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宋朝的朝堂上也有左右派？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赐稿

          节选自 吴钩《宋潮：变革中的大宋文明》一书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三月初五日辛丑

          耶稣2025年4月2日

今人习惯将保守派称为“右翼”，将变法派称为“左翼”。巧的是，宋人有时也使用“左右”的概念来形容元丰党人与元祐党人这两大阵营。

绍圣初，哲宗亲政，锐意绍述，起用元丰党人，支持变法的章惇被召回朝廷，拜为宰相。章惇从湖州回京，途经山阳县，当地官员都来拜谒，明州通判陈瓘当时在山阳，也“随众谒之”。章惇“素闻瓘名，独请登舟，共载而行”。二人遂在江上小舟展开了一场关于施政之道的对话。

章惇向陈瓘讨教“当世之务”。陈瓘说：“请以所乘舟为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则可行矣。”章惇听后，“默然未答”。陈瓘反问他：“上方虚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问将欲施行之序以何事为先？何事为后？”章惇说：“司马光奸邪，所当先辨。”陈瓘说：“相公误矣，此犹欲平舟势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将失天下之望矣。”

陈瓘又“极论熙丰、元祐之事，以为元丰之政，多异熙宁，则先志固已变而行之。温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说，行之太遽，所以纷纷至于今日。为今之计，惟当绝臣下之私情，融祖宗之善意，消朋党，持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熙丰、元祐为说，无以厌服公论，恐纷纷未艾”，“譬如此舟，移置之左，则左重，移置之右，则右重，俱不可也”。

按陈瓘的说法，熙宁变法，专任新党，排斥旧党，就如江中行舟，众人都坐在舟之右侧，舟有“右倾”之险；元祐更化，司马光悉罢新法，专用旧党，相当于将众人全部安排坐到舟之左侧，舟又有“左倾”之险。现在章相公还朝，又欲“移左以置右”，只怕舟势又无法平衡了。执政之道，应该是消朋党，持中道，不偏不倚。

陈瓘“辞辩渊源，议论劲直”，章惇虽然觉得“迕意，亦颇惊异，遂有‘兼取元祐’之语，留瓘共饭而别”。但章惇执政后，实未“兼取元祐”，而是将元祐党人悉数放逐，白白浪费了陈瓘的苦口婆心。

后徽宗继位，陈瓘又上书与皇帝论治道：“今所以保四海而固天禄者，在允执厥中以奉天而已，无过不及之谓中，不高不下之谓中，不左不右之谓中。”希望徽宗平衡左右，取中道而行。

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宰相曾布也跟徽宗说：“元祐、绍圣两党皆不可偏用。臣窃闻江公望尝为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轼、辙，右不用京、卞。’缘此等人在朝，决不免怀私挟怨，互相仇害，则天下士类为之不安。士类不安，则朝廷亦不安矣。愿陛下深思熟计，无使此两党得志，则和平安静，天下无事，陛下垂拱而治矣。”当时苏轼、苏辙兄弟隐然是元祐党人的领袖，蔡京、蔡卞兄弟则是元丰党人的中流砥柱。曾布认为，这两对兄弟，一左一右，均不可偏用。

我们现在习惯将曾布列入变法派，不过曾布自己却以“中立”自命，他曾自谓：“布自熙宁立朝，以至今日，时事屡变，惟其不雷同熙宁、元丰之人，故免元祐之祸；惟其不附会元祐，故免绍圣之中伤，坐视两党之人反覆受祸，而独泰然自若，其自处亦必粗有义理，以至处今日风波之中，毅然中立，每自谓存心无愧于天，无负于人。”

曾布跟皇帝说“左不可用轼、辙，右不用京、卞”时，宋徽宗“颔之而已”，是点头表示同意的。但吊诡的是，到了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徽宗一日单独留下曾布，给他看一幅变法派小将邓洵武进献的《爱莫助之图》，“其图如史书年表，例为旁通，分为左右。自宰臣、执政、侍从、台谏、郎官、馆阁、学校，分为七隔。左曰绍述，右曰元祐，左序助绍述者，宰相执政中，温益一人而已，其余每隔止三四人，如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是也；右序举朝辅相、公卿、百执事皆在其间，至百余人。”

邓洵武将此图命名为“爱莫助之图”，用意很明显：“陛下方绍述先志，群臣莫助之者”，因为陛下现在所任用的官员，除了温益、赵挺之、范致虚、王能甫、钱遹屈指可数的几名元丰党人（列于图之左序）之外，其余的全都是元祐党人（列于图之右序）。

邓洵武又在《爱莫助之图》的左序“别立一项，用小帖揭去”，这是邓洵武建议的宰相人选，是扭转乾坤的关键人物，不过其姓名被邓洵武用小帖子覆盖住。曾布问其人为谁。徽宗说：“洵武言，非相蔡京不可，以不与卿同，故揭去。”此时，宋徽宗已决意要拜蔡京为相，绍述父兄之志。

这幅《爱莫助之图》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邓洵武将元祐党人名单列于右序，将元丰党人名单列于左序，正好跟今人称保守派为“右翼”、革新派为“左翼”相吻合。这自然是一种巧合，因为陈瓘与曾布则将元祐党人列为“左”，将元丰党人列为“右”。宋人显然不会晓得现代政治学说的“左右翼”概念，不过，如前所述，不只一位宋朝士大夫会用“左右”来形容元丰党人与元祐党人，至于谁为左，谁为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左右”均偏离了中道，是各执一端。

除了“左右”，宋人还常常使用“中”的概念来描述一种理想的执政路线。中，即不左不右，不偏不倚，换句话说，就是平衡左右派，兼用元丰与元祐党人，兼取新旧法。美国汉学家伊沛霞将建中靖国年间的兼用元丰、元祐党人解释为“建立联合政府”，堪称是精妙的概念转译。可惜啊，宋人虽知中道可贵，不可偏颇，但知易行难，“建中靖国”仅仅一年，便被执其一端的“崇宁”所代替，恰如一首宋诗所言：“中道难行古已然，东边扶起又西边。”未免令人叹息。

我们将宋人的这一首咏史诗改动几个字，变成“中道难行古已然，右边扶起又左边”，可能更加切合北宋后期的党争特点。因为，如果我们去了解元丰党人与元祐党人各自的政治主张，看看他们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恰恰如同近代左右翼政党的分野。

旧党领袖司马光与新党中人吕惠卿有过一次辩论。熙宁二年（1069），吕惠卿任经筵讲官，他在给神宗皇帝讲课时，借机鼓吹变法：“法不可不变，先王之法，有一岁一变者，‘正月始和，置于象魏’是也；有五岁一变者，‘五载一巡守’，‘考制度于诸侯’是也；有一世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有百世不变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是也。”

司马光则提出反驳，称吕惠卿对经史的理解是错误的：“正月始和，置于象魏者，乃旧章也，非一岁一变也。……天子恐诸侯变礼易乐，故五载一巡守，有变乱旧章者，则削黜之，非五岁一变法也。刑罚世轻世重者，盖新国、乱国、平国，随时而用，非一世一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之意，当然不是想与吕惠卿讨论学术问题，而是要向皇帝表明观点：不可轻易变法。

王安石与司马光，北宋左右派的领袖

司马光与王安石也有过辩论。熙宁元年（1068），王安石、司马光在迩英殿奏对，司马光说，国家当务之急，是节省冗费，比如郊赉（郊祀后给大臣的例行赏赐），可免就免。王安石则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司马光说：“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邪？”王安石说：“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司马光又说：“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王安石则说：“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反驳说：“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

总而言之，司马光主张“轻租税、薄赋敛”，王安石则认为“此皆腐儒之常谈，不足为”，尽管没有明言加税，但其广开财源的财税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苏辙的思想转变也折射出元丰党人与元祐党人的政见差异。我们都知道，苏辙是元祐党籍中有名的人物，不过年轻时他的思想非常激进，如同一名狂热的左翼文青，王安石变法之初，苏辙还入三司条例司协助变法。

王安石变法的旗号之一是“抑兼并”，即运用国家力量调节贫富差距，他有一首《兼并》诗，表达的正是摧抑兼并的政治理想：“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以媮，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

青年苏辙的思想与王安石《兼并》诗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曾向仁宗皇帝进策论：“臣闻古者，天下皆天子之人，田亩之利、衣衾之用，凡所以养生之具，皆赖于天子。……至于末世，天子之地转而归于豪民，而天下之游民饥寒朝夕之柄，天子不恤，而以遗天下之富贾。……愚以为，当今之势，宜收天下之田，而归之于上，以业无田之农夫，恤小民之所急，而夺豪民假贷之利，以收游手之用。故因其所便而为之计，以为莫如收公田而贷民急。”这番言论，简直就是王安石《兼并》诗的注脚。

但苏辙晚年，已成为一名著名的保守派，对王安石的《兼并》诗与抑兼并主张又提出猛烈批判：“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及其得志，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富民之利焉可夺？“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亦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你看，此时的苏辙跟年轻时判若两人，与王安石也早已分道扬镳。

南宋叶适提过跟苏辙差不多的观点：“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以扶贫弱者，意则善矣”，然而不可推行，因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小民之无田者，假田于富人；得田而无以为耕，借赀于富人；岁时有急，求于富人；其甚者佣作奴婢，归于富人；游手末作，俳优技艺，传食于富人”，“富人为天子养小民，又供上用，虽厚取赢以自封殖，计其勤劳，亦略相当矣”，“故臣以为，儒者复井田之学可罢，而俗吏抑兼并富人之意可损”。叶适是旧党的同情者，对熙丰变法多有批评。

元丰党人毫无疑问是重商主义的践行者，强烈主张政府积极介入、干预市场，熙宁变法的“市易法”，即国家在城市设立市易务（相当于官营商贸公司、官营城市商业银行），通过“贵买贱卖”的方式调控市场、干涉物价、限制市场自发的定价权力，并从中赚取商业利润，同时，市易务也利用官方本钱向商户提供贷款，收取二分利息。叶适对这样的经济干预政策很不以为然，他说：“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

元丰党人对国家福利的推行也相当积极，我们以前讲过宋朝政府救济贫民的福利体系，这个福利体系主要是在熙宁、崇宁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而且在蔡京执政期间达至鼎盛状态：“崇宁初，蔡京当国，置居养院、安济坊。给常平米，厚至数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头，具饮膳，给以衲衣絮被。……三年，又置漏泽园。……诸城、砦、镇、市户及千以上有知监者，依各县增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我们应该注意两点：其一，元丰党人对贫民福利的关注，与其“振乏绝，抑兼并”的施政纲领是密切相关的；其二，福利政策离不开充盈的财政收入提供支撑，而元丰党人恰恰追求“藏富于国”，因而才有更多的财政拨款投入福利建设。

说到这里，我们会恍然发现，丰元党人的施政理念多么像近代左翼政府：倾向于变革，支持国家干预经济，追求财政收入增长，主张以国家权力调节贫富差距，重视贫民福利。而元祐党人（及其同情者）多么像近代右翼政府：倾向于保守，主张轻赋薄敛、藏富于民，反对国家与民争利，承认贫富差距具有历史合理性，反对政府“劫富济贫”。

可以说，熙丰—绍圣—崇宁时期的宋朝政府，是左翼政府；元祐政府是右翼政府；建中靖国时期则出现了短暂的左右翼联合政府。

这是宋代党争（严格来说，是北宋党争）全然不同于其他王朝之朋党的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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