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札记：《春秋》中的“夷夏之辨”

作者：朱偲

来源：微信公众号“经纶”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正月廿五日甲申

           耶稣2016年3月3日

“天下治乱系学风”。学风正，君子兴，则天下安；学风不正，妖孽横行，则天下危。明清之际大儒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末之所以“亡国亡天下”，皇帝落得个自缢景山结局，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是重要原因。他进一步从三个方面对明末空疏学风进行了具体的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不利。

经典的研读对学风的养成至关重要。如何阅读经典？前面顾炎武先生已经讲得很明白了，那就是“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换句话说，在阅读元典（从与时俱进的眼光来看，经典既包括六经，也包括古今中西的其他经典）的同时，对古今中西历史变迁之大势及治理制度和经验进行总结，再结合时代问题进行思考阐发，这也是我们重新阅读王夫之的初衷。其中，本栏目定期选读《诗》、《书》、《礼》、《易》、《春秋》等经书，试图以“经世”的视野来读史阅世。

《春秋·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娄人会吴于钟离。

《公羊传》：曷为殊会吴？外吴也。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

朱偲点读：“述而不作”是孔子对于古代经典的一般态度。有常必有变，孔子也有“述而作”的情况，比如，对于《春秋》孔子就亲自操刀，毫不避讳的进行笔削和创作，其间即使像子游、子夏这种孔门文学佼佼者也提不出一点意见，这就是所谓的“孔子作《春秋》”。作为孔子亲自著作的一部经书。《春秋》对遣词造句非常讲究，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这242年的历史记述背后，隐含着孔子的经世理想和“微言大义”。故而被后世视为治国理政的重要依据。

夷夏之辨是《春秋》是重要思想之一。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休在解释《春秋》主旨时提到“三科九旨”的说法。所谓“三科九旨”就是三段中寓意九种意思。其中“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就是其中的“一科三旨”。

所谓“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愿意是：由于篇幅限制，《春秋》在记述史事的时候遵循“内外有别”的原则，对于本国（即鲁国）的记载要比其他华夏国家详细，对于华夏国家的记述要比非华夏国家的详致。另外，在历史记述手法上也强调内外有别。就以上面诸侯会盟为例，如果同为华夏国家，这次会盟就应该这么书写：“冬，十有一月，叔孙侨如会晋士燮、齐高无咎、宋华元、卫孙林父、郑公子鳅、邾娄人于钟离。”由于当时吴国“断发纹身，祼以为饰”，与以“礼仪”为本华夏世界风俗迥异，所以《春秋》对此采用了一种不同的记载。

再如，“王”是华夏共主周天子的称呼，春秋霸主齐国、晋国君主也不过为侯爵，楚国和吴国君主本为子爵却僭称王，这是不合乎礼仪的，对此《春秋》一概不予承认，叙事中提到他们坚持称为“楚子”、“吴子”。其爵位低于齐、晋、宋、鲁、卫、郑、陈、蔡等中原大多数国家，只相当于杞国等式微的诸侯国和洙国、滕国等附庸国。此外，在书法上，对吴楚之君书卒不书葬，以回避其僭称王的事实。

或许有人会质疑：“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否有些狭隘，并与儒家“大同主义”的理想是相矛盾？《公羊传》作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同时也给出了一个回答：“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言自近者始也。”意思是，圣王要做到天下大同，显然《公羊传》主张“怀近柔远”，并不赞同因“天下大同”的理想而忽视从近处着手。善待国人，优遇百姓，是“勤远略”的基础。

有些人或许会质疑：《春秋》主张“华夏本位主义”，是否有“狭隘民族主义”之嫌疑。其实，华夷之辨不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尺度。春秋时期的吴楚等国从本源上跟中原诸国是一致，楚国先人是祝融，在商周鼎革之际非华夏诸国如果有“重礼义”、“忧中国”的行为，《春秋》会大书特书，予以肯定，《春秋·定公四年》“葬侯以吴子及楚人战于伯莒，楚师败绩”就是明显的例子；同样，如果华夏诸国有“夷狄之行”，《春秋》更加对之深恶痛绝，这就是“中国亦新夷狄也”说法的由来（在《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华夷之辨”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也是一种进行时，春秋时期被视为“夷狄”的吴、楚已成为现代中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有一些华夏世界的组成部分因为西方民族主义的异化等原因成为异域。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如是说，他还根据此前革命斗争的经验指出：“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在某种程度上，“夷夏之辨”也是一种划分敌友的方法，只不过在中国古代那种环境之下更加注重的是文化而非简单地政治和军事的角力。

“以我为主”、“抚近来远”或许是这《春秋》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

 责任编辑：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