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拯救世界 
作者：白彤东（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原载：2012-12-28东方早报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编辑约稿，说岁末，谈谈对种种危机中的世界之未来的展望。小时候（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看《小灵通漫游未来》，被告知在2000年的遥远未来，不再有天气预报，而是天气通报，比如下午4点下雨，清洗街道，很是心向往之。但在离世界末日还剩几天的2012年年末，想起这些，觉得有些荒唐。因此，这里的“儒学拯救世界”，不是预测，而是期望；不是描述，而是给世界提供个“应该”的图景。
    
    既然都要拯救世界了，那我们先要明白儒学之所指。在致力于复兴传统的学人中，一派的观点是，西方自由民主乃是基于西方文化，而中国之文化乃儒教，故中国不能实行西方之制度。经历了百多年对传统的践踏，中国还有多少传统剩下，剩下的是什么传统，颇有争议。并且，这种保守传统观点与西方文明冲突论者的论调，其实相差不远。与此相应的一种观点，是说中国思想极其特殊、近乎神秘，与西方哲学彻底鸡同鸭讲，只有我们中国人、在中国自己的话语系统里才明白。这些说法，看似保守传统，实际上把中国思想贬为文化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否定其普适性。这种原教旨主义，其实是对儒学原教旨的背叛。这是因为孔孟之说是面对所有华夏之人（“华夏”在他们那里指的是文明人，而非一个种族），并且，哪怕是蛮夷，孔子都有信心改变他们。也就是说，儒学从其发源，本来就自认为是普适学说。只是在西方冲击下，中国学人丧失信心，才有人以文化特殊论的角度谈儒家。这种表面的保守主义，其实骨子里很“西化”。
    
    另一种复兴儒学的论调，就是把儒学归根于心性之学、或是心灵鸡汤；或是出于服膺西方、或是为了迎合当权者与大众。前者以新儒家、后者以于丹为代表。尽管之间有区分，但二者都把儒学的政治层面给阉割掉了，只剩下了个娘娘腔的儒家。当然，前者的理由，是对传统政治失去信心，与激进派一样将其当作两千年封建专制的糟粕。但是，“封建专制”这个词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封建”作为对西周制度的描述，绝非专制，而是允许地方（诸侯）自治的制度。中国自秦以降的两千年，实行的是郡县制。郡县制中确有皇权专制，但是，儒家通过教育太子、士人政府、乡绅自治等等手段，在中国政治史中遏制了皇权专制（是否有效可以争论）。并且，将儒学归根于一套整全的道德形上学，不但不能代表儒学之主流（而最多是宋明儒学之一支），还无法应对现代之多元性。看看宋明同是讲道德形上学的儒者之间打的不可开交的样子，我们就可以想见让思想自由了的天下之人服膺一套道德形上学的可能性有多小。
    
    当然，这不是说为了普适，儒学就可以甚至是必须不谈心性，而是我们要掂量一下心性要谈得多厚重。比如，如果我们说恻隐之心的培养是可能的，也是美好社会所必须的（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实社会的冷漠时），恐怕世人多半会支持的。又比如，儒学强调家的重要。但是，即使一个基督徒，只要觉得国家稳定与和谐是重要的，又能看到家是国的组成单元，那他也可能同意家的重要。并且，如果我们看到美好社会需要爱心，而家是培养爱他人的第一个场所（“这块饼干要留给妹妹吃”、“这个暖和的屋子要给奶奶住”），不论信仰如何，我们会看到儒家重家、重孝的深意。这里，我们要摆脱五四以降巴金之流将家描述成压制之源的污名式宣传，重拾对儒学家庭伦理的关注。
    
    简而言之，建构在“薄”的心性之学上的政治儒学，才是真正具有普适性可能的儒学。那么，除了家庭伦理，它还能给天下之人民提供什么？历史不是已经终结在自由民主上面了吗？即便如此，“自由民主”所指为何？很多人（无论中西），将自由民主等同于一人一票。当伊拉克人蘸着墨汁投票，美国人就以为他们有了民主，而中国（包括香港）心仪民主者，所最关注的也是普选。 但是，自由民主，还包括着宪政、法治、对基本自由与人权的保护，等等。其实，这些可能是自由民主中最值得推崇的地方。儒学可以接受这些安排，虽然可能对其采取不同解读。比如，儒者不会认为言论自由神圣。但是，儒者追求良政，而如果言论自由是良政的一个条件，那么儒者可以拥护言论自由。儒者强调德治，但是他们可以把法治作为防范德治失效的后备机制。并且，对于一介草民，可能更重要的是对其自由的保护，不能因为上访、网上说个什么话、或是维护小区的权益，就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哪怕是官员，如果不想过把瘾就死的话，恐怕也不喜欢虽然今朝可以为所欲为，但是下一届官员上台后也会对他为所欲为的状态。因此，宪政、自由、法治，恐怕是自由民主中真正普适的价值。
    
    但是，通常被人们理解为自由民主之核心的一人一票，却可能是自由民主中最有问题的地方。我们的村级选举，产生了很多地主恶霸。台湾先是选出来贪污的陈水扁，后是无能的马英九。与中国本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印度，虽没有大跃进饿死千万人，但是慢慢饿死的，恐怕也不是少数，并且迄今其经济也难望中国之项背。在欧美，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支持短视的政策。这些问题，使得从媒体到学界（包括、甚至是尤其是西方的媒体和学界）都越来越怀疑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这一一人一票之后的根本假设的正确性。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少数人之强权的危害。那么，出路在哪里？儒家（比如孟子），一方面强调民意之重要（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一方面又坚持劳心者治人；他们一方面坚持主权在民，但一方面又看到民意的局限和贤能对民意修正的重要。因此，他们会支持一种混合政体，结合了大众参与和精英干预。这种混合政体，在政治事务由于广土众民的国家出现而变得过于复杂、超出人民理解的能力，并且人民也因为忙于养家糊口没有闲暇而无心政治的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是正当其时。西方近代民主的出现，反对了贵族之滥权，但是今天却走向了无知、缺德之民意的泛滥的极端。有着两千年制衡皇权经验的儒学，正可以用之制衡民意。其理想政体，简而言之，就是拥抱自由法治，修正大众参与。在宪政、法治之基础上，采取民意与精英共同立法（比如通过两院制）的混合政体。同时，弘扬“薄”的儒家伦理价值，作为宪政与法治的基础和补充。这种政体，不但是后发达国家所应追求的，也是治疗西方国家内部民粹政治之痼疾的良药。
    
    导致当今世界动荡的另一个原因，是欧洲威斯特伐利亚诸条约以降形成的主权国家、民族国家。这种国家形式，虽曾有其正面作用，但是，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在内部，它导致强势族群压制甚至是清洗弱势族群，在外部，是赤裸裸地强权政治。中国在百年多来，东施效颦，内部生生地制造出来五十六个民族并还通过种种政策（比如少数民族高考加分、生育政策）强化之，对外，越来越多的人抱着先富强再复仇的心态，这也难怪他国对中国之崛起担忧。有人说，中国传统政治是天下体系，即在中央之国下的朝贡体系。但是，他们忘了，儒家起源时，面对的是一个诸夏纷争的世界，与今天万国竞争有其可比性。于其时，儒家提出以仁、恻隐之心、以及基于文明和野蛮之分的夷夏之辨来整合国家，而不是欧洲近代的民族国家的方式。这也是虽然中国人历史上主动、被动地杂交了那么多的夷狄，但还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儒家所采取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的理想形态，也比民族国家的暴力扩张更人道。即使在慎战的前提下征伐，儒家也坚持以仁为原则，坚持“仁权高于主权”的原则。它比民族国家之上的丛林政治秩序要人道。同时，它的泛爱同时又要爱有差等的想法，对国家利益有温和的维护。即本国利益当然高于他国利益，但是前者的维护不能建立在对后者的无视甚至是侵害的基础上。这又比更近于“兼爱”（普遍而无差等的爱）的西方近来发展出来的世界主义、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更现实、更符合人情。因此，回归先秦儒家对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的理想，可能是消除族群与国家间纷争的既更有理想（比起民族国家），又更现实（比起世界主义）的方式。
    
    篇幅所限，笔者无法对上述想法展开，因此也就无法回应很多读者心中之不满。儒学对当今世界之病症的其他药方，也无法涉及。在余下的篇幅，我想简单说一下，上述儒学之理想形态如何实现？实现这些理想，要有个国家做榜样。这个国家，我们自然想到中国。但是，我们自己不珍惜祖宗的东西，打倒了、强拆了这么多年，传统还剩下多少呢？没有人伦之常、没有文化底蕴，这么一群人富强了，有脸说自己是富强的中国人吗？他们的富强，能不让人害怕吗？看到礼崩乐坏，中国人丢了灵魂，真心希望中国作为中国富强的学人，从各个领域推动国学之复兴。但是，一些人只是把旧有的礼俗照搬回来（其实也不知道是不是照搬），去孔庙里，穿着不知道是哪朝的衣服，祭祭孔，以为这样就能复兴传统。岂不知，儒学两千多年能长命不衰，乃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不断在新时代下，根据其精神，维新自我。比如，在传统儒家所基于的宗族被流动的工业社会冲垮，我们需要发展出一套适应流动社会的儒家社会基础。举一个与此相关的小例子，现代社会，别说宗庙，连定期上坟，恐怕都很困难。并且，人口膨胀，使得死人和活人争地的现象愈发严峻。但是，中国历史上，其实也有过墓祭还是庙祭的争论。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留块儿小地方，放上祖宗牌位和家谱，提醒人们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朝哪儿去（有朝一日也会有个牌位、被记在家谱里），而不去做种种短视的行为呢？
    
    除了理论上的维新，现在有很多有志者在民间推广国学教育，并在学府里设置国学院。这些都令人尊重。但是，更有效的方式，是在正式的教育体制中，加强国民教育。腾出一些 比如所谓大学公共课的空间，让中国人对自己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而不只是近百年的变化）有所了解。让中国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从而能更好地想想往哪里去，不仅是为了中国人，更是为了天下之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