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成后》篇所见周初史事

作者：阮明套（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时间：孔子二五七六年岁次乙巳四月初一日丁卯

          耶稣2025年4月28日

新史料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清华简即是这样的新史料。近期公布的清华简《成后》篇，“是关于西周早期史料的新发现，初步研读简文内容，可以看出简文反映了西周早期历史和王朝政治的若干信息”。《成后》篇记载了文王、武王和成王的事迹，这为我们认识周初历史提供了重要参考。

《成后》篇所见文王事迹

“成后念往，共（恭）皇丕戒”是对全文的总括。周成王追念往昔，要恭敬遵守往昔的皇戒，进而寻求治国理政之道。成王首先追述了文王的功绩，即“文奠禹浚，甸度从则，厥成其重，因榦其休，保囗囗囗，囗囗囗忒。上帝有卓（绰），咸戡不备（服）”。整理者认为：“文奠，指尧之功绩。”但他们同时提供了另一种说法：“一说‘文奠禹浚，甸度从则’盖指文王事迹，略同于《诗·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我们认为另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整理者认为“文奠”是指尧的事迹，其出发点在于从“禹浚”上溯到尧，然而，尧与禹之间还隔着舜，从禹不能直接上溯到尧。另外，尧从未被称为“文”，所以，“文奠”不是指尧的事迹。周初文献中称为“文”的只有周文王，因而，这里的“文奠”讲述的是文王的事迹。

“文奠禹浚”指文王“作邑于丰”一事。禹浚即西周中期豳公盨铭文中记载的“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之“濬川”，此处即是“丰水东注，维禹之绩”。郑玄认为：“昔尧时洪水而丰水亦泛滥为害，禹治之使入渭，东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于其旁地。”（《毛诗正义·文王有声》）在周人观念当中，敷土、随山和濬川均是禹的丰功伟绩，时人活动的地域即是“禹迹”。“文奠禹浚”是指文王在丰水一带建都之事，即“作邑于丰”，这是周代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甸度从则”中的甸，整理者认为：“甸，甸服。”并引《国语·周语》上为证。这里似乎不应解释为甸服。文王时期商王朝的服制是“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这里的甸与甸服没有关系。此处的甸即田，作册令方彝铭文中的甸即写作田，可以为证。“甸度从则”即“度田从则”，这里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相当于豳公盨铭文记载的“差地设征”，“‘差地’是区别不同的土地，‘设征’是规定各自的贡赋”。即根据田地征收贡赋。一是相当于《诗经·大雅·公刘》篇中的“彻田为粮”，郑玄认为：“度其隰与原田之多少，彻之使出税，以为国用。”（《毛诗正义·公刘》）两种解释尽管有所不同，但是均为度田出税，这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是国家最主要的收入，是国家机构运行的基础。因而，“文奠禹浚，甸度从则”讲的是文王建都于丰并治田收税之事。“厥成其重，因榦其休”是对“文奠禹浚，甸度从则”之事的赞美，周人正是以丰邑为根据地开始了灭商进程，这即是“成其重”。

“上帝有卓（绰），咸戡不备（服）”，整理者认为是指舜的事迹，即“‘上帝有卓（绰）’，绰，宽。盖《书·尧典》所记舜‘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之事。‘咸含（戡）不备（服）’，含，读为‘戡’，杀、克。《尧典》：‘（舜）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象以典刑，流宥五刑”是舜作刑罚之事，与上帝并无关联；舜之流、放、窜、殛四凶族与“咸戡不服”亦不能等同。戡为杀、克，它与流、放、窜、殛有较大不同，两者不可混同。再者，如果这里是舜的事迹，它不应在“禹浚”之后。因而，“上帝有卓（绰），咸戡不备（服）”是讲文王受上帝之命伐商一事。清华简《程寤》篇记载了文王受命的经过，“王及大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这与《诗经·大雅·皇矣》篇记载相一致，“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文王获得天命后没有立刻举起反商的大旗，表面上他仍然是商王朝的臣属，但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征伐进程。《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文王的事迹：“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这与《成后》篇记载的“咸戡不备（服）”相一致。

《成后》篇所见武王事迹

《成后》篇记载的武王事迹为“元监初序，规度四荒，远猷光（广）图，惟德称用。乂辟不秉，悛民非彝，替文兴索（素），因常由榦，休辞时降，文武受度”。“元监初序”是指周武王立三监一事。清华简《系年》篇第一章记载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第三章记载“周武王既克殷，乃设三监于殷”。两者合观可知，周武王灭商后首先“设三监于殷”，此即“元监初序”，“规度四荒”是“敷政天下”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或谓周武王灭商后分封武庚禄父管理殷商故都，这是受到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武王已克殷纣，复以殷余民封纣子武庚禄父，比诸侯，以奉其先祀勿绝。为武庚未集，恐其有贼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禄父，以和其民。”司马迁认为周武王以殷余民封武庚禄父，比诸侯，这是误解。《逸周书·作雒》篇记载：“（周武王）乃立王子禄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东，建蔡叔、霍叔于殷，俾监殷臣。”武王立武庚之目的在于让他“守商祀”，这是兴灭继绝而非分封诸侯。商王畿一带的治理权实由三叔负责，三叔代表周人统治着殷商故都，初步实现了变商为周，这即是“元监初序”。

“元监初序”之后便是对全国的治理，此即“规度四荒”。20世纪上半叶，王国维讲道：“武王克纣之后，立武庚，置三监而去，未能抚有东土也。”这为部分学者所信从。现在看来该观点失之偏颇。武王不是“未能抚有东土”，而是在设置三监后“规度四荒”，此即周初的分封。《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武王的分封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对先圣王之后裔的“褒封”，这是为了团结尽可能多的异姓力量；二是分封齐、鲁、燕等国，它们是周人控制东部一带的重要力量，是周武王分封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此，周王朝初步实现了对全国的控制。武王时期天亡簋铭文记载：“乙亥，王有大礼。王凡（同）三方。”三方指的是东、南、北三方诸侯和方国，这是武王分封的结果，促进了华夏共同体的形成。

“乂辟不秉，悛民非彝”，整理者认为：“乂辟不秉，指治理不秉彝常者；悛民非彝，指制止、纠正民之非彝者。”这是正确的，这使我们想到了《尚书·洪范》篇的记载。箕子言道：“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由箕子所言可知：洪范九畴是治理国家的重要准则，关乎彝伦兴败，它始自禹。自禹开始，中国早期国家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它不仅是政治疆域的扩大，此即“禹画九州”，更是国家治理经验的成熟，即洪范九畴的系统化和条理化，由此促使了“彝伦攸叙”。以洪范九畴为核心的国家治理经验和方法世代相传并不断完善，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象征，它不因朝代更替而废弃，周武王将此运用到国家治理中，“因常由榦”，结果是“休辞时降”，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周代文明。

《成后》篇记载了周初重要的历史事件，文王时期的“甸度从则”即度田出税为以往文献所未见，属于新发现，填补了相关领域研究的不足。武王时期“元监初序，规度四荒”的记载纠正了人们对周初历史的一些错误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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