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手段救人心

——儒家政治特色之一

作者：余东海

来源原载于 《南华早报中文网》

时间：甲午年十月二十

           西历2014年12月11日

儒家重不重视法律，能不能够杀人，本不是问题。礼制是礼乐刑政的统一，刑即刑法、法律。德治涵盖法治，仁政不碍征伐，德教不碍刑杀，这是儒家常识。可不少人误会，讲道德就是不讲法律，施仁政就不应该杀戮，一说到严刑重法，就属之于霸道或法家，以致有封疆大吏说出“对恐怖分子不能施仁政”的傻话。

这个误会还相当古老，至少可以追溯到汉宣帝。汉宣帝教训“柔仁好儒”的太子即后来的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纪》）这段话将德教与刑法割裂开来了，以为周政是纯任德教的。殊不知周政汉政都是儒政礼制，即任德教，也重刑罚，教而不诛谓之虐，教而不改诛之宜。

周政汉政，具体制度法律形式不同，但本质完全一致，都是儒家政治。汉朝自刘邦起就从思想上摒弃了法家，儒道并尊，到武帝完成独尊儒术工作，此后道统政统学统合一，三统皆儒。汉制属于家天下小康式王道，远高于霸道。霸道尊王攘夷，不错，但不能克己复礼建设礼制。宣帝视汉制为“以霸王道杂之”，是自我贬低。后人将霸道等同于商韩法家，遂有阳儒阴法说，更是误解。

汉宣帝是尊儒的好皇帝，但思想理论糊涂。其子汉元帝好儒而“柔仁”，同样糊涂。仁道刚柔相济，岂能唯柔？

儒政礼法并重，德主刑辅，重德慎刑，并非不要或不重视刑法。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法律建设，历代史书中多辟有《刑法志》。《尚书》中的《盘庚》、《微子》、《金滕》、《康诰》,《梓材》、《多方》、《立政》诸篇都有关于古代刑法的记述，《吕刑》篇专门论述刑法，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系统的刑法文献，是周政的重要内容。

周穆王在各地游历之时，见到某些诸侯任意施刑，遂命吕侯以“明德慎罚”为指导原则，“作修刑辟”，对周初刑法改革修正，重新制定了一部法典。因为是吕侯主持修订，故称为《吕刑》。

慎刑慎罚并非一味轻刑轻罚。《吕刑》说“刑罚世轻世重”，意谓刑罚随世轻重，刑罚的轻重要根据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而定。《周礼-秋官-大司寇》说：“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这成了历代儒家王朝的刑罚原则。

郑玄云：“新国者，新辟地立君之国。用轻法者，为其民未习于教也。平国，承平守成之国。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乱国，篡弑叛逆之国。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也。”伐灭就是杀伐和消灭。

乱国人性败坏，如果刑法宽缓，犯罪成本低小，就会导致罪恶行为上升而难以控制的局面。宋李觐说：“篡杀叛逆之国，纪纲大坏，风俗大恶，强弱相胜，众寡相暴，从而缓之，则羊狠狼贪，难以制矣。”（《周礼致太平论五十一篇•刑禁第一》）

《吕刑》中周穆王介绍了“上帝”对苗民的严厉惩罚。“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

大意是说，苗民互相欺诈，纷纷乱乱，没有中正诚信，以致背叛誓约。受了虐刑和被侮辱的人，都向上帝申告无罪，上帝考察苗民，没有芬芳的德政，刑法所发散的只有腥气。颛顼皇帝哀怜众多民众无辜被害，于是报“为虐者”以威，将“苗民”灭绝，灭其人，绝其后，使他们没有后嗣留在世间。

这就是猛药去疴，重典治乱。文中的上帝和皇帝，或说指黄帝，或说指颛顼，或说是帝尧。因接着有“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事，应以颛顼为是，因为绝地天通是颛顼时事。重黎都是颛顼时人名，重主管天神，黎主管臣民。

宽仁二字常常连用。其实政治一味宽松，反而不义，有伤于仁。如赋低税轻法律松弛，就是元政一大弊端。例如，自忽必烈建元至顺帝初年七八十年间，天下死囚审谳已定,却不执行死刑，皆老死于囹圄。这么做，宽容有余，但伤害了法律的严肃性，导致民不畏法，不可取也。政治宽纵成了元朝灭亡的原因之一。朱元璋有鉴于此，变宽为严，又过于严苛了。要遵循政治中道，不容易也。

仁政，礼法并重，仁义并重，义是正义、适宜义，义德体现于政治，包括义刑义杀义战。义刑即正义合宜的刑法。《康诰》说：“用其义刑义杀。”曾运乾说：“义，宜也。刑罪相报，谓之义刑义杀。”义刑也就是《吕刑》中说的祥刑。刑罪相报，就是有罪必罚，罚必当罪。

义战，正义之战，包括剿杀内匪和抵抗外敌，包括自上而下的征伐和自下而上的革命，是王道仁政的内容。儒家慎杀，杀一无辜而得天下不为也，但不能不阻止和惩罚罪恶。对罪恶的纵容，无异于对善良的犯罪。便是大赦也须谨慎。有人批评诸葛亮惜赦，诸葛亮回答说：“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

《尚书》中多数篇章都涉及刑法、诛罚、征伐和杀戮，《汤誓》、《太誓》、《牧誓》、《武成》等更是革命的檄文。即使圣王在位，有时候也不得不诉诸于武力，尧舜不能不诛四凶，周公不能不平叛和东征，都是为了尽他们敬天保民的责任，都是在其位谋其政的表现。易经谦卦五六爻亦讲征伐，谦德有助征伐。

惩恶就是扬善，罚罪就是保民，革命就是顺命，顺天应人，替天行道。到了条件成熟、应该革命的时候，如果不起而革命，就是违天逆命，不负责任，就有罪。《太誓》中周武王说：“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意谓商纣的罪恶，象穿物的串子已经穿满了，上天命我讨伐他；我若不顺从上天，我的罪就与商纣相等。

若有菩萨心肠，必有霹雳手段；若是赤子情怀，必须除恶卫道。曾国藩麾下大将彭玉麟有一副名联：“烈士肝肠名士胆,杀人手段救人心。”彭玉麟确实是这样的人。他书生从戎，胆气过于宿将，两军对敌勇于杀戮，对贪官恶少也毫不容情，李鸿章的侄子就死在他手里。杀人手段救人心，以杀止杀，以杀人为救人手段，是儒将风范，也是儒政的一大特色。

但彭玉麟坚决反对滥杀无辜，对曾国荃诱杀降兵和屠城暴行很是不齿，数次要求曾国藩大义灭亲。不仅不许滥杀无辜，对罪犯也强调罚当其罪，不许轻罪重判，这是儒家不言而喻的共识，是儒家与法家、仁政与暴政的重大区别。

顺便破除两个相关的误会。第一个误会是：儒生斗不过流氓，儒生要战胜流氓，首先要变成流氓。大谬不然，儒生斗不过流氓，或是因为儒化程度太低，无智无勇，或为特殊现象，非常态也。流氓斗不过儒生才是社会常态和历史常态。儒士从商则为儒商，从戎则为儒将。像彭玉麟那样的儒将，古来俯拾皆是，曾国藩集团中就不少。

儒生从政则为儒官，为君则为明君，仁者无敌。儒家主导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从尧舜到明清，所有较为持久和兴盛的王朝都是儒家缔造的，儒门中智勇双全的圣贤君子英雄豪杰层出不穷，尧舜禹集团（可三）、汤伊集团、文武集团、刘秀集团、王阳明集团、曾国藩集团等等就是儒家政治群体中的佼佼者。试问天下什么流氓集团恶势力配做他们的对手？

第二个误会是：打江山要反儒。对于政治势力，“革命就要反儒”这种谬见是致命的。除了洪杨，古来从无公开反儒的人物和势力而能成功“打江山”的，可谓“反儒成功自古无”。古代最大的政治反儒派秦始皇，也是坐稳江山后才公开反儒的，其相父吕不韦的门客和朝廷博士群体多是儒生。即使焚书坑儒之后，朝廷仍然保留了一队儒生。洪杨成不了大气候，反孔反儒是要因。

明白了儒家以杀止杀的征伐和革命精神，知道了仁者自可无敌、仁政最善除暴的道理，上述两个误会自然就消除了。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