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在时代之中

作者：黑女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发布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年九月三十日辛卯

           耶稣2015年11月11日

你远在人类之中

——济慈长诗《伊莎贝拉》

一个周末的早晨，我穿过市场来到一处僻静的小院。一位久习传统文化的朋友将在这里收“弟子”，他觉得这样更有助于双方的进步，学校的那种师生关系已经无法承担起他想承担的责任。他请我做见证和主持。在向先师孔子行过礼之后，我对这个学生说：从今以后你们将情同父子，你不仅要向他学习传统文化，更要通过这些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培养君子人格，你的老师也将负有这样的责任……

再次穿过喧嚣的市场返回时，看着红黄紫的各色秋实，心里无比愉快。这天早晨的事情是我第一次经历，它更能矫正现代学校教育的缺失，而且带给我们可贵的肃穆和庄严。这种向传统的“召唤”和我最近研读杜甫和苏轼有相似处。以前读现代人写古典诗会疑惑：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它还能表达当今的社会、生活和思想吗？现在这个疑问被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代替：在我深感杜甫和苏轼的精神离我们很近，甚至比我们更人性化时，他们与我们的写作还有什么差别？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中有一个结论：中国古代“士”的精神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现代社会“绝对精神甚至普世价值的崩溃”。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一下：古典诗不可能再回来了，因为现代社会绝对精神甚至普世价值的崩溃？因为语言和诗艺并不能成为一个时代和另一个时代的阻隔。如果可以这么套用，那么这是现代诗人的幸还是不幸？我想先从杜甫和苏轼说起。

1、 杜甫

他七岁便能“开口咏凤凰”，可见立志很早，而且自觉地继承家风——“奉儒守官”，终身未变。他经常在诗中夫子自道：“老大意转拙”，（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执著于别务，不考虑自身利益。）“许身一何愚”，（将自身许于社稷和百姓，这在别人眼中是多么愚蠢）。而且，杜甫因耿介孤直、讨厌奉迎，在官场不受欢迎，又因才高有个性不讨人喜欢。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的后半生一直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中唐诗人转向写实，这也是一种必然，但是杜甫的写实更具本体性和艺术性，因此才将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推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高峰。

伟大的诗人、作家必然是半个哲学家，但在杜甫这里，对生活的巨细描述成为他呈现给我们的最显著形象，加上“爱国主义诗人”之类标签化的概念，使我们很容易忽略诗人对生命、生活、诗艺的活泼泼的省察、选择和坚持。

杜甫一生都在做自我省察，可以说一刻都没有放松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李白是杜甫的好友，但绝非现代诗人说的“诗友”，他们更重要的是“道友”（这里的道既是指他们向往的道家的逍遥精神，也指对人生之道的追求），因此李白在他那里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而被思考和怀念的，李白的活法正是杜甫曾心向往之的程式，是他自己的另一面人格。

在59年时光中，杜甫时时不忘拯救社稷，但又三次辞官不做，因为那与他端直、率性、热爱自由的个性格格不入。这也是中国文人最大的一个“二律背反”——最是爱国忠勇，却最是报国无门；最是才识冠世，也最难容于官场。

从751年所作《兵车行》开始，诗人的儒者身份喷薄而出，直面现实和社会，同情百姓、抨击现实使他的诗笔陡然增加了份量。气格也从抑制而变成沉重、愤激。“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这是一个森严和悲壮的场面。“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镜头从场面拉到一个具体的焦点，通过形象和细节刻画悲惨的场景。

杜诗中的“拙”字，一般见于愤激和自谦时：“自然弃掷与时异，况乃疏顽临事拙。”（751年作《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与时局不合时宜，又不屑以机巧讨人喜欢。752年，他写《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自非旷士怀，登兹翻百忧”。他觉得自己既不能像某些人那样圆滑有机巧，在仕途中节节高升，也做不到李白那样放旷洒脱，因为自己的血液中流淌着儒的基因，而且随着国乱家难，在巨大的现实面前，已容不得再做神仙梦，自己的命运注定只能紧紧地与社稷和百姓系在一起：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萧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误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遣，放歌破愁绝。……（《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上半首言志，前后两次自问自答，充满诗人的彷徨、忧虑、省察与决定。我们看出来诗人认清了三件事：其一是许身稷与契，无论别人如何说论，自己意已至此。二是物性固莫夺。虽然早年向往和李白一道访仙问道，但现在明白自己仍是儒家人，这是自己的“宿命”。其三是认清了官僚阶层的荒淫和堕落，对百姓疾苦的麻木不仁。在他眼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自己呢，“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生逢乱世，一介布衣自身难保，心里却念念不忘国家和百姓，这不是正常人眼中的“愚”是什么？

这是诗人对人生之路的选择，是思考和实践后的结果，此诗之后，杜甫再无需在人生观、价值观上费思量。选择一种人生之路也等于是间接地选定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这种选择成就了一代诗圣、诗史。正如丹纳所说：“越是伟大的艺术家，越是把他本民族的气质表现得深刻：像诗人一样，他不知不觉地给历史提供内容最丰富的材料……”（《艺术哲学》第280页）

杜甫流荡一生，晚年万事皆哀，但这千万种哀其实始终是一种哀：国破家亡，百姓困苦。最能表现这种感情的是《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这首诗是杜甫“忧虑哲学”的典型代表——在最困苦、最堪担忧自家处境的时候，却总能想到天下兴亡和百姓安乐。这种天下同此一情的博爱精神是人类最高贵的感情，也是他迥然区别于其他诗人之处。

“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不道德的”，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杜甫的年代，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在安史之乱之后写作数量骤减，有些人失语，而杜甫却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找到了自己的表达方式，杰出地承担起了“诗史”的责任。

2、 苏轼

宋代是哲学的时代，儒释道三家思想互通有无，达到历史的最高峰。有人将宋代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宋士子以求道为乐，写诗与求道就像体用和本末一样，不一不二。这种“道乐”深深地慰籍着晚年东坡的心灵，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苏轼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全才文人，他的诗、书、画足以为世代人研究和学习，然而他艺术的生活态度和深厚的哲学思想更能给后世人以深思和启迪。这个中国人灵魂的“工程师”，既是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等人格精神的集成体，又是孔孟、老庄、释迦牟尼等思想在一个文人身上的升华。他是前人的优秀继承者，因为他在思想和艺术领域都做出了自己的拓发和创造，使一个时代甚至一个民族的许多个世代都打上了他的烙印。然而苏轼又是一个复杂的人，“说不尽”的苏轼端起于“乌台诗案”。

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和此后的命运颇有“戏剧性”：诗案前他认为变法“过速”而反对，诗案后他落官被贬，在民间却发现部分新法有益于社稷百姓，于是在反对派当权、尽废新法时，他又变成了新法的维护者。然而不管持论如何，他都以“忘躯犯颜之士”自居。如在一份奏章中他写道：“今侍从之中，受恩之深，无如小臣，臣而不言，谁当言者？”“受恩深重，不敢自同众人，若以此获罪，亦无所憾。”这是他内心的真实表白。由此可见，苏轼是一位“忠勇”而“忘身”的人，他一生的命运都与坚持真理、自觉承担维持正义和造福社稷百姓的品格有关，这是宋代“士”和“道”（这里指儒家的道）精神或者说从孔孟以来的精神传统在他身上的体现。

苏轼和杜甫一样，也是一生都在路上。然而他除了地理上的之外，更是内心的——出入各家之道，博采众长，苦苦探索人生的意义。他的一生是在朝—外任—贬谪的两次大循环。从下狱到第一次贬谪结束，历时七年。绍圣元年八月，59岁的他再次被贬，先是惠州，然后是儋州，直到66岁，生命即将结束之时才收到赦信，踏上回归路。

如果没有“乌台诗案”后的入狱和贬谪，苏轼的生活也许会少很多精彩，也不会引起后人的反复研究和审美。作为一个文学大家和哲学家，他的思想因为苦难而提升，对生存、生活、生命的意义和方法做出了一个智者独特的探索和回答。虽然苦难并非我们期盼的上帝的“面包”，然而我们也不能不说，是苦难给予了世界一个更伟大的苏轼。

苏轼的一生与百姓生活紧密相联。无论是自乞外任还是被贬异地，他从没有忘怀自己的这份责任和担当。外放杭州时，水旱风灾相继，瘟疫流行，民不聊生，苏轼请求免租，开仓赈灾。他筹款创置“病坊”方便百姓就医，这成为后世医院的雏形。西湖的治理更使他名传千秋；知颍州时，他赈灾救饥，开发沟渠；知扬州时，为民请命，放免积欠；在定州，整顿兵惰，为练官兵，严惩贪将。他禁止赌博饮酒，亲自检阅操练。还恢复弓箭社，整编民兵武装……晚年在贬地海南，他把自己比做箕子，要把中原文明带到蛮荒之地。“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又以海南的孔子自况。

淑世之情源自于仁爱之心，这种对百姓的爱同时也拯救了困顿中的苏轼，使他在狂放旷达的个性中一直保有温润和煦的心地。“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崎岖真可笑，我是小乘僧。”苏轼在民间别称“活菩萨”，他的的许多奇闻逸事都与行善有关，典型的比如在杭州时帮人题字卖扇子；为一个不相识的老婆婆而撕掉已付过房钱的地契……

归隐情结同样伴随苏轼一生，一是受前辈文人大师的影响，他一生最爱陶渊明，而且在晚年更视为同道，几乎跨时空形影相随。这种“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在唐代被大大地诗意化，成为诗人们的“母题”之一。二是在官场倾轧中，他对现实产生了深深的失望，爱之切才忧之深，真性情的人无法忍受做一名沉默的看客。其三，苏轼骨子里本是一个自由放旷的人，在朝时因为公务繁忙，顾不上舒展自己的个性和自由，但他对那种无拘无束的生活无时不在向往中。因此也有论者以为，贬谪后的苏轼才真正“实现”了自我。

苏轼的道心首先体现在坚贞不拔的气节上。他一旦有了是非的判断，必然忘身护“法”，这种卫道带来的豪迈慷慨和心安理得天下无物能比。《闻子由为郡僚所捃，恐当去官》诗中说：“少学不为身，宿志固有在。虽然敢自必，用舍置度外。”“古今抱此恨，有志俯仰失。”这种无愧于天地和生民的欣慰自然是快乐的前提。如他56岁时诗中所写：“昌身如饱腹，饱尽还复饥。昌诗如膏面，为人作容姿。不如昌其气，郁郁老不衰。虽云老不衰，劫坏安所之。不如昌其志，志一气自随。养之塞天地，孟轲不吾欺。”

他先以身说诗，诗比身重要，然而写诗又不如养气，气养好了则老而不衰。但养气还不如养志，因为志随于气，二者一起才能使人昂立于天地之间。这里说的正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养气的关键在于“忠义”， 徐积在《苏子瞻挽词》中写道：直道谋身少，孤忠为国多。黄庭坚在《跋东坡墨迹》表扬老师：“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在《东坡先生真赞》中评道：“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之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他的弟弟苏辙说，读哥哥的过海诗后，觉“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后来王十朋亦称其“万里南迁，而气不衰。”这正是巨大的人格力量唤起生生不息的浩然之气对于苦难的超越。

63岁时，漂泊海外的苏轼用诗为自己找到了“回归路”：“万劫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和陶和刘柴桑》）。再回顾他的《西塞风雨》：“斜风细雨到来时，我本无家何处归。仰看云天真箬笠，旋收江海入蓑衣。”自33岁离开故乡再未回归的苏轼最终为自己找到了归路——不是归于某一处，而是归于天下。

3、 他们

这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特征：一生都在路上，而且逆乡而行，为生存和真理而四处奔泊；他们都是聪明人眼中的“傻子”，视真理为命，不会“看风使舵”，而且一生放下不国事，忧国虑民，死而后已；他们的艺术都是在历经苦难之后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诗写紧紧围绕着自己的生活和思想，却并不使我们觉得局促和自我；他们的苦难不仅无损于对生活的热爱，反而会因苦难而开创出更高的人生境界，他们不仅是伟大的诗人、作家，更为后代中国人树立了人格范式和生活榜样……他们使我想到繁育万物的大地，它博大深厚、厚生爱物、品貌万端……这种大地性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即永恒。庞德概括自己的艺术追求：“重要的是一种能量，像电或放射性物质一样，一种传输连接和统一的力量。”而这种大地性比这种能量更根本，更深广。

这种大地性使我想到另一个问题。现代诗人既向往特殊的灵感，又惧怕迷狂，诗人西川曾在一个访谈中说到：“诗就像一个黑洞，如果没有足够的定力，人可能会被整个儿吸进去……”。荣格曾经近距离地研究“通神”，结果是更警惕“对无意识的迷信”，他告诫我们那是危险的。从某种角度来说，诗是具有通“神”的功能，也最易于被“无意识的迷信”引导，而某些诗人以靠近和描述无意识领域（迷狂）为荣，走出去便找不到回来的路……从古诗词来看，古代诗人似乎没有面临过这个问题，我想这正得益于他们身上的“大地性”特征。

“不合时宜”的人最早是屈原，然后是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这个名单中的诗人一直延续到世界各地，比如俄罗斯、德国或某个时期的我们，甚至延续到到我们会场中，无论程度深浅，由于诗及诗人的特质，我想，我们都是这个传统的继承人，“不合时宜”也许是诗人的另一个名称。

流亡是一个老话题了，而且我们越来越认识到，流亡是诗人的命运，因为诗总是对恶、平庸和虚无的对抗。它要求写诗的人更本体性，更人性化，更勇敢和顽强，也更孤独和失意。从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我们还发现，犯罪的人会因心理扭曲而失去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力。这也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何优秀诗人都要求自己首先是一个优秀的人，为何中国古代诗人将写作与做人看作一回事。

4、 我们

当我们呼吸紧张时，会感觉到空气，时代就像空气一样，当我们思考它时，已经蕴含着不满和审视。但有些思考并不指向反抗，而是被我们内化成为命运。这就是某些人所认为的：诗人并不负起变革的责任，而是对时代的反映。可是，我们如何才能知道自己的反映是准确的、真实的？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天线”，应该具有怎样的品质？

从文与道的关系看，诗人在现时代中的角色更接近古代的“士”，然而古代的士人可以通过写文章做官，实现抱负和理想，现代诗人更近于一无所有；士有百姓可悯，现代诗人继承或自觉地赋予自己同样的情怀，而此时的黎民、百姓（准确地应称为公民）已非那时的百姓，二者的位置和关系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古代的士可归田园居，现代诗人已无田可归，更不可能创世般地留下一个田园童话供世人品味和向往。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踪的人。士的精神已没有土壤，诗人便再无豪言壮语；士人的淑世情怀成就他们多方面功业（如立德、立功、立言），现代有良知的诗人或知识分子拥有最多的是孤独的阅读和沉思、不断生成的困惑，和知识过快更新而涌现的无奈。

与古代人求“道”相比，现代社会更重于“器”，讲究实用和功利，现代诗人有信仰似乎已经不错了。信仰是一厢情愿的信认，与哲学和真理都相近而不能代替，它不讲是非对错。而“道”有高中低的区别，与真理息息相关。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写作是开放的“封闭”，而古代写作是封闭的“开放”。貌似客观的现代诗写，也许正是主观的，而古代诗人的写作反而更客观。他们使人感到，伟大的诗人是在自己的时代用自己的写作做出了自己的回应。这种回应一半是反映，一半是创造，即先于时代，而又来自于这个时代的东西，套用济慈的话说，即“远在时代之中”。

歌德说：“我和整个时代是背道而弛的，因为我们的时代全在主观倾向笼罩之下，而我努力接近的却是客观世界。”（《歌德谈话录》）在“道”隐而不见的情况下，只有通过与世界的对话诗才可能发生。这可能是解决“绝对价值崩溃”之后的最好方法。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