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要干嘛

——儒学功能论（纲要）

作者：金纲（独立学者）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七月十二日癸酉

           耶稣2015年8月25日

常常看到各类朋友对儒学的各类批评，如：

“中国近代落后，工业革命不能在中国产生，儒学难辞其咎！”

“孔孟导致专制。”

“儒家对科学进步贡献为零。”

“孔孟文化是奴性文化。”

“孔孟缺乏超越性思维，所以中国没有信仰。”

……诸如此类。

但这类批评多是言不及义的。因为儒学不负责工业革命，孔孟之道从未提倡专制，更反对奴性文化，儒家不是科学家，儒学也不是宗教。等等。

那么儒学一一

在干嘛？

那么儒学一一

要干嘛？

必须，也理应对儒学与各类思想、学科、文化形态做出区隔，“剥离”出儒学的“质的规定性”。

我可以尽力在这个“纲要”性质的小小文本中，把话说得简捷些。

儒学的直接目的，就是讲述并传播经学经典，为世人提供政治、伦理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传统中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三达德”、“四维八德”等。它们可以最后化约为：“公道-仁德”主题词。

儒学的直接目的，就是在讲述“公道-仁德”价值观。

“公道-仁德”价值观，是儒学的基本论域。

价值观，需要讲述、需要书写，更需要传播。传播有效，价值观就会得到更大范围的肯认，成为主流价值观。推行久了，为共同体所接纳，就成为民族文化印记、民族身份识别的重要标志。譬如，大唐士庶，与天竺士庶，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文化身份识别标志。所以，儒学的间接目的，就是为吾土吾民之身份识别提供文化印记。

判断一个人的国家民族属性，也即他的身份识别，主要是看文化印记。

元帝国初期，曾经蔑视中原文化，至有“九儒十丐”说，这就是“臭老九”的来源。但自忽必烈时代开始，元帝国开始全面认同儒学种种价值观，甚至包括宋代以来的官方制度。元帝国成吉思汗时代的屠城杀掠，在忽必烈时代得到缓解。当忽必烈和他的精英团队，试图以不同于成吉思汗的方式，诉诸于“公道-仁德”理念而非杀戮征服理念治理中原地区时，它的身份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草原帝国用铁蹄弯刀征服了中原帝国，但中原帝国却用儒学理念反向征服了草原帝国。这就是历史“同化”的秘密。因此，有理由承认：元人，就是中国人；因为他们在进入中原以后，深深地打上了儒学文化印记。

就国家层面言，儒学价值观具有整合民族身份的巨大功能。在传统中国，它具有类似自然法或宪法的性质：只要认同儒学价值观，就可能是中国人。这就好比奥巴马、鲍威尔、赖斯、骆家辉等人虽然有着黑人或汉人血统，但他们已经认同美利坚文化，认同美国宪法，认同美国传统，因此，他们就是美国人，而不再是非洲人或中国人。

现在可以回到个体。儒学为何讲述这些价值观？它对个体的修为有何影响？

儒学，“公道-仁德”理念即价值观，对个体而言，又是在明了身份识别前提下，提供个性尊严和荣誉的思想资源和精神资源。

儒学论“道”。进入儒学系统的人物（伪儒不论），皆有“弘道”之义务与责任。但“弘道”之模式各有不同。

关于这个方向，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动人的故事。

可以元帝国初期，三个重要人物为例。

元人笔记中曾记一个故事：中统元年许衡应召赴都，途中拜访刘因。刘因问：“公一聘而起，毋乃太速乎？”许衡回答：“不如此则道不行。”后来刘因一再拒聘，就此向人解释说：“不如此则道不尊。”可以概见，许衡是靠“行道”而影响了元帝国的人物；而刘因则是靠“尊道”而影响了元帝国的人物。

另一个人物文天祥则选择了反抗——靠一己之力将儒学圣贤之道，以生命代价扛起来，表现了孔孟之道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理念，彰显了圣贤人物至刚至大的一面。它就是“殉道”。当着众人慑于威权，胆怯、匍匐的时候，就有人站起来，将道义扛到自家肩头。古人有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说的就是这种担当精神。这种精神的另一种表达，就是“气节”。“气节”最初的源头，在儒学，在圣贤。与许衡的“行道”刘因的“尊道”不同，文天祥是靠“殉道”影响了元帝国乃至于后世数百年的圣贤人物。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儒学对个体自由选择的深沉期许。个性尊严和荣誉，在弘道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张扬。许衡出仕之“行道”，刘因不仕之“尊道”，文天祥反抗之“殉道”，都可作“弘道”看。身当“异族”入主中原，出仕、不合作、反抗，对士大夫构成一种选择或挑战。

行道、尊道、殉道之外，还有各种方式，如以著书立说、言行教化为特点的的布道（譬船山写书、管宁教化），以个人传承为标识的担道（譬荀子在乱世中讲学，伏胜秘密传传承《尚书》）等。这些，

行道、尊道、殉道、布道、担道，都可以通称之为“弘道”。

进入儒学，经由弘道，个性生命之尊严、荣誉尽在于此。

儒学价值观，就在“弘道”中，诞育了一个个圣贤人物，在民族共同体中构成了中国方式和中国模型。他们在恪守“公道-仁德”价值观取向中，自由选择了荣誉感和个性尊严。

所谓“圣贤”，很接近于人类学讲述的“文化英雄”。他们是带领自己的族群走出生存困境的人物。他们也很接近西方史家讲述的“精神贵族”。他们是提升自己族群存在境界的人物。

而这些“文化英雄”或“精神贵族”，他们的尊严、荣誉，与江山社稷、黎庶生民，逻辑同构、气息相联。

在世界范围内，在文明演化史上，圣贤人物也即“文化英雄”、“精神贵族”，是皇室僧侣尊敬的对象，也是黎庶生民尊敬的对象，易言之，是共同体尊敬的对象。

化民成俗，必由乎学。士庶所“学”者，一是经学经典，二是圣贤人物。

经学经典的“意义组团”，是“热能”不断“发散”的恒星系统；圣贤人物的“意义组团”，则是转化“热能”为“光能”的行星系统。后者将经典转化为人格和学说载体，昭示生民的意义方向，从而在政治与道德方向上，演绎为一种吾土吾民的文明的意义系统。

儒学要干嘛？

儒学究竟有何终极目标？

儒学的“主诉求”究竟是什么？

儒学之所以存在于这个星球上，在金星与火星之间，她的使命是什么？

儒学就是在讲述经学经典之“公道-仁德”价值观的同时，为共同体提供民族身份识别印记，培育起一个个扼守个性尊严与荣誉的圣贤人物，化民成俗，推演文明。

这些经学经典，就是中国的文明记录。

这些圣贤人物，就是中国的文明脊梁。

儒学的星辰大海，在此。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