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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作者简介:钱穆,男,西历一八九五年生,江苏省无锡人,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曾任小学教员、中学教员,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一九六六年,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一九九〇年在台北逝世。著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 |
钱穆25年祭:单枪匹马,寂寞书生
整合:西门忘我
来源:新京报书评周刊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七月十七日戊寅
耶稣2015年8月30日
宾四生前曾以终生做一教师为荣。他办教育,主张“为学”与“做人”两者绝不可分。他自己也以此为终生努力的目标。
做一个学人,人生本已寂寞。而生在今天这个时代,要做一个笃实信守中国自己传统文化的学人,其心灵之孤单寂寞,更是难以述说。
——遗孀钱胡美琦在钱穆去世20周年之际写道
钱穆先生
1990年8月30日,国学大师钱穆去世。他九岁入私塾。十三岁入常州府中学堂学习,1912年因家贫辍学,后自学。1913-1919年任小学教员。1923年后,曾在厦门、无锡、苏州等地任中学教员。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易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
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64年退休为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今天,我们来纪念这个一生努力“为故国招魂”的老人。
关于钱穆先生的N个细节
1、钱穆9岁可背诵《三国演义》。某天晚上,父亲去镇上的烟馆议事,钱穆跟随同往。进了烟馆,一客忽然问钱穆:“听说你能背《三国演义》,是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客问:“今晚可以试试吗?”钱穆又点头。于是按照客人要求,他开始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
2、1930年,因顾颉刚鼎力相荐,钱穆北上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燕大校长设宴招待新来的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说:“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地召开校务会议,讨论钱穆的意见,最终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也均采用中国名称。
3、1931年,钱穆到北大讲先秦史。在北大,钱穆与胡适的课最为叫座;胡适欣赏钱穆,钱穆敬仰胡适,但学术上的争论在所难免。当时学界的一大热点是老子生年问题,胡适认为老子略早于孔子,钱穆则认为老子后于孔子。据说,有一次两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胡适
4、1942年,在成都,钱穆被问到为什么不从政,钱穆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从政。又问,关不关心政治?钱穆说,读书人一定关心政治,但我不愿从政,各司其职就好。
5、1949年6月,钱穆随华侨大学迁往香港。入港后,看到许多从大陆来港的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心有感触。于是萌发了在港创办学校,为青年提供求学机会的念头。因人少力薄,钱穆又邀请同来香港的江南大学同事唐君毅和香港《民主评论》主编张丕介两人共谋其事,最终促成了新亚书院的创办。
6、钱穆匆匆南下香港办学,大陆政权更易,他与家人自此海天相隔,彼此杳无音讯达三十年之久,再次相见,已是1980年。儿子钱行还记得小时候的三五细节,过父亲的书房必轻手轻脚,以防打扰他读书写字。
7、最初新亚书院办学条件极为艰苦,作家苏雪林在《雪林回忆录》中说:“钱穆先生逃出大陆后,在香港借一中学办夜间补校,课室桌椅白昼归中学用,夜间归补校用。学生散后,他与同志数人,就睡在椅桌上。”
钱穆在新亚书院上课
8、钱穆学生、学者余英时回忆道:“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9、钱胡美琦回忆说,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宾四十分担忧将来大陆中小学文史教师要后继无人了。他那时已辞职隐居在家,全力在准备写《朱子新学案》。他日夜在那长廊上走来走去,一语不发,这样持续了一两个月。他说他在想,有什么方法可以挽救这一危机?”。他要编一部《人人自修国文读本》。《朱子新学案》完成后,一再想重拾此计划,困于经费,无法展开工作。
10、1967年,钱穆与夫人钱胡美琦迁居台北。次年,素书楼落成,钱穆在这里度过了二十余年最沉静的时光。在这里,他曾写下“一园花树,满屋山川,无得无失,只此自然”的诗句。1986年,钱穆在素书楼讲最后一课,对学生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素书楼中的钱穆铜像
后辈学者追忆与评价
余英时论钱穆的“通”
我和钱穆先生讨论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但重点总是在现代史学的演变方面。我从他的谈论中,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这是“专”与“通”的大问题。但是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接触以后,引起了许多有关如何沟通和融化的困难,一时无法解决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的分类,各人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断代研究,当然也会有成绩。
但在熟谙中国传统的人看来,总不免有牵强和单薄之感。如果过分注重“通”的传统,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的道路,事实上又是研究者的时间、精力、聪明都不能允许的。钱先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
现在大家都把他当作学术思想史家,其实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国史大纲》中“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三章尤其有绝大的见识,显示了多方面的史学修养和现代眼光。
钱穆书法
许倬云谈《国史大纲》
这部书至今还是中国通史中难以代替的名著。我在高中时,老师裘维霖先生特别吩咐我好好的研读这部历史。我一生在史学园地工作,无论教书还是研究,《国史大纲》还是非常有用的参考书。我常常告诉学生,这一部书中埋藏了数百篇博士论文的题目,等后生钻研发挥。后来他在台湾几次演讲的纪录,出版成书,谈到中国文化的精神和历史上的得失,也是十分有启发性的著作。
责任编辑:葛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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