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分途至统摄：早期经史关系演变

作者：刘光胜（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二月廿五日壬辰

          耶稣2025年3月24日

汉武帝“罢黜百家，推明孔氏”，儒家思想成为帝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五经跃居古典文献主导地位。目前，学界多把汉代作为经学开端，考察重点集中在两汉至明清，而对汉武帝之前的经史关系关注较少。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郭店简、清华简等出土文献面世，为追溯经史关系的最初源起提供了宝贵契机。

奠定华夏文明基本走向

清儒章学诚倡导将经学带回夏商周三代文明的历史现场，其《文史通义·易教上》云：“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诗》《书》《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在他看来，三代时期，官与师合一、治与教合一，并无私家著述，六经不过是先王施教的政典。三代是经学的萌芽期，事与理合一、道与器合一。所谓“六经皆史”，是指六经原为夏商周礼乐制度和政教实践的记录。清华简《书》类文献来源于三代时期官方档案，为考察经学文献的生成过程提供了具体例证。

清华简《四告》云：“拜手稽首，者鲁天尹皋繇配享兹馨香，肆俯血盟，有之二元父羊、父豕，悉表非讨余有周。”《四告》由周公、伯禽、周穆王、召穆公的诰辞组成。其中，周公之诰的“立政立事”等多处文字，见于《尚书·立政》篇，两者应为同时期的一组文献。周公向皋陶献祭、祷告，于次日规谏成王，希望他任人唯贤，谨慎处理刑狱案件。儒家疏远鬼神，《四告》却载周公笃信皋陶之神。于是，儒家在选编《尚书》时择取了《立政》篇，而淘汰了鬼神色彩浓重的周公之诰。章学诚指出六经皆是先王政典，这是正确的，但他忽视了早期儒家对三代官方档案资料的筛选与润色。

经学不仅是六经文本的编纂史，更是不断注入价值和意义的诠释史。孔子选编六经的原则是什么呢？根据马王堆帛书《要》篇，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始（恃）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途）而殊归者也。”幽赞而不明于筮数，为“巫”；明于筮数而不明道德，为“史”。孔子明确提出自己与史、巫的区别，是求其德义。虽然孔子说的是《周易》，却涵盖了他对六经总的编选原则，即择取德义内涵丰富的文本，而剔除德义内涵相对匮乏的篇目。六经脱胎于先王之政典，经过孔子整理后，已转化为儒家德义思想的价值载体。孔子之前，有史无经；孔子之后，经史分途。自孔子发轫，以王道、德义为核心的经学价值体系奠定了华夏文明基本走向，成为轴心时代思想层面的飞跃与突破。

形成两种不同的史学进路

经学价值体系生成后，便反作用于史学。《春秋》本为鲁国旧史，与晋国之《乘》、楚国之《梼杌》并无不同。世道衰微，礼崩乐坏，弑君、弑父时有发生。孔子痛心于此，采撷鲁史旧文，赋予其微言大义，旨在明王道、正人伦，使“乱臣贼子惧”，以维系世道人心。例如，明明是周天子应召参加诸侯会盟，但孔子为了尊王，曲笔为“天王狩于河阳”。在孔子看来，史事的真实已退居次要位置，居于首位的是彰善瘅恶、明辨是非的王道理想。“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笔削鲁史，以经义统摄历史书写，肇启了春秋笔法的端绪。他既是经史分离的制造者，也是以经摄史的发明者。

春秋笔法的特点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内其国而外诸夏，内华夏而外夷狄。清华简《系年》第二十一章云“楚师亡功，多弃旃、幕，宵遁”，第二十三章云“楚人尽弃其旃、幕、车、兵，犬逸而还”，多处描述楚人兵败，如犬狗般仓皇逃走，丝毫不为楚军避丑、遮掩。《春秋》据鲁、亲周、故殷，拨乱反正，而清华简《系年》叙事以晋楚争霸为主线，客观公允，不偏袒任何一方。

清华简《系年》第十八章云：“灵王先起兵，会诸侯于申，执徐公，遂以伐徐，克赖、邾邡，伐吴，为南怀之行，县陈、蔡，杀蔡灵侯”，只是叙述楚灵王攻城略地，并未对其德行展开评价。但《左传》昭公十一年载，子产曰：“行不远，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顺，楚大而不德，天将弃蔡以壅楚，盈而罚之，蔡必亡矣。且丧君而能守者，鲜矣。三年，王其有咎乎！”《左传》借用子产之语，抨击楚灵王“行为不德”，暗示他将“有咎”。《左传》叙事的同时，借用子产、孔子等贤人之语或“君子曰”，臧否人物，匡正是非，强力阐发“寓褒贬，别善恶”的道德史观。

总之，东周时代史学分化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一是以清华简《系年》为代表，坚持秉笔直书的求真传统，客观叙事，“书法不隐”，不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立场公正。二是以《春秋》三传为代表，将儒家的道德观念有机融入历史叙事，据鲁亲周、微言大义，重德、尚仁、崇礼，以惩恶扬善作为历史书写的终极旨归。在经学价值理念的映照之下，史学二水分流，呈现出直书求真和褒贬求善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与进路。前者未受经学浸染，注重不同事件的前因后果。后者则带有鲜明的价值取向，深入挖掘国君德行与政事成败得失之间的关联，肇启了后世以史解经、史学依附经学的先声。

经学最终实现对史学的统摄

孔子作《春秋》，“贤贤贱不肖”，将儒家的是非标准熔铸于历史叙事。孔子殁后，《竹书纪年》、清华简《系年》《楚居》、上博简《灵王遂申》《陈公治兵》、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等，依然延续董狐秉笔直书、书法不隐的史学传统，未采用儒家以仁、礼作为判定事件性质、臧否人物的标准。可以说，东周时期，孔子所作《春秋》并未占据史学发展主流。从出土文献看，孔子《春秋》学的影响相对有限，未泛及全国而被诸子百家普遍接受。

《史记·伯夷列传》曰：“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在史料不易抉择之际，司马迁采撷六艺作为折中的标尺，俨然以孔子继承者自居。但《汉书·司马迁传》批评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在班固看来，虽然司马迁“有良史之材”，但“是非颇缪于圣人”。尽管司马迁尊崇孔子，但仍能自成一家之言，史学的独立性一息尚存。东汉时期，班固则将儒家道德观念泛化，完全以孔子的标准褒贬人物、书写历史，史学遂沦落为经学的附庸与流裔。

综上所述，六经本是先王政典，经过孔子选编、整理，成为后世昭法式、垂训诫的价值载体。经学价值体系的建立，框定了华夏文明展开的方向，是轴心时代思想层面重要的理论升华。清华简《系年》恪守“董狐直书”的古史传统，而《春秋》经传在叙事之时融入了儒家的道德意识，其历史书写展现的是一种价值判断的自觉。东周时期，直书求真与褒贬求善嬗变为早期史学两种不同的理论进路。《史记》实录不隐，是非颇不与圣人同，史学独立性尚存。而班固则完全为儒家代言，经学为体、史学为用，史书依附于《春秋》学。在这种意义上说，东汉时期《汉书》的编纂标志着经学对史学统摄的最终实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学术团队项目“先秦两汉出土易类文献汇纂通考与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3VJXT00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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