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一起狗血的官员通奸案

作者：吴钩

来源：南方都市报

日期：2014年07月06日

通奸，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性冒险了，它产生愉悦、刺激，但又挑战禁忌，伤风败俗。所以，几乎所有的文明体都曾经立法将通奸入罪，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文明国家或地区在法律上保留通奸罪，比如法国、韩国、美国的一部分州、中国台湾。

通奸，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性冒险了，它产生愉悦、刺激，但又挑战禁忌，伤风败俗。所以，几乎所有的文明体都曾经立法将通奸入罪，即使在今天，仍然有不少文明国家或地区在法律上保留通奸罪，比如法国、韩国、美国的一部分州、中国台湾。

从先秦至民国时期，中华法系也是一直设立通奸罪。如果对中国历史上通奸罪罚的演变趋势做一种鸟瞰式的观察，我们会发现它恰好呈现出一个“U”形轨迹：前期重罪化，中期轻罪化，后期又重罪化。

秦汉时期，法律对于通奸罪的处罚比较严厉，又允许亲属对通奸之人以私刑处死，《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夫为寄豭，杀之无罪。”所谓“寄豭”，指跑到别人家传种的公猪。意思是说，如果丈夫像公猪一样钻进别人的被窝，那么被人杀死了也是活该，杀人者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到了唐宋时期，通奸已经出现轻罪化的倾向，如《唐律》规定，“和奸者，男女各徒一年半。有夫者二年。”即通奸的男女双方，各判一年半的有期徒刑；如果当事女性有丈夫，则加半年刑期。与韩国现行法律对通奸罪的处罚(判二年以下监禁)差不多。

但从元代起，通奸又开始变得非常危险，除了要受到国法的惩罚(男女剥光衣服杖刑)之外，法律还允许私刑，即捉奸在床，杀死无罪，如《清律》规定，“凡妻妾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只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当官价卖，身价入官。”

总的来说，处于秦汉与元明清之中间的宋王朝，对通奸罪的处置是最合乎现代文明的。宋朝的立法继承自《唐律》，规定“诸奸者，徒一年半；有夫者，徒二年”；同时又创造性地规定“奸从夫捕”，什么意思？即妻子与别人通奸，要不要告官，以丈夫的意见为准。这一立法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在强调夫权，实际上则是对婚姻家庭与妻子权利的保护，使女性得以避免受外人诬告。换成现代的说法就比较容易弄明白了：宋朝法律认为通奸罪是属于“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如果丈夫可以容忍自己戴绿帽子，法庭就不必多管闲事了。

也许我们可以用南宋判词辑录《名公书判清明集》收录的一个判例来说明。大约宋理宗时，广南西路临桂县的教书先生黄渐，因生活清贫，带着妻子阿朱寄居于永福县陶岑家中，给陶家当私塾先生，借以养家糊口。有一个叫做妙成的和尚，与陶岑常有来往，不知何故跟黄妻阿朱勾搭上了。后来便有人到县衙门告发，称和尚妙成与阿朱通奸。糊涂判官不问三七二十一，将妙成、陶岑、黄渐三人各杖六十，阿朱免予杖责，发配充军。这一判决，于法无据，与理不合，显然就是胡闹。

黄渐不服，到州法院上诉。主审法官范西堂推翻了一审判决，根据“奸从夫捕”的立法意旨，尊重黄渐的意愿，让他领回妻子，离开永福县。和尚妙成身为出家人，犯下通奸罪，罪加一等，依法“押下灵川交管”，押送到灵川县牢营服役。一审判官张阴、刘松则罚杖一百。

范西堂是一位深明法理的司法官，他通过这一判决，申明了一条立法原则：“祖宗立法，参之情理，无不曲尽。傥拂乎情，违乎理，不可以为法于后世矣。”国家立法，必须顺乎情理，否则法律便有可能成为恶法。具体到通奸的行为，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确实是有伤风化、为人不齿的丑行，但是，如果男女间一有暧昧之事，不管当丈夫的愿不愿意告官，便被人检举，被有司治以通奸罪，则难免“开告讦之门，成罗织之狱”。因此，范西堂认为，对通奸罪的立法，不能不以“奸从夫捕”加以补救，将通奸罪限定为“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方得以避免通奸罪被滥用。

从这里可以看出，宋代立法对于民间的通奸行为，基本上是持一种比较宽容的态度的。但同时，宋政府对于官员的通奸行为，又主张处以更加严厉的刑罚。官员与民妇通奸，宋人称之为“监临奸”，宋朝法律申明：“诸临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者(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而且官员犯奸，也不是“亲不告，官不理”的民事罪，而是官民均可按发的公罪。一旦有官员被发现与人通奸，往往还将受到降职、撤职的处分———这不奇怪，我们的先人认为，官员应该身为百姓表率，必须接受更严格的礼教约束，所谓“春秋责备贤者”，所谓“礼不下庶人”，说的便是这意思。

宋神宗元丰年间，登闻检院的法官王珫，被人告发伙同儿子与大理寺法官石士端的妻子王氏通奸(口味真够重的)，朝廷哗然。虽然宋神宗发下批示，表示从轻发落，但台谏官不干了，监察御史朱服立马弹劾王珫：“珫父子同恶，行如禽兽”，虽得皇上宽恕，却不知羞耻，还大摇大摆上班。如此德性，如何为百姓表率？必须交付有司劾治。最后，王珫父子被交给大理寺立案审讯，审理得实，王珫被罢官，放归田里。

这宗通奸案还出现了一个插曲：王珫在大理寺受审时，供出宰相王珪的公子王仲端也参与了通奸(说到这里，我实在忍不住非常好奇那位王氏到底有着怎么样的魅力)。但主审法官王援害怕得罪了宰相王珪，不敢深究下去，便草草结案。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结案未久，知谏院舒亶便站出来举报说，王仲端与通奸案有涉，大理寺法官却隐瞒不究，请重审深究。王仲端则上书辩解，称绝无此事。宋神宗大为光火，任命御史复鞫通奸案。

这时候，宰相王珪的政治对手、大理少卿朱明之想借此机会打击王珪的势力，吩咐法官王援勇敢出来检举王仲端的罪行，别怕王珪那老家伙。朱明之又托人放出风声，说皇帝欲深究王仲端之罪。企图影响司法，从重治罪王仲端。这个过程比较曲折，我就不细说了，总之，案子审到最后，王仲端被处罚，朱明之等人也因为左右司法的图谋败露，受到停职、处罚金等处分。

发生在神宗朝的这宗很狗血的通奸案，虽然牵涉到复杂的权力斗争，但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宋人对于官员犯奸这事情，是觉得不可以容忍的，是认为应当受到深究的。官员若通奸事败，不但不齿于同僚，而且授人以柄。这样的政治风气其实是有好处的———可以给官员制造道德压力，使他们不能不注意个人生活的检点。事实上，现代政治也并非不讲究官员私德，2012年11月，美国中情局局长戴维即因为婚外情曝光而被迫宣布辞职。

如果说宋代对于通奸罪的立法态度可以给今人一些启迪的话，我认为最值得记取的启示便是：轻责于民，而重罚于官；注意保护小民的权利，而强调官员的伦理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