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最近为何这么忙？

作者：贾敏（澎湃新闻记者）

来源：澎湃新闻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八月初九日庚子

           耶稣2015年9月21日

“祭庙”还是“祭陵”：对黄帝的国家祭祀地点之争

《光明日报》9月7日刊发了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许嘉璐在同日举行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与国家文化建设”专家研讨会上的发言。

许嘉璐发言的核心内容是建议“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祭”，理由是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态势很好，但也有所欠缺，“一是缺乏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形成新时代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顶层设计”，“二是缺乏民族力量整合的体系”，“三是缺乏整个民族文化公认的标记和符号”；并提出历代对黄帝“拜庙不拜陵”，因此对黄帝的国家祭祀地点应该设在新郑黄帝故里。

随后，现任西安市副市长、西北大学原校长、历史学家方光华撰文肯定了许嘉璐提出的把拜祭黄帝上升为国家级拜祭对提高民族文化自觉的积极意义，但对其关于黄帝国祭选址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许嘉璐称，“历代对黄帝对先祖是‘拜庙不拜陵’。特别是进入周代以后，先祖拜祭都是在宗庙中进行，这就解决了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和陕西黄陵拜祭的关系。” 方光华认为这个主张不符合历史事实。

方光华首先指出，根据《史记》、《册府元龟》、《大清会典》的记载，历代对黄帝陵寝是祭拜的。其次，对黄帝的庙祭也并非是在河南新郑，而是在“中央设立历代帝王庙并对其进行祭祀”。并且，2015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视察时指出：“黄帝陵是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许嘉璐和方光华的论争出现之后，在网络上掀起了一场关于黄帝祭祀的讨论热潮。

事实上，这场争论由来已久。在建国后，陕西从1955年就开始由当地政府主持祭拜黄帝活动，而河南则是从2006年开始举行大规模祭拜。从2006年开始，陕西、河南两地的网友关于“该到哪里拜祭”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三四月间，两地先后举办祭拜黄帝大典，规模空前，陕西一方邀请到连战、李昌钰，河南一方则抬出宋楚瑜、余秋雨，海内外百余家媒体对两次祭祖大典进行了直播和后续报道。

此前，两地争端最终以对“各自祭拜”的默认而平息，然而一旦上升到国家公祭层面，那么必定只有一个是正统。澎湃新闻记者徐萧在《为什么最近一百年，中国人特别热衷于祭奠黄帝？》一文中指出，除去文化、政治方面的内涵，祭拜黄帝大典所带来的实际经济利益也是巨大的，而近年来，地方上对各种认祖归宗、历史文化名人争夺愈演愈烈。

廖凯原的《轩辕召唤》和四大名校的节操

近日黄帝频频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除了祭祀争论之外，还和一位美籍印尼华裔富商有关。

9月14日，虎嗅网、知乎专栏作者伯通在虎嗅网、知乎和新浪微博发布了一篇名为《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节操值多少钱》的文章，瞬间刷爆了各大社交媒体、网络社区。该文直指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节操尽失，因接受富商廖凯原（Leo KoGuan）巨额捐赠，在以他的名字为学校大楼冠名之外，或授予他名誉教授头衔，或为其设立研究中心、开设课程、举办讲座等等，而廖凯原的研究提出的“轩辕召唤”、“黄帝共识”等理论都是民科（全称民间科学爱好者）水平。

公开资料显示，廖凯原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语公共事务学院的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和纽约法学院（New York Law School）法律博士（Juris Doctor）学位，是美国国际软件屋公司（SHI）的创始人兼CEO 。这家不出名的IT服务外包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有60亿美元的销售额，2014年时SHI位列福布斯评选的“美国最大私营企业排行”第78位。

本次事件的起因是北大法学院、清华法学院官方网站于8月底发布了廖凯原在中国法律史学会轩辕4712年（注：轩辕纪年是廖凯原的发明，轩辕4712年即公元2015年）年会作主旨发言的相关新闻，介绍了廖教授题为《轩辕召唤：轩辕4712中华共识》的演讲，其理论的“石破天惊”引来学界和社会人士的广泛批评和嘲讽。

也有网友对他持宽容态度，一位名为罗辑的知乎用户说，“说真的，我觉得挺好的。一个暴发户，业余爱好不是赛马，不是赌博，不是吃喝嫖赌抽，而是捐资助学，而且本人对学术还很有兴趣，虽然胡言乱语，但是也没什么实质上的坏处。”

伯通试着介绍了廖凯原的一些研究，比如，其自创的名词KQID，即“凯原量子信息力学”源自伏羲-轩辕的数字八卦（☰☱☲☳☴☵☶☷）、毕达哥拉斯之“一切皆数字”、信息做功的麦克斯韦思想的实验、还有兰道尔所说的信息（比特）是物理（万物）的原理，其中一个比特≥k⊙ln2=mc2（平方），k是玻尔兹曼常量，⊙是温度，ln2是0.693147181，m是质量，c是真空中的光速。而他研究的中心思想主要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轩辕黄帝是人类的首位领袖、科学家，也是法治的缔造者，轩辕之道应成为治国之道；设立新的全国仪式；不要迷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因为它们“带着痴迷于个人权利的刺刀在古文化的遗体上阔步前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物理学家和轩辕学家。

对于网络上的批评，廖凯原本人表示了高度的关注。针对北大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教授陈江9月1日在新浪微博对北大清华没节操的评论以及对他的研究的否定，廖凯原于在新浪微博9月9日发布《致陈江教授的公开信》予以回应，向其发起挑战，“要么证伪我的数字，要么把您的数字展示给大家”，否则就要求“立即停止您的诽谤性评论，并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我本人公开致歉。”

伯通的文章传播开来以后，廖凯原又于9月18日发布了《致我的批评者与支持者》一文，向批评者们提出了“为什么我试图帮助所有人却成了恶人？为什么你们要反对我？为什么不帮助我一起改善人类处境，反而以辱骂我为乐呢？”等一系列质问。他在文中再次反复强调他的批评者必须证伪他的数学公式，称“爱因斯坦在成为‘真正’ 的科学家之前只是个‘无名无姓的民科’”，并表明他已经早就不做生意，“已全身心地投入到由KQID引擎提供动力的轩辕2.0的这项研究中。”

廖凯原的支持者，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的杜钢建在接受访谈时称廖凯原力图恢复黄帝的历史文化记忆，值得国人敬重，并表示“等廖教授忙完这段，他的著作出版以后，我们会组织国际的一流科学家来对话。”

裘锡圭：古典学的重建

9月14日，教育部对第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结果进行公示。著名古文字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先生发表在《出土文献》（第四辑）上的《出土文献与古典学重建》一文拟获语言学类论文奖一等奖。

前不久，《书城》杂志2015年9月号刊发了对裘锡圭先生的访谈，围绕“古典学的重建”展开，谈到中国古典学的内涵、宗旨和研究对象、古典学和国学的关系等问题，为重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的源头、弘扬传统文化提出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裘先生理解的“古典学”， 系指对于蕴含着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典籍的整理和研究，牵涉到的方面很广，包括这些书的形成过程、资料来源、体例、真伪年代、作者、流传过程，流传过程里的变化、地域性以及这些书的校勘、解读等等。 过去虽然没有使用“古典学”这个名称，但古典学早就存在了。发源于孔子及其弟子的经学，就属于古典学的范畴。

裘先生之所以提出“古典学”重建，是因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出土了好多简帛古书，有西汉早期的，也有战国时代的，先发现了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竹简，后来又发现了战国竹书，这些对研读先秦、秦汉古书起的作用很大。

这些资料的发现令学界普遍认识到“古史辨”派（ 又称疑古派，是新文化运动以后出现的以顾颉刚、钱玄同等为主要代表、以“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经学研究的学术流派）在辨古书上有很多错误。事实上，疑古派在辨古史方面功劳很大，但是走过了头 。而现在的不少学者盲目否定“古史辨”派， 甚至于认为传统旧说都是可信的，也走过了头。在这种背景下，裘先生认为亟需重建“古典学”，既不能过分“疑古”，也不能回到“信古”，应该比前人更进一步，把古书里大大小小的问题尽可能弄清楚 。

裘先生使用“古典学”这一名称，借鉴了西方学术界以读古希腊、古拉丁文献为基础的“古典研究”学科。西方的古典研究包括古希腊、罗马的语言、典籍，也包括古典时代的历史、思想史、科技史以至文艺、美术等等方面，在裘先生看来，中国古典学虽然不需要将先秦的思想文化研究、社会历史研究都包括在内，但研究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些方面的很多知识， 关系非常密切，不能割断。

裘先生不赞成使用“国学”这个名称。清末民初，“西学”第一次大量涌入，传统的学问几乎要被淹没，所以有人打出“国学”的旗号与“西学”抗衡。但“国学”这个旧名称没有明确的范围，也无法将外国以中国古代文化为对象的汉学研究中那些学术立场纯正的优秀研究成果包括进来。

另外，提倡“国学”的人往往喜欢强调“全球视野”，急于把我们古代文化中好的东西推向世界，但提倡“国学”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提高“国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的认识。我国一般人对自己的古代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华文明源头的先秦重要典籍，了解太少，提高大众在这方面的认识才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大事。

无论在国内还是向世界介绍先秦文化，目前最需要做的事都是努力提高我们对古代文化的研究水平，多出真正的精品，包括通俗读物的精品。如果急功近利地把一些并非精品的东西推荐给“国人”或推向世界，会使人产生对我国古代文化的错误认识，甚至产生反感。因此，裘先生提出“中国古典学”，可以看作是对当前国学热的一种回应。（澎湃新闻实习生邵吉辰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