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论语》中的“色”？

作者：王琦（山西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来源：《中华读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二月廿一日戊子

          耶稣2025年3月20日

南宋时期蜀刊本《论语注疏》书影

《论语》中孔子多次谈论到“色”，无论是《学而》《公冶长》《阳货》篇中重出的“巧言令色”，还是《阳货》篇提到的“色厉而内荏”，《颜渊》篇“色取仁而行违”，《先进》篇中提到的“色庄者”，仔细推敲文意，都可判断出孔子对形之于外的容色表示怀疑。“色”在先秦时期内涵丰富，即使是《论语》中可以理解为形色内涵的“色”字也包含着明确的价值判断。

《论语》中“色”字共出现27次，分别见于《论语》中的23章，其中有两章重出，分别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重见于《子罕》《卫灵公》篇，“巧言令色，鲜矣仁”重见于《学而》《阳货》。因此不同学者统计《论语》中“色”字数量不同，有27见，23见与21见之说，皆有依据。“色”在《论语》中的释义极其复杂，历代注家对不同语境下的“色”注释不同，尤其对疑难字句的注释汗牛充栋，直至今日依然有众多学者撰文讨论“贤贤易色”“色难”“色斯举矣”等文句的具体内涵，可见对《论语》“色”字的解释并不是个可以一概而论的问题。

《说文解字》释“色”为：“颜气也，从人卪。凡色之属皆从色。”古文隶定作“”，从《说文》的训释和“色”古文字构形来看，古文从“”，与面色相关，因此“色”的基本语义侧重指面部表情、神色。章太炎《文始》依据“色”的古文字形将其系联入以“彡”为根的同源词群，《说文》：“彡，毛饰画文也。”段注：“所以画者也。其文則爲彡。”因此“色”引申出色彩、文饰之义。《论语·乡党》中“色恶，不食”“色”应释为“色彩，颜色”。《宪问》篇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此处“色”宜释为“文采、文饰”。《说文》指出“色，从人卪”，段玉裁注：“颜气与心若合符卪，故其字从人卪。”杨树达《文字形义学》认为：“卩盖假为节，人之节概表见于颜色，故色从人卩。”“色”与内心情感密切相关，内心变化会导致“颜色”的变化，因此“色”又引申出“变色”的含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色”的古文“”从“疑省声”“”为“色”字声符，色可读为“疑”。《论语·乡党》中“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此处“色”作“疑”更妥，不作“形色”。此外“色”还有“敬”意，廖名春先生将“色”释为“譺”，“譺”亦从“疑”得声，《字汇补》载“譺，齐敬貌”，因此将《学而》篇“贤贤易色”与《为政》篇“色难”均训为“敬”，帛书《五行》“见贤人而不色然”的“色然”亦是“譺然”，乃“敬”意，因为内心生发的“敬意”而导致外在形色产生变化。廖说论证充分，值得注意。上述例证中“色”不应理解为“形色”。

从语源角度审视“色”字词义引申，“色”的内涵既包括可以“伪饰”的外在形色，也包括从内心生发的“疑”或“敬”的情感而导致的外在颜色变化。因此《论语》中“色”表示“颜色”之义时，往往具有相对明确的语境与价值判断，即形之于外的颜色还是生发于心的容色。“形于外”的容色可以假饰、伪装，例如《论语》中有“巧言令色”者，有“色庄”者，有“色取仁而行违”者，有“色厉而内荏”者。这些“形于外”的颜色均未达到儒家的“仁德”境界，“巧言令色”者看似有美好和悦的神色，但只是一种谄媚的态度，因此孔子评价其“鲜矣仁”。“色庄”者与“色厉而内荏”者，看似外表威严庄重，实则内心怯懦，缺乏仁德的涵养。“色取仁而行违”者具有仁德的容色，但行实背之，可见“色”作为儒家仁德修养的一个重要方面，仅仅“形于外”是不够的。因此子张问：“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孔子亦仅仅是根据其外在表现评价为“忠矣”，当子张进一步追问“仁矣乎”时，孔子曰：“未知，焉得仁？”因为未知其心是否发于“仁”，所以不能根据外在“颜色”和“行为”评价其是否为“仁”。“形于中”的容色是内心情感、修养自然流露于外的面色表现，由此“色”与“仁”“敬”“孝”“信”“德”“礼”等儒家观念产生了自然的联系。《乡党》篇侧重记录孔子平时的举止神情，动静之间皆“发乎情，止乎礼”，孔子对弟子的教诲不仅在于言传，还在于人伦日用间的“身教”，关乎切己的生命体验。《乡党》中所记录的孔子的“颜色”具有“形于中，发于色”的“仁德之色”的内涵，孔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温柔敦厚，中正平和的外在“颜色”源于自然而真实的内心情感变化，正如遇“迅雷风烈”而“变色”一般自然而然。孔子强调“知之—好之—乐之”的教化途径，本质强调发自内心的真实，追求内在仁德与外在容色真诚如一。

古代注家将《论语》中“贤贤易色”“好德如好色”“戒之在色”注解为“女色、美色”并非“误读”，而是立足于文本的具体语境。古代学者将“色”训为“女色、美色”时隐含了“好（hǎo）”的价值内涵，即以“女色、美色”来代指美好的德行和容色。清人宋翔凤《朴学斋札记》道：“三代之学，皆明人伦。贤贤易色，明夫妇之伦也。”即指出女性作为“好（hǎo）色”的美学指称从“人伦之始”的角度自然生发出来。《诗序》中多有“关雎，后妃之德也”“芣苢，后妃之美也”的评价，其评价往往并不从形色的角度出发，而是评价后妃的德行。汉代学者开创的经学注疏传统强调女性美好的德行，具有政教意义，因此不能盲目地将古代注家的“注疏”传统解释为一种误读。古代注家对“好色”的批评恰恰是不重德行而仅仅看重“颜色”与荒淫沉湎于“女色”之意，《史记》记载“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是孔子“疾时而作”，孔子居卫时，灵公与夫人同车，使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孔子丑之，故发此言。历代注家以此为依据，将“好色”注释为“女色、美色”。先秦文献中多有“色”表示“女色、美色”的例证，例如《尚书·五子之歌》：“内作色荒，外作禽荒。”孔传：“色，女色。”孔颖达疏：“女有美色，男子悦之，经传通谓女人为色。”《左传·成公二年》记载楚庄王欲纳夏姬，申公巫臣谏曰：“今纳夏姬，贪其色也。贪色为淫，淫为大罚。”此两例皆是“色”作“女色、美色”的确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引谢良佐注“好德如好色”曰：“好好色，恶恶臭，诚也。好德如好色，斯诚好德矣，然民鲜能之。”谢氏指出“好色”的本质逻辑是“诚”，指出了“好德”与“好好色”之间发乎内心真诚而又自然而然的联系。儒家强调的“色”是自然发于本心的“色”，那“好色”也应该是发于本心的自然反应。这种价值内涵指向内心，不能简单以外在“形色”而论，因此在注释过程中要考虑《论语》中“色”的具体语境与隐含义。《论语》中“色”作“形色”时有德色、伪色、容色、神色等丰富的内涵，不能以“色”的基本语义统摄该词的篇章义，忽略《论语》文本的具体语境，忽视传统经典注释的连续性。经典有内在的脉络，固有的体系结构与阐释方式，经学阐释体系是连续且丰富的，经典文本的阐释需要立足于传统与具体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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