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德终始”到“大一统”历史认识的嬗变

作者：韩雨默（黑龙江大学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四月初一日丁卯

          耶稣2025年4月28日

中国古代王朝用以标识自身“正统性”的“政治符号”多种多样，包括传国玺、封禅、符谶等。其中，五德（五行）是重要的符号之一。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正统理论，“五德终始”学说至金代发展至巅峰，不仅产生了《大金德运图说》一书，且关于德运的讨论贯穿金朝中后期。金朝之后，“五德终始”学说迅速走向衰落。作为“政治符号”的“五德”跌落神坛，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大一统”格局的最终确立。

金朝以德运作为正统标识

“五德终始”学说首创于战国时期的邹衍，各王朝为标榜正统，皆按照木、火、土、金、水五行（五德）相生相克的关系为本朝确定德运，遂成为象征王朝正统性的“政治符号”。金朝建立后，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亟须思考政权的正统性问题。议定“德运”、身居“中国”是正统的必要条件。金朝此时已占据中原地区，居于“中国”，因而“德运”便成为金朝标识自身“正统”身份最重要的政治符号。

据《大金德运图说》记载，金章宗和金宣宗曾组织关于“德运”问题的大讨论，秘书郎吕贞幹、校书郎赵泌提出金朝应继承辽朝“水德”以为“木德”的观点。金章宗最后采纳金朝应继承北宋德运的观点，认为北宋“火德”已绝，金朝应继承北宋“火德”而为“土德”，遂于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更定德运为土”。但金人关于德运问题的争论并未停止，一直持续到金朝末年。

金人在以何种德运作为本朝政治符号上难以达成共识的根本原因在于，金人已经注意到正统承续的多元性，即中国领土是由各民族共同开辟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由各民族共同建立的，中国的历史进程是由各民族共同推进的，正统继承并非一元，而是多元的。在《大金德运图说》中，金人明确提出南北朝双线说，将东晋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的中国正统划分为两个不同分支。金人不仅在这些分支旁标注了南燕、后燕、北燕、姚秦、赫连夏等少数民族政权，还强调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均可为正统。尽管在探讨金朝德运时，金人试图依据“五德终始”学说将金朝纳入中国正统发展谱系之中，但他们也认识到这一学说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存在差异。金人识别自身正统身份的“政治符号”出现“木德”与“土德”的分歧，正是金人已经意识到其承接历史谱系多元化的表现。

元朝以“大一统”为正统

作为“政治符号”的“五德”在金代发展至巅峰，然而随着元朝实现大一统，以“五德”为代表的传统政治符号变得不再重要。

元朝承继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地域上，元朝实现了真正的“大一统”，“其地北踰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用行省制度把广袤的边疆与中原统一在一起。忽必烈命人修撰《元一统志》，不仅蕴含大一统思想，同时也蕴含着元朝疆域内的民族皆为“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观念。政治上，元朝着意于“汉法治国”，将大一统的国家意志融入国家政权构建之中。元朝“以国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针对各民族、各地区的不同特点，采取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政治对策。文化上，“元代民族融合重组的深度和广度，超越隋唐，主要体现为蒙古族和汉族融合其他族群、色目人分化与再融汇，以及各民族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渗透交融”，民族融合是这一时期的主流。至元末，民族融合达到“相忘相化，而亦不易以别识之”的状态。元代的民族融合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完成的。

元代在典章制度、统辖地域、民族融合等方面，将辽、金、宋、西夏、喀喇汗、大理等王朝（政权）予以整合，中华民族经过不断融合后逐渐走向统一。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正统地位的确立不再局限于接续哪一朝之德运、道统，而是在承认“中国”古代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能够对大一统辖境进行有效统治与管理的王朝便是正统。如《历代名臣奏议》中收录了元成宗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的奏议，他认为只有秦、汉、晋、隋、唐与元朝真正实现了“大一统”，并不包括宋代。其文云：“钦惟圣朝，布威敷德，临简御宽，极地际天，罔不臣服，混一之盛，旷古所无。”“大一统”成为元朝正统性的唯一标识。

“大一统”政治符号影响深远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肯定元朝的历史地位为“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朱元璋取代元朝被称赞为“致一统华夷之盛，自天开地辟以来，惟皇上为然”。即便有人试图贬低元朝的历史地位，也无法忽视其一统中华的历史功绩。如明人王廷相言：“统一华夷者，谓之大统者也……元也，虽以变统例之，亦不能废其大统天下之实矣。”意即元朝虽为“变统”，但不能无视其“大统天下之实”。

清朝建立后，清帝仍是以“六合一家”的“大一统”作为正统标识，以表明清朝在疆域、历史等各方面接续中国历史。针对“德运”等传统政治符号，清帝则加以批判。如乾隆帝在《题大金德运图说》诗序中写道：“五德之运，说本无稽……夫一代之兴，皆由积德累仁，岂在五行之生克？而服御所尚，自当以黄为正，余非所宜。元、明制度尚黄，不侈陈五德之王，其义甚正。本朝因之，足破汉魏以后之陋说。”在乾隆帝看来，与其强调五德终始，不如统治者多重视“积德累仁”。清朝皇帝在以“大一统”标识“正统”的同时，亦反复强调实现“大一统”的路径之“正”。康熙帝提出“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雍正帝强调“历观前代以来，得天下未有如我朝之正者”；乾隆帝强调“统一寰宇，是得天下之堂堂正正，孰有如我本朝者乎！”不仅是功业层面的“大一统”，更是从道德层面的“得国之正”标识清朝的正统性。

在“大一统”思想影响下，正统性的确立已超越继承某一朝代德运的范畴，而是对中国历史连续性的认可与继承。在此基础上，能够对统一的疆域进行有效控制与管理的王朝，便为正统。元、明、清三朝的正统地位，无需具象化于某一具体符号，对于中华文明统一性与连续性的历史贡献，才是王朝正统性的根本依据与历史底色。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