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礼乐中华大学之道——历史学家、礼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彭林先生说礼有感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3-08-30 22:4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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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林

作者简介:彭林,男,西元一九四九年生,江苏无锡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经学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中国礼学在古代朝鲜的播迁》《礼乐文明与中国文化精神》等。


 

 

礼乐中华 大学之道

——历史学家、礼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彭林先生说礼有感

作者:张健(26国学网首席记者)

来源:26国学网

时间:2013年8月26日

 

 

 


彭林教授


初秋的杭州,天高云淡,秋高气爽,绿水青山。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西兴大桥桥北,一座错落有致、如同抽屉般的艺术建筑格外引人注目。此建筑出自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王澍教授之手,王教授2012年荣获素有世界建筑界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

 

2013年8月17日,这座造型别致、极富艺术的建筑(水岸山居),迎来了开业以来的第一批客人。来自海内外数十名的礼学专家齐聚这里,参加中国第二届礼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谈古论今,说“礼”讲“道”。

 

本次活动的举办,和一个人有关。他就是本次活动的创始人、发起者和主办方代笔、中国历史学家、著名礼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彭林先生。2013的暑期,彭先生的行程非常紧密:七月下旬刚刚结束台湾为期数月的讲学回京,八月初就奔赴上海,8月10日,彭先生全程出席了在上海金泽古镇清华礼学中心举办为期一周的《第二届传统礼乐研讨班》并亲自讲了4堂课程;刚刚送走来自全国各地传统礼仪的学习者,8月20日,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学举办的《经学与中国文献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笔者与彭林教授教授(左)合影

 

作为一名年逾花甲的老人,在自己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本应利用暑期好好休养身体,彭先生却带着弟子们不停地在各地奔波忙碌开会讲学,一般人实在难以理解。作为传统文化的爱好者、学习者、收益者和传播者,记者有幸参加了彭先生的三次讲学,在大小不同场合多次近距离聆听了彭先生的真情演讲,也有机会感受到彭先生殚精竭虑之良苦用心。

 

礼乃传统文化之核心

 

“中华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中华传统文化是礼乐文化,通常称为礼。儒家文化之主干为礼乐文化。自古以来,礼乃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理论层面,若未触及礼之特性,便不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在实践层面,若未继承传统礼仪的合理内核,弘扬中华文明便流为一纸空话。”彭先生说:“中国人的理想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有权威的文字表述在《礼记》的《礼运》篇中。国家的典章制度称为礼制,建立一个好的国家制度,叫‘制礼作乐’,若这个制度不好,就叫‘礼崩乐坏’。”

 

彭先生说,礼有形式和内涵两大要素。形式或称仪式,是为表达礼的内涵服务的,内涵是礼的灵魂,是制定仪式的依据。举行某个礼仪,选择何种场合、穿何种服饰、摆放何种器物、走什么程序、说什么语言?其背后都有深刻的寓意,而非随心所欲。礼的外在形式比较直观,易引起注意,而礼的内涵却难以把握,易被人忽略。而礼一旦失去内涵,仪式再完美,也无实际意义。

 

彭先生说,礼的主旨是培养人的博爱之心。爱,是人类最高尚的道德,诸类宗教,皆以爱号召,以爱为榜样。而儒家对爱的提倡,不亚于任何宗教。孔子希望实现“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他看来,不是虚无缥缈的海外仙境,而是可以逐步接近的理想社会。而走向大同的途径,则是培养人的爱心。培养人的爱心,要从孝敬父母开始,所谓“百善孝为先”。孝行离不开礼,从父母饮食起居到生老病死,每个细节的体贴关照,都要通过礼来体现和落实,只要每个家庭,每个人都这样做了,并且代代相传,大同世界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人与自然如何相处?在中国文化里,也属于礼的范畴,《礼记·月令》有记载:“春天不得伐幼树,不得扑捉怀孕的母兽,不得掏鸟窝等应保护自然生态。”这些符合道德理性的规定,是以礼的形式向社会公布要求全民执行的。

 

人与人如何相处?不同社会身份的人如何彼此称呼?如何谈话?如何表达尊重?参加正式活动如何安排席位?如何行、走、坐、卧等,都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礼记》一书由多篇关于这方面的规矩,同时也记载了国家之间、贵族上层人士之间的交际礼节。

 

人生是漫长的,但关键之处只有几步。在人生的关键点上,寓教于礼,通过人生礼仪来进行人生教育,是中国礼仪文化的重要特色。如为满20岁的男子举办成人礼,教育孩子从此负起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孩子结婚时参加婚礼,教给他们懂得“合二姓之好”的道理,亲人逝世后举办丧、祭礼以示哀思,教育后人慎终追远等,让年轻人在学习践行礼的 过程中涵养德行,变化气质。

 

礼乐双修变化气质

 

班固《汉书·礼乐志》云:“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礼乐关乎民生日用,关乎伦理道德,不可须臾或离。今日复兴中华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然而,中国自五·四以来,经历百年礼乐文化断层,大多数国人已不知礼为何物。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曰:“中国重礼治,而西方重法治。”历史学家钱穆赞之曰:“此可谓深得文化分别之大旨所在。”

 

在西方言语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因为西语里没有“礼”这个概念,而西方只是用风俗之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合。而无论在中国的何处,礼都是一样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礼乐文明是传统中国文化的核心。自周公制礼作乐和儒家思想成为正统以来,它作为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不断地写进国人的心灵,塑造着各个时代的文化特质。近年来,上至国家文化战略,下至民间意识,均以发展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之要义。

 

今天中国经济发展日渐瞩目于世界,对外文化交流则更加频繁。一方面,这促使国人视野更加开阔,价值观念与社会形态呈现丰富多元性;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破除礼乐教化的过程,则是当代中国从有序走向失序、失衡的过程。特别是近年来,上至国家文化战略,下至民间意识,均以发展精神文明为和谐社会之要义。面对社会上各种林林总总的不公、不义,仁人志士惋惜社会失去理想,慨叹国人诚信尽失,时代礼崩乐坏。作为中华文明本源的礼乐精神,在今天,正要肩负新的时代意义;如何尽快把握这个契机,引导中华文明产生新的转向?

 

面对提问,彭先生说,礼的主旨是表达对他人的敬爱之心。孝经有云:“礼者,敬而已矣。”礼是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且是多多少少怀有一些敬意的。在孟子看来,有无爱心,懂不懂得通过礼来传递爱心,是区别君子与常人的主要标志。“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一个人将仁字放在心上,就会去爱人;将礼放在心上,就会去敬人。我们以恭敬之心待人,同时也希望人以同样之心待我。人心相通,你爱他人,他人就会“恒爱之”;你敬他人,他人就会“恒敬之”。正如民间所说的俗语:“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儒家倡导用这样的方式树立博爱的社会风气,实现社会和谐。

 

“自古以来,儒家思想认为,礼的作用在于教育,而法的作用在于防范;礼是提社会向上的引绳,而法则是维护社会安定的底线;不能用底线来替代人格标准。秦二世灭亡的历史证明,仅仅依靠法治不可能从本本上解决社会矛盾,也不可能造就社会的真正和谐。礼是为政者不可须臾或离的大经大法,已成为许多社会贤达的共识。”彭先生说:“对于个体而言,礼乐双修旨在引导人内外兼修。儒家所说的修身必须是内外兼备的,既要把握礼的内涵与形式,又要把握质与文的关系,做到形神兼备,内外一致。”

 

用德音雅乐教化人

 

音乐是人类共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古人手里,音乐是最好的教化工具。儒家认为,乐由心生。人生快乐一定要有音乐。音乐是心生的流露,与人心的关系最为密切。儒家讲音乐分成声音乐三个层次。最低层次的声指各种自然界发出的音响,无内在的乐理和审美价值。其次是音,相当于现在人们说的“音乐”。而人比动物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人能发现7声音节,12律,调门旋律等内在的乐理,然后创作出各种风格的乐曲,籍以表达内心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这一点只有人能做到,而禽兽只能感知各种声。故《礼记.乐记》有云:“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礼矣。”

 

中国的音乐思想是声、音、乐三者具备。礼乐的目的是让人的心性达到中。孔子曰:“教民亲爱,莫善于孝;教民礼顺,莫善于悌;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现在来说,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应以教化为先。教民相亲相爱,莫有比孝道再好的了。教民恭敬和顺,莫有比悌道更好的了,要想转移社会风气,改变民闻习俗,莫有比音乐更好的了。要想安定长官的身心,治理一国的人民,莫有比礼法再好的了。

 

音包罗万象,既有积极健康、清新向上的,也有颓废消沉和不健康的。其内容取决于作曲者的心境、情趣、格调等诸多因素。而曲子一经表演,就会给听者正面或负面的影响。负面的影响到一定程度,轻则损害人生,重则会造成亡国之灾。故让听众多听德音雅乐、远离颓废的音乐,是改善地方风俗的一个基础。为此,儒家进一步将音区分,将内容纯正健康,风格庄重典雅能道德教化作用的部分为“乐”。乐是最优秀的部分,既有共性又有差别,故《乐记》曰:“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又曰:“德音雅乐”。

 

“古人所说的乐,通常包括诗歌与舞蹈在内。诗歌就是诗。《诗经》原本都配有曲子,《诗经》300篇,是孔子从众多诗篇中精选出来的 ,孔子用它作为教材教育弟子。”彭先生说:“《诗经》的核心价值在于把人的心性引到正确的轨道上。中国的天安门广场升国旗,就是礼乐结合的成功典范。”

 

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杨振宁曾说,人类21世纪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复兴。因为民族复兴离不开文化精神的引领。若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文化上却是西方的附庸,那就表明我们民族被西方文化征服。离开西方文化,我们将不会独立思考。因此,仅仅是经济上的强大,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族复兴,也不可能持久。

 

两千多年的古代中国,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政统不断更迭于上;然中国依然是中国,本位文化从来没有中断,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究其深层次原因,近代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钱穆说过,因为中国有“士”这样一个“流品”。志于道者谓之士,一直以来,他们立志传承中国文化之道,以天下为己任,在民间办书院,讲学论道,培养人才,使中华之传统世世赓续于下。这种勇于担当的“士大夫精神”正是中华文明的脊梁。“在当前多元价值观并存的情况下,受西方思潮影响,立定脚跟,固守中国本位文化,不仅是弘扬中华文明的需要,也是人类文明对我们的寄望。”彭先生动情地说。

 

彭先生认为,当前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处于国家发展的重要关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理应冷静思考中华崛起的文化问题,其核心是如何建立“中国模式”核心价值观。如果中华民族能向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社会发展模式,并且用事实证明,不通过宗教,也可以使社会走向和谐、博爱、正义、以及经济的高度繁荣,那将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在21世纪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我们希望并相信,随着彭先生这样的有识之士不间断地中国传统礼乐文化进行推广,将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从学习中受益,随着更多的人学习和传播中华礼乐文化,社会也将多一份和谐与美好!中华民族精神也必将屹立在世界民族精神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