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九先生的优点和不足——并给马先生和国民党提点建议

作者：余东海

来源：作者授权 儒家网 首发

时间：孔子二五六七年岁次丙申三月初四日壬戌

           耶稣2016年4月10日

一、马先生的优点

马英九先生的优点和不足都很明显。

先讲马先生的优点。马先生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深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影响，颇有儒家修养。他原来台北市长办公室悬挂的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就是马英九的祖父马立安题写。

一位东海的忘年交与其父马鹤凌老先生交好。据他介绍，马老多才多艺，对诗词书画都有一定研究和造诣，对儒家思想更是情有独钟。自称常向子女从小灌输忠孝节义及春秋大义等儒家思想，常以湖南名人曾国藩家书中的两句话训勉儿子：“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在父亲引导下，马先生从小熟读四书五经以及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左传等，其言行中，颇能体现家学的渊源和儒家风范。马先生说：“行有行规，每一行都要尊守行规，绝对不碰财与色，是政治行规。”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马鹤凌老生前颇有政治思想和理想：“主张我两岸政要正视汉满融合、中蒙并存史实，在国内化独渐统，团结合作，全面振兴；在国际化敌为友，协和欧美，共进大同。十二年来，锲而不舍，反覆论证弘扬，已见成效。此乃天下国家必由是而治之大道，继续努力，必能救国救世。”（马鹤凌遗嘱）

这些思想和理想对马英九先生应有深刻影响。马先生在纪念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的元旦讲话中，表示要让中华民国“要做中华文化的领航者。”东海嵌名联曰：有志休愁英士少，但悲不见九州同。特借英九二字为联，以浇自家块垒。

要真正领航中华文化，要在台湾化独渐统，全面振兴；在国际协和欧美，共进大同，仅仅有志是不够的，还需要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和指导。台湾如何在这个时代全面复兴中华文化，有待于马先生及其同党作出深入思考和英勇决策。

二、马先生的不足

马先生虽然很多优点，能够尊孔尊儒，但政治上尊重度还不够高，自己也未能建立中道修养。

有传言称他为基督徒。对此，他公开表明自己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马英九办公室还曾发新闻稿澄清，强调马英九不是基督徒也不是天主教徒。没有宗教信仰是好事，没有中道信仰则不好，为人为政不能“允执厥中”，政治格局就大不起来，道德境界就高不上去。

马先生说过：“仁政与王道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然而，仁政王道仅是儒家外王追求，而心性学即内圣学，更是儒家精髓的精髓，也是实践外王的内在驱动。仁性中道，可以信解行证。未必都能理解、笃行和证悟，但作为中华政治家，信仰中道是理所当然的。

台湾政治社会，有一定的儒味，但也很有限，国民党和台湾政府领导层，表现出来的文化水准、道德觉悟、政治品位、思想境界都很有限，有必要进一步儒化。2010年1月，东海作文《给马英九先生及中国国民党几个小指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权位优势和有利条件努力儒化台湾，并提出了几个硬指标：

吸收儒者进入领导集团；

推动文化界形成一个优秀的儒家团队；

开办儒家大学，立四书五经博士；

提升儒学为第一学科，将儒经被列为大中小学校必读书；

建设儒家电视台、出版社、宣讲团及各种传播机构；

鼓励民间建设各地孔庙，作为学习弘扬儒学和各地儒生聚会交流的道场……

我认为，只有达到上述指标，台湾才具备“中华文化的领航者”的基本资格，才有望逐步把政治推上王道。除了领导人自己要有相当的道德内存，还有赖于儒家群体共襄和力助。古人云，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发现君子儒并尊之为师，是儒化政治、儒化社会、实践王道的重要文化保证。

但是，东海之声估计入不了马先生之耳，即使听到了，未必听得进去；即使听进去了，也会视为不合实际的书生迂谈。当年马先生竞选总统成功，东海赋诗志喜，诗曰：休言孤岛僻，日耀九州红。选票扬奇彩，儒门出大雄。民心期一统，王道要三通。先祖有遗愿：相携进大同。后来渐渐发现自己寄望过厚了。

三、三民主义的不足

马先生的不足，其来有自，与国民党的不足和三民主义的不足密切相关。

我说过，指导思想是政治的天花板，决定着政治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说，主体文化品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政治、制度和法律品质，决定了领导集团所能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例如，马主义是共产党的天花板，自由主义是西方文明的天花板，三民主义则是国民党的天花板，决定了国民党所能达到的最高高度。

三民主义缺乏形上信仰性、道统合法性和道义感召力，不足以立己立人立党立国，不足以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不足以制礼作乐建设王道，不足以真正凝聚人心统一中国，这是民国史早已证明了的。

国民党缺乏精气神，缺乏道德精神和理想光芒，综合素质和能力始终高不上去，党魂党格始终高不上去，就是被这块天花板给限制了。

三民主义不是民粹主义，却是一种世俗主义，没有批判和抑制民粹主义的文化能力，并且很容易被民粹利用。民主主义、平等主义（本质上属于民粹主义）就是钻了三民主义空子才泛滥成灾的。

国党领导抗战，收获了很高的民望，却在短短几个月的“劫收”中民心丧尽。经得起枪林弹雨，经不起金钱财富的考验，可谓败得起，胜不起。败得起，说明它不坏；胜不起，说明它不好，好的程度很有限，充分证明三民主义文化之高度、政治之正义、道德之资源和信仰之力量都非常有限，颇为贫困。

国民党在大陆时，民众破坏政治社会秩序的恶性事件司空见惯，政府权轻威少，原因在此；台湾社会台湾主义（台独）、功利主义、犬儒主义风气颇盛，与三民主义脱不了干系。台湾民进党热衷本省外省、民权民生等话题，这是民进党的制胜法宝，也是三民主义有以启之。

民权、民生、经济这些问题本身，政府应该关心，必须关心，但不能唯此为大，在维护民权、解决民生的同时，不能放弃文化启蒙、道德教化的责任。政府更重要的职能是树立政治道德，建设政治文明，建立良制良法，即正德正制正法。《大禹谟》说：“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这就是政府的职责。

《周礼》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其中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都属于正德，包括正制正法，唯最后事典才涉及利用厚生，富民政策。“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意谓使各邦富裕，百官胜任，民众生活、生产无忧。在正德正制方面，国民党政府从陆到台都做得还不够。

民众的素质、民意的品质，取决于政治的品格，政治的品格又取决于主体文化的品性。三民主义政治，在大陆，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都做不到，地痞流氓“自由”到了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地步；在台湾，也未能“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任凭民粹主义泛滥而一筹莫展。

一条海峡把中国隔成两个政治实体。有人说两岸的区别是，“一边牛逼的公民追着官员骂，另一边牛逼的贪官追着人民打。”彼岸高于此岸，固然，但彼岸的高度也很有限，民众颇为无礼。须知民有民的尊严，不容侵犯，故《曲礼》说：“虽负贩者必有尊”；官有官的威严，汉官威仪，不能随意冒犯。“公民追着官员骂”，官德或不足，民德也不高。彼岸的高度就受制于三民主义这块天花板。

东海曾将民国定位为中华偏统，其实非常勉强。信仰非道统，思想非儒家，政治非德治，制度非礼制，外不能攘夷，内不能剿匪；上不能敬天，下不能保民。民国之中华味，孙蒋之儒家范，实在颇为淡薄也。君不见，革命成功之后，依然官不官民不民，师不师生不生，家不家国不国，内忧频繁，外患深重，直到日寇大举来犯。

日寇固然凶恶，政府也应反思。《易经》说诲盗诲淫，说“负且乘，致寇至。”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倒孔反儒，这是最严重的文化自伐、道德自伐呀。孙中山、蒋介石先生虽然对儒家不乏尊重，但面对倒孔反儒的蒙昧主义恶潮，可曾尽到中华领袖的责任？

日本高度尊崇中华正统汉唐宋，对以儒立国的中华偏统元明清，也不无尊重---尽管发出过“崖山之后无中国”之叹。日本对元朝一味防守，对明朝有所骚扰，对清朝也虚与委蛇，直到清末才放肆起来，但也不敢孤国深入。到了民国，终于产生取代中国而建“大东亚王道乐土”的野心。若非民国太不堪，日本焉敢猖獗如此？若非中国自弃儒家，另辟三民主义蹊径，日本又怎能窃取王道之名而行侵略之实？当然，王道“耀德不观兵”，绝不允许、绝不可能通过武力去推行。

或认为，台湾解严以后就没人提三民主义了。在大陆的失败也是三民主义没有得到真正的贯彻实行。这是不理解“名”的重要性。对三民主义，台湾早已有所超越，但仅仅超越是不够的。一种主义只要占据宪位，其影响就不可小觑。

孙中山先生说过，他传承的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儒家道统。但说归说，其三民主义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都有违道统。儒家关心民族民生民权，但任何时候都不会赋予它们主义的资格。儒家除了“性与天道”即仁性与中道，不许任何东西主义化，民族民生民权也不例外。

道统不许虚谈。作为领袖，尊崇道统，就必须将道统落实于宪法、政治和制度之中，让宪法成为儒宪，让政治成为德治，让制度成为礼制。一些学者将三民主义视为“道统正传”，把孙蒋当做道统传人，这是孙蒋不可承受之重。对三民主义和孙蒋两位先生过度抬举，实质上是对道统与王道的无知和贬低。

道统在上，革命必是儒式的，“以至仁伐至不仁”，顺天应人，革故鼎新，革命品质是非常高。革命成功之后，就要开始礼乐的重建，上尊道统，下开科举。故道统在上，必有王道。王道的政治品质和军事能力都是非常高的，不仅如齐桓晋文尊王攘夷而已。尊王攘夷是霸道，不能重建礼制，但能外攘夷狄，内安民众，故亦值得肯定。

四、给马先生和国民党的建议

马先生说：“工程可以把一个国家变大，但只有文化才可以把一个国家变伟大。”说得好，然复须知，文化有优劣之别，只有优秀的文化才能把一个国家变伟大。儒家文化又是优中之优，最有资格作为政治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儒家文化“在朝”，国家想不伟大都不行。

马先生又说：“即使你有華人的血緣，你不懂中華文化，那你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華人啊！”没错，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对道德的认知最为高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最为中正，为世界文化最高峰。然而，作为中华民国政治家，仅仅一般懂得还不够，还应深刻领会，并努力付诸于政治制度实践中去，让政治和社会早日儒家化、中华化。

蒋介石先生晚年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为国党的民主化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内力。但复兴的深广度有限，不足以儒化国党，更不足以儒化台湾。台湾需要一次更加深入广泛的儒家复兴运动，全面彻底地儒化并自我转型为儒家党。如果说民主化是第一次新生，国党还需要第二次更高境界的浴火重生。可以分四步走：

一转党，从党章中撤除三民主义，更以仁本主义；

二定经，以经学为第一学科，实行新科举制；

三修宪，确立仁本主义的宪法地位；

四制礼，在现行制度基础上汲取传统礼制精华，建设新礼制，即儒家宪政。

儒宪有四要项：志于道，以道统为导向；据于德，以道德为基础；依于仁，以仁人（君子群体）为依靠；立于礼，以礼制为支柱，三统合一：政统学统皆唯道统是瞻；三权分立：主权在民，治权在君，教权在儒。

主权在民，以民为本，权为民所授；治权在君，以君为纲，权为民所用；教权在儒，以儒为师，民受儒之教。注意，这里的君，不是家天下君主制时代的君，而是指民选领导人，代表政府，民众授权是领导人和政府的合法性的基础来源。

进三民主义为仁本主义，进三民宪政为儒家宪政，即中华宪政，对于国民党，此路很艰难，会遭遇很多现实的困扰，但迟早要迈开步子，走起来就有希望，大人就应该知难而上。孔子说过：“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庐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中庸》）孟子说：

“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基，不如待时。今时则易然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过千者也，而齐有其地矣；鸡鸣狗吠相闻，而达乎四境，而齐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倍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

孟子这段话值得国民党诸公三复。孟子说的是战国之时，但将这段话放在当今，将齐国改为台湾，也颇为合适。

或担心，国民党当政时这么做，将大失民心。这个担心缺乏文化含量，颇有鸵鸟精神，似乎当政时一味附顺民意的国民党很得民心似的。

顺天应人两项，政治大义存焉，缺一不可。顺天则尊道统，道统高于政统；应人则重民意，治权基于民权。顺天而不能应人，高而无民，亢龙有悔也；应人而不能顺天，有民无道，民粹主义也。三民政治，应人有余，顺天不足，虽非民粹，也不王道。唯有儒家，方能顺天应人，两相辅成。

另外，国民党还有必要认真反思历史和反省某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兹举一例：孙中山、蒋介石两位领袖高度肯定和赞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就非常错误。孙中山称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以“洪秀全第二”自许；蒋介石赞：“太平天国之历史为十九世纪在东方第一光荣之历史。”（《增补曾胡兵语录注释》序）

一般正人正派人都不会赞美邪教，孙蒋身为领袖，居然把邪教造反作乱抬举为民族革命和光荣事业，是可忍，孰不可忍！

在《太平天国战史》序中，孙中山将朱元璋与洪秀全相提并论说：“无识者特唱种种谬说，是朱非洪，是盖以成功论豪杰也。”朱与洪，一尊孔一灭儒，一革命一造反，正邪之别彰明昭著，是朱非洪理所当然。这不是“以成功论豪杰”，而是以正邪论英雄。孙中山自己才是正邪不分地谬说。

1929年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居然《禁止诬蔑太平天国》，规定：“嗣后如有记述太平史实者，禁止沿用粤贼诸称，而代以太平军或相应之名称。”禁止在一切书籍杂志报刊教材读物上攻击太平天国，将太平天国“正名”为“民族解放运动”。

如此压正倡邪，焉能长治久安？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在类似问题和观念上，国民党都有必要本着对历史和未来负责的态度，作出真诚深刻的自我检讨和批判。

五、仁本主义提升台湾

没有民主自由是不行的，仅有民主自由是不够的，台湾还需要更高的理想之光、信念之光、道义之光的照耀、提升和导向。

洪秀柱重弹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老调，其败也宜。要和平统一两岸，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三民主义也不可能。未来两岸只能统一于中华文化。前不久的习马会，双方超越历史争议和各自的意识形态而瞩目中华文化，非常正确，只可惜浮光掠影，泛泛而谈，没能深入。

习马会令我振奋又不无遗憾，我的评判是：很不错，很不够，务实有余，务虚不足。双方都已高水平发挥，但都没超越总理角色。国际空间、导弹威胁、经济合作、两岸热线和合作等技术和事务层面的具体问题，应由总理和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其实，连总理都没必要管得太细。如诸葛丞相，生平误国误己三大误，事必躬亲就是其中之一。

至于总统，更应该只抓大事，并将重心放在思想文化上。对于政治来说，指导思想校正和主体文化建设，才是最大的实事，最实的大事。思想失道，制度非礼，导致总统变成总理，总理沦为事务官，这是现代政治一大弊端，缺乏向上一几。

总统相当于天子，与三公坐而论道才是正业，在政治上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从具体政务中超脱出来。周武王革命成功后，“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贤，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敦信明义，崇德报功”，然后就“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这就是儒家的无为而治。蒋介石先生当年躬亲各种具体政务军务，就有不务正业之嫌，亦致败之一因也。

中华文化主要有三家三本：儒家仁本，佛教佛本，道家道本。三家之中，又以仁本主义为核心、主统和代表。这才是两岸所应共同尊奉的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最值得两岸领导人深入细致地研究、探讨和交换意见。

汉唐宋元明清都曾以文明强大而冠冕天下，近悦远来，成为东方各国的政治文化宗主国。中华文明的辉煌，非虚语也。这种历史性的辉煌，根源于儒家文化超一流的优秀，儒家的优秀又建基于仁本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绝对性正确。仁旗高展，天下归往；义气冲霄，谁与争锋。

两岸同仁，同举仁本主义大旗，就是中国一统之日，必掀开中华文明新一轮；天下归仁，同归仁本主义大门，就是全球大同之时，将开启人类文明新纪元。

仁本主义提升台湾！

仁本主义救度中国！

仁本主义统一两岸！

仁本主义道援天下！

以上意见和建议，借此机会说给马英九先生及国民党高层，希望先生们有机会听到而不至于逆耳。论个人品格，有儒学垫底的马先生与一些西方优秀政治家相比也不逊色。本文有所批评，是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精神，以更高的文化、政治标准衡量之，供马先生和台湾政治、文化群体参考，希望他们道德上以仁为本，文化上以民为本，希望台湾政文各界涌现越来越多具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之觉悟的大人君子，更好地造福台湾，关怀大陆，建设新华，示范天下。

2015-11-16余东海于南宁

 责任编辑：姚远