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的运势与条件

作者：陈来

来源：作者博客（新浪）

时间：甲午年六月初五

             西历2014年7月1日

提要：儒学的复兴，有两个方面或两个条件。一个是 理，一个是势。“理”的条件就是对理的阐明，对于儒学义理、价值所作的抉发，这对儒学的复兴是很重要的。“势”的条件就是势的累积，没有一定的运势的累 积，儒学复兴也就不能成为现实。本文仅就儒学复兴的“势”的条件，从四个方面来说明，即政府的理性推动、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社会文化的重建、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

儒学的复兴，我觉得有两个方面，或两个条件。一个是理，一个是势。“理”的条件就是对理的阐明，对于儒学义理、价值所作的抉发，这对儒学的复兴是很重要的。“势”的条件就是势的累积，没有一定的运势的累积，儒学复兴也就不能成为现实。“理”的问题大家谈了很多，下面我仅就儒学复兴的“势”的条件，从四个方面来说明，这四个方面的顺序是依照历史的发展来展开，而不是从重要性来展开。

第一个是政府的理性推动。1978年的时候，由于外国人要参观三孔，孔府、孔庙、孔林，于是政府要求《历史研究》杂志组织写一篇正面肯定孔子思想的文章。庞朴先生受命来写这篇文章即《孔子思想再评价》。他当时说，这闹不好是掉脑袋的事，可见从“批林批孔”拨乱反正并不是没有风险的。而有了政府的肯定，孔子的平反就比较顺利了。1978年春天，中学历史教材把文革的“孔老二的反动思想”改变为“孔子的反动思想”，开始了调整的步伐。这一年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以后，中学历史教材里的“孔子的反动思想”就变为“孔子的思想”了。1979年李泽厚也写了孔子再评价的文章，学界对孔子肯定就更多了。1983年在政府的推动下，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1985-1987年孔子基金会的学术活动，杜维明先生也都参加了。1989年在孔子基金会主办的纪念孔子诞辰2540年大会上，江泽民主席出席并讲话，他的讲话为正面肯定孔子及其思想的地位和意义，从政府最高层奠定了基调。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因素很重要。政府的理性推动，可为儒学的复兴创造有益环境。

第二个是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1979年后的几年，庞朴先生每年都写一篇关于孔子评价的综述，基本上说来，对孔子的政治平反相当顺利，只是对孔子思想的评价还有分歧。然而，最重要的是，对孔子的肯定，并不等于对儒学的肯定。80年代知识界有一种很受人注意的说法，即“回到孔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孔子之后历代所讲的儒学都是错的，都要否定，所以我们要回到孔子去理解儒学。这就把孔子和后来的儒学对立起来，事实上，如果否定了汉以后的儒学，孔子也就很难在中国历史上立足。这种对儒学的否定的观念，在80年代普遍流行。所以，在80年代，我们的学术界和知识界仍然主要受着五四激进主义的影响，批判儒学是主流。把传统与现代完全对立起来，不能认识传统价值系统对现代化社会的意义。只有杜维明先生1985年来大陆提出儒学复兴的问题，所以文化热中，杜先生的观点被概括为“儒学复兴派”。因为他是从美国来，外来的和尚大家比较尊重，能够倾听他的主张。但一般人都认为儒学的复兴，只是一种抽象的可能，积极地说，也只是遥远的梦想。知识群体的文化自觉对儒学复兴是关键。知识群体没有文化自觉，儒学的复兴是根本不可能的。1978年以来，总体上说，儒学的复兴的障碍其实主要不是来自政府，而主要是来自知识分子。当然，老意识形态的惯性不可能一下子消失，有些意识形态工作者以教条主义的方式仍不断阻碍儒学的复兴。在1980年代，左的和右的反对儒学的观念支配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观念。那时没有一个可以代表儒学的声音，我们本土没有一个儒学发出的声音。杜维明先生的功绩在于把海外、包括英语学界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所谓儒家人文主义的各个侧面等带进来，作为当时文化热讨论里面的几大热点之一，使讨论更加多元化了，从而使得文化热不仅仅都是反传统的，而多了一个传统的声音。由于有了杜先生的观点和海外新儒家的文化呼声，90年以来才可能成为儒学复兴的一个生长点。1991年底我应香港的《二十一世纪》杂志之邀，在每期篇首《展望二十一世纪》专栏写了我对儒学的展望《贞下起元》：“儒家思想，在二十世纪知识分子从文化启蒙、经济功能、政治民主等全方位的批判中，经历了两千多年来最为严峻的考验，但是站在二十世纪即将走过的今天，放眼儒家文化的未来命运，没有理由绝望或悲观。恰恰相反，我确信，在经历了百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一次的挑战和冲击之后，儒学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走出低谷。”我的依据是90年代初知识分子开始沉静下来，从新认识中国文化和儒学价值，虽然这在当时还只是很少人。到了1995年年中《孔子研究》发表了多位学者的文章，公开抗争主流左派对孔子儒学和中国文化的批判态度，文化自觉在知识群体中慢慢扩大和累积起来。

第三个是社会文化的重建。关于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大陆民间学堂、书院、读经班等，已经有学者讲到了，就今天的特殊场合，我只提出几个新世纪以来与“孔子”有关的文化重建的标志性事项。2000年前卫戏剧导演张广天在北京推出了“圣人孔子”舞台剧，预示了商业化时代民众和文化对孔子的呼唤。2004年第一个孔子学院建立，到今天全世界已经有300多所孔子学院了。2005年由山东省政府主办了孔子公祭，后来发展为海内外华人全球公祭。2006年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由于丹讲孔子和论语思想。2007年文化部与地方政府推动“世界儒学大会”并颁发孔子文化奖。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以孔子门人六艺表演为首。2009年学者联名要求以孔子诞辰为教师节。2010年《孔子》电影在全球上映。2011年孔子塑像出现在国家博物馆的门口。这一切社会文化的重建构成了儒学复兴的重要基础。其中民间的推动起了很大的作用。事实上，现在所谓儒学的复兴，也主要是文化的层面。

第四个是中华民族的整体复兴。政府推动是环境，知识群体的关键，社会文化是基础，而儒学的复兴最根本的条件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和重新崛起，换句话说，中国现代化的成功和迅猛的经济发展是文化复兴的根本条件。中国现代化进程90年代以来快速和成功的发展，导致了国民文化心理的改变。当现代化进程驶入快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发展取得成功之后，国民的文化自信逐渐恢复，文化认同也随之增强。当代的国学热提示着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了民族自尊与自信的高扬，开启了民族文化的自觉，文化自信增强了民族生命力，振奋了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势是儒学复兴的历史根基。

（2012年4月7日在北京大学参加“儒学的复兴——欢迎孔垂长先生暨两岸学者研讨会”所做的现场发言。）

 责任编辑：李泗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