善与性恶”[21]、“贤能政治”[22]、“个体与社群”[23]、“公德与私德”[24]等一系列议题。从上述议题的择取可以看出，哲学与政治学领域的问题仍是其中的讨论重点，哲学与政治学相关领域学者仍是参与讨论的主力军，其中尤以哲学领域的议题与学者为代表。上述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如性善性恶论是哲学领域的老话题；公私观念在明清时期的展开[25]等问题，余英时、狄百瑞等学者早已提出，只是未深入展开讨论；个体与社群问题，则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争[26]的继续；贤能政治问题[27]等相关研究，在此前已经有学者作出了深入探讨。而把上述议题放到“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视野中，更有在文明对话中消弭分歧、取得共识的用意。与此同时，王学典在探讨“贤能政治”相关议题时所提出的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开展对话时“必须既有实证材料，又有理论上的说明”[28]的原则，为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展开深入对话、拓展研究议题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而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相关实证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仍需回望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实证性案例，这就需要历史学研究的在场。

从历史学角度审视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中国学界则更多地关注到了儒学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相遇、并存、冲突与借鉴进程，而这个进程相对集中地呈现在民国时期。关于民国时期的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学界已经有所关注并进行了探讨，如关于民国时期“儒家的自由民主之路”[29]的研究，20世纪儒学与自由主义互动以及自由主义对儒学的冲击研究[30]，作为思潮的儒学与自由主义及其关系的研究[31]等等。同时有学者强调，20世纪以来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互动纠葛在一定程度上是五四以后三大主义及“意识形态”互动更替的组成部分，[32]因而从整体全面的视角揭示三大主义之间的关系，也逐步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而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实证性研究案例，如徐复观、殷海光[33]等也逐步得到发掘。

可以预见的是，为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的研究发掘相关实证材料，将能够在自由主义和传统儒学的价值立场之外提供新的观察视角——这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关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相关议题的生成大都是源于理论辨析，除贤能政治问题之外，鲜有为解决实践问题或总结历史经验而提炼出的议题，因而相关讨论也就不能同时具有理论分析说明和实践经验总结的特点。而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带有实践指向的重大理论课题，因此忽略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实践案例的讨论则是不全面的。那么中国学界能否提供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实践案例呢？答案是肯定的，这就是民国时期孙中山建设新政府、新三民主义理论的相关探索与实践。因而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问题的相关实证材料，在一定程度上则必须从历史学的视角予以发掘与阐释。

综合来看，目前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的相关议题的提出，仍主要集中在哲学、政治学等领域；而且从价值预设来看，解释、阐明中国传统儒学之中具有能够连接自由主义价值理念的生发点，仍是当下探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基本预设和主要论证方向。因而在相关研究中，一般的趋势仍是解构儒学、改造儒学以融入由自由主义所规定的“现代性”之中，而尚未真正形成对比视野下的平等对话与双向诠释，也尚未摆脱儒学与自由主义二者非此即彼的价值判定立场。近年中国学界出现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努力克服上述立场预设[34]，但同时也应警惕矫枉过正的、照搬传统秩序的现象——进一步讲，辛亥革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应该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研究中得到认同并延续。而这些基本共识的进一步巩固，仍需要充分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演化的基本经验，在相关实证性材料的发掘与阐释中实现共识的凝聚，并以之作为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共同认识基础。

二、重新思考孙中山：发掘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典型案例

如果说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演化的实证材料能够为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提供新的观察视角，那么能够集中展现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演化进程的重要人物，则首推孙中山。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又具有相当理论复杂性的问题。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纠葛、互动进程有一个从斗争到糅合的演化趋向；而在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从斗争到糅合的转折过程中，孙中山的相关思考与实践则发挥了重要的引领性作用，是这一转折过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

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由斗争走向糅合，是孙中山晚年作出的重大理论探索。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孙中山的思想发展是具有阶段性的，“并非始终站在一点上”[35]，在对待自由主义及对待儒学的认识问题时更是如此。孙中山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者的青年转变，从信奉“欧美之法”到主张中外融合的晚年转变，是两个最关键的节点。[36]尤其是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以来政治活动的反思，推动了孙中山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认识转向。冯友兰就认为，“孙先生的思想，是混合的，非化合的，故甚为庞杂”，这个混合的思想，指的就是吸收了“孔子之思想”“西洋之社会主义”[37]的新三民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侯外庐较早注意到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并给予了正面评价[38]，冯契也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晚年理论探索，认为孙中山提出的以三民主义为实践基础的“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是继洪秀全、康有为之后解决‘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第三个方案，较前有一定的现实性。”[39]这个理想是建立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理论基础上的。

从中国学界现有研究来看，孙中山晚年（1918—1925）[40]的相关探索对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转折的重要意义，似乎仍未得到充分阐释。学界对孙中山思想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关涉到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相关论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儒学热”的兴起，孙中山与传统文化及儒学的议题被热烈讨论起来。如冯天瑜、章开沅、耿云志、丁伟志等学者们，大都以中西文化的角度切入对孙中山晚年接纳儒学与传统文化问题的探讨。陈崧也曾明确提出“东西两种文化在孙中山学说的形成或构成中，究竟各据什么样的地位，起什么样的作用”[41]的问题。总的来看，此时学界对孙中山晚年思想的整体认识形成了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中西融贯等种种判断。[42]而中国学界对孙中山的儒学观大致形成了以下三种认识：其一是认为儒学对孙中山有根深蒂固的影响，[43]这一认识进而演变为具有一贯性同时也具变动性[44]的判断；其二是认为孙中山对儒学的吸收只是战略性的，主要目的在于推行三民主义；[45]其三则认为孙中山政治家的立场，导致他对儒学持一种批判继承[46]、“以主义承载道统”[47]的态度。于是关于孙中山晚年对儒学的接纳与认同、孙中山对传统文化的具体态度的研究，也形成了批判继承、离异回归、综合创新[48]等认知模式。

学者们也注意到民国时期孙中山对待自由主义的态度转变问题。有学者强调“在民初政治斗争的失败和理论思考深入的基础上，孙中山从转型期‘维护框架’转向了‘建设基础’”[49]。也有部分学者立足于自由主义立场认为，孙中山晚年转向是“从民权主义退行到党权主义”，[50]更有学者明确批评孙中山的权能分离说，“倒可以成为符合皇帝独裁统治需要的东西。”[51]类似观点尤以张朋园的《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为代表。张朋园认为孙中山放弃了代议政治拾起了直接民权、放弃了政党政治拾起了国民党一党专政是孙中山晚年的“两大转变”，并对孙中山晚年转向、特别对孙中山晚年采取“行权”措施持批评态度，明确提出“中山走向权威主义是不幸的”。[52]张朋园判定孙中山晚年“终于放弃了长久以来的自由主义”[53]，这一认识在中国港台地区及海外，乃至在中国大陆都有一定的影响。

上述关于孙中山晚年对儒学的接纳、对自由主义反思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问题。而直接谈论这一主题的，相对集中在孙中山晚年文化观的研究方面。学者们基本上认为，孙中山对自由主义、对儒学的认识是有变化的；[54]而孙中山晚年的新文化观，是“在中西文化冲突、交流和融合的时代”[55]，“冲破封建主义文化观念和‘中体西用’论的束缚”[56]而形成的，同时又区别于西化派和国粹派的偏狭认识，[57]而最终“中西文化兼融是其文化观形成的归宿”[58]。上述孙中山文化观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也可以具体表述为“早期以学习西方科学和民主为主旨，中期以学习日本经验为要务，晚期以弘扬中国王道文化为重任”[59]。这就能够把孙中山对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态度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更进一步切入了孙中山如何处理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命题。因而无论主张孙中山晚年是在民族主义以及民族文化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融合尝试[60]，或主张孙中山是在中西文化之间、在“科学与人文精神”“国格与人格教育”方面的“融合与互补”[61]，或表述为“儒学思想与自由理念之间”的会通并明确提出了“孙中山与自由理念的中国化”的理论命题[62]，相关研究皆是意识到了孙中山在儒学与自由主义相糅合方面做出的探索。上述关于孙中山晚年时期思考中西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顺应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演化态势；但同时在孙中山传统文化观与孙中山民主政治观的研究方面，也呈现出受固有立场束缚的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孙中山晚年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演化所作出的独特探索，至今仍未能展开充分讨论的原因所在。

更进一步讲，中国学界对孙中山晚年探索儒学与自由主义糅合发展道路的相对忽视，有其价值判断的深层次原因。对于从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虽然认为自由民主思潮是主流思潮，但是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开发资源，使其适合中国国情？也成为人们思考的重要方面。”[63]毋庸讳言的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立场仍受到此前“如何让自由民主思潮突破传统文化的心灵积习”[64]判定的影响；正因改革开放后西方民主思潮仍处于广泛传播时期，所以孙中山探索儒学与自由主义相糅合道路所具有的在主义融合基础上创制立法的意义，也就在这一价值判定的立场影响下长期得不到重视，孙中山对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反思与新建构也长期未曾纳入上述研究者的视野中。同时，从学术研究上来看，部分学者认为孙中山晚年的理论是一种混杂，甚至日本学者如铃江言一等认为“他不但没有任何新的理论，连一直强调的好象是他独创的那一部分，更充满着谬误与夸大”[65]。这些囿于特殊立场、特殊视角的判断，对于揭示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向及其对推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演化的创造性意义，应当说是不利的。

从上述讨论可见，发掘孙中山对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演变的思想价值，一方面可以重新思考孙中山在民国时期的思想史中的特殊地位，推进孙中山思想的研究；另一方面也能够为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深入对话提供新的实证性案例，进而总结民国时期的相关实践经验。总的来说，主张以孙中山作为典型案例来分析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的互动纠葛关系，主要有以下考量：

其一，在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斗争、互鉴、糅合的理论进程中，孙中山对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糅合互鉴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民国政治思想演进方面来看，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实践美国民主制度与宣传法国自由主义理念、批判中国传统帝制儒学之时，在北京临时政府时期推动保守主义的北洋派与激进主义的革命派、儒学的秩序逻辑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的秩序逻辑的合作与共处之时，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反思自由主义宣传偏差与实践困境、接纳儒学内圣之学与社会主义之时，皆走在一般中国思想家的前列。这些思考探索与民国初年新儒家的纯粹理论性探索大不相同，正是由于孙中山在上述政治实践中的开创性贡献，民国时期才逐渐形成了儒学与自由主义从斗争走向糅合的实践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孙中山是民国时期推行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本土化路径，进而开创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互动、糅合实践道路的第一人。[66]因此，即使称孙中山为民国时期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本土化的立法者，称之为儒学与自由主义互鉴糅合进程的引路人，在此意义上来说也是不过分的。

其二，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孙中山开创自由主义本土化的思想演进历程，以及开创儒学与自由主义糅合发展路径，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意义仍未得到恰当评估。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由斗争走向糅合，这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的重大突破。遗憾的是，民国时期孙中山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演进所具有的开创性意义，曾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孙中山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相糅合的实践主张与蒋介石主政时期的独裁道路虽有一定的关联，但区别仍是主要的方面；同时，孙中山晚年接纳儒学的一系列理论创造，又直接开辟了三民主义与儒学相结合的理论道路，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奠定了1949年后的港台新儒家的认识基础。胡适在民国年间就曾指出，“孙先生在近代中国思想上影响甚大，写中国近代思想史不可遗掉。”[67]这个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影响甚大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对自由主义在中国传播实践的反思和对儒学的扬弃与改造，以及在此基础上开辟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相糅合的道路。同时由孙中山所开创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相糅合的道路，不仅仅对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演化发展有意义，而且对其他流派的演化也具有方法论意义。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民国时期的主义糅合发展道路是由孙中山首先开辟的。因而以孙中山晚年思想转向切入民国前期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研究，在选题上仍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因此，研究民国时期的儒学与自由主义斗争糅合的关系问题，仍需要以孙中山在民国初年对自由主义的宣传提倡及对儒学的批判、二次革命后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及对儒学的逐渐接纳、晚年对儒学与自由主义糅合路径的探索等一系列阶段性的实践探索与理论重构作为实证性材料，来作一个全新的审视和判断。

三、探明分歧与凝聚共识：以孙中山研究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深入对话

民国时期的思想生态具有不同于晚清及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性，即辛亥革命后自由主义与儒学的交替主导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基本面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就意味着自由主义作为外来意识形态必须与中国传统的帝制儒学意识形态进行理论层面的对话与实践层面的互动[68]，因而民国时期也是观察儒学与自由主义在实践中互动、对话的最佳窗口。民国时期儒学的现代化与自由主义本土化的理论转型，及其双方在争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过程中的对立与妥协，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乃至世界近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充分发掘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斗争与糅合的相关史料，将能够为推进当代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深入对话提供独特的思维材料。

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互动，仍大致呈现出从斗争到糅合的演化趋向。儒学与自由主义也在民国时期的纠葛中凸显了各自主张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并在互相斗争、强调各自价值立场中暴露了某些根本分歧，在互相妥协、互相糅合中凝聚了一些基本共识。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民国时期暴露出来的分歧与共识，是两派主张在政治实践领域的充分展现，是两种国家治理思想在过渡时代转型过程中的宝贵经验。而在总结民国时期相关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深入对话，其焦点或可集中在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演化过程中的分歧与共识的两方面。这与目前哲学、政治学界关注的儒学与自由主义对话的相关子议题是有一定区别的。

从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分歧来看，正因辛亥革命后帝制儒学丧失了独尊的地位且自由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正义性，于是两者在民国初年处于一种争夺政治话语权的状态，尚不存在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的局面。这就使得儒学与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为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能够有机会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尝试争夺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因而导致双方分歧的充分显露。具体来说，在辛亥革命后由孙中山主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自由主义的秩序逻辑对帝制儒学在政治与道德伦理领域“定于一尊”的秩序预设、对中央政权集中于君主的帝制秩序预设是极端反对的；并且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坚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蔡元培[69]，以及陈独秀等，也以毫不妥协的态度对帝制儒学“定于一尊”的秩序逻辑展开了猛烈批判。而在民国初年的帝制复辟运动中表露出的经学秩序逻辑，也正是帝制儒学立足“定于一尊”与“圣人执要”原则尝试对自由主义的“多元”价值预设与“平等”秩序预设予以批判和改造。从近代以来儒学与自由主义在实践中互相斗争的历史进程来看，自由主义对帝制儒学“圣人执要”的政治秩序与“定于一尊”的思想秩序的批判，是儒学与自由主义在实践领域始终未曾妥协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社会转型局面又使得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皆不能完全适用于这一时期，因而两者又存在共存与互鉴、进而凝聚共识的可能性。具体来说，在南北议和后的北京临时政府时期，在孙中山与袁世凯等“共济时艰”的合作意识推动下，儒学与自由主义围绕组建“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儒学礼法稳定社会秩序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共识。其中前一个共识同样出现于美国建国时期对自由主义理论的主动调整过程中，并得到了托克维尔的大力赞许[70]；后一个共识则是民国前期自由主义在与儒学的互动过程中的本土化、妥协性调整[71]的结果。而二次革命后在孙中山创造的三民主义框架内，儒学与自由主义形成了新的妥协——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容纳了儒学的内圣道德之学，而儒学舍弃了“圣人执要”的君主集权式的政治制度建构逻辑，于是儒学与自由主义通过妥协的方式做到了在同一框架（即三民主义）中的和解互补、并凝聚了内圣——外王二分的秩序新共识。因而儒学与自由主义从斗争到糅合并且具有理论升华意义的转折点，在很大程度上即是孙中山晚年的三民主义理论建构。换言之，民国时期儒学与自由主义真正由斗争转向糅合的探索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孙中山主导的。

而欲跳出前文讨论的或传统儒学或自由主义的固有价值立场，阐明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分歧与共识，进而为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深入对话重新建构一个新视角、新立场，或还应该考虑以下两点：

其一，当下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深入对话，需要走出在晚清时期形成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在儒学与自由主义互动、纠葛、糅合过程中形成了两大理论体系，一个是晚清时期的中体西用理论，另一个就是孙中山晚年在儒学与自由主义互鉴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三民主义。如果我们认同今天的中国仍处在历史中国的延长线上的判断，那么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处理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体用”模式是晚清时期的主流思考模式，三大“主义”即三大意识形态间的斗争与糅合则是民国时期的另一条历史演进线索。而孙中山晚年探索对于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创新性意义就在于，孙中山突破了晚清时期面对儒学与自由主义问题的“中体西用”思维模式。

儒学与自由主义在民国初年对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实际上已经表明“体用”论在民国时期的破产。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对三民主义的新建构，则是民主政治实践在中国以“用”的要求而促进了三民主义之“体”的探索。孙中山晚年对自由主义的反思和对儒学、社会主义的部分接纳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三民主义的理论再造，是孙中山晚年思考三大主义之关系的理论结晶。从思想史的意义上来看，孙中山晚年破除教条主义立场的理论勇气和寻找儒学与自由主义互鉴融合的应用领域的思路，并以三民主义为框架吸收儒学精神内核的理论再创造，应当视作是对“体”的创新。如果以“大历史观”回望民国年间自由主义本土化与儒学当代化的思想演进历程，那么孙中山突破体用模式而试图融纳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合理成分的思路，对于今天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二，当下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深入对话，还需要摆脱革命者的理论立场转而树立建设者的自觉意识。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来看，怀有自由主义民主共和政治理想的革命者也先后承担起打破旧秩序与建立新政体的时代使命；然而民国时期的局势演化却要求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从打破旧秩序的“革命者”到建立新政体的“立法者”的身份转变。这一社会转型的时代要求，不仅在实践转向与理论预备上难度极大，对革命者个人来说也极其艰难与痛苦，因为这不啻于自我批判与自我否定。虽然自由主义在欧美与在中国所凭依的思想资源与政治生态各不相同，但是孙中山晚年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思想转向过程，却也大致符合自由主义的一般性演化路径。这个一般路径即是由托克维尔明确指出的，在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过程中，“战士之后便是立法者。战士志在破坏，立法者专于建设，但两者都有功劳。”[72]从战士到立法者的转变过程，可能在欧美国家中并不是在一代人之内完成的（如法国），但同样存在这个一般性历程——这在美国是如此，在法国是如此，甚至在中国也未曾例外——而这个转变过程在民国时期的孙中山身上就已经基本实现了。

在处理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中，孙中山的典型性就在于他是作为一个政治家而不是学者来理解、借鉴儒学的。如果仅仅肯定孙中山作为自由主义战士暨革命者的功绩而否定作为自由主义立法者的功绩，进而轻视孙中山晚年转向后所创造的试图同时容纳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新探索，那么最终还会回到托克维尔所提出的问题：“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动乱不已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永久康宁的共和国，是一个有条不紊的共和国还是一个杂乱无章的共和国？”[73]托克维尔所思考的问题，孙中山彼时也同样在思考，这即是孙中山当年的质问与自解：“吾人亦本素所怀抱平等自由之主义，行权于建设之初期，为公乎？为私乎？”[74]这是孙中山能够开创儒学与自由主义相糅合的新道路的动机所在。所以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从自由主义的战士到民主共和国立法者的转变，从主张“仿效欧美”的理想主义者到主张“集合中外精华”的成熟政治家的转变，从以自由主义排斥儒学到寻求儒学与自由主义相互融纳借鉴的转变，是孙中山晚年作出的具有思想意义与实践意义的重大抉择。

也就是说，在整个民国前期只有孙中山等极少数人能够认识到“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75]是民主政治受挫的重要原因，并在极短时间内初步完成从革命者到立法者的身份转变。正因如此，孙中山的追随者戴季陶才格外强调：“凡是‘革命主义者’，一定要有破坏力和创造力。……（孙中山）的破坏力和创造力，是绝伦的。”[76]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来看，民国初年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相关共识，是北洋派与革命党在辛亥革命后政治社会转型过程中“共济时艰”的新政权建设的自觉中产生的；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吸纳儒学与自由主义而重新改造三民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在“对于国家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建设”[77]的自觉意识之下的新创造。这个立场的转变在自由主义者是期望实现一个“永久康宁的共和国”“一个有条不紊的共和国”，这在欧美国家是如此，在中国也同样如此——对持传统儒学立场者也是如此。而从孙中山个人思想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孙中山最关心的是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思想学术问题，因而他的立场是多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晚年创造的新三民主义才能成为“中华文化近代化转型第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完备形态并能影响社会意识的理论”[78]。承认孙中山晚年从革命者到建设者的立场转变，是整体而全面地理解孙中山晚年思想要旨、探索出儒学与自由主义糅合道路的必要条件。以此反观整个20世纪的中国自由主义本土化实践则可以发现，怀有批判意识的自由主义“战士”比比皆是，而能够创制建构的民主政治“立法者”却总是凤毛麟角。而从中国的历史事实和实践经验上来看，只有“立法者”才能够真正立足本土政治实践的客观要求，摆脱外来意识形态的理论与立场束缚，纠正脱离现实要求的移植截取式的做法，进而探索出中国自由主义民主政治本土化与传统儒学当代化的恰当实践道路。

结语

综上所述，观察儒学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上述分歧与共识，离不开民国时期的政治社会实践的相关实证材料——正因如此，对从民国时期政治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系列议题的探讨成果，或许能够给予推进当下学界儒学与自由主义的深入对话、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证性案例。从上述思考出发，进而突破“体用”思维模式，树立建设立场的自觉，在充分总结民国时期由孙中山主导的儒学与自由主义纠葛的政治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出探明分歧、凝聚共识的基本议题并加以理论论证，或许是以孙中山研究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可行性路径之一。

推进儒学与自由主义展开深入对话的现实意义或许在于，中国至今仍处在近百年的社会与治理思想大转型的过程之中，我们至今仍需要深入思考如何为建立一个永久康宁的共和国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的问题。这个转型过程的完成必须恰当解决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进而恰当处理三大思想资源的关系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塑造一种新的理论体系或文明新形态——在新的理论体系产生过程中，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及其相关实践经验是将是核心问题之一。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分歧共识进行深入探讨的思维材料，不仅仅是来自从基本概念出发或从基本准则出发的理论论辩，而仍需要来自从基本事实出发的实证性研究——认识这一问题的最具典型性的实证案例之一，就是民国时期的实践经验以及孙中山的相关探索。

[①] 谢晓东：《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李翔海序，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②] 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页。
 
[④]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新版序，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8-12页。
 
[⑤] 葛兆光：《异想天开：近年来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思想》2017年总第33期。
 
[⑥]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29、31页。
 
[⑦] 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184、227、358页。
 
[⑧] 哈佛燕京学社主编：《波士顿的儒家》，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44-147页。
 
[⑨] 白彤东：《旧邦新命：古今中西参照下的古典儒家政治哲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40页。
 
[⑩] 现代新儒家“三代四群”的划分，参见刘述先：《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83-186页。
 
[11] 徐复观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今后有无意义，其决定点之一，也在于它能否开出民主政治。”这几乎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共识。徐复观：《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272页。
 
[12] 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中国的自由传统》，李弘祺译，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5-118页。
 
[13] 刘述先：《儒家哲学的三个大时代》，第260页。
 
[14] 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代序，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第4页。
 
[15]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第267页。
 
[16] 蒋庆：《儒学的时代价值》自序，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页。
 
[17] 蒋庆：《儒学的时代价值》，第70-71页。
 
[18] 蒋庆：《广论政治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69-75页。
 
[19] 甘阳、唐文明、张翔等：《康有为与制度化儒学》，《开放时代》2014年第5期。
 
[20] 李明辉、陈明、林月惠等：《首届两岸新儒家会讲》，《天府新论》2016年第2期。
 
[21] 邹晓东：《性善与性恶：儒学与自由主义的对话——“〈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之五”述评》，《文史哲》2015年第4期。
 
[22] 邹晓东：《儒学研究者与自由主义学人共话“贤能政治的可行性及其限度”》，《文史哲》2017年第3期。
 
[23] 刘京希、李梅：《“个体与社群孰先孰后：儒学与自由主义持续对话”综述》，《文史哲》2018年第4期。
 
[24] 郭萍：《现代道德建设路向何方？——〈文史哲〉公德私德论战述要》，《当代儒学》2021年第1期。
 
[25] 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第155—166页。
 
[26] 黄勇：《自由主义的超越与仁爱政治观》，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73-198页；李风华：《自由主义儒学的困境：基于政治观与群己观的分析》，《求索》2017年第6期。
 
[27] 贝淡宁（Daniel A. Bell）：《贤能政治》，吴万伟、宋冰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36-163页。
 
[28] 王学典：《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29] 何信全：《儒学与现代民主：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30] 吕明灼、王钧林、张佩国、权锡鉴：《儒学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第173-390页；崔大华：《儒学的现代命运：儒家传统的现代阐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1-556页；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修订版，第340-389页等。
 
[31] 徐素华、贾洪莲、黄玉顺等：《三大思潮鼎立格局的形成：五四后期的思想文化论战》，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8年，主编前言第3-4页；俞祖华、赵慧峰：《离合之间：中国现代三大思潮及其相互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19-301页。
 
[32] 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181-235页。
 
[33] 参见谢晓东：《现代新儒学与自由主义：徐复观殷海光政治哲学比较研究》。
 
[34] 有学者提出，儒学与自由主义的“理路不同很大程度上源于政治价值观的分歧，而价值层面在相当程度上又是由关于人的哲学思考所决定的”。谢晓东：《人性、优良政府与正义：政治哲学视角下的先秦儒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5页。
 
[35] 刘曼容：《孙中山与中国国民革命》，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页。
 
[36] 唐德刚：《论孙文思想发展的阶段性》，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364页。
 
[3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再版自序，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页。
 
[38] 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419-421页。
 
[39] 冯契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修订版，第475页。
 
[40] 关于孙中山晚年的时段划分，本文以孙中山广州护法失败、蛰居上海进行理论探索的1918年的时间节点作为孙中山晚年的起始。这里参照了赵春晨教授的观点。详见赵春晨：《再论孙中山晚年的文化思想》，《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41] 陈崧：《试论孙中山对西方文化的认知与态度》，见中国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孙中山和他的时代——孙中山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第1833页。
 
[42] 王杰：《孙中山研究》，见曾业英主编《近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第516-525页。
 
[43] 章开沅：《从离异到回归———孙中山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吕厚轩：《接续“道统”：国民党实权派对儒家思想的改造与利用(1927—1949)》，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6-30页。
 
[44] 黄明同、张冰、张树旺等：《孙中山的儒学情结：中华文化的承传与超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版，第31页。
 
[45] 李侃：《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张磊：《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孙中山与儒学》，《学术研究》1996年第10期。
 
[46] 马克锋：《孙中山与传统儒学》，《学术研究》1986年第5期；李吉奎：《论孙中山晚年的儒学观》，《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3期；桑兵：《孙中山与传统文化三题》，《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3期。
 
[47] 姚中秋：《论孙中山之道统自觉》，《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
 
[48] 张岂之：《孙中山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1期；姜义华：《孙中山晚年对于西方社会哲学的批判与对儒家政治哲学的褒扬》，《广东社会科学》1996年第6期；郭齐勇：《孙中山的文化思想述评》，《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等。
 
[49] 赵立彬：《“建设必自人民始”：从“立础”视角看民初孙中山政治思想的转变》，《广东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50] 程广云：《革命与建国：孙中山的政治哲学》，见干春松主编《中国政治哲学史》第三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50页。
 
[51]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338页。
 
[52] 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第153页。
 
[53] 张朋园：《从民权到威权：孙中山的训政思想与转折兼论党人继志述事》，第6页。
 
[54] 龚书铎：《论孙中山的文化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6期。
 
[55] 韩昱：《孙中山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56] 赵春晨：《孙中山与中国近代文化观念的更新》，《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57] 于建福：《因袭国故·规抚欧学·独见创获——孙中山的文化自觉及其中庸教育哲学》，《教育研究》2013年第1期。
 
[58] 薛正昌：《孙中山文化观的中西兼融》，《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59] 胡波：《论孙中山的东西文化观及其价值取向》，《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
 
[60] 张春林：《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融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再解读》，《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2期。
 
[61] 林家有：《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554-615页。
 
[62] 宋志明：《自由理念与儒学的冲突与会通》，《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4期。
 
[63] 曾明珠整理：《儒家与自由主义：和杜维明教授的对话》，见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第5页。
 
[64] 曾明珠整理：《儒家与自由主义：和杜维明教授的对话》，见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第4页。
 
[65] 久保田文次：《日本的孙文研究与问题》，见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620、624页。
 
[66] 沈渭滨：《孙中山：推动中华文化近代化的第一人》，见孙中山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59-165页。
 
[67]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再版自序，第2页。
 
[68] 任剑涛：《中国现代思想脉络中的自由主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2-92页。
 
[69] 戴维翰（W.J.Duiker)：《蔡元培的人文主义与民国的教育改革》，戚雯英译，见周阳山、杨肃献编《近代中国思想人物论：自由主义》，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第296-309页。
 
[70] 参见托克维尔（Alexis-Charles-Henri de Tocqueville）：《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42-143页。
 
[71] 关于自由主义在民国初年的本土化进程以及基于选择性表达的自我调整，参见张道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选择性表达：自由观念在民国初年的演变逻辑及其本土化进程》，《中国政治学》2022年第4期。
 
[72]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二版序，董果良译，第2页。
 
[73]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十二版序，董果良译，第2页。
 
[74] 孙中山：《致吴敬恒书》（1914年），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3版，第152页。
 
[75] 孙中山：《〈建设〉杂志发刊词》（1919年8月1日），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合编《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89页。
 
[76] 戴传贤：《革命！何故？为何？——复康君白情的信》，《建设》1919年第1卷第3号。
 
[77]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第290页。
 
[78] 沈渭滨：《孙中山：推动中华文化近代化的第一人》，见孙中山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第165、1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