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灿兴著《中国乡贤》出版

来源：网络综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初九日庚子

            耶稣2015年11月20日

《中国乡贤》， 袁灿兴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11月出版

【作品简介】

《中国乡贤》一书，袁灿兴以历史学者的视角，择取太伯、张謇、李鼎铭等各个朝代具代表性的中国历代乡贤人物，以生动的故事，翔实的史料，展示他们在慈善、公益、文化、教育、治安、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积极作用。读者通过本书，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熟知传统士绅如何努力造福乡梓并名垂青史的史料。作品出炉后，国内知名学者、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为《中国乡贤》作序，并加以点评。

“乡贤是时代的产物，他们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代表了中国古代士绅中的杰出人物。乡贤的树立，可以显忠良，可以仰耆德，可以维风教。”袁灿兴介绍，写作《中国乡贤》一书，主要是希望国人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同时有益于当代美丽乡村建设。

目前，《中国乡贤》一书在当当网、京东、亚马逊等电子商务平台都有销售。（《靖江日报》贾秋敏）

【编辑推荐】

功德言行，荣光乡梓，丰神仁意，山高水长

生于其地，而有徳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

天地之心，生民立命，未尝一日相忘；

追求至善，实践理想，贤者宣勤地方。

 读懂乡贤，读懂中国。 有一种归属是乡情，有一种诚挚是奉献乡土，有一种荣耀被称为乡贤。不分贵贱，不论贫富，服务于乡土之心，让他们从事于教育、赈灾、治安、文化等事业。大人物的小故事，小人物的真传奇，中国传统士绅的品格、精神、骨气，凝聚成乡贤文化。（大陆新儒家代表人物陈明点评）

 允文允武，克孝克忠。泰山乔岳，月旦有声。千秋万祀，俎斗光荣。惟兹仲春秋，谨以牲帛、醴、齑、粢、盛、庶品之仪，只推荐神。

                                                                                                                                                                                                           ——密县《乡贤祠祝文》

【媒体评论】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如果还能“想得起乡贤”就更好了！

　　　　　　　　　　　　　　　　　　　　　　　　　——陈明 

乡贤在农村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依然重要，他们协调冲突、以身作则提供正能量的作用不可或缺。

  　　　　　　　　　　　　　　　　　　　　　　　　——张颐武

新乡贤文化作为一种“软约束”“软治理”，有利于健全乡村居民利益表达机制，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手。

　　　　　　　　　　　　　　　　　　　　　　　　   ——黄海

【内容推荐】

本书围绕中国历代乡贤，择取各个朝代最具代表性的乡贤人物，以生动故事，翔实史料，展示其在慈善、公益、文化、教育、治安、建设等各个领域的积极作用。由本书也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生态，了解传统士绅如何努力造福乡梓，而乡人、社会、官方，又是如何予他们以肯定，授以乡贤之荣耀，使之名垂青史。本书按年代展开，择取各个时段具有代表性的乡贤，展示了乡贤群体适应时代变化，自身加以调整，以更好服务乡梓的历程。

【作者简介】

袁灿兴

江苏靖江人，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社会史。著作有《枪口下的北洋》《军机处》《湘军淮军》《国际人道法在华传播与实践研究》等。

【目录】

序

前言

第一章先贤之光

吴太伯与季札 / 3

卜式捐资助国 / 8

杨震“深夜却金” / 14

王祥孝行千里 / 19

文章风流顾野王 / 23

苏绰良策治国 / 27

颜之推家训传世 / 32

大雅君子牛弘 / 36

张公艺百忍治家 / 40

颜真卿忠贞不屈 / 44

第二章宋时仁义

范仲淹与范氏义庄 / 51

【序】

《中国乡贤》序

  陈明

乡贤之祀始于汉末是有原因的。

三代分封，政教合一，国家（state）被包裹在社会（society）里；秦立郡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社会成为国家整治的对象。汉武帝与董仲舒携手，确立起霸王道杂之的制度框架和思想格局，于是国家与社会实现了各有分际的良性互动，表现为立五经博士、察举选官以及标榜以孝治天下等等。于是，就有了庄园经济的繁荣，有了为人仰望的世家大族，有了“孔融为北海相，以甄士然祀与社”，成为“祭祀乡贤之始”。

从开始时将地方乡贤“命配县社”到隋唐“营立祠宇”，再到宋元明清整合于文庙，“诏天下学校各建先贤祠，左祀贤牧守令，右祀乡贤”，看得出有关方面对乡贤的理解重视有一个从地方民间到社稷国家的整体文化-政治战略之构思，以及对其功能意义之认同接纳或利用的过程。某种程度讲，这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按照儒家的理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这里的“家”与“巨室”，基本可以作为社会的代表来理解，象征着哈耶克所谓的自发秩序。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在《大众的反叛》中的相关论述或许可以佐证儒家这种对社会之重视和强调的合理性：“社会是自发形成的，而国家不是——它事实上只是一个关于公共秩序及其管理的技术问题”，“从长远来看，维持、滋养并推动着人类命运的正是这种自发性”。乡贤的后面都有儒家的理念，但完全可以说，乡贤本身乃是传统社会内在的有机性、生命力或者说自发性的一种表现。从我们的历史看，光武中兴、同治中兴可以如是观，国民党、共产党又何尝不是在国已不国的危机中应运而生挺身承担起天下的兴亡的社会自发力量？！

体会这一点，不仅需要深刻的理性思维，也需要对历史的敬畏感。或许可以说，对社会的态度是衡量我们政治智慧、理性能力和情怀高下的标尺。在这样的基础上理解乡贤，那些兴学、修路、赈灾等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公益行为就有了本体性的意义，而“式存飨祀”、“以时致祭”的神圣性也就获得了足够充分的理性支持和说明。

是的，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城市化。由市场和政府主导的各种基本建设和社会工程在带来经济巨大发展物质巨大丰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家园的丧失、精神的枯槁。面对患病的社会，思想界“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莫衷一是。我想，乡贤二字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可以获得各方共识的交集点：右派可以看到尊重社会的价值取向；左派可以找到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保守派则可以想象回归传统的文化认同。乡贤前辈泉下有知，一定会含笑回眸欣慰莫名吧。

曾写出《乡土中国》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感叹：“忽略技术的结果似乎没有忽略社会结构的弊病为大！”感慨之余，费老提出了“文化自觉”的问题，认为中国和世界今天需要的是一个“新孔子”。十年之后，在执政党将自身定位为中华民族先锋队，在“中国梦”成为新一届领导人执政目标的时候，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乡贤文化”又浮出水面，“新乡贤”成为基层干部的努力方向。果如是，则孔庙的激活、道德讲堂的充实将获得极大的资源和动力。贞下起元，斯文复振，其天意也欤！

“道之统在圣，而其寄在贤”。寄者托也、寓也、传也。儒家之道需要通过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实践在现实中落实呈现代代传承，“在朝美政，在乡美俗”。《中国乡贤》这里写的正是这样一些“在乡美俗”的旧人物、老故事，卑之无甚高论，但正是在这些好人好事的点滴累积中吾土吾民人文化成岁月静好。“崇德、报功、尚贤，古圣王所不敢忽也”。近年有句话在网络和媒体十分流行，说城镇建设的境界就是要“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如果还能“想得起乡贤”，岂不更好？

谨以此为序。

【前言】

古人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建功立业，荣光乡梓，是谓乡贤。

乡贤由先贤祭祀演变而来。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于中国何其重要，在国，有太庙祭祀皇室先祖。在学，有孔庙祭祀历代贤者大儒。在乡，从唐至宋有先贤祠，祭祀历代名臣义士。

让许多地方士人扼腕的是，先贤祠所祭祀的对象，往往是曾在本地任职的官宦，且偏好于范仲淹、苏轼这样名动天下的人物。很多人文章有成，效力地方，却因名声不显，而不能列入先贤祠享祭祀。如南宋四川李发，持续三十年独立赈济灾民，却不能入先贤祠，让乡人愤愤，让后人不平。

到了明代，官方规定离职官员必须返回原籍，不能停留在任职地。大批官员致仕返乡后，在地方上经营多年，声名益隆。本乡的赞誉之声，宗族的崛起，后辈科举上的突破，催生了他们进一步的追求。他们希望能在身后享受祭祀，能荣耀宗族，能名传青史，这就要求先贤祠必须做出一定变革。

苏州地方，文风昌盛，名士辈出，变革乡贤祠的欲望也最强烈。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苏州府学率先将先贤祠一分为二，改为乡贤与名宦两个祠堂，前者祭祀出生在苏州的乡贤，后者祭祀曾在苏州任职的官员。此后各地纷纷效法，将乡贤祠与名宦祠分开。

乡贤祠的出现满足了地方人士的需要，只要宣勤于地方，美名著于乡，进入乡贤祠享受春秋祭祀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入乡贤祠成为明清两代士人们的最大荣耀，以至于有人念叨“死不俎豆其间，非夫也。”

乡贤，嘉靖十三年（1534年），官方给出了定义：“生于其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明代蒋冕则称：“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乡贤祠所祭祀的人物不受时间限制，既有往昔贤达，也有当世俊杰。各地择取乡贤的标准，不外立功、立德、立言，造福于一方者。

立功，地方上的士人出仕后政绩卓著，或致仕后效力本乡者。立德，凡为官清廉，孝行感人，不依附权贵，清高隐遁等，都可以视为立德。立言，则是文章传世，影响士风，教化地方者。

进入乡贤祠，俎豆千秋，光耀乡里，传之后世，不仅仅是一个人一生的定论，更象征着一个家族在地方上的威望，关系着子孙后世家业的绵延。谁能进入乡贤祠，又由地方上提名推荐，这就使得士绅们必须努力经营自己的名望，多行善举。

乡贤人物是丰富而生动的，他们中，有个体挺身而出，无畏强敌，捍卫乡间；有学者躬耕于乡，整理文化，倡导教化；有义士铁肩担当，以毕生精力，从事地方教育；有富豪热衷慈善，持续三十年，赈济灾民二百万；有士绅独立开发荒芜之地，打造出人间乐土；有乞丐一生努力，以乞讨所得创办义学。

各地所祭祀的乡贤都是本地人，地缘上的亲近，乡间的熟络，使乡贤更具榜样作用，更容易激励人们效法。明代人曾感叹，孔子享受万世祭祀，已成为神人。能进入孔庙从祀的，或是一时之大儒，或是生前立下宏业，远非普通人所能企及。乡贤则是居于乡土之人，其言其行，乡人可以切身感悟，见贤思齐，形成“居于斯者皆有志于乡贤”的氛围。

乡贤也起着鞭策作用，让世人知乡贤之难为，更需努力去效法。大画家文徵明在去世前，叮咛儿子们，不要追求让自己身后能进入乡贤祠。这让几个儿子感到惊讶，能进入乡贤祠，是文人的无上荣耀，能够光宗耀祖。文徵明于乡间，立功立德，书画有成，足以成为乡贤。看着儿子们不解的眼神，文徵明解释，能进入乡贤祠的，是吴太伯、季札这样的大贤者。我何德何能，怎可以与他们一起进入乡贤祠，享受祭祀呢？

乡贤群体，泽润兹邦，懿德卓行，经世流芳，乡人则以各类行动向他们表达敬意。明代陈振龙引进番薯，乡人立祠祭祀。清代乞丐武训兴办义学，去世之后万余人为他送葬。民国年间，宿松乡贤吴嘉祥毕生致力于地方教育，却贫困不能自给。在其六十岁生日时，宿松发起祝寿活动，筹集资金，为其买地建房，以供养老。

在选择乡贤时，明代除了考虑功德言之外，是否为官也是乡贤评定的条件。到了清代，是否曾出仕，不再被视作乡贤的必要条件，只要为乡里作出贡献，就可以被立为乡贤。一些商人在地方上设义仓、建义田、设义学、建桥修路、救灾、助婚丧、开渠、学医救人等，都被视为乡贤。如清代杭州卢鹤闲经商发达之后，“事亲孝友，乐善好施，终成一方乡贤。”

明清两代乡贤的确立，需要由地方公举，再经官方审核批准，然后进入乡贤祠。到了近代，北洋政府曾以官方名义，树立了一批乡贤。苏州鲍宗德设立义庄，大总统徐世昌题“宗仁主义”，立为乡贤，下令建坊旌表，这是最后一批官方建造的乡贤牌坊。不过在民间，各地立碑纪念本乡乡贤者屡见不鲜，如慈溪乡贤陈谦夫一生从事于教育、医疗事业。1945年去世之后，被地方上祀为乡贤，立碑纪念。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各省一度曾进行了列代乡贤调查、乡贤评选活动。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先后有十二省评出乡贤共计四百五十三人，并开展了各省乡贤传记编撰工作。各省所编著乡贤传记，曾被列入小学教育体系，以期传播乡贤事迹。只是乡贤的整理、普及工作，由于全面抗战的爆发，而被打断。

中共在历史上也重视乡贤，如著名乡贤李鼎铭，在米脂创办小学，行医救人，从事于地方上各类事务。至晚年，李鼎铭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他根据陕甘宁边区实际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乡贤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支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杰出人物。乡贤在乡村之中，以其个人卓越品行，对社会事务之担当，弥补了诸多社会治理领域的不足，维持了乡村秩序。如明代乡贤邹守益，临终之前，仍在为地方上书，请减轻民众赋税。清代乡贤郭大昌，一生致力于治理黄河，去世前犹关注河工。

“乡先生之德，乡人心悦而诚服者。”能进入乡贤祠的人物，自然须德行著闻，将他们的事迹加以宣扬，可以旌德扬善，惩恶规过，表率示范。乡贤体现了传统文化中的忠孝、仁义、自强、勤奋、爱国等诸多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在今日仍有着积极意义，诚有必要加以发扬。

乡贤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人物，继承和弘扬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乡贤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同时，以乡情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有益于当代建设美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