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明作者简介:陈少明,男,西历1958年生,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出版有《〈齐物论〉及其影响》,《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做中国哲学》和《仁义之间》等著作。 |
智者的归隐——缅怀庞朴先生
作者:陈少明
来源:作者 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甲午年十一月廿九
西历2015年1月19日
别人称庞公,我习惯叫庞先生。他有学问成就,为学界所公认。但感受他的人格魅力,则须有能亲近的条件。晚辈认识前辈,往往先于前辈认识后辈,甚至可能后者永远无缘被前者认识。这是崇拜者与名人间的一般关系。我是大学年代因读了庞先生的《公孙龙子研究》,从而成为他最早的景仰者之一的。第一次见到真人,是读研究生的时候,80年代前期,在广东一次纪念康、梁的大型活动上。记得一个细节,隆重的开幕式即将开始时,主席台还空着一个座位,主持人急忙用扩音器吁请庞先生上坐。他从听众席后排匆忙上台,同时说了一句话:“对不起,我忘了我也是个领导。”大概指当《历史研究》主编,给我印象深刻。80年代中期,汤一介先生主持中国文化书院时,我作为学生参加了设在北京市委党校礼堂的讲习班,在那盛况空前的场合,有幸直接聆听很多大家,包括梁漱溟、庞朴、杜维明诸先生的演讲。我第一次见识了庞先生的演讲才能,知道他是言与文同样出色的学者。
庞先生知道我,是在90年代,他在社科院退休以后。其时,我写了一本《儒学的现代转折》,书稿末章论及港台新儒家之后儒学的动向,大陆的案例选了李泽厚与庞朴,但被编辑方面要求去掉。那年代,没有出版就没有传播,等于是白写了。我忍不住把原稿相关部分寄给庞先生。庞先生没有直接回应,而是把它交给邓正来主编的《中国书评》。也可以说,无意中是我让庞先生注意到自己的。后来,他一有机会就推荐我参与他组织或不是他组织的各种学术活动,如他与沟口雄三教授一起主持的东亚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狄百瑞教授在夏威夷主持的第二届“儒学与人权”中美学者研讨会等等。也是庞先生,把我推荐给当时刚任职哈佛-燕京学社的杜维明先生,参加在纽约“北部山庄”举行的关于中国人文学发展的反思会。由此,我又从杜先生那里得到其它的帮助与支持。80、90年代的广州,学术文化方面处在比现在更边缘的位置。不似今天,由于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中心与边缘可以具有相对平等的条件。现在想来,像我这样长期在远离中心的地方工作,而又不主动争取机会的人,能得到这样的支持真是莫大的幸运。
庞先生对我走上中国哲学之路有很深的影响,这与杜先生唤起我对儒学的热情,有所不同。这种影响也不是靠交往,而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获致的。从《“中庸”平议》引发,包括儒、道辩证法,以及被冠以“一分为三”帽子的系列论著,对中国智慧的揭示,是一种富于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研究。他那探寻思想表层下的思维模式,以及用中国语言讲述经典概念的哲学方式,既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哲学史叙述,也区别于五四以来现代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他是在做自己的哲学。有人说庞先生是用汉学的方法做宋学的事业,他不承认。就我的理解,庞先生的问题与宋明理学并不合辙。他不讲形而上学,也不倡导超凡入圣之类宗教性的问题。表面上看,这可能与他受到那个时代流行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有关,要用辩证法对抗形而上学。但他的辩证法,既非苏格拉底的对话辩证法,也非黑格尔的思辨辩证法,更非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是道德践履的辩证法,研究的是中国哲人待人处世的思想方式。他把哲学理解为智慧的思想方式。当然,庞先生的中国哲学论说,的确包含字义起源上的训诂工作,如对“玄”与“无”之类概念的探讨。清代汉学本有借字义训诂以通义理的主张,而现代大哲章太炎更是精于此道。就此而言,庞先生的思路确有某种与之相应之处。但我也不认为,他可以被定位为清代哲学的传承人。他有他的哲学眼界,如解牛之“解”,相马之“相”这类论题,很难想象宋学或清学会把它们作为值得处理的义理问题。此可谓,谈玄说无固大道,解牛相马亦哲学。对庞先生而言,思想是不会胶着于对象的。他有一种独行侠的气质。这种没法对其归类,正是它独自成体的表现。现代中国哲学的这份遗产,有待后人进一步的继承与发展。
我与庞先生相处的机会其实并不多。曾有一次请他到我们学校讲一个月的课,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可惜安排不周,接触也是断断续续的。倒是李兰芬能一直陪着他上课。庞先生还同时是我和兰芬两篇学位论文的评阅人。他住北京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看他。不是礼节性的拜访或者带着问题请益之类,就是喜欢见他,听他闲聊。他还会带我们逛他家门口的紫竹公园。有一次,我们陪他买衣服。兰芬给他拿了一件有点暖色调的西装外套,他老人家一试,看着我们,指着自己:“像不像乡镇企业家?”我的印象中,身着牛仔裤,是他的特色。
去年9月,我们到北京吊唁汤一介先生,碰到山东大学的冯建国老师。他是庞先生晚年在山东大学的得力助手,代表庞先生来京吊唁汤先生。冯老师跟我们讲了一则轶事,不久之前,他曾开车带庞先生从济南到北京,还到了北大。原本打算与汤先生见一面。但到了汤家门前,他先是坐在轮椅上在周围徘徊,后来又忽然改变了主意,挥手就说“走”。说是意思到了就行。这举止,让人觉得老人家特有魏晋风度。儒家的君子“三达德”是仁智勇,庞先生作为君子,智者的气质更突出。但他的智有儒有道,所以不类道貌岸然的圣贤。他所做学问的下限基本到魏晋为止,可能不是巧合。
那次与冯老师偶遇后,兰芬对我说,我们要找机会去看看庞先生,言外之意,不须多说。没想到,最后这次看到的,竟是遗容。从接到王学典教授发来的讣告始,我就满心怅然。其实,我谈不上对庞先生有多少了解,例如他当年与广场上那个昙花一现的“高知联”有什么关系,就一无所知。我也没能力对他的学问作全面的评价,如果学业上有受惠于老人家之处,也只可能是得其一偏而已。这篇文字,只是个人自然情意的一种表达。如果有个什么说法的话,那就是把庞先生的辞世,看作一个智者从我们这个喧嚣的时代归隐而去。
甲午年十一月廿六日,于中山大学
责任编辑: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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