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民】从管理好自我做起

栏目:演讲访谈
发布时间:2015-09-18 18: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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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民

作者简介:张新民,西历一九五〇生,先世武进,祖籍滁州,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教授(二级)兼荣誉院长。兼职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会副会长。著有《存在与体悟》《儒学的返本与开新》《阳明精粹·哲思探微》《存在与体悟》《贵州地方志考稿》《贵州:学术思想世界重访》《中华典籍与学术文化》等,主编《天柱文书》,整理古籍十余种。

 

 

从管理自我做起

作者:张新民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而物流六年岁次已未八月初五日丙申

           耶稣2015年9月17日


 

一、修养是一种自我管理

 

中国文化讲人文修养,其中最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就是修身。修身实际上就是个人的自我管理。自我管理是最重要的一门学问。有的人可以打天下,但是未必能够管理好自己。很多位高权重的干部因为贪污而落马,他们管理别人却管理不好自己。贪污是什么?就是人性异化的贪婪,习气积累的膨胀,利欲计算的扩张,就是不善于自我管理。做人就须要善于管理,上自天子下至百姓都需要管理,管理好自己,管理好家庭,管理好工作,管理好企业,管理好社会,管理好国家,管理好人类。这在传统中国就叫“修己治人”,要先“修”好自己,然后才能去“治”别人。

 

现代社会存在的问题很多,往往与人不能管理好自己有关。贪婪、放纵、骄淫,消费上毫无节制,权力面前只知进不知退,生命完全为欲望所牵引,人性光明的一面长期受到遮蔽,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身败名裂。管理的起点是从自己的心念开始做起——用儒家的话来讲就是“正心”、“诚意”。自己先走进自己的内心世界,真诚地面对白己和认知自己。只有从心源深处认知自己,人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了解自己即意味着把握好自己,把握好自己才能管理自己,管理好自己才能管理好家庭社会。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管理,包括对正面的伦理行为、道德风尚的管理,对负面的防范贪污腐败、堕落滋事的管理。合理的管理即意味着合理的秩序。一个完全没有伦理制约的社会只能是野兽的社会,缺乏基本秩序的国家也只能是一片混乱的国家。

 

更重要的是,由人人认同的管理引发的自动自发的秩序,永远都为生活世界所必需。人是各种社会关系交叉重叠的主体性存在,人与人之间一定会有交往,交往就会出现某些临时或长久的共同体,构成生活世界多种多样的面相。当然,我们也可将共同体称为集体或团体,集体或团体构成的方式很多,有临时聚集起来的“乌合之众”,有为了共同利益组织起来的商业行会,有为了共同理想凝聚起来的宗教团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我们上公共汽车,你也上车,他也上车,每一个人的目的地不一样,互相都是不需要打招呼的陌生人,到了不同的站台便各自下车,没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也没有共同的价值理想,只能是临时聚合起来的“乌合之众”。但这个临时的共同体——“乌合之众”,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变化,例如突然遭遇恐怖分子的袭击,他们要炸毁公共汽车,车上的人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开始团结起来进行抵制或反抗,于是一盘散沙的“乌合之众”变成了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利益共同体。但他们仍然是出于生命安全需要临时组成的共同体,一旦目的实现通常就会自动解散。但也有可能发生另一种情况,即他们从此认识到暴力恐怖活动对人类生存安全的威胁,深刻地反省到人类社会生活相亲相爱的重要,于是开始建立永久的反恐和平组织,并扩大规模形成有共同理想和管理结构的组织,由“乌合之众”变为利益共同体,再由利益共同体变为意义共同体,意义共同体除了利益的连接外,更重要的是道义的连接,精神的连接,共同的价值理想将他们紧密地团结起来,甚至愿意牺牲“小我”的利益而成全人类“大我”的利益,一盘散沙单子式的陌生个体最终变成了不分彼此的互敬互爱的兄弟。可见无论个人的修身或社会公众的团结,最高的管理都必须有源自心性的真诚认同与精神情感的价值滋润。

 

根据上面的想法,我认为中盐金坛公司应该是一个长久的意义共同体。当然,公司是不能不追求利润的,因为成本的投入是必须有回报的,但这种回报却是一种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回报,是一种凭借市场互通有无的回报,公司通过必要的合理的管理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尽可能地谋求公司自身的发展和上下各级员工福利的提高,从而与社会经济生活的整体进步契合一致。公司的发展显然也是关涉千家万户整体经济结构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不可置疑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从根本上说,在为国家上缴大量税收的同时,公司的利润低,员工的福利就少;公司的利润高,员工的福利就好;公司垮掉了,员工的生路也就堵塞了。所以,无论任何一个公司,员工在其中首先都是利益共同体的成员。

 

但是,企业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员工也并非是纯粹的利益人。如果公司给你多少钱,你就给公司干多少活,多余的工作就以为没有义务,大家都同机器人一样毫无集体情感,公司也将具有理性与情感完整生命需求的员工化约为单面的利益人,前者多干一点工作就来索取报酬,后者利益之外别无其他意义许诺,这样公司就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利益团体,完全陷入功利境界之中,情况的糟糕当然就比公共汽车上临时的“乌合之众”好不了多少。

 

因此,我认为企业完全可以再向上提升一层,在利益共同体之上再架构一个生命所必需的意义共同体。意义就像水中之盐一样融入到企业生活之中去,不知不觉,但却有滋有味,企业成为文化企业,凝聚每个员工的价值理想,成为每个员工寄托情感的具体对象,就像公共汽车上的“乌合之众”变成了意义共同体、理想共同体一样。企业必不可少的经济生活之外,更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无论情感的交流、价值的传递,意义的表达,都有畅通的渠道可以展开或进行,都是企业组织结构的具体生活内容。如果说经济管理是硬管理,它的指涉对象主要是看得见可计算的企业产值与指标,那么文化管理就是软管理,它的关注对象则是可感觉不可计算的企业精神和气象。只有价值理性的太阳从每个人的心中冉冉升起,才能将工具理性一脉偏大造成的雾霾转化为万里无云的晴朗天空。

 

员工为企业服务,企业关心员工,员工与企业融合为亲密无间的一体,形成相互依赖的共在性关系,企业才是员工的家园,员工才是企业的主体。而家园的范围还可以扩大:不仅仅企业是员工的家,社会也应是员工的家,国家也是员工的家——我们共同拥有人类物质与精神财富合为一体的诗意般的家园。

 

二、超越自我是管理的高境界

 

中国先秦诸子百家中有一个学派叫墨家。墨家是讲兼爱的,讲平等的,他们“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认为对待每一个陌生人都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希望打破一切人我自他的分别,如同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去爱一切陌生的人。试想父亲落水了不先去救,却跑到南美洲去救一个同样落水的陌生人,我们能做到吗?

 

中国古代另有一个学派叫杨朱学派,他们认为每一个人从头到尾都是自私的,因而主张彻底的自私自利主义,强调“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拔一根毫毛对天下人有利,能够帮助天下人都不干。试想假如每个社会都完全自私自利,社会是不是会完全封闭,我们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彻底的大公无私做不到,彻底的自私自利更不行,而社会又决定了人不可能不交往,请问大家怎么办?于是儒家主张走一个中间路线。这个路线怎么走?首先就是提倡“为己之学”。“为己之学”是从孔子开始就一再为儒家学者所强调的。“为己之学”不是为了你的父母,也不是为了你的国家,而是为了实现你自己的价值,充分地发挥或发展自己的生命潜能。例如我读书、求知是为了实现我的价值,但每一个人的价值实现有大有小,施展自己才能的范围也有大有小:我为家庭做出了贡献,就是在家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企业做出了贡献,就是在企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一省人民做了贡献,就是在一省人民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国家民族做出了贡献,就是在国家民族之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做出了贡献,就是在人类的进步事业之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是一条由个人的善通往人类的善的蜿蜒曲折的道路,最终的理想则是“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

 

因此,儒家主张首先要实现人的价值,但实现自己的价值决不可能只是封闭在狭小的自我之中,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根本就不可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就必须超越自我。“推己及人”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方法,“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由已及人,由近至远,最后依然可以实现墨家所强调的遍及一切的大爱,但不同的却是有了一个切己或在身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而以实现自己的价值为立足点和出发点,首先就应该管理好自己。自己都不能管理好自己,又怎么能要求他人。譬如自己首先不乱扔垃圾,然后才能要求别人不乱扔垃圾。一个对自己的进步成长都毫无热情的冷漠人,怎么能要求他关爱自己的父母和家庭,然后又由自己的父母和家庭超拔出来,去关爱别人的父母和家庭呢?超越意识的升起就是生命价值实现的开始,只要层层提升发展,一步一步展开落实,最终是可以实现儒家所强调的万物一体之仁,将人人性分内具之理与天地万物之理打并为一片的。如王船山所说:“‘鱼在在于渚,或潜于渊’。逐物者不能得也。故君子为己,而天下之理得矣。”(《思问录》内篇)

 

人生最不能缺少的就是关爱,关爱是道德的璀璨光芒,能够化解人间的仇恨,可以温暖他人的心灵。员工当然应该爱企业,将企业构筑成关爱的家园。但仅仅关爱企业还不够,如同爱家乡又超越爱家乡、爱金坛又超越爱金坛一样,我们还应该爱具有更大时空范围的历史性的国家和民族。但即使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也是狭隘的,民族与国家之上还有天下与人类,马克思曾经说他是世界的公民,无论走到那里都在为人类工作。可见企业精神的立足点在每一个员工,但关爱精神却可以扩大至一切生命存在。缺少了关爱精神滋润的企业管理, 当然就只能是冷冰冰的异化的管理。以充满了人间温情的仁爱精神来作为秩序运作的维系基础,在真正的儒家学者看来才能够与天地大化同一长久。只是仁爱精神在展开落实的过程中,尚需要采取适宜的行为方式,所以不能不有相应的“礼”的规范形式,“礼”的规范形式本身也意味着管理与秩序。

 

现在,地球已经是百孔千疮了,人类在开采地球资源的同时,也在破坏地球固有的生态秩序结构。地球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一旦破坏超过了自然所能承受的极限,最终的结果就是自然的报复与惩罚,人类必然随同自然一起毁灭。因此,对自然也是要尊重的,自然和人一样值得尊重。自然不仅先于人的存在而存在,而且本身就有存在的权利。所以,面对无限广袤的宇宙,观察无私无我的天地,体会生化不已的自然,领悟参赞化育的意义,即使人类自我中心的立场与观点也显得狭隘,关爱人类本身也值得翻转向上再作超越,最后就是浩浩然与天地同流,“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如同人与人的连接应成为意义与价值的连接一样,人与自然的连接也应成为意义与价值的连接。人与自然也是关系密契的生命共同体,人不能傲居中心而凌驾于自然之上。这就是中国文化一贯强调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宇宙的存在就是人的存在,人的存在就是宇宙的存在。人是自然的目的,自然是人的归宿。人尽管已从自然宇宙中分化出来,但仍在自然宇宙之中而非在自然宇宙之外,自然宇宙的目的和人的目的完全可以统一,如同宋儒朱熹所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天,既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自然可以不依附于人而独立存在,人则必须依附自然才有可能存在,即人的生命也是自然的产物,而非人工的机器的制成品。当然,人与天地宇宙合二为一以后,民族、国家、人类依然都是我们关爱的对象,只是多了一重天地宇宙的眼光,我们的管理会更符合宇宙自然的秩序大法,而非一味的人工造作的强硬施加。如同自然法高于成文法一样,自然秩序也优于人为秩序。符合自然的秩序管理会更有生机与活力,当然也就最切合人的自然天性,自然天性是企业文化的内在面,企业文化则是人的自然天性的外在面。中盐金坛公司在鼓励每一个人按照自己的天性发展的同忖,又发展出了一套企业文化,不能不说是内外兼顾,虽两面而终归一体,我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企业,最有天道人性管理眼光的企业。不仅能感受自身贡献所产生的价值,而且可分享他人关心所涌现的友情。在物质生命或心理生命之上,又多了一重文化生命和道德生命,生命层层提升,无论物质活动的我,心灵活动的我,政治活动的我,文化活动的我,艺术活动的我,都自有其价值在其中落实或彰显,可见最高的管理乃是让人充分自由发展的管理,每一个人都能“随心所欲不逾矩”的管理,自由意志与普遍立法合为一体的管理,为每一个体开拓层层超越广阔空间的管理。

 

严格地说,中国式的企业管理精神必须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现代性的发展未必就意味着中国经验的丢失,也不一定就要走欧美等西方大国的道路。我希望中盐金坛公司今后能更上层楼,走出一条有中国经验特色的企业管理道路,成为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最有示范或模仿意义的义利结合的精神凝聚共同体。

 

三、文化是管理的艺术形式

 

企业既然需要管理,当然也可创造文化——企业文化。概括地说,文化就是我们存在的方式,文化就是我们的生活。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民族,可以自立于文化之外而存在,因为文化世界与生活世界本质上是一体的。请问谁能脱离生活世界而存在?当然,动物可以在文化世界之外而存在,因为动物只有自然生命而无文化生命,人却能够将自然生命提升为文化生命。所以动物只有自然演化史,人则有自己的文明史或文化史。动物只有自然世界,人却创造了文化世界。

 

企业除了追求利润之外,必须建构必要的责任伦理。日本大地震时,一切秩序井然,这跟日本受益于中国文化及相应的伦理精神有关。文化可以交流传播,相互之间也有共性,不是可以随意关起门来,主观人为地加以封闭的。文化不像自然资源,开采利用之后就匮乏了。文化可以在人人受用的同时,不断地积累扩大或发展增殖。日本长期受中国文化的浸淫影响,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创造了独特的企业文化,成为东亚儒学现代性转型的一个闪光点。

 

中盐金坛是高度现代化的企业,每个员工都必须具备一套工作知识。企业的运作离不开知识的运用,知识运用的背后一定有一套知识体系。知识体系后面是什么呢?我想,知识体系的背后一定是人的理性精神,是理性精神凭借知识体系进行管理,而管理本身也自成一套系统。这套系统就是管理系统,它和知识系统可以相互重叠。但管理系统的后面又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具有主体能动性的人,是活生生的人在进行管理,是活生生的人在运用知识体系,是活生生的人在操作或支配机器,是活生生的人通过操作或支配机器来获得物质产品,最后才是产品通过流通进入市场,以市场交换的方式来获取利润。

 

人靠理性进行管理——无论管理系统或知识系统,都是理性的产物。因此,也可说从机器生产到市场出售,每一个环节都是管理者在进行操作。就人与机器的关系而言,每一个员工都是管理者。人的高度理性化即意味着企业管理水平的高度理性化,因而提高管理水平当然就可以提高机器的生产效率,同时也就意味着在社会竞争过程中实现了利益的最大化。

 

但是,仅有理性似乎还不够,如同机器是冷冰冰的一样,理性也是冷冰冰的。重要的是,人不仅是理性的存在,同时也是情感的存在。如同理性需要沟通一样,情感也需要交流。所以创造企业文化的目的,就是在理性世界之外,再开出一个情感的世界——不仅人的性情能够自由交流发抒,而且形成情理交融的企业精神。可见我们不但要高扬理性精神,而且也要创造性情文化。

 

任何人都有自己私密的情感世界,但真性情的展露也为人生所必需。性情怎么表达,怎么交流?人为什么需要爱,爱为什么那么重要?情和爱能满足人类最微妙的心灵世界的需要,无情无义即意味着灵性生命的枯萎或凋谢。人可以不是一个政治家,不是一个科学家,但不能不是一个生活者,不能不在生活世界中参与各种人文活动。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存在本身,生活世界也是现象世界,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也是人的本能,是有意义的存在的诗学化开显。譬如我们女同志喜欢打扮,但是最好的打扮不是外在生理的打扮,而是内在心灵的打扮,高贵的心灵与美丽的人生是一体的。我们要用高贵的心灵来统领和管理美好的人生——灵魂美好,气质美好,人生美好。而由美好的人组成美好的共同体,也就会花簇似锦般地形成更美好的世界。

 

因此,我们可以把管理艺术化,把企业精神艺术化,艺术化是理性管理精神的再提高和再升华,是对人的尊严和庄重的诗意化彰显与维护。也就是说,即使是企业,只要有人与人的交往活动存在,我们就可以营造文化氛围,开展艺术活动,进行美的欣赏,从事诗的创造——就如只要有人存在的地方,就一定有生命的歌唱一样。

 

中国古代特别是唐朝,可说是一个艺术胜国,一个诗人的世界,一个充满生命劲气的国度。唐朝的诗人可以成千上万计,甚至唐玄宗那样的皇帝也是诗人。皇帝也有审美的价值诉求,走进艺术王国的精神向往,抒发情感的心理需要。权力可以决定他为皇帝,但权力不能决定他成为诗人。是诗使人成为诗人,而非权力使人成为诗人,如同权力使人成为权力者,但权力并不就意味着高尚的情操一样。与权力世界往往只是少数人的世界不同,美的世界和道德的世界具有无限的开放性,乃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世界。因此,企业管理精神一方面要有艺术的升华,成为美的欣赏的训练场域,一方面也要有道德精神的建构,成为情操感染的培育基地。也就是说,企业管理不能缺少人文的向度,企业精神也必须依靠伦理来维系,否则人就可能异化为机器,企业也就会物化为一堆生产工具。

 

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模式

 

今天我们都共同面对道德危机、信仰危机、意义迷失危机,它们都在心灵深处伤害着纯洁的人性,实际也是涉及人的安身立命问题的根源性存在危机。不仅人与人之间相互欺骗,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彼此讹诈,大国欺负小国,小国报复大国,国际社会政治秩序并不稳定,根本的问题仍在人心的贪婪。

 

更重要的是,全球一体化已是客观的事实。全球一体化即意味着地球变成地球村了,以往十分遥远的国家也变成相互依赖的邻居了。是邻居就一定有交往,有交往就难免不产生问题,当然也就需要寻找相互认同的伦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世界的宗教家就开始对话,以后则有不少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配合参与,甚至每年都有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专门机构来召开世界性的会议,形成世界各大文明体系主动沟通对话的时代新态势。对话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找全球伦理。全球伦理找来找去仍不能不以孔子讲的八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金律。这是人类共同的基本信条,代表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既然适用于全人类,当然也可运用于企业。而与之相应,西方早期的“启蒙”口号“解放自我”或“解放个性”,现在已逐渐为第二次“启蒙”口号“关心他者”和“尊重差异”所取代。在这一思想发展脉络背景下,“推己及人”作为相互沟通的艺术,已为不少异国学者所接受,我想企业管理不能不关心员工的互助和团结,当然也可将其奉为基本的伦理原则。

 

生命是复杂的,也是可以层层提升的:从生理活动的我,到心理活动的我、政治关怀的我、文化生命的我,一步一步提升,再到知性探求的我,道德主体的我、艺术生命的我、终极关怀的我,生命每向前跨一步,都意味着自我的完善。而由自我管理通往企业管理,再由企业管理通往国家天下管理,也意味着由个人的善通向社会的善,再由社会的善通向天下国家的善。其中人的自我选择是最重要的,选择植根于(康德意义上的)自由意志,选择即意味着我应当如何,选择决定存在方式,选择象征着主体性的获得。无论东西方文化,都有大量的例证,说明选择对人生的重要。缺少选择就缺少了人生的自我设计。但你的选择和我的选择合为一体,便会形成社会公共空间,便不能不有诸如“礼”的一类规范,便需要在规范的制约下从事共同的道德实践。即使合为一个共同体的企业,做与不做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管理决策设计上,也不能不有面向未来的选择,但企业同时也必须拥有一套管理或规范制度,选择只能是有规范的选择,规范则是容纳了最大选择公约数的规范。至于更大范围的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显然也有一套历史性形成的人人认同的规范,代表了人类道德实践经验的提升与与总结,而正是这一意义脉络下,孔子才有“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真诚期盼与言说。

 

西方历史文化演绎出来的工具理性至上的企业精神并不具有普遍的必然性,西方单子式的个人主义及工具主义决不适合中国文化的具体语境。如何从西方真理的幻象牢笼中走出来,重建包括管理在内的合理合情的国家社会秩序,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做的重要工作。我们完全可以将价值理性也引入企业精神,并将其转为工作伦理原则或人生态度方法。中国不能重走西方“人是机器”的企业发展道路,不能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来处理企业事务。不但人不能异化为纯粹的物化工具,即自然界亦非可以随意利用的无生命的机器。无限的创造生机与活力既蕴藏在宇宙天地大化流行之中,也内孕育在人的生命活动最深刻的本质之内,它们本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虽古老却崭新的“天人合一”命题其实早就有了揭示。无论宇宙自然或人类社会的终极性和目的性,都必须透过生命的庄严与创造才能彻底彰显。中国不仅要找到一套成熟的符合自身国情的企业管理模式,而且更要以人文或人道主义取向的方法治理好自己正在朝着现代性方向发展的悠久文明国家。

 

因此,无论生态或伦理的思想,都为现代企业的发展所必需,不仅人与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即所有生命共同体的福祉都应该得到关心。所以我真诚希望中国未来的发展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也一派生机活泼。经济发展固然非常重要,我们需要最大化地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希望国民的财富逐年增加,企业的收入逐年翻番。但是仅仅是经济生活一脉偏大地发展,恐怕并不意味就取得了最大化的的国家成就。中国应该是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一个享有礼义之邦美誉的国家,一个艺术的诗化的国家,一个能为人类提供充沛的安身立命价值资源的国家,一个能在思想和精神上帮助人类发展步入正轨的国家。如同选择企业我们会首选中盐金坛公司一样,如果有条件选择国籍的话,人们也乐意首选在中国生活。这就真的是有德来远、天下归心了。宋儒张载说得好:“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我们把中国自己的事情搞好了,经济上有吸引力,政治上有号召力,道德上有影响力,精神上有凝聚力,文化上有摄受力,我想台湾一定会回归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力当然不能局限于海峡两岸,它也应该以和平交流的方式影响整个亚洲,辐射整个世界。让我们都参与其中,把自己管理好,把企业管理好,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人必须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建设得更美好。

 

(张新民,字止善,号迂叟,1950年11月生于贵州贵阳,先世江苏武进,祖籍安徽滁州。现为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荣誉院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儒学会副会长、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高等学校学术带头人。此文据张新民教授2011年11月12日在中盐金坛公司所作的演讲录音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