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容”然后见君子——与刘东超先生商榷（余樟法）

《警惕儒学成为“不容碰撞”的意识形态——兼与梁涛、吴光、韩星三位先生商榷》（作者刘东超，单位：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一文指出“当前学术界涌现出一种不容忽视的狭隘儒学复兴思潮。”其“基本特点”之一是：

“将儒学视为‘不容一丝碰撞’的意识形态。如果有人对于儒学有些批评或意见分歧，便通过多渠道、运用多种方式进行‘攻伐’。一些‘攻伐’的言辞相当过激甚至无理，这清晰展示出一些非理性情绪。值得注意的是，这股思潮还具有明确的现实抱负和实现这一抱负的行动设计。”云云。

这样的指控相当“无理”和“非理性”，说的难听点，颇有点“贼喊捉贼”的味道。（主要指那个真正“不容一丝碰撞的意识形态”。对刘东超先生个人如有冒犯，抱歉抱歉。）

必须说明“不容一丝碰撞”是怎样“不容”法。对于“批评或意见分歧”，是坚持儒家义理予以反批评，还是采取其它非正常渠道、方式和手段施加压力，甚至压制、侵犯对方的言论权。后一种“不容”，不仅狭隘，而且违背了基本的文明规则，某种意义上也是违宪的。

如果是前一种方式“不容”，那正体现了儒家持正卫道的热诚。“不容”何妨？“不容”应该，“不容”然后见君子，“不容”然后见儒家。对各种非仁义、非真理、非良知的学说“主义”鸣而攻之，正是儒家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所在。

“言辞相当过激甚至无理，清晰展示出一些非理性情绪”，当然不好，值得批评，值得儒者反思。东海以前态度不好，讲道理时“动物凶猛”，时有过激无礼处。很惭愧。另要注意无礼与无理的区别，无理是不讲道理或讲不成道理，过激无礼不一定没道理。

这方面更需要批评和反思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某些马克思主义儒家学者。不仅仅是“言辞相当过激甚至无理”而已，他们对于儒家的多渠道多种方式的“攻伐”，已经远远逾越了言论范畴，严重违背了普世文明规则和中华道德规范。这才是非常的“非正常”，才是最“值得注意的”。

至于说“这股思潮还具有明确的现实抱负和实现这一抱负的行动设计。”不知具体何所指。儒学最重实践，有现实抱负和实行动设计是理所当然、义所当然的。这有什么问题吗？现实是大多数儒者只满足于做一个儒家学者，把儒学做成了书斋里、学院里的学问，甚至由于“现实需要”及个人利益，把儒学做成了“懦学”“嚅学”、“孺学”、“襦学”、“獳学”，苟且取容，苟且取利，这才是令人遗憾的。

2010-3-12东海老人

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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