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宋代之后华夏文明出现断裂？

作者：吴钩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初八日己亥

          耶稣2015年9月20日

元制的插入

（上一篇文章我们谈了宋代中国的近代化文明成就）我们还需要解释一个问题：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我认为，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大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我们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1、“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2、“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3、“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4、“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甚至在观念上，全国臣民都被当成是大汗的奴隶，所谓“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

5、“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6、“路引制”的恢复。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

7、“籍没制”的泛滥。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戾，按劾以闻，许人户越诉。”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8、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9、“人殉制”的死灰复燃。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愿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存在着人殉之俗，这应该是社会未完全开化的体现。元朝贵族是否保留人殉，史无记载，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行为则是毫无疑义的，《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王成妻高氏以志节，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即恢复人殉之制。

10、“海禁”的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11、“宵禁”的重现。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12、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明清的文明倒退

元制的殖入，不仅仅影响于元朝一代，而且改变了后面历史的走势。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诸色户计、匠籍制、路引制、籍没制、肉刑与酷刑制度、人殉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术等制度遗产。

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太大的市场与太多的货币，人们基本上自给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连衙门办公的“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语）。

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挥，“寸板不许下海！”宋元时期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机构，即接待海外朝贡使团、同时查禁海贾的国家机关。

元廷因为统治技术粗糙，表现出宽纵的特点。朱元璋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当上皇帝后，果然刚猛苛严，说禁海就禁海，说不许开矿就不得开矿，说廷杖就廷杖，说死罪就死罪。因而，朱元璋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严厉得多。

明王朝的悲剧便是，它必须不断突破朱元璋设定的“洪武型体制”，才可能艰难地回归到“唐宋变革”的近代化轨道上来。到了晚明，随着匠籍制与诸色户计的松懈，月港的开放，海外巨量白银的流入，“一条鞭法”的推行，“洪武型体制”才宣告解体，繁华的工商业终于脱困而出。一些历史学者相信这一段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

可惜，此时距明室倾覆已经为时不远了。清人入关，中世纪制度又出现回潮：

社会经济层面：清初恢复了严厉的海禁，强行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后海禁虽开，但乾隆又改“四口通商”为“单口通商”，又拒绝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从草原带入奴隶制，“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禁止或限制民间采矿，“一切铜银坑俱封不开”。

文化生活层面：强行剃发易冠，以此强化民间对朝廷的服从；大兴“文字狱”；立碑严禁士子言事论政；大面积禁毁图书，“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导致知识积累发生断裂，士民思想陷于禁锢；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

政治制度层面：清王朝拷贝了朱元璋开创的体制，同时又将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国家的元首，还是日理万机的政府首脑。明朝式的皇权专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关系，致使整套体制显得非常怪诞，也为清末新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我们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转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但清朝体制跟君主立宪制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改造起来势必要伤筋动骨，于是主政者拼命拖延，在野者则等得不耐烦，最后一拍两散。

追究起来，这首先应归咎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当上政府首长，等于抽空了“责任内阁”的制度基础。清制因之，设军机处，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处。军机处与近代“责任内阁”的距离，甚至要远于明代内阁与“责任内阁”的距离。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体下，将宰相领导的政府转换为“责任内阁”，我相信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欧陆启蒙主义思潮的感染，又极不满清王朝应对近代转型的低能，开始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艰难？

但他们的思考不是从制度嬗变的角度作抽丝剥茧，而是直接将炮口对准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构成了近代转型的路障，是传统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这样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时期全面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达到顶峰，余绪绵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殇”症候群。这些西化的知识分子跪拜在“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脚下。顺乎逻辑地，他们主张以全盘摧毁传统的极端激进方式建立“美丽新世界”。他们控诉传统婚姻家庭，拆毁祠堂，抨击宗族，砸烂孔家店，消灭士绅阶层，挖掘孔子墓，焚烧儒家经书，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造国民性。

然而，他们设想中的“美丽新世界”直到最后，都未能建成。

（本文为我新书《宋：现代的拂晓时辰》自序的节选。《宋：现代的拂晓时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品）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