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从未缺席

作者：张天蔚

来源：北青网

时间：甲午年七月初十

            西历2014年8月5日

如果有人打算告诉我，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政治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是无力的、旁观的、缺席的，则纵使你打死我100遍，我也不能认同。

如果承认今天的中国比30年前更好，中国的明天可能比今天更好，那么我更愿意感谢包括唐慧在内的像一朵浪花一样奋不顾身地冲向堤坝的人们。

人民从未缺席——以与同事蔡方华商榷为名

我的同事蔡方华发出他的第一篇之后，我就预告了要和他商榷。我猜他或许以为我是要质疑他的过分乐观，但我要商榷的，却恰恰是他的悲观。

在《信号》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最热衷于政治的中国人，在被切除参与政治的管道之后，对政治只剩下了旁观、议论与猜测。很多人都不再相信政治生活中最关键的那些词汇，比如正义和公正。他们只关心谁赢了、谁输了。”我想这也是很多人对中国人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判断，即人民总是无缘参与政治，至多充当旁观的看客，所以迄今最乐观的表述，无非是那句“围观改变中国”。而我恰恰认为，人民从来都在政治之中，尤其是今天的中国人民，更是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即以这次“煮面”的过程而言，从各种外围消息诡异的传播途径，到“康师傅”、“方便面”等各种暗号的层出不穷，再到“周元根”、“周滨父亲”、“秘书帮的老首长”等隐语构成的那层不捅就破的窗户纸，看上去都在某位舆论高手的精妙掌握之中，而自以为在这种严密掌控中找到了缝隙的媒体，似乎都是在被人利用。于是也就很容易让人想起那句古老的官场俗语，叫做“民心可用”。而这一次的“煮面”操作，高层巧妙借力强烈期待反腐的民心，达成了非常好的正面结果。

但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对以下的判断是信的——当权力明确地意识到自身力量不太够用的时候，就会想到民心可用；而民心一旦被权力所用，权力本身也必然被民心所深刻地影响和改变。这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其实已经不是谁被谁所用那么简单。别的不说，张成泽被“幼主”拉出去直接毙了，才是传统宫斗的经典情节，金三胖只要事后给他姑父安排一个叛逆或“恶攻”的罪名就一切OK。如此惊心动魄的戏剧性桥段，至少对于我这一代中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但在今天及以后的中国，已经很难发生，所以才有“煮面”的精心和耐心。当一个重大的政治抉择——哪怕它如某些人认定的那样是一场政治斗争——需要耐心而周密地进行舆论动员的时候，其背后的逻辑，其实是在寻求民意对这一政治行动的合法性的承认和追授。而这种对民意合法性的需求一旦产生，则意味着我们所置身的政治生态已经悄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

我完整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自然清楚地知道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何等巨大和深刻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似乎都是从邓小平的一个英明的念头开启的。但我曾经反复在不同的文章里表达过一个并不多么高明的“论断”，即改革开放的最大秘密和邓小平的最大功绩，都可以归纳成一条，既解放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欲望。做出如此重大改变的外在原因，是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的危局，而更内在的成因，则是中国人民追求正常、富足生活的本能欲望，被以“割资本主义尾巴”和“狠斗私字一闪念”等崇高的名义禁锢了多年，已经积聚了足够强大的势能，再不解禁，极有可能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方式自行冲决而不可收拾。而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回溯这个伟大进程，它究竟是不是一直沿着总设计师预设的轨迹发展，其实是大可商榷的。

面对一个逐渐堆高到危险地步的大坝，政治家当然都希望能够小心地掘开一个口子，把积聚的势能缓缓疏解到精心开掘的河道里，按照一条“正确”且可控的轨道，流向预设的正确方向。但无论逻辑的推论还是事实的演进，都证明这是非常艰难的挑战。我相信，30多年后的中国发展成今天这般模样，是当初任何一位伟大政治家都不曾预料到的。别说置身其中的我们自己，就连本该“旁观者清”的西方理论大咖们，都在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的争论中莫衷一是，也足可见出中国30多年的发展，简直没有什么既往的规律可以解释，也没有哪种力量可以操控其走向和结果。如果有人打算告诉我，在这个波澜壮阔的政治进程中，中国人民始终是无力的、旁观的、缺席的，则纵使你打死我100遍，我也不能认同。

如果说以上的议论过于宏阔，那就说些具体的吧。早在《南方周末》“揭露”唐慧的人品之前，我就从各路媒体对她的歌颂中，看出了她的性格特征，和她对各种资源、机会的敏感把控乃至“利用”的能力。但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句子质疑过她，因为她在以微薄的一己之力，挑战强横、颟顸的权力机器。而当一朵浪花打算以粉身碎骨为代价，去拍打一道坚固的堤坝的时候，谁都不忍也不该挑剔她纵身一跃的力道和姿态。

有人说唐慧的际遇是一个特例，是她巧妙地利用了当地政府出于维稳“大局”而有所顾虑。问题是，看上去那么强大的维稳逻辑和维稳机制，却依然给唐慧这样小人物留下了可以利用的空间，并把其一步步撑大到了可以让她和女儿出一口气的地步，这个几乎难以想象的过程，却就是这样奇迹般地实际发生了。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偶然的奇迹，我却更相信它是恰好发生在此时的一个必然，因为支持它成为现实的，是中国人对司法不公的忍无可忍，是对司法公正的迫不及待的渴求。回顾唐慧案反复波折的整个进程，各种力量折冲进退的痕迹清晰可见，几乎可以引为政治博弈的经典案例。

周永康案件披露的同时，中共18届4中全会即将召开的消息也同时宣布，其“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题，自然让人联想到与周永康倒台的直接关系。蔡方华在他的《“后周时代”的九大政治猜想》中也持此论。但在我看来，唐慧及唐慧们也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之一。从邓玉娇案到唐慧案及小贩夏俊峰案，围绕司法个案而发生的席卷全社会的冲突、博弈，不仅对邓玉娇、唐慧这样的小人物是残酷的折磨，对现有的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逻辑，也是巨大的冲击和挑战。对司法工具化、婢女化而导致的司法不公的不满乃至愤怒，已经在全社会积聚起足够巨大的势能，再次接近一触即溃的临界状态。此时探讨并实际推进依法治国、司法公正，民心、民意的推动，比周永康的被调查更具实际的作用。

如果承认今天的中国比30年前更好，中国的明天可能比今天更好，那么我更愿意感谢包括唐慧在内的像一朵浪花一样奋不顾身地冲向堤坝的人们。坦白地说，面对他们的勇气和牺牲，我内心是有着明确的“搭便车”心理的——社会进步必有牺牲，而他们的不计后果的“死磕”，正是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推动。而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心理，我对那些无视或否定人民在政治进程中的作用的说法，从心底里无法接受。即便在中国，不，尤其在中国，人民从来都在政治之中。

拉开这么大架势和同事商榷，似乎有点小题大做。确实。所以我才在副题中言明，本文只是“以与蔡方华商榷之名”，我真正要商榷的，其实那些在“抓周”之后冒出来的各种阴阳怪气的文章。这些文章的套路基本一致，即用一种窥破一切政治机密的智者口气，告诉所有为周永康落马、为这一轮强力反腐而振奋的愚众和媒体：所谓反腐，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抓出再大的老虎，也是人家政治权贵自家的事，与草民百姓没有一毛钱关系，本就不该置喙，还要振振有词地讲出道理，就更是自撸自嗨的YY。比如有一篇文章就是这么讽刺媒体的：“当你权力在握时，我负责歌颂；当你万劫不复时，我负责揭露。有网友把前者叫做舔菊，把后者叫做奸尸——这说法太难听了点。”而不用我解释你也看得出来，这个“太难听了点”的说法，很可能就出自作者手笔。

而我一直很好奇的是，从作者睿智、清白得不行的语气来看，他显然是既不曾舔菊，也不打算奸尸，那么在整个如此漫长的过程中，这么聪明的人究竟在干些什么呢？看来是什么也没干，只等着今天说这几句片羽不沾身的俏皮话。但是说白了吧，如果没有那么多没看透政治内幕的愚众在前边冲着、顶着，你的高蹈的POSE就没有空间摆弄，你的充满睿智的聪明话，也根本就没机会说出口。如果一定说中国政治的进步和什么人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么就应该是这些伪装成智者的懦夫。

之所以要借与蔡方华商榷的名义，是因为商榷总得是和值得的对手，只好拉来蔡方华陪绑。而对不起他的是，那些阴阳怪气的文章，与他的“蔡三篇”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从他说到他们，有点委屈了蔡方华。

不过还是要认真地说一句，我对《信号》的结尾，还是有点不太同意——“你如果问我，是不是因为周永康落马这件事，对习近平有特别强烈的好感？我会抬头以45度角仰望星空，代表亚洲，不，代表人民，不，代表自己回答说：是的！”

写过诗的人都知道，这段话的有效成分，其实就是一问一答：是吗？是的。其余的那些，都是所谓的“情感修辞”，它们可以让这句话变得更加饱满和炽热。

但如果你拿同样的问题问我，我只会老实地回答：是的。余下的情感修辞则一概不用。

原因不述，请自行脑补。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