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信仰”之后

——读米沃什《被禁锢的头脑》

作者：格筠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6月22日

上世纪人类走过的历史更曲折和意味深长，它打破了很多人对人类进步的迷信，直捣人性深处，使人们不得不反思现代化、科学主义、某意识形态和某党的成败得失，质问人类信仰与和平、文明诸问题。与这个时代相应的是反思而不是遗忘，是追问而不是搁置。这是另一场考验——人类理性和情感是否具有应有的深度，是否能因此而不“二过”。《被禁锢的头脑》除了是作者想给别人和自己一个交待外，正体现出这样的深度。

这本书是这样产生的：先是诗人的祖国被占领，接着“1945年，来自东方的新信仰征服了东欧。那时在华沙的知识分子圈中最时髦的事，就是将共产主义与早期的基督教进行对比……我对新的世俗宗教所持的态度，首先是对它所依据的辩证法（这不是指马克思与恩格斯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而是指列宁与斯大林所理解的）是不信任的……”正因为此，诗人的写作观发生了改变：“在国家被占领期间，我对文学的社会意识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纳粹的残暴深刻影响到我的作品的内容；与此同时，我的诗歌变得更易懂——正如常有的情况那样，当诗人渴望向自己的读者展示某种重要的东西，他便极力使自己的诗歌为读者所理解。”

“新信仰”是这本书的“核”，正是它使作者忍无可忍远走异国它乡。

这本“观察与反省同时进行”的书写于过去，现在作者的祖国和曾经经历的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但他所观察的那些情况与我国某个时期如双胞胎，而且因为某种不正常的原因，它一直延续到现在，还在我们身边发生！

也从新信仰说起，因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应该拥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间，然后才能谈及其它。单位一同事信佛，一天被领导以“关心”为名叫去询问，她不得不对领导委婉地讲了一通佛教的来龙去脉。那位领导还不错，最后算是“放下了心”，但这件事对她造成了很大压力，当再有人问起她此类事时，她说，我信仰科学；一个传统文化爱好者，招收了几个学生讲授《论语》《道德经》，乡镇派出所过去询问，怀疑他在搞邪教或传销；在一个交流会上，我由传统文化谈到中国人的信仰问题，有人反驳说，我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我分不清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还是凯特曼共产党员，如果是前者，他必然是个马列主义者，也必然是个唯物主义者，可是让我们想一想，唯物主义都干了些什么？！

何谓“凯特曼”？在《凯特曼——伪装》一文中，作者对此做了详解。其典故这里不多言，让我们看看他所揭示的：“日常生活中的做戏与剧院里的表演之不同点在于：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清楚大家都在逢场做戏；而且，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演戏不会被认为是缺点，至少不会证明他的信仰不诚。问题在于把戏演好，在于学会进入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的人格用以塑造自己角色的这个部分是相当发达的……持续不断的伪装虽说令所有人处于一种不堪负荷的氛围之中，但是也给伪装者提供了不小的满足。嘴上说某事是白，而心里想着那一定是黑的；内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却显示出一种庄重的热情……在欺骗对手的同时，也在高度评价自己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于是，游戏中的成功就变成了自我满足的根源。”

这就可以解释一件事：何以在说真话已不至于对自己造成多大损失的情况下，人们还经常说着假话，办着假事。工作中扎扎实实地搞形式主义，言谈中千方百计让假话乱真。

凯特曼在各个领域都有，一一剖析之后，米沃什揭露出比凯特曼更可怕的情形：“践行凯特曼的人由于遇到阻碍而痛苦，但是如果这种阻碍突然被解除了，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反而陷入到更加痛苦的虚空之中……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处于警觉中……这同时也给很多知识分子带来一种受虐的乐趣”。这是一种异化。这种情况与新信仰获得成功的秘诀在于“人身上缺乏一个内在的中心！”——这真是一针见血——因此，“对自由的恐惧不是别的，正是对虚空的恐惧。”让我们再追问一下，虚空从哪里来？还应归功于新信仰，因为它创造“新人”的条件就是先堂而皇之地剥去人们的自我。诗人是具创造性和独立精神的群体，因此要被认真地加以改造——“新信仰诗歌的定义是通过贬损个人气质来表现社会常规。”在这种社会下，空心人或凯特曼空心人大为流行，越是空心，便越易于被改造，易于在运动中成偏执狂。当某个运动停下来，极权形态裹挟着经济大潮到来，这些人立刻重获“中心”，变成权和钱的奴隶。

作者所说的“内在的中心”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性”。 没有它的人只能靠外在力量来使自己获得一个中心，获得暂时的充实和虚假的价值。

无论是美学凯特曼、职业工作凯特曼还是伦理凯特曼，都是对理性的人来讲，在中国还有一种极端凯特曼，即佯狂，装疯。微子启与萁子、比干，是殷纣王时三位贤臣。比干死谏纣王，被剖心而死；萁子苦谏纣王不听，佯狂披发，微子启逃离。孔子评价这三人“殷有三仁焉”。佯狂者将自己排出正常人之外，因此无论是暴政、极权的监控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告密对他都毫无意义。有人说在一个不好的时代，隐于江湖、遁入宗教、迷于养生的人会急速增加。清康熙、雍正年间大兴文字狱，知识分子迫于现实的压力，不得不将主要精力用于历史和经学考据上，形成了盛极一时的乾嘉学派。

中国凯特曼的畅行与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被打倒有直接关系。先圣孔子正是与此相反的“真人”，他一生都在推行仁道，但始终怀有美好的个人理想。一次师徒几人坐着谈话，当曾皙说出自己的志向：暮春时节，着春服，与友朋到沂河里洗澡，在舞雩台上吹风，唱着歌走回家。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皙的想法呀！”在行道中，他的坚毅执着与豁达超然并行不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无可无不可”。

很多事情总是在对比中才明白，好比井底之蛙惊异于大海。作者拿西方与那个时期来对比：“东方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撼，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些人当中看不到那种低垂着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常常开怀大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有可能如此单纯吗？”

要具体地来看，我们可以再翻到这本书的另一篇《看西方》，我在这里只引用一小段——

“美国人把民主比作一条笨拙的筏子，每个人都在上面朝着不同的方向划桨。人们大喊大叫互相指责，难以使所有人朝一个方向划。与这样一个筏子相比，极权主义国家的大桡战船显得富丽堂皇，伸出齐起齐落的排桨，飞快地向前驶去。但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在极权主义的快船触礁破损的地方，笨拙的筏子却能顺利驶过。”

作者惠赐儒家中国网站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