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宋立林作者简介:宋立林,男,字逸民,西历一九七八年生,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职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心副主任,孔子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兼任喀什大学国学院院长,贵阳孔学堂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华孔子学会理事,山东曾子研究会副会长,《孔子研究》副主编,《走进孔子》执行主编等。著有《孔门后学与儒学的早期诠释研究》《出土简帛与孔门后学新探》《儒家八派的再批判》《孔子家语通解》《孔子家语探微》《孔子文化十五讲》《孔子之道与中国信仰》等。 |
论子贡之现实主义与理性主义思想
作者:宋立林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发布
原载于 《子贡与中华儒商文明》,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初二日辛酉
耶稣2016年2月9日
子贡,卫人(今河南省浚县),孔子的得意弟子,聪慧通达,“利口巧辞”(《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列于孔门四科之言语科,在孔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他出身商贾,乃“卫之贾人”(《韩诗外传》卷八),“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史记·货殖列传》)。“常<尝>相鲁卫,家累千金,卒终于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不仅在经济上颇有成就,而且政治上、外交上也有非凡的表现。他曾做过信阳宰,“常<尝>相鲁卫”,在当时的国际上知名度和影响力甚大。《吕氏春秋·招类》载史墨对卫国政局之描述:“蘧伯玉为相,史鰌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于君前,甚听。”马王堆帛书《缪和》亦载此事,略有差异:“卫使蘧伯玉相,子路为蒲,孔子客焉,史子突焉,子贛出入于朝而莫之留也。”而《史记·货殖列传》则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外交上,据《史记》和《孔子家语》记载,“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彊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①]于是,甚至有人公开评论说:“子贡贤于仲尼。”子贡之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一、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及其在孔门中的地位
子贡对孔子十分推崇与维护。据《论衡·讲瑞》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后,然乃知之。”当子贡对孔子有了深入理解之后,他对孔子之赞美与推许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以其影响力,为孔子学说的推广与孔门的扩大做出了贡献。孔子曾说:“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尚书大传》、《孔丛子·论书》)《论语·子张》记载了几则故事,如他说:“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他将孔子思想学说比喻为“万仞宫墙”。在《子罕》还有子贡对孔子为圣人的评价:“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以子贡在当时的影响力,对孔子学说如此推崇,自然十分有利于孔子思想之广泛传播,儒学之日益强大也应与其有关系。司马迁说:“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甚至在孔子去世后,一般弟子都是为孔子守丧三年,而子贡独庐墓六年,可见其对老师感情之深。至今孔林的孔子墓旁仍有纪念子贡庐墓的石碑。
子贡在孔门之地位,我们可以从《论语》中约略看出。[②]谁也不会否认,颜回是孔子最为得意的弟子。子路也是孔子所喜欢的学生。其实,子贡可与颜回、子路堪有一比。在《论语》中,据统计,子路出现次数最多,有42章提及,其次是子贡,有38章提及,而与颜回相关的却只有21章。《孔子家语·弟子行》记卫将军文子向子贡询问孔门弟子的情况,子贡就其所知以告。从中我们可以窥见一点蛛丝马迹,即子贡在孔门之中地位非同一般。
而且,在《孔子家语》、《史记》等文献中,我们发现多处颜回、子贡、子路同时出现的记载,在与孔子的对话中,其被肯定程度由弱到强的次序往往是子路、子贡、颜回。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子贡之思想与孔子思想之距离介于颜回与子路之间。如《孔子家语·致思》所载:“孔子北游于农山,子路子贡颜渊侍侧。”然后孔子让三位弟子各言其志。孔子对三人的评价是:子路“勇哉”,子贡“辩哉”,颜回“美哉!德也。”再如《孔子家语·三恕》载孔子与三人谈论仁智,“子路见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路出,子贡入,问亦如之。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士君子矣。”复如《孔子家语·在厄》、《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师徒厄于陈蔡之时,子路、子贡、颜渊顺次晋见孔子,讨论孔子之道何以不容于世的问题。(见下文所引)
我们从这数处记载可以看出,子路、子贡与颜渊三人在孔门当中的地位。从三人的回答不难看出,颜渊之境界最高,也最得孔子之嘉奖。子贡次之。我们还可以看出,在三人相提并论的记载中,三人之思想特征或人格特质被突出出来,如子路的“勇”,子贡的“智”、颜渊的“仁”。众所周知,孔子曾有“三达德”的说法,见诸《中庸》。其实,在《论语》中也有两处提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可见《中庸》所载孔子之语可信。在孔门“三达德”悬格甚高,估计只有孔子一人可以同时兼有此三德。而在七十子之中,弟子性格迥异,思想有别,成就不一,于是《论语》有“四科”之分。其实,从以上所引资料看,子路、子贡、颜回在孔门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三人乃孔子最为得意和欣赏的弟子,应不为过。子贡在孔门当中便具有了“智”德,这是与其他记载相符的。我们可以说,子贡的形象代表了儒家理想中“智者”的典范,尽管“智者”之境界或位次仍不如“仁者”。这一形象其实早已被历史定格。
正如钱穆先生曾说:“观孔子与回孰愈之问,见二人在孔门之相伯仲。”尤其到了孔子晚年,子贡的重要性就愈益凸显了。李零先生认为,在孔子的弟子中,颜回、子路是孔子最喜欢的,他们死后,子贡就最重要了。这一说法是可信的。我们在文献中发现,有两处记载尤其能体现这一点。《家语·曲礼子夏问》和《礼记·檀弓下》都记载,孔子的看家狗死了让子贡去埋葬。《家语·终记解》和《史记·孔子世家》都记载孔子临终前七日的早晨,孔子曳杖逍遥于门,等待着子贡的到来。待子贡赶到,孔子甚至埋怨其来何迟,并有一段意味深远的临终遗言。从这点滴的细节,我们便可揣测出,子贡在晚年孔子心目中之重要性了。而在其他相关文献如《孔子家语》、二戴《礼记》、《吕氏春秋》、《韩诗外传》、《说苑》之中,子贡也是经常出现的人物,甚至在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要》篇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鲁邦大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子贡的身影,其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子贡并不以思想与学术名显后世,但却以对孔子之维护与尊崇,赢得了儒家后学的尊重,以货殖经商赢得了世俗的名声。“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商不让陶朱富,货殖当推端木贤。”这两幅对联正是后世商家极为得意与标榜的。子贡以其贤德与智慧,赢得了在儒与商两界之影响。在战国后期韩非子所提到的“儒家八派”之中,并没有子贡之儒。《韩非子·显学》云:“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赫赫有名的子贡居然不与焉,令人疑惑。其实,这或许是子贡未能树立学派所致。而子贡之不曾树立学派,固然与其忙于货殖,无暇顾及有关,但从根本上乃是其思想特征决定的。我们从现存文献分析可知,子贡尽管对乃师孔子格外推崇与尊重,但是从其思想性格来看,与孔子分歧较大。子贡表现出现实主义与务实功利原则、理性主义思想与怀疑精神,代表了儒学多元发展的一种可能。这在今天也许尤其值得重视。[③]
二、子贡之现实主义气质与务实功利原则
学界对于孔子思想有着众说纷纭的各种观点,或以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只有常识的道德,没有思辨的哲学(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或以为孔子仅仅关注现实,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如赵光贤《孔学新论》)。其实,在我们看来,孔子固然始终将思想的中心落实在人间秩序的安排,但他的思考则体现了“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天人合一”思维,孔子思想中不仅有着圆融的政治伦理学说,而且含蕴着诸多形上的超越之思。不过,从气质上来讲,孔子绝非一个现实主义者,在孔子身上散发着浓郁的理想主义的气质。李零先生非常强调这一点。这种理想主义同样体现在孔子的得意弟子颜回身上。在这一点上,子贡与孔子、颜回便有着截然不同的表现。理想主义是一切道德主义者的必然选择。孔子是一个道德主义者,同时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这是一种十分难得而且十分可敬的性格与精神。孔子为了自己所向往的王道理想,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也无怨无悔。当然,因为孔子本身所具有的“中庸”气质,其理想主义中有时也会表现出妥协的倾向。相对来说,颜回以及原宪等的理想主义色彩表现得浓厚的多。而子贡,却表现出另一种可贵的性格与气质,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固然,在庸俗而严格的道德主义者眼中,哪怕一丝的退缩、妥协都是可耻的。幸亏,孔子不是那样的人,他对子贡之现实主义倾向,虽然并不十分满意,但却表现了充分的包容。
我们知道,孔门弟子十分驳杂,性格各异,而且,孔子虽然努力教化自己的弟子,希望他们追随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但是他却从来没有去刻意改变弟子的性格,而是采取因材施教的教育方针。因此,孔门气象是格外的自由、活泼的,与墨家之宗教团体表现的泾渭分明。子贡出身于商贾,这种身份也使其必然具有现实主义的性格,具有务实的作风。而务实的现实主义的性格,也促使子贡在商业上的成功。《史记·货殖列传》将子贡列为第二,并说“子赣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这自然得益于自身的现实主义性格。
子贡的这种性格,我们可以通过一场考验看出来。孔子在周游列国的途中,曾经“厄于陈蔡”。面对这种困境,孔子分别询问子路、子贡和颜回的看法。《孔子家语·在厄》和《史记·孔子世家》对此有着详细的记述。我们且看《史记》的记载: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脩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脩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於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面对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孔子及其弟子都在思考。率直的子路居然怀疑起孔子之修养与学说来,而子贡与颜回显然都理解此“困”并非因为孔子之修行不够,学说不深,而恰恰是因为“夫子之道至大”,致使“天下莫能容”。可见,子贡与颜回都深深理解老师,不过,尽管同样认识到问题之症结所在,但二人所采取的立场是不同的。颜回认为,“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脩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表现出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而子贡则主张,“夫子盖少贬焉”?既然理想与现实距离过于遥远,为了实现理想,不如稍稍降低标准,迁就一下现实,与世俗统治者作一妥协。如此以来,虽然原来的理想不能完全实现,但毕竟比完全实现不了要强。但是,理想主义者孔子,自然更欣赏理想主义者颜回,对现实主义的子贡表现出一定的不满,认为其“志不远”。其实,我们纵观古今中外,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永远无法判断出孰对孰错。
子贡的这种作风,不可能成为儒家学理的主流。这在古代的农业社会,是必然的。但却必然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主流。我们在孔庙的祭祀中可以清楚的看出,在所有的孔庙从祀人物中,分为传经之儒、明道之儒和经世之儒三大类型。经世之儒之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越来越受重视。其实,在儒家思想内部,这种现实主义倾向却始终存在着。因为儒学本身是入世的学问,所有儒家人士,几乎都存在救世济民、安邦定国的雄心壮志,所以一旦进入现实的政治,担负起一定的职责,就必然要从事务实的工作。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便会面临着巨大的冲突,二者便有极大的张力存在。所以说,子贡这种现实主义的性格,虽然在后世会受到一些儒生的藐视或批评,但却在现实生活中受到重视和理解。
子贡这种现实主义性格与思想作风,在今天的工商业社会必然更能体现出其优越性。一个社会固然需要一部分秉持理想的理想主义者,如宗教家、哲学家等,但是占最大多数的还是那种从事现实工作的人,如企业家等,这便需要一种更为切实、踏实、务实的人才。子贡这种亦商亦儒的人才,正是可以成为当代工商界的楷模的。
与现实主义立场相一致的是,子贡具有强烈的功利、务实倾向。从上面举的例子已经可以看出,子贡在道(理想)与世(现实)之间,秉持的其实是功利的原则,即如何能够保证目标的实现,而非维护理想的所谓“纯洁”。这与子贡商人的身份是完全吻合的。
在这一点上,子贡与颜回,甚至与子路都有明显的不同。颜回之理想主义的立场,使其不可能持守功利原则。颜回可以做到“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另一位孔门弟子原宪也能做到。《史记·货殖列传》还特地做了对比:“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而在《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四库本)记载:(子贡)“家富累千金,常结驷连骑以造原宪。宪居蒿庐蓬户之中,与之言先王之义。原宪衣敝衣冠,并日蔬食,然有自得之志。子贡曰:‘甚矣,子如何之病也。’原宪曰:‘吾闻之无才者谓之贫,学道不能行者谓之病。吾贫也,非病也。’子贡惭,终身耻其言之过。”此故事又见于《庄子·让王》。
子路与子贡也十分不同。试看子路之死。当时,为了心中的道义,为了名誉,子路选择了死亡,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色彩。我们可以试想,如果换作子贡,他可能不会如此选择。
一直以来,人们都赞美颜回与原宪之行为,其实,我们也应该理解子贡。子贡之功利务实原则,是应当推崇的,而不应当贬斥。古代儒家的某些知识分子,以道德理想主义的宝剑悬于头顶,忽视了正当的功利主义之合理性。以至今日人们谈论儒家时,都认为儒家是重义轻利的,是阻碍工商业社会的进步的。其实,在历史上,儒家并不排斥利,而是主张先义后利,取利应在不违背义的原则下进行。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原宪、颜回等的行为固然高尚,但毕竟只能限于个别道德之士的选择,对于芸芸众生来说,采取功利务实原则正是合理合情的选择。
子贡之功利务实原则,还表现在他对待礼的态度上。《论语·八佾》记载:“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对此前人曾有所分析。春秋时代,“礼崩乐坏”是不争的事实。孔子出于维护周礼的立场,经常批评违背和破坏周礼的行为。而子贡则不以为然。既然礼制已然破坏,统治者已经不拿此当回事了,徒具形式,走过场而已,那么干脆撤去“饩羊”,尚能省下几只羊。在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上,子贡毫不犹豫地选择内容。如果内容已经不存在,形式也就可以丢掉。对此,持不同立场的人,也是纠缠不清,永远不可能有一致的答案。
与功利务实原则向呼应的,是子贡的“外王”“安人”的思想。后者恰是前者的合乎逻辑的推演。在《家语·三恕》记载的一处孔子与颜回、子贡和子路的对话中,体现的恰恰是子贡的这一倾向。孔子向子路、子贡和颜回分别问了同一个问题:“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贡的回答是:“智者知人,仁者爱人。”与颜回“智者自知,仁者自爱”的回答明显不同。子贡出身商贾,知人是其看家本领。在《论语》中,处处可见子贡对人之兴趣,这自然出于商贾功利务实的考虑。而“仁者爱人”,体现的是“安人”、“爱人”的外在事功。因此,我们可以说,与颜回更倾向于修己不同,子贡是更倾向于安人,前者侧重内圣,后者侧重外王。
关于子贡之“智者知人”,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便可一窥究竟。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公冶长》)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公冶长》)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先进》)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子路》)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宪问》)
另外,《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和《孔子家语·弟子行》中载有卫将军文子向子贡询问孔门弟子的情况,子贡对颜回等十余位同学做了评价。从中不难看出子贡善于察人知人。
而关于子贡之“仁者爱人”思想,则亦显然可见。《论语·雍也》记: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子贡倾向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外王”,其事功倾向十分明显。这当然是功利原则的体现了。在另一个关于子贡的故事中,我们似乎也能窥见其外王的思想。在《孔子家语》和《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中都载有“子贡赎人”的故事。《吕氏春秋·察微》:“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子贡这种“仁者爱人”的外王思想。这对商贾出身的子贡来说,难能可贵。对于义与利,子贡在重利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义。他救赎鲁人,就是一种义举。当然,孔子更为深谋远虑。孔子认为,维护一种制度、规矩,似乎更为重要。但无论如何,子贡这种务实的倾向、爱人的思想应当受到人们的尊重与推许。
三、子贡之理性主义思想与怀疑精神
在所有关于子贡的记载中,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子贡思想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色。这与其现实主义的立场有关。
在《论语·公冶长》篇,记载子贡的话:“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对这句话,历代注家有不同的理解。人们多以此为证据来否定孔子有形而上的哲学。其实,如果我们联系马王堆帛书《要》篇的记载,我们就会容易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其中有一《要》篇,对重新认识孔子与易之关系有重要价值。而该篇之第三章恰恰是孔子与子贡的对话。原文是:
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橐。子赣曰:“夫子它日教此弟子曰: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赐以此为然矣。以此言取之,赐缗行之为也。夫子何以老而好之乎?”夫子曰:“君子言以榘方也。前(剪)祥而至者,弗祥而巧也。察其要者,不诡其德。《尚书》多閼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予非安其用也。”子赣曰:“赐闻于夫子曰:必于□□□□如是,则君子已重过矣。赐闻诸夫子曰:逊正而行义,则人不惑矣。夫子今不安其用而乐其辞,则是用倚于人也,而可乎?”子曰:“谬哉,赐!吾告汝,《易》之道……故《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愚人为而不妄,渐人为而去诈。文王仁,不得其志以成其虑,纣乃无道,文王作,讳而避咎,然后《易》始兴也。予乐其知……”子赣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从其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向)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其后乎?”
从这篇对话,我们不难看出,子贡对于孔子“老而好易”不理解。因为,孔子在早年对《周易》对卜筮一直表示反对。所谓“德行亡者,神灵之趋;知谋远者,卜筮之蔡”,而对此子贡也表示认同。对当时流行的卜筮迷信活动进行批驳,这正是一种理性主义精神。如今,孔子“出尔反尔”,子贡当然不能理解。他对孔子好易之不理解,怀疑孔子“信其筮”,也同样表现了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
如果有了《要》篇的背景,我们似乎可以理解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到底是何意思了。李学勤先生曾专门撰文《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对此进行深入剖析,他指出:“我认为这确是子贡对孔子赞叹之词。要知道,当时所谓‘言’和‘闻’每每不仅是说到、听到的意思。‘言’有论议之义,比如《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皇侃《义疏》云:“言,说也。”《荀子•非相》:“然而不好言”,杨倞注:“言,讲说也。”至于“闻”也不只是感官的听,《说文》:“闻,知闻也。”王筠在《说文句读》中曾分析说:“《孟子》‘闻其乐而知其德’,案《大學》‘听而不闻’,是知听者耳之官也,闻者心之官也。”《广雅·释诂》就直截了当地说:“闻,智(知)也。”这样认识,子贡的话就很明白了,他说的是孔子关于性与天道的议论高深微妙,连他自己也难于知解。”[④]此前,我曾经赞同朱熹的注释,以为这是子贡听孔子谈论《周易》道理后的叹美之辞。虽然与李先生的意见相同,但对言、闻的理解却远远不够。从李先生的意见,我们可以清楚,子贡对“性与天道”保持了一定的距离,其之所以“难于知解”恐怕并非其智力不足,而是兴趣不在此的缘故。如此,则子贡之理性主义精神更加突出了。
孔子曾经对颜回、子贡进行比较:“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先进》)关于“不受命”之理解,古今众说纷纭。朱熹训为天命,可从。从孔子这一评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迷信,不盲从,有主见,有眼光的富有理性主义的子贡。正是这一思想特色,保证了其货殖之成功。
顺便说一下,与此相关的另一特点,就是“通达”。《论语·雍也》记载孔子对子贡的评价是“赐也达”,所谓达,刘宝楠《正义》引《仪礼·士昏礼》郑注曰:“达,通达也。”所谓通达,就是通情达理,不偏执。理想主义者往往具有偏执的毛病,而现实主义者则往往相当通达,理性。
与其理性主义思想密切相连的是子贡之怀疑精神。怀疑精神,正是理性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且看,《论语·子张》所记: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李零先生在其《两种怀疑——从孔子之死想起的》[⑤]一文中对子贡的怀疑精神深表钦佩。确实,纣,作为周朝铁定的“恶人”,在《尚书·牧誓》中列有数大罪状。而子贡居然秉持其理性主义的思想,对此表示了怀疑,十分可贵。
四、关于子贡思想现代价值的一点思考
关于儒学的现代价值问题,一直是人们思考的重大课题。人们越来越达成一项共识,那就是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十分密切。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儒学要发挥其现代价值,则必须进行现代化的转化。人们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对儒学展开了多层面的研究。而且,学者们意识到原始儒学与后世儒学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于是越来越重视儒学源头即先秦儒学的价值。但与此同时又有一个偏差,就是将注意力几乎全部集中于孔子、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大师的身上,对另一个领域则存在着盲区。那就是“七十子”及其后学。
幸好,在近几十年来的出土文献中,发现了大批有关七十子及其后学的文献材料,使人们可以更多地去把握那个思想丰富多彩的年代与群体。于是,人们又将注意力过多地投入到出土简帛资料的研究中。对于出土文献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的人物,则缺乏兴趣。其实,我们也应将足够的注意力放在诸如子贡等人物身上。那将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资源。
在以往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中,像子贡这样的儒家是不被重视的。人们往往喜欢探究曾参、子思等的思想,梳理子夏等对经学的传承之功,对于子贡、子路这种既非思想家又非学术家的孔子弟子,往往产生盲区。其实,今天我们通过对传世文献中子贡材料的梳理,我们发现,与孔子思想有相当大的差异。孔门之中,思想是多元的,因此也是开放的。这些思想向所有人所有时代开放。我们今天可以从中发现有助于当代工商业社会发展的思想资源。
子贡被人们许为“现实人生的完美典范”,“比较有‘现代性’,适合在现代社会中生存,是典型的‘成功人士’。”[⑥]在今天的现代社会中,工商业成为社会的中心,企业家也就成为社会的引导力量,因此,近年来关于儒商的议论和呼吁渐渐多起来。子贡自然被推举为儒商的祖师爷。子贡之所以成功,与其思想特色是分不开的。像子贡这样,亦商亦儒,可能更能适应未来社会的需要。儒与商的结合,不管是儒商还是商儒,也许是未来儒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二元对立中,我们不妨更加“中庸”一些,保持一点开放、宽容与多元的心态。我们不是简单的肯定与否定其中的任何一种思想倾向。
【参考文献】
1、李启谦、王式伦编:《孔子弟子资料汇编》,山东友谊书社,1991年。
2、杨朝明师:《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
3、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齐鲁书社,2009年。
4、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
5、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第三版。
6、李零:《丧家狗:我读<论语>》,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7、李零:《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三联书店,2009年。
8、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9、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
10、赵光贤:《孔学新论》,巴蜀书社,1992年。
【作者简介】宋立林,字逸民,号瘦竹,山东夏津人,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讲师,在读博士,中国孔子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孔子学刊》执行编辑。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儒学与儒家文献。邮箱:kongziwenhua@163.com
注释:
[①]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太史公对子贡所费笔墨最多,足见其对子贡之喜爱。不过,很多学者都指出,关于子贡的这一记载可能有夸张失实之处,推测是纵横家借用子贡的影响力来作宣传而虚拟编造的故事。而太史公轻信了纵横家而采入《史记》。对此,我们认为,固然这一记载有失实之处,恐非纵横家之编造。
[②]关于子贡在孔门中之地位,业师杨朝明先生有专文考察。详见《子贡在孔门弟子中的特殊地位》一文,载杨师《出土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209-224页。另外,可参看朱国华《子贡与孔子》一文,载《孔子研究》2000年第3期。
[③]关于子贡,学界研究较少。本所前辈李启谦先生较早对子贡进行了研究。他对子贡的家世履历、性格和为人、思想和作为、子贡与孔子的特殊关系、关于子贡使“五国各有变”的问题、对后世的影响等六个方面做了分析和研究。见氏著《孔门弟子研究》,齐鲁书社,1987,第80-100页。
[④]参见杨朝明师主编《孔子文化研究》第一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7,第4-5页。
[⑤]该文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第1期。亦见李零《何枝可依:待兔轩读书记》,三联书店,2009,第65-77页。
[⑥]徐刚:《孔子之道与<论语>其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4页。
责任编辑:姚远
【上一篇】正定文庙丙申元日祈福释菜礼圆满举行
【下一篇】儒家网2016(丙申)正旦致辞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
儒家网
青春儒学
民间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