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需要伦理复兴？

——《原道》第28辑“伦理复兴与国族建构”专题导言

作者：胡芮（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 《原道》第28辑，东方出版社2015年出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初七日戊戌

           耶稣2015年11月18日

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复兴一直是一个让国人充满忧虑和希望的主题，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下进行社会建设。民族复兴的主题为何以及如何在百余年来的历史时空中已经并且继续深入而广泛地激发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这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重大课题。

回望历史。20世纪初期，老大中国面临着民族与文化层面的双重危机，国人希望通过社会革命与文化运动的方式纾解时难。“辛亥革命”确立共和体制是民族救亡图存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文化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却更加复杂。这一时期的文化建设兼具多重任务，一方面要学习掌握富强力量，另一方面要保持传统文化精神永续不坠。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第一个问题若不解决，中国的国家民族将根本不存在；第二问题若不解决，则中国国家民族虽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仍将失其存在了。”总体说来，在面对西方文化强势介入的局面下，中国知识界肩负的时代使命乃是在“救亡”与“启蒙”主题之下的文化复兴。由此上溯至清季以来的洋务运动，对外战争的接连失利动摇了中国知识阶层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华夏文化中心论，向西方学习器物层面的“中体西用”论开始在务实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出现。然而，中国在民族国家间的竞争劣势却以另一种方式伤害了正宗儒学派敏感的文化自尊心。对于西方文化，他们则采取全面敌对的态度。由此滥觞的新旧文化之争逐步发展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激烈对峙。

民国以降，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西方思潮大量涌入，西化思想价值生态进一步成熟。及至五四前后，巴黎和会外交失利点燃的政治运动之火也以燎原之势迅速波及到文化领域，保守主义被贴上了落后、腐朽的价值标签而受到彻底的批判，当然不能幸免的还有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至此，中国知识阶层开始出现大分裂，两种不同思想倾向的派别之间的斗阵凸显出近代史上一条清晰的文化论争脉络。可以说，文化的走向问题实为近代中国思想论争之核心问题，作为以伦理文化为本位的国家，文化思想论争也体现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史发展演变的脉络。在文化激进主义高涨的近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往往被视为一种“过时”，甚至“陈腐”的论调而遭受被忽视乃至被批判的境遇。但作为一种重要的思想潮流，特别是保守主义发展到中后期形成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当前寻找现代化国家治理路径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之下，如能深入的发掘其作为思想资源所具有的多重价值，则会对现实的民族复兴事业有更多新的启示。

总之，尽管近代以来西方文明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民族生活史造成了广泛而持续的影响，但中国本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仍历经激荡而坚韧持续。根据黑格尔，民族作为自然的伦理实体是作为一个整体同时又呈现出其中所有个体的意识的那个东西。从这个角度来讲，历史其本身的现实形态就是民族生活史。中华民族拥有数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这种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比较而言体现出明显的“伦理型”文化的特征。我们民族几千年一以贯之的坚韧和顽强得益于这种独特的“伦理型”文化生活的涵养，近代“救亡”危局下的“伦理启蒙”也是这一民族文化性格的延续。因此，如果我们不从伦理思想史的角度入手探讨民族复兴的深层次遗传基因，就意味着我们舍弃了民族文化最核心的价值特征，这无异于舍本而逐末。换言之，当代民族复兴的“密码”需要经由我们民族所具有的独特伦理基因才能“解码”。道德重建与民族复兴实为是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体两面”，中华民族百余年来从落后到复兴的历史轨迹也正可归因于“伦理启蒙”以来诸如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价值与制度的确立。毋庸讳言，民族伦理生活的改变客观上导致了我国社会从传统的“家国一体”向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转变，这是值得肯定的历史进步。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我们也迅猛地引入了一系列新的伦理价值。但我们需要看到，当代中国依然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保留了“伦理型”的民族文化特征。例如，虽然宗法制伦理体系已然崩解，但血缘伦理（家庭）因素仍在一定范围内发挥着重要影响。近代以来的民族复兴，本质上应当是在去除阻碍现代化体系形成因素原则之下的“吐故纳新”，所以近现代的民族复兴并不排斥，甚至有赖于伦理复兴。伦理复兴的本质逻辑地蕴含在民族伦理型文化气质之中。因此，我们再次强调，如果不从伦理复兴的角度来切入和探索当代民族复兴之路，就不能把握民族历史苦难生成的病理，由此导致的逻辑和现实的结果，就只能是学习到西方现代化的漂亮外衣，但失去了民族文化之魂。

这里存在一个需要首先予以澄清的问题，那就是何谓“伦理复兴”？

我们认为，民族复兴的本质逻辑地与民族的本质相关，伦理复兴实际上体现和蕴含了近现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实质。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晚清士林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客观地促发了中国思想界“民族意识”的形成（费孝通先生后来将其解释为中华民族从“自在”到“自觉”的过程）。这种在外来强大“他者”的刺激下形成的“自觉”的“民族意识”，迫使近代中国思想界为“我们是谁”这一伦理性“元问题”寻找答案。美国学者安德森将民族称为“想象的共同体”，并从精神史的角度指出了民族概念的本质：民族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心理学意义上的“社会事实”。安德森关于民族定义的心理学视角，启发我们思考“民族”作为人类共同体形式出现的历史因素。因为作为一种稳定的心理特征，“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的心理必然与我们的历史相关。这也能从另一个侧面印证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在历史中以“自在”的历史形态存在千年的论断是合理的。这也就是说，民族这一概念虽然在近代才进入中国的历史叙事中，但并不妨碍民族意识真切的存在于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刻。近代以来，从无民族意识到有民族意识的转变并不是民族史的起源，仅仅是因为代表“市民社会”的西方文明的出现促使了这种“民族”意识的产生，亦即费孝通所谓的“自觉”。在中国伦理型文化孕育下自然成长的两个伦理实体，即“家庭”和“民族”，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两元，由此形成了传统的“家国一体”社会形态。但这种社会形态缺乏西方文明生态孕育出的、一旦高度发育成熟便展现出强大威力的“市民社会”结构。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遭遇的种种困厄，很大程度上和我们缺乏“市民社会”这一中间地带有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近代史上所主张的“伦理启蒙”是以颠覆纲常礼教等传统伦理价值，确立以民主、平等、自由等核心价值为内涵的新的伦理价值体系。因为只有在这些基本价值得以确立之后，我们的民族复兴之路才真正得以奠基。

近代“伦理启蒙”运动和现代伦理核心价值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从传统伦理型社会到现代道德型社会的转变。但现代型伦理文化是否就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终极形态，近现代以来西方文明为何屡屡遭受道德危机，当代中国又为何仍存在各种各样的伦理道德困境？这或许与市民社会过渡性的特征有关。在下面，我试着勾勒出近现代史上道德重建与民族复兴的思想轨迹图，用以说明我们所理解和主张的“伦理复兴”及其相关概念的意涵：

我们认为，伦理复兴是由市民社会向民族国家辩证复归的基本路径。道德本质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其中的一个环节，但伦理除了是一种意识形态外，更重要的还是一种社会存在。中国历史上的传统型伦理文化即具有这样的特征：其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还客观的展现为具体的人和社会的活动组织形式。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形式只是在现代道德文化原则（如自由、民主、平等）基础上形成的“市民社会”，它提供了关于“个体如何过更好的生活”的理想模式，但对于“个体如何更好地在一起”的伦理之问却难有尽如人意的回答。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回到黑格尔，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民族生活是个人生活的起点和归宿，民族生活的本质乃是伦理。亦即，伦理生活才是民族生活的本质所在。

晚清民国以来，围绕着保守与改革之间的思想论争一直不绝于缕，各种理论学说风起云涌，各家学派分峙对立。不论各思想流派之间理论差异如何巨大，都不妨碍他们分享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今天我们回首近现代伦理思想史，一个忽明忽暗却又经久不熄的火苗时时浮现，这就是中华民族伦理实体嬗变的精神轨迹，也是中华民族历经千载而颠簸不破的精神脉搏。“岁月之井，深不可测”，托马斯·曼在其《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中如此开篇。他把历史描绘成一个无底的深井，我们站在井口向下张望，目的是发现历史深邃的奥秘和丰富的经验资源。晚清民国距今不过百年时间，由于语言方式的转变和政治的原因，今人每每回首，总有恍如隔世之感。当近代中国思想界开始从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巨大冲击的眩晕中猛醒，“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涨便是对“跟着西方走”的路径的怀疑与转向。当然，彼时的思想界或许并没有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视角来设计思想蓝图，但他们赤诚的爱国之心和民族复兴的热情却客观地为“伦理复兴”意识的形成和传播贡献了力量。我们同样不能忽视，虽然自西学东渐以来，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逐渐失落，进而在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下日益沉沦，但传统伦理精神的基因却扎根于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血脉之中。也正因此，在自上世纪末思想解放的环境下，回归传统文化，重估儒学价值成为一时之潮流。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更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走向复兴。

我们之所以将《原道》第28辑的研讨主题确定为“伦理复兴与国族建构”，就是希望能从伦理的维度关照中国近代思想转型过程中“伦理与民族”的关系，也就是从传统文化伦理型特征着手，深入发掘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德资源，以期在当代中国民族复兴与国族建构过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

故此，本辑收录的研究论文均是围绕“伦理与民族”的关系做文章。相关文章主要从三个大的角度切入，分别是伦理复兴的理论基础，伦理复兴的历史实践：文化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表现，思想史视域中的伦理复兴。

唐代兴教授、张新国博士、商增涛博士和Yvés Vende博士分别从不同角度关注了伦理复兴的理论基础问题。唐代兴教授提出，“回到先秦去”是实现当代伦理复兴的理论和现实根基。他认为，在当代境遇中，伦理复兴乃重构国族之必然要求；复兴国家伦理传统必须要回到先秦去，因为先秦诸子共创的社会伦理理想所能发挥的巨大秩序构建功能和大众生活引导功能，仍为当代社会所亟需。张新国博士认为，相对于西方文明以宗教启蒙作为主要论域，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以伦理为中心；作为伦理启蒙的形而上学基础，个体主义被浓墨重彩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涂抹得难以辨认；伦理复兴要重新重视个体主义价值，确立现代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义；只有这种个体主义，才是平等主义、可普遍化和能够孕育社会美德。商增涛博士从人伦关系切入话题，认为“五伦”是人伦关系的范型和原初形态；它既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和参透儒家思想的密匙乃至不二法门，更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且贯穿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的始终；对人伦关系诸理论形态的研究能为实现伦理复兴提供可借鉴的伦理道德资源。法国学者Yvés Vende博士则从法国现代价值危机这一现状出发，研究和论证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价值如何发挥“理性的宗教”的功能以及有何现代启示意义。

李超博士、刘胜梅博士和平瑶博士则通过探讨文化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表现形式来回顾近代伦理复兴的历史实践。李超博士认为，伦理复兴在近代的理论实践可以从“战国策派”的“爱国精神”和“民族精神”得以体现；“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是“战国策派”构建民族国家的伦理核心主张，由此彰显的民族主义则是他们构建民族国家的伦理原则。刘胜梅博士的研究则表明，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是近代国人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下，历经从器物到制度，最终到文化的艰难探索，而实施的力求从文化变革的角度来应对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的救国路径。平瑶博士的研究则从对“1922年非基督教思潮”的再反思入手，提炼和展现了近代思潮中可贵的理性精神。作者对“非教运动”的消极影响提出了批评，同时肯定了部分时人在珍视本民族宗教文化的同时对外来文化持同情之理解，以及由此展现的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在国族问题上的务实品格、宽容态度和批判精神。该文提示出了国族建构的另一种极具价值的路径与可能。

黄泰轲的研究关注了思想史视域中的伦理复兴问题。该文通过对牟宗三“政治神话”理论的深入阐释，揭示了异于西方的儒家德治所倡导的各适其性、各遂其生、人皆尧舜的政治神话谱系。这一研究，对于理解传统伦理和传统政治的德性之维颇有裨益，也不乏当代问题观照。

总之，本辑作者们试图这样去表达“伦理复兴”：它是以回归民族生活方式，创造新型伦理型文化，建立既具有现代道德价值又兼具民族文化特点的新式民族国家为根本旨归的辩证发展过程，是伦理精神发展到“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客观展现。儒学复兴是文化领域的伦理复兴，伦理复兴是民族复兴的精神内核，也是当代中国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当然，由于本辑作者多数为后学晚辈，疏漏之处在所难免，祈请读者诸君商榷指正。是为引言。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