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是由胜利者写的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

          《南华早报新闻网》2014年9月29日

时间：甲午年九月初六

           西历2014年9月29日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是一个颇为流行而非常错误的观点，昧于历史常识，充满了权力狂妄和诈力迷信，以为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地篡改虚构伪造历史和强奸历史了。一些马家学者严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可谓贼喊捉贼。

古今中外无数乱臣贼子暴君邪教，都曾经胜利一时并以胜利者自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没有任何恶人恶势力获得过写史资格。秦始皇到斯大林，统统不行，统统被钉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对正义和真相的执著有着万古不易的绝对性。

殷鉴不远，马家帮都喜欢自修其史，无非庄严的笑料、堂皇的丑剧而已，真相照样明明白白。且看前苏联的《联共（布）党史》，被称为“共产主义的圣经”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从1938年9月到1953年的15年里共出版了67种文本，再版3百余次，总印数达4281.6万册，是苏联图书出版史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影响够巨大、广泛深远的。

然而，伪史是没有生命力的，《联共（布）党史》影响和“权威”是建立在邪说、暴力和谎言的基础上的，经不起真相、真理和正义的追问，很快就成了政治笑柄和文字垃圾，在历史的长河中转瞬间消失了踪影。有一句名言说：“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所有人,也能在任何时间欺骗某一个人，却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最“伟大”的暴君也不可能。历史更是无法欺骗的。

诈力有用也有限，任何诈力的、邪恶的胜利都是暂时性和泡沫性的，而且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自古以来，不尊重历史的政权，也得不到历史的尊重，登不了历史的大雅之堂。邪不胜正，假不胜真，这是历史规律也是历史事实。良知不灭，天行有常，暴力征服不了人心，邪说改变不了常道。盗贼即使大到秦始皇希特勒斯大林们的程度，在历史的眼里，仍然微不足道；其胜利即使“辉煌”一时，也是白驹过隙，最后无不以失败告终。

如果一定要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么，这个胜利者不包括恶势力。在历史的雄伟壮丽的画卷中，任何暴君恶势力都不过是侏儒、小丑和笑料而已。任何恶势力，无论曾经多么猖獗和取得多大胜利，都不过昙花一现而已，都将成为可耻的失败者。别说恶人恶势力之类，就是诸子百家中各种良性学派，也从来没有获得过修史的资格。

刘少奇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如果人民指一般国民和民众，就嫌空泛，并有民粹倾向。何况在政治框架中，人民是个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指的是所谓的“革命人民”和“无产阶级”。

孟子说：“民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无产者经过马主义、唯物主义洗脑之后，更将变本加厉地放辟邪侈。权力落入这些人手里，就像把大刀放在孩童手中，结果难免伤人自伤。我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没有赢家，既是资产阶级的灾祸，也是无产阶级的劫难。大家斗来斗去，同归于穷，同归于苦；斗到最后，恶性大发，你死我活，同归于尽。

事实上，历史是由文化精英、道德精英书写的，中西都一样。（西方的文化道德精英，可以方便地成为西儒。）自古中国的文化道德精英是儒家群体，故历史是由儒家书写的。中国正史的作者都是儒家。正史指二十四史，从第一部《史记》到最后一部《明史》，作者或作者团队都是儒家，没有例外。

儒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最为严肃，孔子和历代儒家所编辑或传述的史料，真实性和可信度最高。三代政治无儒家之名，却有儒家之实，先秦官员包括史官，都是“六艺”教育培养出来的信奉中道的儒者。文天祥《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太史董狐就是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典范，将尊重历史、坚持真实、忠于职守、生死不渝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记载：“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见孔子的思想取向。

为了保证史官能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礼制规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的实录。这个规定唐太宗时还能遵守。《贞观政要·文史第二十八》记载，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看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自汉以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被普遍视为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态度，进而被视为历代避讳的总原则。这是五四以来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难反驳的一条罪行，是对儒家和孔子最严重、最悠久的误会之一。

根据儒家义理，孔子不可能认同“三讳”为修史原则和政治原则。《论语卫灵公篇》载：“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孔子盛赞卫国大夫史鱼言行正直刚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可见孔子是以“直”为史官美德的。

其实“三讳”是公羊家对《春秋》的过度解读，仅是“托史寄义、托事明义”的《春秋经》的特征，非孔子说、非圣人说，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不能将它扩展为修史原则甚至延伸为政治原则。关此，我在《儒家文化实践史》一书中有过详细解释。

中国正史也不存在“三讳”问题，因为是“易代修史”，前一王朝史由后一个王朝修定，“国亡史成”，后人没有为前朝“讳”的动机。当然，也不至于故意贬抑，因为历代统治者重视前朝史，旨在以史为鉴，寻找治乱兴衰的枢机，并借以为新王朝继统提供合法性。

五四后疑古风起，侮辱传统文化、怀疑儒经及正史成了时髦。其实，论义理的正确性和真理性，儒家经典至高无上无与伦比，君无戏言，经更无戏言。论所涉及史料文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十三经”也是各派中最高的。

良知不灭，儒家就不会灭，无论遭受多么严重的摧残，都将一阳来复。嬴政焚坑之后，儒家创造的是两千多年的辉煌；经过更为深重的毛家之劫，写下的必将是更加辉煌的篇章。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