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文通何以称中国传统经学为“无上之法典”？

原标题：经学与法典

作者：喻中（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廿二日辛巳

           耶稣2016年2月29日

经学大师蒙文通有一个判断：“由秦汉至明清，经学为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皆不出其轨范。”这个判断，论及经学与法典的关系，颇有进一步思考的价值，也包含了比较宽广的解释空间。

按照蒙文通的意思，在传统中国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法典，就是经学。所谓经学，顾名思义，就是关于经的学问。所谓经，具体说来就是“五经”、“六经”或“十三经”。不同的时代，经包含的具体内容是变化的。不同时代的经，既是传统中国思想与行为的依据，也是传统中国政治与风习的依据。

经既然是“无上之法典”，以现代的语言来说，就相当于国家的宪法与法律。但是，即使是宪法与法律，依然没有穷尽经的作用与功能。因为，今日的宪法与法律虽然可以规定人的行为，可以规定政治关系。但是，宪法和法律通常不能规定人的思想，甚至也不能规定风习。风习是自然形成的，包括一时一地的风俗与习惯。譬如，有些地方在春节的大年初五，有放鞭炮的风习，这样的风习就不是宪法与法律规定的，宪法与法律甚至也不赞成这样的风习，因为这种风习可能导致火灾、人身意外伤害、空气质量下降等方面的消极后果。还有，人的思想，按照现在流行的法理，通常也不是宪法和法律调整的对象；宪法和法律只能调整人的外在行为，而不是规定人的思想——对此，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已经做出了详尽的论证。可见，传统中国的经“轨范”的领域，既包含了宪法和法律调整的领域，同时也超越了现在的宪法和法律调整的领域。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经学是法典吗？或者说，关于经的学问是否相当于法典？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通常说来，经可以说是相当于法典，经学作为关于经的学问，亦可以理解为关于法典的学问。但是，如果仅仅是学问，则很难直接产生像法典那样的“轨范”作用。一个学问家，即便是像蒙文通这样的大师，他对于经有一些学术观点，他形成了个人对于经的理解与解释。但是，这样的理解与解释，并不能直接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否则的话，所有的经学家，都可以称为立法者了。因此，经学的常态是经典解释学，它相当于今日所见的法律解释学。作为一种解释经典或法典的技艺与方法，经学（或解经学，或经典解释学）提供了人们理解经的方法、途径。但是，解释经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经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从中国经学的具体情况来看，直接“轨范”中国人思想与行为、政治与风习的法典或经典，确实也体现为“经学”作品。譬如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这部“董氏春秋学”就是董子解释《春秋》的经学作品。《春秋》的微言大义是什么？从君主到百官再到民众，都不大清楚。董子通过自己的作品告诉人们，《春秋》的真实意思应当如何理解。由于董子的解释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于是，董子的经学确实成为了“中国民族无上之法典”。从这个角度来看，蒙文通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

只是，经学家的经学作品能够充当“法典”的情况并不多见。在中国经学史上，董子的“董氏春秋学”达到了这样的标准。再往下，朱子的“四书集注”在元朝之后，充当了科举考试的标准教科书，朱子的经学作品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成为了经典。“朱子理学”在“董氏春秋学”之后，大致也达到了“法典”的高度。但是，其他经学家的经学作品，距离“法典”的标准恐怕都还有或大或小的距离。从这个角度来看，像董子、朱子这样的经学家，其实是被国家确认的立法者——当然是事后追认的立法者。用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法律解释领域中的“有权解释”或“正式解释”。这样的解释，具有与法典本身同等的效力。或者说，法典本身只能通过这样的解释才能产生“轨范”的功能。

经学与法典的关系，启示我们重新思考“古之学”与“今之学”的差异。古代的经学，虽然也叫学，但却不同于今天的“学术”。今天的学术，是专业分工的产物，“为学术而学术”是一个值得提倡的追求。把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弄清楚，就达到目的了。但是，古人之学，恐怕就不是这样。因为以经学为典型代表的古人之学，旨在“轨范”人的思想与行为、国家的政治、社会的风习。这似乎就不能止步于“为学术而学术”。因为，“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修齐治平”。一个有识之士，对于“学”的追求，一定要产生“修身”或“润身”的效果，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不能走上这样的路径，“学”有何益？因此，古之学不同于今之学。

责任编辑：葛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