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静的时代：马一浮的避世与努力

作者：雪堂

来源：《新京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五月初五日丁卯

           耶稣2015年6月20日

《马一浮和他的大时代》

作  者：滕复

出版社：鹭江出版社

出版年：2015年5月

儒学大家马一浮。

在当代谈“新儒家”，人们首先会想到梁漱溟，会在与梁先生生平和思想相关的资料里看到“马一浮”三个字，知道这是一位儒家的老先生，一位国学大师。这些大师级的人物更多的是活在学界后辈的口传中，离开专业学术圈子，便都湮没。马一浮，更是在时代风流云散前后都陌生的名字。现在，借由一部半是生平、半是思想研究的评传《马一浮和他的大时代》，这位毕生寂寞的儒家的形象开始逐渐变得清晰起来。

身世迷局：诀别西学归隐33年

与那个时代中国知识人相似，如若不是社会革命的风起云涌——或者说横生枝节，聪慧过人且家学淳厚的马一浮，无疑会步入典型“学而优则仕”的人生旅程，况且马一浮十六岁已经在绍兴县的科举考试高中榜首，初步为士民等级社会所认可。但19世纪末的中国，在列强步步紧逼，国门洞开之时，“西学东渐”之风也愈演愈烈，马一浮，这位和鲁迅、周作人同年，与杜亚泉同学且从旧学规范化的学术启蒙一路走来的青年学人，直面混乱动荡的社会局势和家国命运，也开始将目光投向了西方。

1902年6月，清政府驻美使馆留学生监督公署招聘秘书，此前刻苦学习英文、法文和日文、与同仁创办翻译杂志有长期知识准备的马一浮应征并被录取。1904年5月，马一浮于归国途中转道日本，自费留学，但并未注册学校，主要初衷是为了与挚友谢无量、马君武重逢。这一时期他读了大量的西方学术著作，并且有过一个庞大的学术计划，但从日本回国后，马一浮对西学的热情很快冷却，“成为20世纪初中国涌现的众多的向西方求索真理的青年学子中早早回归传统的一位。”

从回国到辛亥革命爆发，马一浮一直隐居于杭州的西子湖畔，远离尘世的动荡与喧嚣，潜心治学。从1905年一直到1938年，期间只有应蔡元培邀请，短暂出任民国教育部秘书长，不久后便辞官归去。这段隐居的时间长达33年——这是一个人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包括整个青年和中年时代。这是马一浮生平的最大迷局。

马一浮在日访学达半年之久，在日本期间，一直积极地为《民报》投稿，流亡者及留学生中的革命气氛令他“欢欣鼓舞”，但回国后为何没有投身革命而转向书斋？出国前后在语言、文化和学术上大量知识储备和思想准备，归国后对西方学术亦曾有过的庞大研究整理计划，马一浮为什么后来会彻底诀别西学，而选择重新回到传统儒学中来？

对于前者，评传作者滕复认为“根本的原因来源于他对时局的悲观。家庭的遭际及自身境况的凄凉孤独对于他的悲观心理自然也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而这种悲观和对心灵的保守，也似乎解答了第二个问题：“他逐渐对过去所热情追求的西学以及种种新学的真理性产生怀疑，从而回到传统，并且最终回到他为之付出了毕生而且也成就了他的一生的儒学。”这种解释稍嫌模糊，也是材料所限，走进历史人物的真实内心毕竟是天下第一等难事。总之，马一浮度过生平最重大的拐点之后，终于隐身古寺禅房、浸淫旧学整理，闭户不出，偶访高僧，与外界写诗与道友唱和，尺牍往还，只接待学术水准相当的访客，多少年后，文澜阁走出一代儒学新宗。

矢志复礼与不谙世事：浙大讲学与复性书院时期

马一浮有过一段极其短暂的仕宦经历。1912年，民国教育部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进行了一场教育改革，改革的结果是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布法令，规定中小学废止读经讲经，大学废止经科，引起轩然大波。马一浮此时恰在舆论核心，“做过几周的民国教育部的秘书长”。滕复先生评曰“马一浮反对废经和蔡元培主张废经，可以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无论如何，二者在当时都需要极大的勇气。”这为他以后对新式学制精神上的质疑与独立办儒家经典书院埋下伏笔。

1930年7月，浙大校长竺可桢约聘教席，同年9月北大校长陈百年也来请，二校长后均请托多人来说，马一浮均谢绝。先生曾自述他早年即产生对新式学校之成见：“当今学校，不如过去的书院。教师为生计而教，学生为出路而学。学校等于商号，计时授课，铃响辄止。”先生心中理想化的是传统经典的儒家书院。

1937年日寇攻陷上海，逼近杭城，国难迫使马一浮终于走出家门，携家人南渡避寇。辗转江西泰和时，受当时同迁此地的浙大所聘，以大师之名，开设专门的国学讲座，讲稿汇编《泰和会语》、《宜山会语》成书存世。有此与现代大学近距离观察和接触的因缘，马先生对现代学校教育的看法已有改观，认为其体制一贯，学科周详，肯定其主流教育职能。但马一浮的书院理想并未消失。据评传记载，马一浮在浙大只一年多时间，不久便接受学生倡议拟在后方择地讲学，后来国府介入支持，先生遂提出去四川创建复性书院，立刻辞去讲席，欣然前往。一则共赴国难，保留学术星火；二则实践其复兴纯正的儒家文化思想与传统夙愿，令人难以拒绝。

纵观复兴书院创办前后史事，马一浮此次倾全力躬身践行自己教育观、学术观的事迹虽使人既感且佩，书院教学实绩却并不理想。当时马先生决心独立办学，公募经费并购置学田以为长久之计，但此后经费一直困扰复性书院办学的过程，而国府教育部的经费划拨方式和登记制度，都为马先生所反感。书院曾是中国教育体制中一种重要的形式，超然于官学，令历代儒生心向往之。无奈复性书院生不逢时，抗战百业凋敝，社会捐助太少，最后实质上仍以“官办”性质为主。当时马先生将毕生理想都寄托于书院，他招生的标准，学生的生活补贴特别是出于“为学问而学问”而对肄业学生出路未加考虑、坚持按照纯粹的传统模式授业等问题，值此战时，都给人一种逆流而上、不谙世事的印象。对现代教育及现代知识分子基本生存需求缺乏必要的了解，也造成了日后书院生源、师资匮乏、出人才难的结局，老友熊十力与其争执不下最后也离开书院。

即便如此，评传作者滕复先生仍然对马一浮此次在复性书院的努力对后世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历史地看，书院虽然未能实现培养“通儒”的目标，但是它对于弘扬传统儒学确实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同时，马一浮欲使传统的儒家书院的教育恢复或再现于当代的努力，也是一种有益的探索，起了先行者的作用。

马一浮儒学教育的探索与现代新儒家

《马一浮和他的大时代》中的“时代”是怎样的时代？是旧王朝渐趋末路、改良与革命赛跑、社会动荡、思想界痛定思痛放眼西方及至民国肇始、军阀割据、国府建政这样的大时代，作者滕复先生有效地梳理了儒学甚或旧学在这样的大时代里驳杂的命运。另一条线索是现代新儒家和新儒学兴起、发展及至海外新一代新儒家的事功与成败的历程，后者实质上描述的是中国近代化道路的文化反思历程。

真正使人感知到这种文化反思的，便是所谓现代新儒家的事功。以前人们习惯地称呼他们为“最后的儒家”，如今则有充足理由将其视作一个学派。因为无论是梁启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还是冯友兰、张君劢、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前后的人物，都认定儒学未来会在世界范围内负起更重要的责任。以往人们谈论儒家，基本谈的是“命运”，现今谈得更多的则是“角色”。儒学曾是一种活的文化，融化于中国人的生活与生命。中国文化的重建，在现代新儒家主要是儒学文化传统的重建，或者儒学价值的重建。梁漱溟、熊十力和马一浮被后世尊奉为现代儒家“三圣”，并非偶然。由是观之，1921年夏梁漱溟从北京来杭，首次拜访、求教马一浮于寓所，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使儒家文化复兴为世界文化”，这一最先由梁漱溟提出来的思想，半世纪之后几乎成为现代新儒家“完全一致”认同的思想理念。

相比照梁漱溟对于现代新儒学的开宗明义，笔者特别认同滕复先生将马一浮最突出的贡献，概括为倡导儒家学说的教育，以及他在推行儒家教育思想方面所做出的探索。他认为浙大的国学讲座和复性书院的儒学讲论，使马一浮成为现代中国第一位系统开展儒家教育的人。同梁漱溟、熊十力相比，马一浮确实不长于理论的超越与创新，而胜在内容与形式原汁原味、思想纯正，也即在历史和传统长期被割裂后有“保存”的意义。“教育”活动本身，也是儒家、儒学传统中不可或缺的魂魄之一。“唯有教育可以使儒学获得实际的传播，并构成传统复兴的基础。未来儒学的真正复兴，必然会从教育开始”，这便是马一浮在他的大时代中，接受命运，演绎角色所留给后世的。

责任编辑：葛灿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