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理论的创新何以可能？

作者：任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来源：《天府新论》2016年第1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二月十五日乙巳

           耶稣2016年1月24日

《天府新论》 编者按：

百余年前，清政府实行学制改革，从此拉开了对西学亦步亦趋的大幕。置身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传统学术遭受比佛教输入更为激烈的西学冲击。道术为天下裂，传统的人文教化之学分化为现代诸人文、社会学科，儒家学统随之崩解。学统是道统的肉身，道非学不明，学统不立，道统焉传？反省以现代西方学科范式来改造中国传统学术的削足适履，构建中国学术的自主性以重建学统、赓续道统，毋宁说是现代新儒家乃至每一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天命所在。

基于此，《天府新论》编辑部联合弘道书院，于2015年12月5日在都江堰文庙共同主办了“范式转移与学统重建——现代学科分化背景下的儒家天命”研讨会，这是继去年我刊主办“儒家思想与中国改革”研讨会后的第二届“天府新儒学论坛”。 此次会议邀集了法学、政治学、外交学、心理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代表，围绕学科分化、范式转移、理论创新、经学复兴和学统重建等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此辑录会议精彩发言以飨读者。以下内容已经发言者审订，本刊略有删节。

政治学，在传统中它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如果你对“世”不能够有真切的了解，那这个用恐怕致得会比较走样。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事实上也是我最近几年在政治学界，对当前的学术发展尤其是政治学理论发展的一个观察而初步形成的一些心得。当前的政治学理论界其实有很强的一种理论创新的焦虑或者冲动。为什么呢？这个背景如果远的说来，我们可以看到当代政治学的发展是80年代之后学科恢复的一个产物。在80年代之前，1949年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政治学其实是消失掉了。而80年代之后是在邓小平的一个指示的基础之上恢复了它，恢复了之后，我们这个学科的发展，其实表现出来与民国或者说民初政治学初建时候的面貌比较相似的一些特征，就是大力地引进西学。因此，当代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重建和恢复，我曾经称之为新启蒙主义政治学，最近我有篇文章也探讨其发展。我把它称之为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其实是相对照我们在民国年间初步建立起来的民国政治学而言的。民国政治学在我看来，其实正是在试图斩断与传统道、学、政这样一个体系的纽带之后，无论是从日本、德国还是英、美、苏俄，大力引进现代政治学，包括法学，而形成的一种知识运动。这个知识运动内部的精神其实是可以用新文化运动那样一个“启蒙”来作为标志的，而80年代的学科恢复，同样在非常典型的这种动向上是要接续、绍续原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想，但是这个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和原来的老启蒙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就是它本身还需要在共和国的这样一个事业当中，面对前30年遗留下来的革命遗产。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新启蒙主义的政治学，为什么有我刚才讲的一个很强的理论焦虑和理论创新的动力或冲动呢？因为面对近几十年来的政治发展，它发现自己越来越讲不好故事，或者说提不出一套比较有解释力、说服力的理论阐述，以及进一步的理论规范，或者理论导向。那这种现象其实可以说促使了海内外研究中国政治学的很多的一流学者纷纷来反思这个问题，于是就提出我们要进行基础性理论的创新，或者基础性理论的原创。这样的一种提法可以说在最近一两年的海内外政治学圈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那我自己其实会发现，在进行这样的一种尝试的时候，它本身会展开一种学术的活动，即提供一套对于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完整的、自我理解、自洽的一种学术言说，而这种完整的学术言说很多情况下是就30年论30年，或者是就60年来论60年。然后有更深入者是想要把这个60年，或者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放到整个中国的大的政治，或者大的文明政治传统当中，进行通贯式的一个解释和理解，这是目前最敏锐的一些学者想要做的工作。

也就是说，我怎么理解现代中国政治发展，我把它放到一个更大的框架、更大的脉络当中，这个大的脉络可以是30年、60年、20世纪的中国政治，最大的就是几千年的中国的政治发展。那在进行这样的努力的时候，我个人观察会有这样一个感觉，特别是政治学者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他本身是想要做一种贯通性的、打通性的学术工作，但是实际上存在严重的精神断裂，不仅是当前这一代，其实在20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家那里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这个断裂主要是发生在他们所观察到的这样一个现代中国政治发展，和中国既有的不断发展变化的那样一个大传统之间。这个断裂发生在所谓的现代和传统之间，在这个方面其实我会发现他们中的一些人，比如说现在五六十岁的、最具有学术贡献力的这一批学者，一个最重要的学术限制是面临一种认识论上的挑战。

怎么样把自己观察到的、自己关切的和自己想要努力解释的政治经验，真正地与自己身处的这样一种文明政治传统之间的联系有效地搭建起来？他们想要突破这样一个认识论上的限制，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来自什么地方呢？基本上我觉得他们的这个挑战，其实就是有点呼应我刚才讲的这个，作为一种新启蒙主义的政治学，在最根本的精神上，其实是会有一种进步主义的，或者说启蒙主义的理性上的僭妄。就是说，他会觉得传统的这一套和现实的这一套本质上还是很不一样的，或者说很难真正地打通这里面的一些沟沟道道。因此，最表象的一个表现，我称之为显性的自负自大，他会觉得这两者关系不是很协调，我们是要摒弃掉那个传统，重建现代传统。

其实，现在很多成熟的学者不会再这样去讲，但是换过来还会出现一种隐性的自负自大。当我们面对传统的时候，如果是比较深入地去进行研究，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比较长期的数代人积累下的经验和理论，这里面可以说有非常丰富的内在的张力和活力。我们很难简而言之，或一言以蔽之，或者简单化地提出一些generalization。我记得盛洪老师有一本书叫《在传统的边际上创新》，论到创新一定是在传统的边际上进行创新，如果你对传统的理解不够周延深切的话，你谈不上创新。我刚才讲的这种隐性的自负，现在有一种趋向就是，他会倾向于用现代人理解的一套政治的概念返过来去看传统，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有色眼镜的解释下，把他眼中的传统和当代他对中国政治的这种解释做一个勾连和汇通。话说起来有一点绕，其实就是说他用某种现代人对传统的偏见性视野来进行对传统的割裂、割截和迻用，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点循环论证的意思。

我觉得我们如果是要真正进行政治学理论的创新，如果想要突破刚才讲的认识论上的限制和挑战，就一定要真正地去理解什么是传统。我这句话对于搞文史哲的来说，其实不是什么新意。但是对于当下做政治学的、做法学的，要做到这一点，现在看起来非常难。尤其是搞政治学的，因为在这方面的积累太过薄弱，受到现代的进步主义、启蒙主义的信念的影响太过强烈，因此很难突破。

当然，如果突破的话，我想一个重要的实质的转变其实是一种文化意识或文明意识的转换或自觉。有这样的一种文化意识、文明意识和文教意识的转换自觉之后，再去理解传统，再去理解传统当中的道、学、政这些复杂的关系和机理，我们会对现代政治、传统政治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视野。

在这里我觉得，传统里面的经史思维、经世思维、政学传统，可以给我们启发，改变很多我们受西方的古典政治学或现代政治学影响而形成的对政治的定见和偏见。在这方面，我觉得中国的文明政治传统里面有很多的议题值得我们再考虑和再阐释，以及再应用。比如说天人关系，比如说我们讲的天命，你如果是看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政治思想的这种解释会很有意思。你可以比较，董子的《天人三策》里怎么样理解天命，王夫之的《宋论》里讲太祖得天下怎么样理解天命，你会发现对天命的理解其实是大不一样的，从天人感应灾异说，到天人以心为纽结的天心天德说，天命是有非常大的我们讲的这种范式转移，以及学统的不断更化的意味。那这样一种传统你能真正接续它吗？这个传统如果是放到今天，你在讲中国的这种天命的时候，你真的能在传统的根基上进行创新吗？类似的概念还有很多，比如说德、理、法、宪、任人、任法、文治、大一统、民本、治道、天下、王道、君子等等。这些东西无论是概念也好，议题也好，观念也好，其实我觉得它们的生命力从来没有消失过。经典或许消逝了，但是经典背后的精神、信念，对于人世间这种经纶规则的效用，我们看20世纪的现代中国历史，很难一以断之说真的就消亡了。或许它是以各种变异了的形式继续发挥着作用。问题就在对于历史学家也好，政治学者也好，只有真正地认识到传统，你才能认识传统的各种变异，以及传统的各种替代，甚至传统的各种超越。因此我总结一句话，我曾在《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及其异议者》一文里面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就是文明传统、时代精神、权力结构构成了我们当下政治学理论谋求超越的一个三维架构，而20世纪的中国政治学发展牢牢地被时代精神与权力结构攫取支配，唯独缺失了文明传统这一脉的深切滋养。如果今天中国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得以可能的话，那它一定是在政治学的现代化、科学化和专业化之外，同时进行部分的传统化、儒家化和经世化，才有可能真正地在中国现代转型中，确立它的使命感和它进一步发展的方向、议题和论域。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