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君子图像体系构建的内在理路

作者：李珊（湖北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四月初一日丁卯

          耶稣2025年4月28日

中华传统君子人格通过不同时期各层次的理论阐释和实践，逐渐成为整个社会思想意识、政教体制、公私生活、民情风俗的导向和规范，成为中华民族推崇的理想人格和精神标识。在当代社会，传统君子人格的内涵与风范在构建和弘扬国民精神方面具有深远而现实的意义。

中华传统君子图像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

中华传统君子文化是一个多层次的文化体系，通过文本、图像和践行三种形式传承，其中君子图像从忠于文本、疏离文本到反哺文本，在君子文化形塑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君子图像体系的构建立足于传统典籍中有关君子内涵、典范事迹及相关典故的叙述。那么，何谓君子？

《说文解字》释：“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从“君”的尊崇地位引申出“尊崇”“尊贵”之义。《仪礼·丧服》：“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君的本义是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子”是男子的通称。故此，君子本义为“尊贵男子”或“有地位的男子”。《周易》中将“君子”与“小人”对举，如《革卦·上六爻辞》：“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剥卦·上九爻辞》：“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本质在于能否将德性真正内化为应对社会变革和困境的关键力量。在此，君子不仅隐含着“有德者”的内涵，并通过“以德配天”的伦理实践，确保统治权的正当性和持续性。这种思想成为了后来儒家“内圣外王”政治哲学的原型。

儒家推崇君子人格，儒学也可归结为君子之学。孔子将人分为圣人、贤人、君子、士人、庸人五类。他不仅从抽象理念上勾勒出君子的本质，还通过具体实践全面构建了君子的形象，详细阐释了君子核心要义、君子与“道”“学”之间的关联，最后还涉及君子的养成并列举了君子典范。“君子”注重自我修炼，追求仁、义、礼、智、信等基本美德；追求“大道”，关注人类整体的命运和社会福祉。君子不仅有高尚的内在道德，也将其付诸实践，做到内外统一，即“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君子被赋予了一种社会责任感，以其德行影响他人，进而推动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中华传统君子图像体系的图像序列

儒家倡导的君子文化通过典籍、图像和践行的方式被推向社会和大众，从而在社会各阶层中大兴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从汉代开始大量艺术家、画工和普通工匠参与到君子图像的创作和建构中，并逐步形成了官君子、士君子和民间君子三大图像序列。

官君子形象主要是指在官场身居要职、以国家利益和治国安民为己任的“礼制”君子。这一形象体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通过强调忠孝仁义等基本价值，为历代官员树立符合统治需求的道德标杆。汉代麒麟阁十一功臣像、东汉云台二十八将、唐代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清代乾隆紫光阁功臣像等，都是这种类型的代表。此外，地方官署和孔庙等场所也集中展示了“官君子”形象。这类图像通过特定的创作规范、展示空间和传播方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官方视觉制度，并深刻影响了古代官员的价值塑造与行为选择。

士君子在文化传播、学术传承和道德启蒙方面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他们通过自身的学问和品格塑造，影响着整个社会的精神风貌和价值观念。士君子更注重展现君子的内在修养、独立人格和高雅志趣。例如，以植物和山水象征君子人格，通过高士图或劝诫式人物画诠释君子人格精神，甚至通过自省式肖像画表达内在反思。自唐代以来，“四君子”及松柏等题材逐渐形成固定的人格隐喻体系。这种以物象寄寓道德的方式，是儒家“比德”传统在图像中的延展。王冕在《墨梅图》题跋中写道“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郑思肖以“无根之兰”入画，皆是自然物象向君子精神符号的审美转化。倪瓒的《六君子图》以松、柏、樟、槐、楠、榆六株树木构建象征体系，画中自题“大痴老师见之必笑”的谦抑表达，与黄公望、王铎等人的题诗形成对话，与董其昌、周寿昌等后人的题跋叠加，则构建了一条跨越时空的阐释链条。可见，士君子的图像体系正是“士人的精神图谱”，记录着中国古代士人对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

广大民众将君子视为道德理想的象征，并通过图像叙事的故事化与通俗化、典范君子人物的神圣化与信仰融合，以及生活空间中的视觉渗透，使君子人格转化为可感知、可供祭拜、可实际使用的形象。在传播与演化的过程中，民间君子图像逐步形成了“具象化、生活化、神圣化”的艺术表达范式，既承载了官方与士人阶层君子文化理想，又通过“以图释义”实现雅俗共赏。这些融入日常器物、建筑装饰、民俗节庆中的图像，持续影响并塑造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中华传统君子图像体系的构建逻辑

中华传统君子图像体系通过符号提炼、系统互动和动态调适的相互作用，构建起跨越阶层与媒介的复合网络，其图像创造与传播遵循着“编码—结构—调适”的建构逻辑。

君子文化被体系化地转译为视觉形象。人们将典籍中蕴含的抽象伦理价值加以提炼，并以形象和符号的方式加以固定，逐步构建了一套约定俗成的视觉体系。在历时性的演变过程中，君子图像发展出三个层次：原型层（将自然物象赋予伦理意义）、经典层（历史典故的范式化表达）和衍生层（基于世俗需求的再创造）。

中华传统君子图像呈现出多媒介、多层次的互动特征。君子形象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广泛延伸至绘画、雕刻、建筑、家具、印刷品等多种载体。这种跨媒介表达依托共享的符号系统，构建起多维复合的视觉网络，形成层次清晰、相互贯通的传播体系。这种立体化的呈现机制既确保了君子文化核心价值的稳定性，又使其在不同的时空背景下不断焕发新的文化生命力。

中华传统君子图像体系呈现出显著的动态演进特征。在历史传承过程中，该体系不断调整与创新，形成了一套自我调适与创新的机制。随着社会结构、审美观念和媒介环境的变化，君子图像的演变，既延续官方和士人精英的雅正传统，又在民间语境中实现新的意义建构，从而确保伦理符号能够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和传播渠道中有效传递。

中华传统君子图像体系的构建，根植于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中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形成了“内圣外王”的理论框架。君子图像作为“仁”“义”等人格特质的视觉表达，通过官方、士人和民间的礼制规范、经典阐释，以及书画、器物、建筑等多种媒介，共同织就了一个多维度的图像体系。这一图像体系通过持续性的实践，不仅保持核心价值在代际传播中的稳定性，还具有灵活适应时代变迁的阐释空间。在数字文明与传统文化交融的当下，君子图像体系的当代重构亟须新的突破，使君子文化成为铸就民族精神、培养时代新人的精神参照。

责任编辑：近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