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气、蕴藉与君子词：船山诗学与其思想演进的关系

作者：杨立华(北京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哲学史》2025年第1期

摘要：王船山关于诗歌的评论、思考和创作实践与他哲学思想的展开关系密切。在船山诗论的思想内蕴、分析脉络、概念或语汇肌理中，其实潜藏着他再发现张载哲学与文章的具体路径和环节。基于此，本文阐述的重心即在于对船山诗学变化发展的考辨与梳理，以此揭示其晚期思想发展中暗藏的线索。通过对船山一生诗论著述年代的考辨，可以确认历代诗选评、《诗广传》和《楚辞通释》是他61岁至67岁时期的诗学著作。以此实证为基础，结合对于船山诗学基本理解的认识，可知船山对“君子词”的基本主张即：诗有“蕴藉”“敛度”“忍力”，方能兴、观、群、怨。而“君子词”或“君子辞”的提出，是其晚期思想演进的一大关节。船山晚年重新认识张子《易》学，把“神气”概念作为思想体系的核心，赋予早期理气构架新的哲学内涵，都与他所从事的诗论工作有莫大的关联。

关键词：船山晚期哲学；诗学；君子词；前后期发展

与宋明时期的绝大多数哲学家不同，船山关于诗歌的评论、思考和创作实践并不是他哲学思考之外的心志的寓托，而是其思想展开的环节，甚至是其关键思想演进的枢机。船山诗学在他的著述中是一个独立且相对完整的系列，除晚岁的《姜斋诗话》外，《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诗广传》《楚辞通释》(1)等都是其精心杰构，不仅是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经典，而且是船山哲学思想的核心关切之一。船山在《夕堂永日绪论》中说：“余自束发受业经义，十六而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经义亦数万首。”(2)自北宋道学奠基以降的数百年间，对诗文给予如此高程度重视的，可以说绝无仅有。船山对诗歌的注意与人才陶养、世风迁转、时势隆杀等有莫大关联，这是不难发现的。当然，其中具体的阐说仍有待发之蕴。而对船山诗论的思理内蕴、分析脉络、概念或语汇肌理中潜藏的导向其晚期最根本的思想演进——对张载哲学与文章的再发现的具体路径和环节，则更是需要深入掘发的。

一、诸诗论著述年代考辨

在船山诸诗论中，《诗广传》《楚辞通释》及《姜斋诗话》的著述年代是比较确定的。其中，《姜斋诗话》中的《南窗漫记》作于戊辰年(1688)，《夕堂永日绪论》作于庚午年(1690)，《诗译》写作时间虽无明确标注，但详考其内容，应是晚年著述之余偶感的结集，是《南窗漫记》《夕堂永日绪论》同一时期的作品。《楚辞通释》作于乙丑年(1685)，船山于《序例》中亦有明白载记。(3)《诗广传》虽然没有船山的自序或自跋，但周调阳所见本书抄本末页有“癸亥闰月重定”六字。王孝鱼推测：“本书的写作时间，似在一六六八年之后。一六六八年秋，船山写成春秋世论和春秋家说，是年冬又写成续春秋左氏传博议。诗经和春秋的关系非常密切，不弄清春秋的情况，无法评论十三国风，所以很可能先集中精力完成了关于春秋的专门著作，然后才硏究诗经。”(4)以《诗经》与《春秋》关系密切，推测是在完成《春秋》的相关著作以后，即着手《诗经》的阐发，这一推测既无根据，也不合理。《诗广传》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学著作，而是船山诗歌论说的基础所在。换言之，船山是真正将《诗经》三百篇作为诗歌来理解和评判的。《诗广传》论诗的观点、语汇，与《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一致。比如对于刻露的诗风、文风，《诗广传》说：“言愈昌而始有则，文愈腴而始有神，气愈温而始有力。不为擢筋洗骨而生理始全，不为深文微中而人益以警。”(5)《古诗评选》评何邵《赠张华》云：“卲诗已入西晋窠臼。此作平缓，不为擢筋露骨之容，似欲开陶令之先。”(6)

船山对杜甫的评价，愈晚愈刻。撰成于戊申年(1668)的《春秋家说》中提及杜甫，尚无明显恶评：“故夷狄者，克以惩之，将自宾也；无以惩之，未能逞也。鄙夫怀猥邪之心，举国以与之谋，而后不可弭矣。郭子仪之用回纥，固危道也。杜甫未能知道，而花门之诗，有深思焉，其犹贤乎!”(7)而《诗广传》中对杜甫人品文章的苛议，则已近于刻毒：“若夫货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靦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8)由此一点，即可证明王孝鱼的推测是错误的。《诗广传》的撰作，应远晚于《春秋家说》的成书。《诗广传》的成书时间应以“癸亥闰月重定”(即1683年)为准。

《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三种，著述年代不详。周调阳根据湘西草堂初刻本《夕堂永日绪论》后所载王敔弟子曾载阳、曾载述附识三则，推测是作于庚午年(1690)前的几年：“船山评选的诗文有好多种，如《夕堂永日八代文评选》《夕堂永日八代诗评选》《古诗评选》《唐诗评选》《宋诗评选》《明诗评选》等等，不下十余种。编选的时间，曾载阳等仅仅说是暮年，没有指出具体时间。但就船山在《夕堂永日绪论》序中所说：‘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十万，经义亦数万首，既乘山中孤寂之暇，有所点定。’这个序作于1690年(庚午)，由此推测，他点定这些诗文的时间，当在1690年以前的几年。在山中孤寂多暇的时候，可能是在他六十七八岁时左右。”(9)

《夕堂永日绪论》序中所说的“山中孤寂之暇”，涵盖的时间是很宽泛的。《船山记》作于辛未深秋(1691)，文中称石船山为“吾山”：“予之历溪山者十百，其足以棲神怡虑者，往往不乏，顾于此阅寒暑者十有七，而将毕命焉，因曰此吾山也。”(10)据刘毓松《年谱》，船山筑湘西草堂于石船山是在乙卯年(1675)，距离辛未年首尾正好十七年。船山移居湘西草堂后，除因拒为吴三桂作劝进表而逃至深山约一年时间外，基本上都在石船山。这十几年的时间对于船山而言都属于“山中孤寂之暇”。

船山作诗选与友人刘近鲁(庶仙)有关。《小云山记》载：“予自甲辰始游，嗣后岁一登之，不倦。友人刘近鲁居其下，有高阁藏书六千余卷，导予游焉。”(11)甲辰年是1664年，船山四十六岁。曾载阳等《夕堂永日绪论》附识中的记述更详细：“子船山先生初徙茱萸塘，同里刘庶仙前辈近鲁藏书甚多，先生因手选唐诗一帙，颜曰：‘夕堂永日’。夕堂，子先生之别号也。继又选古诗一帙，宋元诗、明诗各一帙，而暮年重加评论，其说尤详。”(12)船山的历代诗选依凭的是刘氏藏书。船山《七十自定稿》中有己巳年《庶仙片纸见讯》一首，时船山已年过七十。船山与刘近鲁是姻亲，知交近三十载。刘氏家藏六千余卷藏书对于船山的学术和思想的开展有极大的助益。(13)

作于丙寅年(1686)的《述病枕忆得》中，船山回顾了自己早年习诗的历程：“崇祯甲戌，余年十六，始从里中知四声者问韵，遂学人口动。今尽忘之，其有以异于鷇音否邪。已而受教于叔父牧石先生，知比耦结构，因拟问津北地信阳，未就而中改从竟陵时响。至乙酉乃念去古今而传己意。丁亥与亡友夏叔直避购索于上湘，借书遣日，益知异制同心，摇荡声情而檠括于兴观群怨，然尚未即捐故习。寻遘鞠凶，又展转戎马间，耿耿不忘此事，以放于穷 年。”(14)船 山对诗理的关注起自少年，且终身未 变。(15)早 年曾想效法北地(李梦阳)、信阳(何景明)的诗风，未有所就即转向钟惺、谭元春开创的竟陵派。27岁(乙酉)开始有自己的诗歌追求。29岁(丁亥)避追捕于上湘，“借书遣日”，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的诗歌理解，然而无论创作实践还是诗歌评判标准，皆“尚未既捐故习”。

中华书局版《王船山诗文集》和岳麓版《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皆收有《夕堂戏墨》八种。杨坚先生在《编校后记》注中说：“‘夕堂戏墨’之编次，惟金陵本井然有序。其诗集落花诗、遣兴诗、和梅花百咏诗、洞庭秋诗、雁字诗、仿体诗及词集潇湘怨词首叶首行书名下分别刊有夕堂戏墨卷一至卷七字样，又愚鼓词书名下则注夕堂戏墨之八。……又刘审吾开列其家所藏船山著作钞本四十八种，第四十五种名九戏墨，当包括上述八种。据刘文，金陵刻书时其家曾‘出遗稿相授’，则金陵本所据或即刘氏之钞本。”(16)《夕堂戏墨》之编次应是船山自为。有明确撰述年份的《落花诗》《遣兴诗》《和梅花百咏诗》《洞庭秋诗》《雁字诗》和《潇湘怨词》，卷次先后完全依时间顺序。这符合船山编次诗作的习惯。《仿体诗》和《愚鼓词》虽没有注明撰作时间，但按卷次安排，应晚于《潇湘怨词》的写作，即完成于辛亥年(1671)之后。《愚鼓词》有和方以智《十二时歌》，语意谐谑，显然作于壬子年(1672)八月闻知方以智讣问前。《潇湘怨词》完成于乙巳上巳。因此，《仿体诗》和《愚鼓词》当作于1671年春至1672年夏这段时间。

《仿体诗》是效法江淹《杂体诗》而作。江淹《杂体诗》取李陵至汤休凡三十家诗，各拟作一首。关于《杂体诗》写作初衷，江淹于序中有明白阐示：“然五言之兴，谅非夐古。但关西邺下，既已罕同；河外江南，颇为异法。故玄黄经纬之辨，金碧沉浮之殊，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今作三十首诗，斆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17)合众家之“美并善”，是江淹拟古的用意。船山《仿体诗》之作亦有相同的旨趣：“昭代三百年间，诗屡变矣。要皆变其所变，徙倚于铢寸之顷。一羽而知全凤，亦知全鸡，其为翮本均也。偶为寻之，得三十八人，人仿一章。非必全乎形埒，想其用笔时，适如此耳。浅者循其一迹，以自树于宗风，一噱而已。”(18)从“徙倚于铢寸之顷”“一羽而知全凤，亦知全鸡”的说法看，船山此时对明代诗坛各家已有了整体的印象。但此时针对的主要还是“浅者循其一迹，以自树于宗风”的风气。(19)要破除“宗风”“门庭”对士人才性的束缚，故效法江淹《杂体诗》兼善众美的态度作《仿体诗》。《仿体诗》通过对明代三十八位诗人的拟作，凸显其遣词、达情、意象、韵律等方面的风格。对于后期诗歌选评和《诗话》中极力诋斥的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钟惺、谭元春等，《仿体诗》中并无贬黜之意。《仿体诗》一定是建立在对明代诗歌的广泛、细致的阅读基础之上的。这样的阅读体量显然有赖于衡阳刘氏的藏书。这一阶段，船山应该还没有选评历代诗歌的构想。

船山诗文拾遗中有《王敔诗草评示》一篇，其中王敔《怀音草自题》载：“己未春避乱山中，先大人授以陶令诗评及李杜二选，因又访寻六义之津，间有所作，呈先大人评示。”(20)己未年(1679)船山因吴三桂兵败、清兵进据衡州避乱于楂林山中。从王敔的记述看，此时历代诗选应已完成，但诗评只完成了部分。之所以以陶潜诗评、李杜诗选授王敔，应该是出于教育的目的。概当时士人学诗率多由陶诗和李杜诗入手。此时船山尚未以学杜为时弊。《古诗评选》于杜甫，仅论其诗歌造诣，不涉人格评判；《唐诗评选》中，亦尚未以学杜为歧途，只是强调学杜者之不善学，(21)于杜甫的品格亦无贬抑；至《明诗评选》则径以学杜为非，(22)且于杜甫人品已语涉轻蔑，(23)当然尚未至《诗广传》无所讳避的指斥辱诋的程度。(24)从对杜甫评价的愈益苛酷看，《诗广传》应作于《明诗评选》之后。

依上述考辨，可概括船山诗学历程：16岁(甲戌)始学诗。受教于叔父牧石先生，向慕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等)，但为竟陵(钟惺、谭元春)诗风笼罩。29岁(丁亥)形成了自己基本的诗歌理解，但仍未脱旧习。46岁起于友人刘近鲁家广泛阅读，所造益深。53岁(辛亥)效江淹《杂体诗》作《仿体诗》，旨在对崇尚“宗风”“门庭”的时风有所矫正。此时尚未有评选历代诗歌的想法。历代诗选应完成于60岁(戊午)避乱山中之前。61岁(己未)时已完成《古诗选》的部分评点。《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应完成于61岁返回湘西草堂至62岁(庚申)作《六十自定稿序》前。(25)《诗广传》作于62岁，重定于63岁(癸亥)。《楚辞通释》撰成于67岁(乙丑)。《南窗漫记》《诗译》《夕堂永日绪论》等则是船山70岁以后，对其诗学所作的总结。本文旨在讨论船山诗学与其晚期思想发展的关系，因此主要关注历代诗选评、《诗广传》和《楚辞通释》，即其61岁至67岁的诗学著作。

二、诗之蕴藉与“君子词”的提出

船山29岁(丁亥)已确立起“异制同心，摇荡声情而檠括于兴观群怨”的整体诗歌理解。所谓“异制同心”，即在船山看来，不管何种体裁，诗的本质都是一致的。船山说：“古今有异词而无异气。气之异者，为嚣，为凌，为荏苒，为脱絶，皆失理者也。以是定诗，三百篇以来至于今日，一致而已。”(26)又，“呜呼，知古诗歌行近体之相为一贯者，大历以还七百余年，其人邈绝，何怪‘四始’‘六义’之不日趋于陋也!”(27)诗的本质在于以“声情”动人，收敛约束(檠括)以兴、观、群、怨。以兴、观、群、怨为诗的功能，显然是以孔子对《诗》的作用的阐显为依据的。

诗以达情，以声情动人。说理、记事等都不是诗所应着意的。船山之所以对于杜甫“诗史”之称极尽讥评，根本理由在于以诗为史，则诗、史并废：

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之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桎人情，以揜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28)

本性中固有的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等，应由《易》《书》《春秋》等承载。彼不能代诗达情，诗亦不能代彼言理、论政、叙事。

诗之“可以兴”，即以声情动人而有所鼓舞。情，实也。非实则无以动人。故于一切夸张做作之词，船山皆深斥之。奖孟浩然之“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抑杜甫之“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因为杜句“汗漫崚嶒”，夸张过甚。评杜甫《旅夜书怀》，以“星随平野阔，月湧大江流”为“一空万古”，奖“名岂文章著”为“好句”，却以“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为“大言无实”。对于种种故作豪雄慷慨的诗章，船山尤深恶痛绝：

咏荆轲诗古今不下百首，屑屑铺张，裹袖揎拳，皆浮气耳。惟此蕴藉舂容，偏令生色。余不满太白经下邳圯桥诗，正以此故。以頳涂面，挂发为髯，优人之雄，何足矜也!(评左思《咏史》)(29)

才是雄浑，才是悲壮。七才子，优装关羽耳。(评徐渭《龛山凯歌》)(30)

无内在情实的扮英雄状，即使动人，所鼓动的也不过是虚浮轻躁之气。《唐诗评选》于五言近体中选张巡《闻笛》一首：“岧嶤试一临，虏骑附城阴。不辨风尘色，安知天地心?门开边月近，战苦阵云深。旦夕更楼上，遥闻横笛音。”船山评曰：“一事开合，弘深广远，固当密于柴桑，纯于康乐也。三、四下句简妙，寓曲于直，不许庸人易解。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此何等时，而云‘试一临’，云‘旦夕’‘遥闻’：忠孝深远人游刃有余，不甚张皇将作惊天动地事。谢太傅见桓温时正似此。文山燕狱诗未免借气以辅志。‘死有重于太山’，非躯命之谓。躯命鸿毛，何所其不悠然耶?”(31)真正刚烈的人，是不会摆出一副惊天动地的张皇模样的。

所谓“可以观”，盖因诗是民风民情的表露。观诗可以体民情之微、察治乱之机。为政之刻慢淳薄以及与之相关的衰王兴亡，皆可于诗观焉：

郑之诗能使人思，齐之诗能使人作。能使人思，是故其淫也、犹相保而弗相弃也。能使人作，是故其夸也、一往有余而意不倦也。思而不能使人思，作而不能使人作，虽以正而国，罔与图功。故《还》之“儇好”，无异于《清人》之翱翔，而哀乐异音，衰王异气，安危异效；齐之足以霸也久矣，桓公乘之，不劳而搂诸侯如拾也。郑无岁不受兵而不亡，抑有以夫!(32)

诗出于民情民风，亦能摇荡鼓动民心，如郑诗之思能使人思、齐诗之作能使人作。诗之可以观中亦蕴涵可以兴之意。

历代诗中，船山于宋诗及明季的竟陵派憎恶极深。对于东坡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尤多讥刺。(33)论者往往以为船山对于宋诗(特别是东坡)的苛论是有激而发，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仍需注意船山的诗歌选评对于诗歌自身尺度的强调。比如选陶潜五言古，即强调“以诗存诗”而非“以陶存陶”。船山晚期于诗体特重五言古体，就这一体裁而言，晋宋所达到的高度远非唐诗所及。这不是船山个人的见地，明代诗论中持此议者不在少数。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之论，船山在诗歌选评中屡次述及。就船山而言，六朝虽不竞，犹未沦于异族之手。宋、明二代却亡于非类。以此观宋诗、明诗中反映出的士气民风，以及宋诗和明诗对士民性情的煽惑败坏，船山之痛是可以想见的：

《子夜》《读曲》等篇，旧刻乐府，既不可登诸管弦，虽下里或讴吟之，亦小诗而已。晋、宋以还，传者几至百篇。历代艺林，莫之或采。自竟陵乘闰位以登坛，奖之使厕于风雅，乃其可读者一二篇而已。其他媟者如青楼哑谜，黠者如市井局话，蹇者如闽夷鸟语，恶者如酒肆拇声，涩陋秽恶，稍有须眉人见欲哕。而竟陵唱之，文士之无行者相与斅之，诬上行私，以成亡国之音，而国遂亡矣。竟陵灭裂风雅、登进淫靡之罪，诚爲戎首。而生心害政，则上结兽行之宣城，以毒清流；下传卖国之贵阳，以殄宗社。“凡民罔不譈”，非竟陵之归而谁归耶?推本祸原，爲之眦裂。(34)

钟惺、潭元春《古诗归》《唐诗归》自万历末年编成以来，盛行一时，笼罩明末清初诗坛三十余年。(35)明季士风，船山是有切肤之感的。一代风教之陵夷，其肇启非只一端，然相煽成风，朝野几无弘忍勇毅、任重持远者，诗教之颓靡安能自外于罪愆?船山持论虽激，其中实有孤心独见、深切著明者存焉。

诗“可以群”“可以怨”在船山诗学里是紧密关联的。其诗歌评选中每有“群怨俱宜”“可群可怨”“群怨皆宜”的评语。对于群与怨的关系，《诗广传》中有深入的阐发：

方在群而不忘夫怨，然而其怨也旁寓而不触，则方怨而固不失其群，于是其群也深植而不昧。(36)

怨是不可免之情。隐匿怨之情，借以维持表面的和谐，并不利于群的形成和巩固。不匿怨，亦不因怨而相互抵触，怨而不失其群，方能深植于群中。

怨体现在诗中，不应是诅咒，不应是“抢地呼天”的怨词。船山评卓文君《白头吟》一则，对怨妇般的怨词有酷肖的比拟、讥刺：

亦雅亦宕，乐府绝唱。捎着当日说，一倍怆人。《谷风》叙有无之求，《氓》蚩数复关之约，正自村妇鼻涕长一尺语。必谓汉人乐府不及三百篇，亦纸窗下眼孔耳。屡兴不厌，天才欲比文园之赋心。(37)

既使是《诗经》，也有村妇的怨诽之词。船山论诗，虽以《诗经》三百篇为根本尺度，但并不盲目推尊。除上文中提到的《谷风》《氓》以外，《蒸民》《韩奕》也被船山指为“乖音乱节”。

故船山于诗崇尚“蕴藉”“敛度”“忍力”，贬斥“褊躁”“刻露”“酸馅”，以为雅俗之大防。(38)一切“山人”“措大”“浪子”“经生”之词，“村巫傩歌、巷塾对偶、老措大试牍、野和尚偈颂”等，皆风雅之贼。(39)

诗有“蕴藉”“敛度”“忍力”，方能兴、观、群、怨，所谓“君子词也”。“君子词”或“君子辞”的提出，是船山晚期思想演进的一大关节。“君子辞”在船山著作中最早见于59岁时撰成的《礼记章句》。(40)那节文字强调的是：君子斋戒当止色，言色兼言声，则更为谨敬，故以“止声色”为君子辞。这与后来的用法有质的区别。《诗广传》中明确以诗之可群可怨为君子词：

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然且仅为共世子而不足以孝，奚况斥其私昵之蛊，迻过以自旌，而激其不相下之势哉?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唯其为君子词也。(41)

船山这段议论是对《棠棣》的发挥。处父子兄弟之际，即使厚如申生，亦仅能称为“恭”，而不能许以“孝”，何况讦其“私昵之盅”?蕴藉温厚、可群可怨之诗，方是“君子词”的典范。在历代诗评选之后，《诗广传》在经学的高度上对其中的种种洞见做了总结。“君子词”是船山对所选历代诗歌评价的凝练而自觉的表达。

从诗学中逐渐形成的文章自觉，对船山晚期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说文广义》《船山经义》《俟解》等完成后，他开始留意于张载的《正蒙》。《船山全书》本《张子正蒙注》是以船山十二世孙王鹏家藏抄本为主要底本的。夏剑钦先生在《编校后记》中对这一抄本做了较详细的描述：“钞本末叶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成 庚午季夏月重订’小字一行。按乙丑孟春月下旬丁亥为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正月二十七日，是年船山六十有七；庚午季夏月为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六月，时船山已七十二岁。……正楷体势端严凝重，点画结构一丝不苟，笔致与传世之船山手迹显考武夷府君行状、显妣谭太孺人行状、自题墓石、传家十四戒及噩梦等完全相同，其为船山手迹，似无可疑。”(42)据此，则《张子正蒙注》初稿成于《周易内传》之前。其中屡见对“君子词”的强调，如：“坎、离其象也，皆以阳为主，君子词也。”(43)在“辞不鼓舞，不足以尽神”注解中说：

君子之有辞，不徇闻见，不立标榜，尽其心，专其气，言皆心之所出而气无浮沮，则神著于辞，虽愚不肖不能不兴起焉。(44)

此节对“君子辞”的阐发，仍有明显的船山诗学话语的痕迹。当然，在《正蒙注》和《周易内传》中，“君子词”更多地指向奖阳抑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开始成为其晚期《易》学的根本原则之一。船山晚年数赞张子《易》学：“至哉张子之言曰：“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45)又，“故善言易者，其惟张子乎!”(46)船山晚年对张载的再认识，与其诗学中逐渐发展出的对“君子词”的自觉，实有莫大的关联。

三、理气与神气：哲学话语的转变

船山论诗，每以“生气”“生理”立说。如评价萧子良《登山望雷居士精舍》“生气绵连，正不在肤血间也。”(47)对于蔡孚《打毬篇》，船山更同时言及“生气”和“生理”：

矜气中自有朴气，故知齐梁虽靡于汉晋，而生理自固。开元以降，雕琢苛细，靡乃已甚；降及元和，剥削一无生气，况生理耶?俗论不以为然，总牵臂入鬼录。(48)

对于皎然的《诗式》以及由此而来的“钩锁”“照应”“起承转收”之类章法格式，船山皆以为“诗害”，都是画地为牢、戕贼生气。诗本出于性情，一旦以格式拘束，则必自缚缚人。对于一代士风之陶养，为害非浅。

与论诗之言“生气”“生理”相关联，船山还常以内丹学话语评点诗歌。如“末二句写生于神君气母，不徒巧也；”(49)又“不知是姹女，是婴儿，是河车，但一片明牕尘耳。”(50)

对于丹道，船山总体持批评的态度。自早期的《周易外传》驳魏伯阳《参同契》的易学，到《礼记章句》斥魏伯阳、张平叔为“邪说”，再到暮年的《张子正蒙注》《思问录》称魏伯阳、张平叔“钳魂过魄”之说为“鄙”，始终一贯。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持续批判的同时，船山从中岁开始，却屡有与丹道有关的著述。《夕堂戏墨》卷一有《寄咏落花十首》，其中已有“丹灶烟轻飞武火”“黄牙出险卦临屯”这样间用丹道语词的诗句。《咏落花诗》作于辛丑(1661)。《夕堂戏墨》第二卷为《遣兴诗》《广遣兴诗》，据卷首短序，两组诗作于癸卯(1663)。(51)《遣兴诗》为和甘蔗生(薛始亨)所作，内容多是以诗言丹道，隐语喻象皆难索解。《老子衍》作于乙未(1655)，至壬子(1672)曾重定，“参魏伯阳、张平叔之说”，(52)则也与丹道有关。船山丹道论述最直接且集中的是《愚鼓词》。《前愚鼓乐》为“梦授”，《后愚鼓乐》则为“译梦”，即对“梦受歌旨”的阐发。《后愚鼓乐》凡十六阕，题目为“炼己”“黄婆”“采药”“刀圭入口”“大还”等，已全然是丹道的理解和领会了。根据前面的考证，《愚鼓词》应作于辛亥、壬子之间，与船山重定《老子衍》的时间相近。成书于乙丑的《楚辞通释》中，船山以丹道释《远游》：

远游极玄言之旨，非诺臯、洞冥之怪说也。后世不得志于时者，如郑所南、雪菴，类逃于浮屠。未有浮屠之先，逃于长生久视之说，其为寄焉一也。黄老修炼之术，当周末而盛，其后魏伯阳、葛长庚、张平叔皆仿彼立言，非有创也。故取后世言玄者铅汞、龙虎、炼己、铸剑、三花、五炁之说以诠之，而不嫌于非古。(53)

《楚辞通释》撰作时间与《张子正蒙注》初稿、《周易内传》基本同时，由此可知，对丹道的注意一直延续到船山最后阶段的思想和写作当中。换言之，从中岁(43岁)开始，船山研究、思考道教内丹学近三十载。虽然船山并不沉迷于长生久视之术，但相关的领会和写作毕竟对他的哲学思考和话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于辛丑(1661年)的《续落花诗》中有“狡狯苍天可谥荒”的诗句。(54)以“狡狯”说天，在宋以降的儒家哲学传统中，可以说绝无仅有。而这在船山诗文中，并非偶然出现的戏语。《七十自定稿》中有《雨夕梦觉》二首，其二《次前韵广之》曰：

生气纷去来，屈伸无能挠。腐儒分梦醒，离析恣智巧。画鸡厌元旦，冶铜铸刚卯。辟火养鸊鹈，驱疟挂蟹爪。庚申囚彭倨，己丑讣陈鲍。趁火萤尻张，垂涎瓠项拗。染指易为瞋，老拳竞相饱。疗妬仓庚烹，呪鬼鸺留煼。唾星酿流光，占吉灼羊骹。渐老尝已熟，观物觉已稍。石女孕自生，铁牛蟁漫齩。因之参寥游，不畏苍天狡。(55)

这首诗作于乙丑。“生气纷去来，屈伸无能挠”与《张子正蒙注》的思想相呼应。“不畏苍天狡”的观念，提示我们船山后期对天人关系思考的复杂性。其中明显有道教思想的影响。除天人观外，道教内丹学的观念也渗透进船山后期全生全归的思想内涵当中。

船山研思丹道的时间与其诗学形成和确立的时间大体重叠、交织，这也使得他的两方面著作的思理和话语等相互融汇、相互发明。其评蔡羽五言古诗《钱孔周席上》云：

炼液得精易；炼精得气难；炼气得神，则晋、宋以下吾未之见也。(56)

丹道的思理、话语熔炼入诗歌的理解当中，传达出一般的诗论语汇难以启及的精妙领会。

更为重要的是，道教内丹学中神与气的概念开始频繁出现于船山诗评，如“七言之制，遣句既长，自非骀荡流连，则神气不能自举。”(57)历代诗歌选评中渗透的与丹道交涉的思理、话语，至《诗广传》开始上升为理性的概念自觉。在解释《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时，船山论曰：

虽然，亦奚数之不可数、类之不相应者乎?形有数，理未有数，理无数，则形不得而有数。气有类，神未有类，神无类，则气不得而有类。是故由形之必有理，知理之旣有形也；由气之必有神，知神之固有气也。形气存于神理，则亦可以数数之、类应之也。故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觌其形、感其气之谓也，是以辞诚而无妄也。(58)

在这段话里，神、气、理、形、数、类等概念在自觉的思辨中构成了一个有内在肌理的系统，用来解释“文王在上，於昭于天”的合理性。

《周易外传》和《读四书大全说》中，都没有将神、气关联起来作为分析性概念使用的情况。虽然理、气的概念在船山著作中的广泛使用始终一贯，但神的概念在其哲学话语中由自发的、偶然的使用到作为思理之枢纽的自觉统摄，使得其哲学思想的概念架构和义理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而是否强调神这一概念、甚至以神为哲学体系的最高概念，正是张载与二程最根本的分歧之一。(59)

船山中岁开始的对于历代诗歌的广泛阅读，交融着对士气、民风、世势隆杀的关切。戊午(60岁)开始作历代诗选、诗评，其中对丹道思理、语汇的大量借用，影响、改变了他的话语惯习，这在《诗广传》的撰作修订中达到了自觉的高度。神气概念开始成为体系的核心，早期的理气架构也被赋予新的内涵。这恐怕是他晚期再发现、再认识张载的更根本的原因。哲学总是特定的语言边界所蕴涵的思想潜能的实现，而对于作为历史性思想主体的哲学家而言，语言边界意味着偶然的生存际遇敞开的文本和语境的限定。船山留下的文本和思想世界，构成了今天尚待敞开的新的限定，同时也意味着新的思想的可能。

注释
(1)除古诗、唐诗、明诗外，船山还有宋诗评选和词选等著作，惜乎未能传世。萧度《船山古近体诗评选总序》：“惜乎《宋诗评选》，兵燹之余悬购求，卒无应者。”(王夫之：《古诗评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12页)船山于宋诗贬抑极深，于古诗、唐诗、明诗等选评中均有零星议论，其中或不无有激而发者。然船山对于诗歌的评价更多的是以诗歌本身为尺度的。《宋诗评选》的散佚，不能不说是船山诗学的一大缺憾。
(2)戴鸿森：《姜斋诗话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8页。
(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岳麓书社，2011年，第209页。
(4)王夫之：《诗广传》，中华书局，1964年，第1页。
(5)王夫之：《诗广传》，第37页。
(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692页。
(7)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五册，第213页。
(8)王夫之：《诗广传》，第22页。
(9)周调阳：《王船山著述考略》，《王船山学术讨论集》，中华书局，1965年，第501页。1939年湖南五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曾从衡阳县刘邓氏处获缴船山遗稿七种十二册。1951年湖南省文物委员会在邵阳县东乡太平曾家收得船山遗著抄本十一种。这两批抄本为周调阳亲见，且用当时的刻本对校过。基于这一特定的背景，周调阳《王船山著述考略》对于了解船山著作的成书、传抄及刻版流通有重要的价值。周调阳关于船山著作成书年代的意见，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10)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第40页。
(11)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第42页。
(1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401页。
(13)衡阳刘氏藏船山著作抄本亦最富，计四十余种。曾国藩搜刻船山遗书时将遗稿借出，后仅归还《诗广传》等数种。《王船山学术讨论集》，第509-510页。
(14)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第508页。
(15)甚至早于他对《周易》的重视。《周易内传发例》说：“夫之自隆武丙戌，始有志于读《易》。戊子，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683页。
(1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1033页。
(17)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中华书局，2006年3月，第136页。
(18)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第485页。
(19)对于所谓“宗风”“门庭”，船山在晚岁有更深刻的分析和批判。于“宗风”，《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云：“自新学横行，以挑剔字影、弄机锋、下转语为妙悟，以破句断章、随拈即是为宗风，于科场命题亦不成章句。”(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868页)于“门庭”，更是数加针砭，如《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诗文立门庭使人学己，人一学即似者，自诩为‘大家’，为‘才子’，亦艺苑教师而已。高廷礼、李献吉、何大复、李于麟、王元美、钟伯敬、谭友夏，所尚异科，其归一也。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局格，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自缚缚人，谁为之解者?”(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831页)
(2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925页。
(21)《唐诗评选》：“俗子或喜其近情，便依仿为之，一倍惹厌。大都读杜诗学杜者皆有此病。”《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915页。又，“宋以下学杜人，舍其狗马而学鬼魅，尽古今人求一为之难者不易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956页)
(22)《明诗评选》：“彼学杜学元、白者，正如蚓蠖之行，一耸脊一步;又如蜗之在壁，身欲去而粘不脱。苟有心目，闷欲遽绝。”(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1207页)
(23)《明诗评选》：“悲而不伤，雅人之悲故尔。古人胜人，定在此许，终不如杜子美愁贫怯死，双眉作层峦色像。”(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1254页)
(24)《诗广传》：“呜呼!甫之诞于言志也，将以为游乞之津也，则其诗曰“窃比稷与契”;迨其欲之迫而哀以鸣也，则其诗曰“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唐虞之廷有悲辛杯炙之稷契，曾不如嘑蹴之下有甘死不辱之乞人也。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王夫之：《诗广传》，第23页)又，“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王夫之：《诗广传》，第32页)
(25)《六十自定稿序》：“五十以前，不得者多矣。五十以后，未敢谓得。一往每几于失，中间不无力为檠括，而檠括之难，予自知之，抑自提之。”(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第190页)“檠括”一词是船山自造语，作动词用是“收敛约束”之意。《仿体诗》及历代诗选评皆是其“力为檠括”的具体体现。《五十自定稿》《七十自定稿》分别辑成于50岁和70岁，只有《六十自定稿》62岁才辑成。盖因避乱山中并评点历代诗选而推延。
(2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666页。
(27)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885页。
(2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1440-1441页。
(2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685页。
(3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1616页。
(31)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1025页。对于张巡，船山褒其忠节，奖其全“江、淮千里之命”之功，然于其食人，则显斥之以“不仁”、明言其为“君子所不忍言”：“守孤城，绝外救，粮尽而馁，君子于此，唯一死而志事毕矣。臣之于君，子之于父，所自致者，至于死而蔑以加矣。过此者，则愆尤之府矣，适以贼仁戕义而已矣。无论城之存亡也，无论身之生死也，所必不可者，人相食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册，第872页)
(32)王夫之：《诗广传》，第44页。
(33)《古诗评选》：“谓唐人起六代之衰，其将谁欺!”(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523页);又，“安得起六代入于地人，一拯唐人之衰也!”(同上，第621页)
(3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617页。其中的“兽行之宣城”指汤宾尹，“卖国之贵阳”指马士英。
(35)钟惺、谭元春：《诗归》，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
(36)王夫之：《诗广传》，第124页。
(37)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494页。
(38)《明诗评选》：“英雄蕴藉;不蕴藉而以英雄，屠狗夫耳。北方之为诗者以之。”(同上，第1166页)
(3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78页。
(40)《月令章句》：“‘止色’而兼言‘声’者，君子辞也。”(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四册，第406页)
(41)王夫之：《诗广传》，第73页。
(4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390-391页。
(4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64页。
(44)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78页。
(45)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653页。
(4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第281页。
(47)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62页。
(48)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890页。
(49)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621页。
(50)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1223页。
(51)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第423页。
(52)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三册，第16页。
(53)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208页。
(54)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第409页。
(55)王夫之：《王船山诗文集》，第243页。
(56)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1310页。
(57)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542页。
(58)王夫之：《诗广传》，第112页。
(59)程颐说：“仲尼于论语中未尝说神字，只于易中，不得已言数处而已。”《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第165页。程子针对的显然是张载，只是出于避讳，未明白点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